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毛泽东
一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临到春节，除了厚厚的积雪、不时刮来的西北风，看不到节日前人们期待的热情和街市上的繁忙，感情、希望、现在、未来凝固在一起，如同一块冰疙瘩。
学校工宣队导演的对立两派大联合的节目刚演完，两派人众一反前几次假合真斗的把戏，就立即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指示，热热乎乎、急急忙忙打点行装，准备下农场了。数天之内，农八师革委会派来几十辆大卡车，分批次，一车车把那些风云一时、平日里斗得像乌眼鸡似的男女学生打发到了周边所属的农场。
表达了知青共同心愿
没有锣鼓，没有红花，更没有生死别离，很自然，就像往常支援“三秋”劳动一样，谁家也不觉着不合适。大学不办了，工厂不冒烟了，你还赖到学校、赖在石河子干什么，吃干饭？吃父母？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吧。我们班三十来人，大半是各农场来的，当时农场不办高中，石河子城里也就三所高中学校。剩下的不足两成，就算是本城人，往上翻两三辈，怕也是农民出身。
所以下农场下农村务农对绝大多数两派学生几乎构不成多大的心里压力。如果说能在学生情绪上引发一点点波动的话，大致也就是像我这类人，缺乏农场情结，原本就没想着工作，一门心思就是上学一直上下去，最后能当个工程师、干部、或者老师什么的就算完成了人生的归宿。类似我这种想法的同学也不算少数，特别是好几个在城里长大的私下交谈都感到有一种无奈的怅惘。
从上中学开始，我们每年都要参加附近农场的三秋劳动，拾过棉花，削过甜菜，收过玉米……下农场后都是集体活动，学生们吃、住在一起，干活也在一起，真正融入农场职工生活之中，基本上没有，况且那几年下农场连队也是季节性的，时间短、任务急，少则十天半月，多也超不过一个月，干完活就拍屁股走人，我们偶尔能和连队职工接触接触也就是校方和连队之间组织的联谊活动，或者请老贫农、老军垦做个忆苦报告之类。平时干活大家都早出晚归各自为战很难谋上一面，更谈不上什么交流了。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连队职工们比我们还辛苦，我们大清早整队出工时，人家已经在地里干起活来了，我们晚上集体在食堂门口吃饭时，才见三三两两的职工扛着工具回来……
晚上政治学习，谈起连队感受，大多数同学都被连队职工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把他们树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改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力量源泉……其它大家也说不出什么，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石河子城里的娃娃，个别学生可能在农场呆过，那也是儿童时期的事情，要回忆起农场的生活，也就是偷个瓜逮个鸟的乐趣，涉及到连队职工的真实生活所知也不多，如果要让我们描绘一幅老贫农、老军垦的真实形象留给我们最突出的感性认识，往远说就是杨白劳、吴清华那样的，往近说，超不出陈永贵、宋立英铁姑娘大寨人的群像。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其实对我们这一批男女学生仍然是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
这次学校两派学生在春节前一锅端，也是住校工宣队直言不讳的“阳谋”。
工宣队齐队长在两派联合的大会上同时宣布了两件事：第一件，两派联合后，自动撤消各自组织名称，所有“勤务员”（各组织头头）集中办学习班，学校一切权利归工宣队；第二件，坚决贯彻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积极、迅速的做好下农场准备，为向党的“九大”献厚礼，要求六九年春节必须和农场连队的贫下中农在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节日。
大家仔细一算，也只有十来天的准备时间。
会后有个别学生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准备时间太仓促了点，齐队长的回答很干脆，“不行，你们成天不是唱的好听吗，‘祖国让我守边卡呀，说走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这会儿还没让你们打敌人呢，下农场近近的，哪有那么多拖泥带水的事？再说了让你们这伙人多在石河子呆一天就难保不出事！”齐队长所说的出事就是两派联合后，又继续闹分裂、打派仗。
按以往的情况，两派学校组织联合起来，从来都是假的，明里“掐架”，暗里“使跘子”是常事，斗来斗去就很快又回到势不两立的对立状态，然后又等着党中央、毛主席再发号召，再演变一轮新的联合和分裂……就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一样，两派学生组织之间的立场分歧、观点分歧、乃至感情分歧就如同人身上的病灶一样，越演越烈，甚至伴生出其它并发症出来。
说来说去姜还是老的辣，防患于未然，兵贵神速还没容我们两派学生喘口气，酝酿出下一步斗争方略工宣队首先来个釜底抽薪，把两派头头隔离出去，然后快刀斩乱麻，在毛主席一系列“上山下乡”最高指示的大旗下，用极短的时间，解决了多年来困扰社会的一大难题。
这时代倒也公平，人不分高低贵贱，也不讲男女老幼，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一个不剩统统打下去，没见谁强调家里困难去纠缠不下农场的事，更没人敢伸头领衔去当这个“反潮流”的英雄。
八师文革，学校工宣队，深谋远虑，但是这次把两派学生的“派性”估计高了，把问题估计复杂了。
这些天两派学生各自盘踞的大楼内，没有什么人去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事，几乎所有的学生成堆论伙地沉浸在农场连队生活的咨询或交流的氛围中。
其实谁心里都明白，“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内地一些城市的知识青年去年就陆陆续续打发到“广阔天地”去了。
新疆派性打得厉害，特别是我们这座首开“全国武斗第一枪”的石河子城更是一团乱麻，原承想有可能多呆几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我们了。
学校初中的那帮“小毛孩子”，都是家在石河子城的，一听春节前下农场，就很少见他们回学校“闹革命”了。倒是高中学生，因为大半都是从农场考上来的，分配原则也是哪来哪去，他们也并不急着回家准备什么，最焦虑的是我们这些常年在城里生活的人，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向农场来的同学打探连队生活的一切，父母们也没闲着，也是一遍又一遍给我们不断提示着注意的问题。有些问题也是着三不着两的絮叨话，比如你们要注意别喝生水呀，注意卫生呀，别吃凉东西呀，他们没在农场呆过，就连队的条件能由得了我们吗？
农场来的同学就坦然多了，他们盘算最多的是工资待遇，一开始有消息说，高中生定农工二级，工资44。12元，初中生农工一级，38。92元，前几年刚参加工作的人都这个价码。大家喜滋滋地设想着工资拿到手后自食其力的好日子，活这么大，谁手里攥过这么一大笔钱？而且还能由着自己支配呢！
当时学校食堂改善伙食，每周有一次“扣肉”，也就是放在小碗里的粉蒸肉三角一份。同学们最喜欢把工资折合成“扣肉”一碗碗算下来，就油然生出喜悦之情，真恨不得快快下农场，把一份份的“扣肉”扣在自己的碗里。
记得是临下农场的前一个星期，由“八师文革”组织召开了又一次宣传动员大会，八师领导郑重宣布，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经济主义回潮，为加快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的步伐，尽快和贫下中农在思想感情、生活待遇上打成一片，这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取消工资，只发生活补贴每月二十元，并且每个人都必须做好扎根农场一辈子的思想准备……
会场上，当即有不少学生抢着上台发言表态，个个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并且有学生当众宣誓：“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军垦老前辈”，仿佛只要我们这帮学生一下去，农场面貌就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就会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说出这些壮怀激烈话，大部分都是初中那一帮学生。动员会结束了，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处在情绪亢奋之中。
我周围的那些个高中同学，其中高三有一帮“老家伙”尤甚，听完师领导的动员讲话，几乎失落的能咬出血来。
将心比心，原先和初中小娃娃一样的“政治冲动”我们也曾有过，经过岁月磨蚀现在早已经淡薄了，这次宣誓动员大会，把大家憧憬中的“扣肉”梦想扣了个无影无踪，对我们这一拨人刺激特别大。说起来特殊条件下，它也算不得什么大事，所不同的以前大多是一些“公事”，路线呀、立场呀、观点呀，大多都与国家前途和利益有关，这次它切切实实地触及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而且是本属于个人的利益。
无奈一盆凉水泼下来，熄灭了热情，也熄灭了原本不大的希望。
这几天外面天寒地冻，学校楼内的“热度”也刹时从头凉到底。
在年龄稍大点的同学之间，再也不见因“扣肉”引起的热烈讨论，更没有将来长期在农场“扎根”后的种种设想，弥漫在同学中的是无言、冷漠和对什么都不顺眼的牢骚。
这种隐约中流露出的“上当受骗”的感觉就像一块发面酵头，把几年来埋藏很深的积怨、愤懑引发了，膨胀了。
学校里这些日子是最乱的时期，工宣队也装不知道，公家凡是能拿走的物件，小到窗帘、板凳之类，大到食堂里的盆盆罐罐都不翼而飞，受害最大的是学校图书馆和资料室，原来都是封条、铁条封死了的，这两天被洗劫的一片狼藉，我也偷着进去过一次，那些个封资修的名篇大著翻死也找不到一本，我更纳闷资料室原本封尘多年无人问津的数理化教科书也竟然有人看上眼了，难道这年头还有人做上大学的美梦？
高三学生老辛前些日子不知从何处捣腾来一首歌曲，整天哼哼唧唧的，一开始谁也不以为然，反正老辛天生好嗓子，爱唱歌，后来仔细听听别有味道，曲调轻缓如诉，歌词稍嫌灰色，落在当下的气氛中，倒也能表达我们目前流露出的一种情绪。我让老辛一句一句唱，我把它记了下来：
我也有妻室儿女
父母家庭，
我也曾几经沧桑
几经飘零。
将心比心也悲痛，
能不为你凄凉身世
报同情，又道是
好花能有几日红？
难道你不珍惜自己
锦绣前程？
难道你空把
青春来葬送？
又有谁知道你思念你，
把你铭刻在心中！
岁月如流，
浮生若梦，
人世间能有几番
明月清风。
莫将这人间安乐
轻抛却，
为一念之差
遗恨无穷
……
就这首没人能说明白出处的歌曲，竟在同学中流传了很长时间一直带到了农场连队。
学生下农场分配方案很快下来了，除来自农场的，基本原则各回各团。其它家居石河子的学生，都按父母单位统一划团分配。
团里再分名堂就来了，我们“这一派”在农场没市场，自不待见，还有一条师里文件也说得明白，分配工作也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农场也有好工作，比如值班连，机耕队，副业连，园林队，加工厂都在团场附近，条件好，有技术含量，交通方便（回家方便）。这些地方，我听农场的同学说过，出身不好别想进去。
“阶级成份”——要想有个比较好的前程，这个“坎儿”你是万万绕不过去的！
分配前，我和姐姐密谋过一次，我俩都很苦闷，姐姐更甚于我。
我苦闷是以后下农场前途未卜；姐姐的忧愁就在现在，我姐姐是石河子一家文化单位的革委会成员，当时能上去，全仗着“城市贫民”的成份，没这个成份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家那个“城市贫民”实话说不太牢靠，砸实成份问题，我姐姐最需要。我和下面几个弟妹，也将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早晚也都需要。我俩找父母一合计，父母也同意。好在我还没分下去，一商量就让我回原籍兰州，找原派出所或父亲工作单位弄来几张证明材料，实在不行找到一些相关文件也行。
事不能拖，我给学校工宣队打了一张假条，胡乱编了一个理由，不等答复，就匆匆走人了。
到兰州去弄清家庭成份，我自知势单力薄，全凭腿勤嘴勤了。刚开始在兰州亲戚们的鼓励下我还斗志昂扬地东闯西撞，后来着实碰了几个“大钉子”后，就活像一条小鱼在嘈杂喧闹的城市里游荡着，一天天地耗损着我的信心和勇气。
你想想全国一片混战局面，兰州更甚，没有人会理会这些历史遗留的个人问题，大人物们的事尚且理不清楚，芸芸众生们的事更何从谈起？
按理说，文革这几年打打斗斗，水深火热，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目的也应该达到了，中央的核心人物也就纯纯地剩了那么几家子，毛主席一家子，林副统帅一家子，还有周总理一家子。从各方面的中央精神、报刊社论看，我们这几年取得的胜利，是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全国山河一片红”英特纳雄耐尔就在眼前离我们中国人也越来越近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革命的根据地和大后方……
有时候我们在和一些当红的老干部，工宣队的老师傅们交谈中也提出一些疑问，“我们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继续上学了？特别是初中都未毕业的小娃娃们？”
“我们现在的主要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到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还会凭票，会不会数量能增加一些，比如，一个月二两油，能不能增加到五两？”
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也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小时候大人们对我们提出问题，或者所作所为不好回答或者不满意时，常说一句话，你们现在不懂，给你们说也说不明白，等以后走上社会，你们自然会明白的。
所谓走上社会，就是参加工作，参加工作了，能让人明白，就能产生增智魅力，这是父辈们和社会留给我们的悬念。
在兰州一段时间，也正赶上第二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偌大的兰州满街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满耳充斥着高音喇叭读文件，唱语录歌或者播放样板戏的声音。人们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大凡商店能吃能穿能用的货物几乎抢购一空，连卫生纸也见人大捆小包地往家扛。
那一天，我路过长途汽车站看到了一场生死离别令人心酸的景象，大包小包、大人小人挤作一团，汽车嘟嘟响了半天，都要开了，车内车外的人还死不撒手，你哭我叫，像送葬似的……
我真不屑一顾：“至于吗？不就是个上山下乡吗？我们新疆怎么没有这种场面？”我暗自感到我们新疆人、兵团人的自豪和高大，但也受此情此景的感染，想想自己的前途免不了幽幽之中透出凄凉和无望。说也巧，就在车站我碰见了在兰州上小学时的同学郭剑，正风尘仆仆从站内往外走，老同学见面分外惊喜，文革期间红卫兵“大串联”，我们新疆来兰州曾约上他一块串联去过上海，离开也就三、四年时间。
原来白白净净的小书生，黑了，满脸沧桑感，两个脸蛋透着“红二团”的痕迹，裹着一身黄棉大衣，一看准是从乡下上来。
郭剑是从去年年底兰州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去的地方是甘肃有名的革命根据地，在兰州以东的某个山区县。他下去后不久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一信，就断了音讯，不过也就隔了两个来月时间。
今日见面，我有点纳闷，人家都被赶着往乡下走了，他怎么就回来了呢？
老同学看出了我的疑惑，笑嘻嘻地告诉我，是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催着让我们回家过年的。我忙说，你小子摊上好主人了！
“算了吧，没那回事，你把他们想得太好了，春节前国家要发一些灾区救济粮、款，可能还有肉、油之类的物品，我们在了不就多占一份吗？我们一走，他们就可以装糊涂把我们冒了”。
原来如此！我喘了口气。
“好在我们知青也渴望着回家，就那丁点儿救济，我们也没放在眼里，所以就回来了，也有一些不回来的知青，大致是父母在‘牛棚’关着的，回来家没了，人也见不着；还有就是父母困难给不了来回路费钱的。”
郭剑刚下车，我想他一路颠簸一定没顾上吃饭，就约他到附近的食品摊子上吃“酿皮子”。都是老同学了，也没什么客气，一坐下，一人一份外加一大块锅盔（大饼），他大口大口吞着，连细嚼的过程都省了，我看一盘不够又加了一盘，严寒的天气冰凉的酿皮子，油亮的红辣汁硬把他吃出一头大汗来，才抬起头来回答我的问话。
“苦，真苦，你想象不出的苦。我们生产队的老乡，几十年基本是在吃不饱的岁月里渡过的。”
“我们知青下乡，国家有政策，允许带一年的定量下去，不和农民争食，其实你去了就知道，根本无存粮可分！一年以后我们也要自食其力。油、菜、肉就别提了，碰上了有一点，碰不上就算没有。我这次回来，同学们都约定好了，每人必须从家里带一瓶油回来，我们知青点是自己做饭自己吃，这两个月，可能把三个月的定量都吃掉了，连周围的老乡都看着眼馋，他们说，那达见过这些碎娃子们这么瞎碴（使劲）糟蹋粮食的！”
郭剑说，当地水是大问题。县志里有记载，自秦汉后，就十年九旱，到处都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鲜见树、草，春夏有雨水就能收上一点，老乡说五年有两年有收成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这里人畜用水全凭自家的水窖，天热蓄点雨水，天冷了，蓄点融化的雪水，要遇上一冬无雪，大家只能赶上毛驴到十多里外的山里掏点泉水。这泉水流量很小，半天等不上一桶，一般没人愿意去，我说了你可能不信，我下乡两个月只洗过有数的几次脸。”
我仔细端详了一番，果不其然，这位老同学脸上耳根之后全是黑亮亮的泥垢。
“当地老乡自己也承认，哦们这搭的人，一辈子洗过三次澡，生下来一次，结婚算一次，等死了葬人前还有一次。”
“那你们跑到那儿去干什么，农民欢迎吗？”
“欢迎个鬼！”郭剑用手把油嘴一抹，顺手就擦在棉大衣上忿忿地说。
“其实我们那个队就不缺劳动力，往年冬天老乡就不干活了，现在学大寨，修大寨田，天天就把人赶到山上，削山打堰，农民们都说干了白干，一场大雨就冲垮球子了，没有雨水种上的庄稼就干球子了”
“反正怎么干都去球子了，还不如躺在山坡上晒太阳抓虱子呢，还能省下吃食。”
说到这儿，我倒记起来，文革初期红卫兵串联坐火车，路过甘肃陇东定西一带，经常可以看到农民们躺在铁道边的山坡上悠闲地晒太阳的景色。
“说到底，农民不欢迎我们去，是怕我们分他们的口粮，我们去的人再多也丝毫改变不了大自然，更别说提高什么产量了。”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你们就不怎么重要了？”
“也不能这么说，”老同学有点故弄深沉了。
郭剑，个头小，年龄小，上学时我们都把他当小孩耍，串联时都高中生了，也是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转的主儿，士别三日真当刮目相看。
“问题是站在什么角度看，要我说，文化革命打打杀杀这些年的收获，还真不如我下乡三个月的收获大哩！”
“你很快就上山下乡了，到时候你自己会弄明白的，用不着别人教，我现在给你说也说不清楚，不信你换个地方，换个环境，换个角色验证一下，同样一个问题，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宋朝诗人陆游说得好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又闲聊了一阵，郭剑要急着回家洗澡见父母，我们就分手了。
混到二月底，家里一封电报让我速回，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那个年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担心正常的生老病死，就担心那个政治生命。我更怕出事，特别是老爹出事。
世间的事就怪，越怕啥偏就来啥。果然老爹被关进“学习班”了。这年头，三岁的小孩都知道，学习班不是人呆的地方，大凡能进学习班的人，不是有现行就是有历史问题。我爹早年在迪化市上过新疆学院，上学时参加过一个叫“反帝会”的政治组织。
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过。我印象中，我妈从不给孩子们说以前的事，我们能知道的老妈一星半点旧社会的生活情况，全是老爹在炫耀小时候过“朱门酒肉”日子时，拿我妈卖菜家境做陪衬时说出来的。我老爹爱在吃饭时，特别是吃不饱或者吃得太差时自言自语地畅说家史和他的光荣历史，最乐道的是小时候家里有钱，和“老毛子”做外贸生意，家里钱若流水，吃的穿的你都想象不出来的奢华，光“老妈子”就有好几个。家里用的全是“老毛子”的产品，这个我倒有点信。在兰州时，家里的锅盆碗灶着实有几样是新疆带去的东西，就觉得大、笨、结实。有时候老爹还时不时冒出几句俄语来，我妈碰巧了也敲打一下眉飞色舞的老爹：“你少在娃娃面前显摆，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年代，小心让别人抓把子！”大凡这种局面老爹就刹车了，喃喃地说：“那不就是四二年以前的事嘛。以后他爷爷一死，咱家就成了穷光蛋了吗？”不过，我们兄妹特别爱听，尤其是说到吃的，那大块大块的肥羊肉、大白馍、米泉的大米饭；吃不完，还竟然有剩的，那是多美的日子啊！
常挂在嘴边的还有新疆学院上学，参加“反帝会”的历史。我爹说，“反帝会”是共产党员毛泽民、林基路领导的革命组织，当时如何进步，如何学习马列主义。让我感觉到新疆军阀盛世才办的新疆学院俨然是另一所“抗大”，又一块革命根据地。当然当时我真为老爹而自豪；我爹比我们还自豪，像是一个革命老前辈似的。在五六十年代，有个老革命的爹，那是多光彩的事呀。我断定老爹也没细想过，那个“反帝会”是不是正宗的共产党组织？上过正规文件没有？坏就坏在没摸准，到处说，结果祸从口出，人家共产党一翻脸就把老爹送进了“学习班”。
“学习班”进去就难出来，没完没了地揭发自己，也揭发别人，说多了，出不来，说少了也出不来。我爹是个懦弱的人，我们真害怕人家一吓唬，我爹胡说。全家老少都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
度日如年。如果老爹真打成“历史反革命”，那就不是他一个人的悲惨命运，那真要祸及全家，这样的实例在我们周围就能找出一大堆来。
历次政治运动，政策都明确规定，坏人是极少数，也就是百分之五左右。解放以后一拨一拨的政治运动都过来了，每次整出百分之五累积下来也不是个小数目，看看我们周围会有多少人是坏人和敌人哪，想想我爹的命运真让人担忧！
一个多月过去了，三月阳春，全家谁也感觉不出春的温暖，好在隔壁邻居陈家出身好，是个转业军人，托他们打听我爹的情况。他当成事问过，回来告诉我们：“你爹的事还没定案，他一口咬定是毛泽民、林基路领导了‘反帝会’。革委会吃不准，怕弄错了，把毛主席的弟弟打成反革命组织头头，不好交待，就说过一段时间到乌鲁木齐调查清楚了再说。还说，要不是有毛泽民，就凭林基路早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反正人绝不能放。”又说：“抓错了是认识问题，放错了是路线问题。”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我爹还带话回来，这一段时间除了干活累一些，天天有头头训话，其它没啥，让我们放心。还一再叮嘱，让我下农场去，不要呆在家里，留下没用，弄不好再扣个破坏“上山下乡”罪名更加坏事。
大约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我打点了行装准备去莫索湾农场报到。临走，我妈嘱咐我，要好好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安心。说到我爹，我妈一贯的观点就是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日久天长，自然水落石出。
我妈的这些话，我听多了，原来不涉及自己家，我都相信，现在冷静地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想想我们造反时干的事情，我不敢相信了。
那一阶段，时有逼供死人的事发生。据说毛主席有句指示：“老子死了，儿子难改造。”
记得六六年文革初期，揭发陈老总（陈毅元帅）的大字报上他有一段黑话：“反右的时候搞过四十万人。世世代代结冤仇，这有什么好处？文化革命这么搞，八十万人也挡不住，不得了啊，不得了！”
细想想“老子挨整，儿子就好改造了吗？”
我真纳闷，心里压着沉甸甸的大石头，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和疑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个破烂、窄小的家，离开了石河子这座似城非城的地方。
咫尺天涯，不远的去处就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毛泽东
一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临到春节，除了厚厚的积雪、不时刮来的西北风，看不到节日前人们期待的热情和街市上的繁忙，感情、希望、现在、未来凝固在一起，如同一块冰疙瘩。
学校工宣队导演的对立两派大联合的节目刚演完，两派人众一反前几次假合真斗的把戏，就立即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指示，热热乎乎、急急忙忙打点行装，准备下农场了。数天之内，农八师革委会派来几十辆大卡车，分批次，一车车把那些风云一时、平日里斗得像乌眼鸡似的男女学生打发到了周边所属的农场。
表达了知青共同心愿
没有锣鼓，没有红花，更没有生死别离，很自然，就像往常支援“三秋”劳动一样，谁家也不觉着不合适。大学不办了，工厂不冒烟了，你还赖到学校、赖在石河子干什么，吃干饭？吃父母？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吧。我们班三十来人，大半是各农场来的，当时农场不办高中，石河子城里也就三所高中学校。剩下的不足两成，就算是本城人，往上翻两三辈，怕也是农民出身。
所以下农场下农村务农对绝大多数两派学生几乎构不成多大的心里压力。如果说能在学生情绪上引发一点点波动的话，大致也就是像我这类人，缺乏农场情结，原本就没想着工作，一门心思就是上学一直上下去，最后能当个工程师、干部、或者老师什么的就算完成了人生的归宿。类似我这种想法的同学也不算少数，特别是好几个在城里长大的私下交谈都感到有一种无奈的怅惘。
从上中学开始，我们每年都要参加附近农场的三秋劳动，拾过棉花，削过甜菜，收过玉米……下农场后都是集体活动，学生们吃、住在一起，干活也在一起，真正融入农场职工生活之中，基本上没有，况且那几年下农场连队也是季节性的，时间短、任务急，少则十天半月，多也超不过一个月，干完活就拍屁股走人，我们偶尔能和连队职工接触接触也就是校方和连队之间组织的联谊活动，或者请老贫农、老军垦做个忆苦报告之类。平时干活大家都早出晚归各自为战很难谋上一面，更谈不上什么交流了。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连队职工们比我们还辛苦，我们大清早整队出工时，人家已经在地里干起活来了，我们晚上集体在食堂门口吃饭时，才见三三两两的职工扛着工具回来……
晚上政治学习，谈起连队感受，大多数同学都被连队职工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把他们树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改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力量源泉……其它大家也说不出什么，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石河子城里的娃娃，个别学生可能在农场呆过，那也是儿童时期的事情，要回忆起农场的生活，也就是偷个瓜逮个鸟的乐趣，涉及到连队职工的真实生活所知也不多，如果要让我们描绘一幅老贫农、老军垦的真实形象留给我们最突出的感性认识，往远说就是杨白劳、吴清华那样的，往近说，超不出陈永贵、宋立英铁姑娘大寨人的群像。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其实对我们这一批男女学生仍然是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
这次学校两派学生在春节前一锅端，也是住校工宣队直言不讳的“阳谋”。
工宣队齐队长在两派联合的大会上同时宣布了两件事：第一件，两派联合后，自动撤消各自组织名称，所有“勤务员”（各组织头头）集中办学习班，学校一切权利归工宣队；第二件，坚决贯彻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积极、迅速的做好下农场准备，为向党的“九大”献厚礼，要求六九年春节必须和农场连队的贫下中农在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节日。
大家仔细一算，也只有十来天的准备时间。
会后有个别学生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准备时间太仓促了点，齐队长的回答很干脆，“不行，你们成天不是唱的好听吗，‘祖国让我守边卡呀，说走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这会儿还没让你们打敌人呢，下农场近近的，哪有那么多拖泥带水的事？再说了让你们这伙人多在石河子呆一天就难保不出事！”齐队长所说的出事就是两派联合后，又继续闹分裂、打派仗。
按以往的情况，两派学校组织联合起来，从来都是假的，明里“掐架”，暗里“使跘子”是常事，斗来斗去就很快又回到势不两立的对立状态，然后又等着党中央、毛主席再发号召，再演变一轮新的联合和分裂……就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一样，两派学生组织之间的立场分歧、观点分歧、乃至感情分歧就如同人身上的病灶一样，越演越烈，甚至伴生出其它并发症出来。
说来说去姜还是老的辣，防患于未然，兵贵神速还没容我们两派学生喘口气，酝酿出下一步斗争方略工宣队首先来个釜底抽薪，把两派头头隔离出去，然后快刀斩乱麻，在毛主席一系列“上山下乡”最高指示的大旗下，用极短的时间，解决了多年来困扰社会的一大难题。
这时代倒也公平，人不分高低贵贱，也不讲男女老幼，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一个不剩统统打下去，没见谁强调家里困难去纠缠不下农场的事，更没人敢伸头领衔去当这个“反潮流”的英雄。
八师文革，学校工宣队，深谋远虑，但是这次把两派学生的“派性”估计高了，把问题估计复杂了。
这些天两派学生各自盘踞的大楼内，没有什么人去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事，几乎所有的学生成堆论伙地沉浸在农场连队生活的咨询或交流的氛围中。
其实谁心里都明白，“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内地一些城市的知识青年去年就陆陆续续打发到“广阔天地”去了。
新疆派性打得厉害，特别是我们这座首开“全国武斗第一枪”的石河子城更是一团乱麻，原承想有可能多呆几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我们了。
学校初中的那帮“小毛孩子”，都是家在石河子城的，一听春节前下农场，就很少见他们回学校“闹革命”了。倒是高中学生，因为大半都是从农场考上来的，分配原则也是哪来哪去，他们也并不急着回家准备什么，最焦虑的是我们这些常年在城里生活的人，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向农场来的同学打探连队生活的一切，父母们也没闲着，也是一遍又一遍给我们不断提示着注意的问题。有些问题也是着三不着两的絮叨话，比如你们要注意别喝生水呀，注意卫生呀，别吃凉东西呀，他们没在农场呆过，就连队的条件能由得了我们吗？
农场来的同学就坦然多了，他们盘算最多的是工资待遇，一开始有消息说，高中生定农工二级，工资44。12元，初中生农工一级，38。92元，前几年刚参加工作的人都这个价码。大家喜滋滋地设想着工资拿到手后自食其力的好日子，活这么大，谁手里攥过这么一大笔钱？而且还能由着自己支配呢！
当时学校食堂改善伙食，每周有一次“扣肉”，也就是放在小碗里的粉蒸肉三角一份。同学们最喜欢把工资折合成“扣肉”一碗碗算下来，就油然生出喜悦之情，真恨不得快快下农场，把一份份的“扣肉”扣在自己的碗里。
记得是临下农场的前一个星期，由“八师文革”组织召开了又一次宣传动员大会，八师领导郑重宣布，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经济主义回潮，为加快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的步伐，尽快和贫下中农在思想感情、生活待遇上打成一片，这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取消工资，只发生活补贴每月二十元，并且每个人都必须做好扎根农场一辈子的思想准备……
会场上，当即有不少学生抢着上台发言表态，个个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并且有学生当众宣誓：“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军垦老前辈”，仿佛只要我们这帮学生一下去，农场面貌就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就会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说出这些壮怀激烈话，大部分都是初中那一帮学生。动员会结束了，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处在情绪亢奋之中。
我周围的那些个高中同学，其中高三有一帮“老家伙”尤甚，听完师领导的动员讲话，几乎失落的能咬出血来。
将心比心，原先和初中小娃娃一样的“政治冲动”我们也曾有过，经过岁月磨蚀现在早已经淡薄了，这次宣誓动员大会，把大家憧憬中的“扣肉”梦想扣了个无影无踪，对我们这一拨人刺激特别大。说起来特殊条件下，它也算不得什么大事，所不同的以前大多是一些“公事”，路线呀、立场呀、观点呀，大多都与国家前途和利益有关，这次它切切实实地触及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而且是本属于个人的利益。
无奈一盆凉水泼下来，熄灭了热情，也熄灭了原本不大的希望。
这几天外面天寒地冻，学校楼内的“热度”也刹时从头凉到底。
在年龄稍大点的同学之间，再也不见因“扣肉”引起的热烈讨论，更没有将来长期在农场“扎根”后的种种设想，弥漫在同学中的是无言、冷漠和对什么都不顺眼的牢骚。
这种隐约中流露出的“上当受骗”的感觉就像一块发面酵头，把几年来埋藏很深的积怨、愤懑引发了，膨胀了。
学校里这些日子是最乱的时期，工宣队也装不知道，公家凡是能拿走的物件，小到窗帘、板凳之类，大到食堂里的盆盆罐罐都不翼而飞，受害最大的是学校图书馆和资料室，原来都是封条、铁条封死了的，这两天被洗劫的一片狼藉，我也偷着进去过一次，那些个封资修的名篇大著翻死也找不到一本，我更纳闷资料室原本封尘多年无人问津的数理化教科书也竟然有人看上眼了，难道这年头还有人做上大学的美梦？
高三学生老辛前些日子不知从何处捣腾来一首歌曲，整天哼哼唧唧的，一开始谁也不以为然，反正老辛天生好嗓子，爱唱歌，后来仔细听听别有味道，曲调轻缓如诉，歌词稍嫌灰色，落在当下的气氛中，倒也能表达我们目前流露出的一种情绪。我让老辛一句一句唱，我把它记了下来：
我也有妻室儿女
父母家庭，
我也曾几经沧桑
几经飘零。
将心比心也悲痛，
能不为你凄凉身世
报同情，又道是
好花能有几日红？
难道你不珍惜自己
锦绣前程？
难道你空把
青春来葬送？
又有谁知道你思念你，
把你铭刻在心中！
岁月如流，
浮生若梦，
人世间能有几番
明月清风。
莫将这人间安乐
轻抛却，
为一念之差
遗恨无穷
……
就这首没人能说明白出处的歌曲，竟在同学中流传了很长时间一直带到了农场连队。
学生下农场分配方案很快下来了，除来自农场的，基本原则各回各团。其它家居石河子的学生，都按父母单位统一划团分配。
团里再分名堂就来了，我们“这一派”在农场没市场，自不待见，还有一条师里文件也说得明白，分配工作也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农场也有好工作，比如值班连，机耕队，副业连，园林队，加工厂都在团场附近，条件好，有技术含量，交通方便（回家方便）。这些地方，我听农场的同学说过，出身不好别想进去。
“阶级成份”——要想有个比较好的前程，这个“坎儿”你是万万绕不过去的！
分配前，我和姐姐密谋过一次，我俩都很苦闷，姐姐更甚于我。
我苦闷是以后下农场前途未卜；姐姐的忧愁就在现在，我姐姐是石河子一家文化单位的革委会成员，当时能上去，全仗着“城市贫民”的成份，没这个成份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家那个“城市贫民”实话说不太牢靠，砸实成份问题，我姐姐最需要。我和下面几个弟妹，也将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早晚也都需要。我俩找父母一合计，父母也同意。好在我还没分下去，一商量就让我回原籍兰州，找原派出所或父亲工作单位弄来几张证明材料，实在不行找到一些相关文件也行。
事不能拖，我给学校工宣队打了一张假条，胡乱编了一个理由，不等答复，就匆匆走人了。
到兰州去弄清家庭成份，我自知势单力薄，全凭腿勤嘴勤了。刚开始在兰州亲戚们的鼓励下我还斗志昂扬地东闯西撞，后来着实碰了几个“大钉子”后，就活像一条小鱼在嘈杂喧闹的城市里游荡着，一天天地耗损着我的信心和勇气。
你想想全国一片混战局面，兰州更甚，没有人会理会这些历史遗留的个人问题，大人物们的事尚且理不清楚，芸芸众生们的事更何从谈起？
按理说，文革这几年打打斗斗，水深火热，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目的也应该达到了，中央的核心人物也就纯纯地剩了那么几家子，毛主席一家子，林副统帅一家子，还有周总理一家子。从各方面的中央精神、报刊社论看，我们这几年取得的胜利，是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全国山河一片红”英特纳雄耐尔就在眼前离我们中国人也越来越近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革命的根据地和大后方……
有时候我们在和一些当红的老干部，工宣队的老师傅们交谈中也提出一些疑问，“我们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继续上学了？特别是初中都未毕业的小娃娃们？”
“我们现在的主要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到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还会凭票，会不会数量能增加一些，比如，一个月二两油，能不能增加到五两？”
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也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小时候大人们对我们提出问题，或者所作所为不好回答或者不满意时，常说一句话，你们现在不懂，给你们说也说不明白，等以后走上社会，你们自然会明白的。
所谓走上社会，就是参加工作，参加工作了，能让人明白，就能产生增智魅力，这是父辈们和社会留给我们的悬念。
在兰州一段时间，也正赶上第二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偌大的兰州满街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满耳充斥着高音喇叭读文件，唱语录歌或者播放样板戏的声音。人们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大凡商店能吃能穿能用的货物几乎抢购一空，连卫生纸也见人大捆小包地往家扛。
那一天，我路过长途汽车站看到了一场生死离别令人心酸的景象，大包小包、大人小人挤作一团，汽车嘟嘟响了半天，都要开了，车内车外的人还死不撒手，你哭我叫，像送葬似的……
我真不屑一顾：“至于吗？不就是个上山下乡吗？我们新疆怎么没有这种场面？”我暗自感到我们新疆人、兵团人的自豪和高大，但也受此情此景的感染，想想自己的前途免不了幽幽之中透出凄凉和无望。说也巧，就在车站我碰见了在兰州上小学时的同学郭剑，正风尘仆仆从站内往外走，老同学见面分外惊喜，文革期间红卫兵“大串联”，我们新疆来兰州曾约上他一块串联去过上海，离开也就三、四年时间。
原来白白净净的小书生，黑了，满脸沧桑感，两个脸蛋透着“红二团”的痕迹，裹着一身黄棉大衣，一看准是从乡下上来。
郭剑是从去年年底兰州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去的地方是甘肃有名的革命根据地，在兰州以东的某个山区县。他下去后不久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一信，就断了音讯，不过也就隔了两个来月时间。
今日见面，我有点纳闷，人家都被赶着往乡下走了，他怎么就回来了呢？
老同学看出了我的疑惑，笑嘻嘻地告诉我，是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催着让我们回家过年的。我忙说，你小子摊上好主人了！
“算了吧，没那回事，你把他们想得太好了，春节前国家要发一些灾区救济粮、款，可能还有肉、油之类的物品，我们在了不就多占一份吗？我们一走，他们就可以装糊涂把我们冒了”。
原来如此！我喘了口气。
“好在我们知青也渴望着回家，就那丁点儿救济，我们也没放在眼里，所以就回来了，也有一些不回来的知青，大致是父母在‘牛棚’关着的，回来家没了，人也见不着；还有就是父母困难给不了来回路费钱的。”
郭剑刚下车，我想他一路颠簸一定没顾上吃饭，就约他到附近的食品摊子上吃“酿皮子”。都是老同学了，也没什么客气，一坐下，一人一份外加一大块锅盔（大饼），他大口大口吞着，连细嚼的过程都省了，我看一盘不够又加了一盘，严寒的天气冰凉的酿皮子，油亮的红辣汁硬把他吃出一头大汗来，才抬起头来回答我的问话。
“苦，真苦，你想象不出的苦。我们生产队的老乡，几十年基本是在吃不饱的岁月里渡过的。”
“我们知青下乡，国家有政策，允许带一年的定量下去，不和农民争食，其实你去了就知道，根本无存粮可分！一年以后我们也要自食其力。油、菜、肉就别提了，碰上了有一点，碰不上就算没有。我这次回来，同学们都约定好了，每人必须从家里带一瓶油回来，我们知青点是自己做饭自己吃，这两个月，可能把三个月的定量都吃掉了，连周围的老乡都看着眼馋，他们说，那达见过这些碎娃子们这么瞎碴（使劲）糟蹋粮食的！”
郭剑说，当地水是大问题。县志里有记载，自秦汉后，就十年九旱，到处都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鲜见树、草，春夏有雨水就能收上一点，老乡说五年有两年有收成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这里人畜用水全凭自家的水窖，天热蓄点雨水，天冷了，蓄点融化的雪水，要遇上一冬无雪，大家只能赶上毛驴到十多里外的山里掏点泉水。这泉水流量很小，半天等不上一桶，一般没人愿意去，我说了你可能不信，我下乡两个月只洗过有数的几次脸。”
我仔细端详了一番，果不其然，这位老同学脸上耳根之后全是黑亮亮的泥垢。
“当地老乡自己也承认，哦们这搭的人，一辈子洗过三次澡，生下来一次，结婚算一次，等死了葬人前还有一次。”
“那你们跑到那儿去干什么，农民欢迎吗？”
“欢迎个鬼！”郭剑用手把油嘴一抹，顺手就擦在棉大衣上忿忿地说。
“其实我们那个队就不缺劳动力，往年冬天老乡就不干活了，现在学大寨，修大寨田，天天就把人赶到山上，削山打堰，农民们都说干了白干，一场大雨就冲垮球子了，没有雨水种上的庄稼就干球子了”
“反正怎么干都去球子了，还不如躺在山坡上晒太阳抓虱子呢，还能省下吃食。”
说到这儿，我倒记起来，文革初期红卫兵串联坐火车，路过甘肃陇东定西一带，经常可以看到农民们躺在铁道边的山坡上悠闲地晒太阳的景色。
“说到底，农民不欢迎我们去，是怕我们分他们的口粮，我们去的人再多也丝毫改变不了大自然，更别说提高什么产量了。”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你们就不怎么重要了？”
“也不能这么说，”老同学有点故弄深沉了。
郭剑，个头小，年龄小，上学时我们都把他当小孩耍，串联时都高中生了，也是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转的主儿，士别三日真当刮目相看。
“问题是站在什么角度看，要我说，文化革命打打杀杀这些年的收获，还真不如我下乡三个月的收获大哩！”
“你很快就上山下乡了，到时候你自己会弄明白的，用不着别人教，我现在给你说也说不清楚，不信你换个地方，换个环境，换个角色验证一下，同样一个问题，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宋朝诗人陆游说得好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又闲聊了一阵，郭剑要急着回家洗澡见父母，我们就分手了。
混到二月底，家里一封电报让我速回，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那个年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担心正常的生老病死，就担心那个政治生命。我更怕出事，特别是老爹出事。
世间的事就怪，越怕啥偏就来啥。果然老爹被关进“学习班”了。这年头，三岁的小孩都知道，学习班不是人呆的地方，大凡能进学习班的人，不是有现行就是有历史问题。我爹早年在迪化市上过新疆学院，上学时参加过一个叫“反帝会”的政治组织。
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过。我印象中，我妈从不给孩子们说以前的事，我们能知道的老妈一星半点旧社会的生活情况，全是老爹在炫耀小时候过“朱门酒肉”日子时，拿我妈卖菜家境做陪衬时说出来的。我老爹爱在吃饭时，特别是吃不饱或者吃得太差时自言自语地畅说家史和他的光荣历史，最乐道的是小时候家里有钱，和“老毛子”做外贸生意，家里钱若流水，吃的穿的你都想象不出来的奢华，光“老妈子”就有好几个。家里用的全是“老毛子”的产品，这个我倒有点信。在兰州时，家里的锅盆碗灶着实有几样是新疆带去的东西，就觉得大、笨、结实。有时候老爹还时不时冒出几句俄语来，我妈碰巧了也敲打一下眉飞色舞的老爹：“你少在娃娃面前显摆，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年代，小心让别人抓把子！”大凡这种局面老爹就刹车了，喃喃地说：“那不就是四二年以前的事嘛。以后他爷爷一死，咱家就成了穷光蛋了吗？”不过，我们兄妹特别爱听，尤其是说到吃的，那大块大块的肥羊肉、大白馍、米泉的大米饭；吃不完，还竟然有剩的，那是多美的日子啊！
常挂在嘴边的还有新疆学院上学，参加“反帝会”的历史。我爹说，“反帝会”是共产党员毛泽民、林基路领导的革命组织，当时如何进步，如何学习马列主义。让我感觉到新疆军阀盛世才办的新疆学院俨然是另一所“抗大”，又一块革命根据地。当然当时我真为老爹而自豪；我爹比我们还自豪，像是一个革命老前辈似的。在五六十年代，有个老革命的爹，那是多光彩的事呀。我断定老爹也没细想过，那个“反帝会”是不是正宗的共产党组织？上过正规文件没有？坏就坏在没摸准，到处说，结果祸从口出，人家共产党一翻脸就把老爹送进了“学习班”。
“学习班”进去就难出来，没完没了地揭发自己，也揭发别人，说多了，出不来，说少了也出不来。我爹是个懦弱的人，我们真害怕人家一吓唬，我爹胡说。全家老少都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
度日如年。如果老爹真打成“历史反革命”，那就不是他一个人的悲惨命运，那真要祸及全家，这样的实例在我们周围就能找出一大堆来。
历次政治运动，政策都明确规定，坏人是极少数，也就是百分之五左右。解放以后一拨一拨的政治运动都过来了，每次整出百分之五累积下来也不是个小数目，看看我们周围会有多少人是坏人和敌人哪，想想我爹的命运真让人担忧！
一个多月过去了，三月阳春，全家谁也感觉不出春的温暖，好在隔壁邻居陈家出身好，是个转业军人，托他们打听我爹的情况。他当成事问过，回来告诉我们：“你爹的事还没定案，他一口咬定是毛泽民、林基路领导了‘反帝会’。革委会吃不准，怕弄错了，把毛主席的弟弟打成反革命组织头头，不好交待，就说过一段时间到乌鲁木齐调查清楚了再说。还说，要不是有毛泽民，就凭林基路早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反正人绝不能放。”又说：“抓错了是认识问题，放错了是路线问题。”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我爹还带话回来，这一段时间除了干活累一些，天天有头头训话，其它没啥，让我们放心。还一再叮嘱，让我下农场去，不要呆在家里，留下没用，弄不好再扣个破坏“上山下乡”罪名更加坏事。
大约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我打点了行装准备去莫索湾农场报到。临走，我妈嘱咐我，要好好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安心。说到我爹，我妈一贯的观点就是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日久天长，自然水落石出。
我妈的这些话，我听多了，原来不涉及自己家，我都相信，现在冷静地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想想我们造反时干的事情，我不敢相信了。
那一阶段，时有逼供死人的事发生。据说毛主席有句指示：“老子死了，儿子难改造。”
记得六六年文革初期，揭发陈老总（陈毅元帅）的大字报上他有一段黑话：“反右的时候搞过四十万人。世世代代结冤仇，这有什么好处？文化革命这么搞，八十万人也挡不住，不得了啊，不得了！”
细想想“老子挨整，儿子就好改造了吗？”
我真纳闷，心里压着沉甸甸的大石头，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和疑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个破烂、窄小的家，离开了石河子这座似城非城的地方。
咫尺天涯，不远的去处就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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