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咣咣咣锄” 、“咣咣咣锄”… … 有清脆的鸟鸣像是从空旷的幽谷中传来，在静夜里渗入我的酣梦。城市人喜用阳历，农人好用阴历和节气。久居城市，不知季节变换，总是等到和风拂面、草木展绿才知春夏来临；总要等到落叶遍地﹑雪花纷飞才觉秋冬已至。麦梢黄了，在晨光熹微中，在湛蓝的天宇下，在葱绿的林莽间，“咣咣锄”来了。

      “小满葚子黑， 芒种吃大麦。”小满时节麦梢黄，房前屋后，麦田边的沟渠里遍植桑树，到处弥漫着带甜味的紫色云雾。管家婆听到 “咣咣锄”（我们老家干脆以声命名）的叫声，便备好各种麦收农具 ﹕木杈﹑大扫帚﹑筢子﹑木锨﹑簸箕﹑镰刀等一应俱全。老爷们儿颠儿颠儿地往自家田里跑得更欢了，蹲在地头或干脆坐在田埂上眯着眼“吧嗒吧嗒”抽袋烟，出神地望着满目金黄的麦浪翻滚着一层层“沙沙”地追逐着远去，掐个麦穗，放进手心揉一揉，搓几下，吹去淡绿的薄如蝉翼的麦皮，摩挲着一粒粒胖胖的黄中带绿的麦娃娃，那喜悦便嵌进一道道深深的皱纹里了。咀嚼着蜡汁般盈香满口的劳动成果，那一刻他们醉了，心胸瞬间被幸福充盈。不几天，大家再见面时便是“收成好不好﹖”“开镰了吗﹖”之类的话了。

      六月的阵阵热风催熟了一望无际的麦田，整个世界氤氲在滚滚麦香里。大概是学名杜鹃的“咣咣锄”在远方收到了节气老人的邀请函，也闻到了这诱人的麦香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丰收聚会了吧？

    “椿花落，拿镰割。”当淡绿色的圆锥形椿花铺满胡同的时候，阡陌交错的麦田边，拖拉机﹑地排车﹑摩托车﹑自行车纷纷出动，使得本不宽敞的乡间小道尘土飞扬，更是拥挤。人们欢声阵阵，毛驴﹑黄牛不时配以最美的和弦；田里镰刀飞舞银光闪闪，麦场上小麦堆积如山。孩子们放了麦假，他们是父母的好帮手。年幼的可以帮父母烧水﹑做饭﹑拣麦穗﹑拿拿农具﹑看护麦场；年长一点的拉车﹑摊场，有的甚至会开拖拉机。那时的我是惧怕麦收的，腰酸背痛的劳累自不必说，最令我发憷的是把割好的小麦拉回麦场的途中翻车。

       当时，我兄妹四人尚都年幼，在医院工作的父亲又是济南的下乡知青，对农活最多算个“二八通”，重担多是母亲独挑。在母亲的指点下，我架车，妹妹上去踩车，父母分列两边轮流往地排车上装麦子，既要对称又要相互压着茬儿，然后封顶。自以为再好不过了，便把满满一车麦子煞牢实了。父亲从我手中接过车子，把襻套在肩上。大家推的推﹑拉的拉，车子“吱呀呀”地行驶在通往麦场的小路上，通常是父亲两手紧握车把，弓着身子，双脚像钉在地上一样一步一步往前拽，我在后面推。臃肿的麦车象一位蹒跚的老人，颤颤巍巍﹑一步三摇。我刚想顺便瞄几眼路边沟渠里紫色的“婆婆丁”，一抬头，不好﹗车上的小麦随着车子的颠簸朝一个方向慢慢滑动。我换过父亲停下来，他用木杈竭力推了推，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崎岖的路面加上我架车的技术实在拙劣，不是前头翘就是后头张，翻车是在所难免了……然后是颇费周折重新装车。总算把这些难以驯服的小麦拖到了目的地。年年如此，少则一车，多则几车。这成了我们家攻克不了的难题。日子一年总比一年好，总算盼来了联合收割机，再也不用为此劳心费神了。     

     当然了，麦收中不只有翻车的烦恼，更有收获的快乐。毒辣辣的日头照在田头白杨树宽大肥厚绿油油的手掌上，“哗啦啦”地响着，亮得逼你的眼。母亲割麦最快，当年在生产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她能一口气割好远也不停下来歇一下。我和妹妹总是割割﹑停停﹑站站，捶着腰，擦擦汗，如再有凉风吹过那更是享受。母亲在前面不远处叫我们：“快点﹗这一垄割完到地头树下凉快去。”也不管收割的质量，三下五除二，加上母亲回过头来接我们，不一会我们便扔下镰刀直奔树阴下，而弟弟早已在那棵杨树下数他的麦穗了。看小路上有卖冰糕的母亲便翻出掖在身上的几毛钱来几块冰疙瘩，红红绿绿的，一下口邦邦硬。我们一哄而上，世间美味也莫过如此，要不，弟弟怎会说“妈，我长大了当冰糕厂厂长。”大家都笑破了肚皮。母亲是个有心的人，她从不忘不失时机地教育我们：“上学好还是干活好？”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回答：“上学好﹗”“那就好好上，别再受这个罪。”母亲文化程度不高，可丝毫不影响她的聪明睿智，这点令我由衷佩服。

     “妈，那是什么鸟？”妹妹听到“咣咣锄”的声音问母亲。母亲说：“是‘咣咣锄’。你们再听，他的声音后面还有一种鸟叫‘呼啦呼啦奥’”。我们倚在杨树上侧耳倾听，果真听到类似的声音。母亲拽了一把路边绿绒绒的狗尾草编着各种小动物说：“传说他们是兄弟俩。‘呼拉奥’是弟弟，是妈妈亲生的。妈妈让哥俩去种蓖麻，谁的长出来就叫‘咣咣锄’，另一个叫个‘呼拉奥’。他们背着蓖麻籽出发啦。走着走着，弟弟说：‘哥，我的蓖麻好沉’。哥哥心疼弟弟，说：‘咱俩换换吧’。 结果呢？哥哥的蓖麻发芽了，弟弟的怎么也没出土。原来，哥哥的蓖麻早已被偏心的后妈炒熟了。可人算不如天算， 后妈没办法，只好让哥哥叫‘咣咣锄’，自己的亲生儿子叫‘呼拉奥’……”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然后一起扯着嗓子喊那首熟知的童谣：“咣咣咣锄，你在哪里住？我在康庄家后；你吃啥饭？面条浇醋；你爹叫啥？白毛老头；你娘叫啥？白毛老婆。”我为“咣咣锄”感到庆幸，也同情“呼拉奥”，更讨厌故事中的后妈。母亲故事不多，这则故事是我们每年麦收时的“必修课”，我们都乐此不疲。

      上了初三之后，我再也没参加过麦收，可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竭力把自己变成庄稼把式的样子。他脱去自己上班时才穿的衬衣和皮鞋，换上干活时穿的衣服，站在摊好小麦的麦场中央 ，牵着缰绳吆喝着牲口。牲口后面拉着一个石磙，骨碌碌的石磙后面连着一块三角形的“咿咿呀呀”的石板。父亲要趁他工作的假期让小麦颗粒归仓，要不，一场雨，眼看到手的劳动果实还不泡汤？岂不可惜？有一年，好多人都饱尝了芽麦面的粘牙之苦。 麦粒轧下来，没有风或来不及扬场，就把它用麦秸等物掩盖好。晚上父亲是要来看场的，我也嚷着去。父亲说：“小女孩哪有在外面睡的？露水又大。”经不住我软缠硬磨，父亲只好说：“半夜我把你送回来。”我执意要跟父亲去场里睡是要躺在场里的地铺上眼望深邃的夜空看星星。空旷的麦场里不时有凉风吹过，聒噪的蝉声也弱了许多，只有不知疲倦的蛐蛐在晚风里尽情弹奏着他们心仪的c大调提琴曲《仲夏夜之梦》，广袤的夜空中星星眨着狡黠的眼睛，我做着星星的梦︰哪颗调皮的星星是我呀？远方到底有多远呢？天上的牛郎用筐担着的两个孩子多可怜呀……至于何时被父亲送回家的，便不知道了。

       也忘不了父亲在骄阳下翻晒麦粒时黑黝黝的脊梁。小麦是丰收了，可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多次晾晒。每到此时，父亲会把小麦一袋袋的从家里用地排车拉到麦场里，襻绳勒得他的右肩一道深红。他把麦粒摊好后，交待给我，便忙别的去了。我坐在场边树荫下的地排车或小凳子上听着蝉鸣，拿着长枝条或手边放几个土坷垃，驱赶靠近麦粒的鸡鸭猪羊，看护着满地金黄。若无敌情，便写作业或听收音机。麦香阵阵，我时常光着脚用木锨翻动麦粒，让那醇香充分飘溢出来，任凭被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的地面灼痛我的双脚。望着起伏的一座座小金字塔浮想联翩。也就在那时我第一次听到广播剧《雷雨》。扣人心弦的情节，寓意深刻的雷声﹑雨声，以及人物的命运，都令我如痴如醉……“羊吃麦子啦﹗”邻人经过，大吼一声，我才如梦方醒，随即拿一块土坷垃朝那羊砸去。自此，父母禁止我看场带收音机或小说……

      几年后，我们陆续回到济南，虽然我已多年没参加麦收可我还会时常念起﹑时常和家人谈起麦收的点点滴滴滴，尤其是“咣咣锄”声音又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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