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要说的一些话，便是因了先前日本的所谓的地震以及之后我们民众的抢盐行为所想到。这些当然早成旧事，本来，“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远，然而我却不能够。”于是每有言说，就只能是旧事重提，而听者总寥寥，本也是无足怪的。
摆出这样的一个大题目，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深意。不过当日本地震之后，舆论就很有些异样，并连“幸灾乐祸”也很不少。我倒以为不算大错，因为有着宿仇。当看到自己的怨敌遭了灾祸，人心是总会有些快意的。这当然会为高洁之士所不齿，但是，当争竞的对手平白的有了伤损，对我们是总有些益利的，因为我们也似乎跟着平白的前进了一些。当在竞争中间，能奋力而前行的超越对手固然是好，否则，暗地里的要使对手遭殃，也实在是人心里常有的事。
但是，“幸灾乐祸”实在不是好的反应法，虽或怀着一些不算错的憎意，但于当事者无害，于观者也无益，不但无益，或许还会招来骂声。这时候，人道主义者就要来教训“劣民”们了，最起码是“无知”，甚至于被判成残忍也不为过。因为：“灾区的人民是无辜的”。
倘使这一回全然的是一些同情声，我以为未必就是人道主义的光大，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对手是谁。西方的《伊索寓言》里，不是早有一则“农夫和蛇”么？墨家的兼爱，诚然是极难得的一片好意，但东郭先生救狼反被狼害，就是“兼爱”错了对象，于是终为老丈人笑话，所谓“禽兽负恩如是，而犹不忍杀，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从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于彼计则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类乎？仁陷于愚，固君子之所不与也” 。
但“幸灾乐祸”也可以不必了，对于日本人在先在后的行动，人们自然十之九是憎恶的，而这憎恶是在日本人身上。假如当他们遭着天灾，我们示出幸灾乐祸之态，甚或加以叫骂咒诅，他们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多少会移些在我们身上，弄不好是会被判作“劣民”的。
灾区人民的无辜有辜暂且可以不论，在先，我倒想要看看这“人民”是个怎样的所指。
“人民”一词，“古已有之”，但古时的意思跟现在很有些不同，这原委，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它对人民这一概念有了新的“科学的和确定的”含义。在中国古籍中，人民很多时候指平民、庶民、百姓。这含义，便是现在也为人们所多指。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范畴，其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它与另一个称词“公民”很不同。 “严格说来，人民是个政治概念，具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内容，是相对敌人而言的，它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关系。而公民是个法律概念，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它反映一定的法律关系。就其指称对象来看，人民指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大多数人，而公民或国民指一国中所有具有该国国籍的人，不以其是否起进步作用为标志。人民是个集体概念，是众多人的集合体，任何个人都不能称为人民，而公民或国民则可用于单个人”。
因了这新意义，“人民”一词被更多的使用,这功绩自然要归给共产主义的先驱们。但此后也有许多不知所以的人们跟着言称，那其实指的就是平民百姓，也即“公民”。
但在我看来，即便是先驱们所呼唤的“人民”，其实也不过是“带头人”对拥护他们的民众的集体称呼。这样，那么，我们言称“日本人民”就很有些不妥了。目下不好说，当在几十年前，他们可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而况我等浑噩之人，平日里对社会多有不满，无聊赖时又偏喜欢发些牢骚，简直就是有碍于“社会发展”的，自己能算某些“带头人”的“人民”否？也还未可知，哪里还能去冒充居高位者的口气，“人民人民”的呼叫几声，那简直就是“颜厚有忸怩”了。
但或许人道主义者们并没有这样的深心，他们的所指称，无非也就是“人们”，指的就是“公民”。到这里，我可就想来探究一下这些的“人们”到底是“无辜”还是“有辜”了。循着那样说话的意思，“日本人民”是无辜，但“日本政府”该就有辜了。要探清这个问题，还是先要来看看政府和这许多的“人们”——也就是百姓——的关系罢。
其实一切人们之间所有的最根本的关系，就是为生的利益的关系。而权力是获得这利益的最有效工具，要使利益最大化的法子就是拥有权力。于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就表现为对权力的争夺，而归根结底是“人们”之间的对于权力的争夺。因为政府也是从“人们”中来，从来没有天生的“有权者”。不是有句老话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就须有效地建立各种社会关系，并充分利用各种价值资源；而这，就需要人对自己的和他人的价值资源进行有效地影响和制约，这是权力的根本目的。所谓的权力就是对“他者”的支配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威逼，一个是利诱。
所谓“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之类，不过是善意的人们所怀有的理想罢了。有这样意念与希望是不错的，但所谓的平等与自由，最多只是告诉我们人人都可以有竞争的想法，都可以去竞争。如此而已。我们所确实面对的情况是:“人人生而不平等”，不单“人人”，便是其它的各样生物，也大抵没有两个全一样的个体。天时地利且不说，各人的体格大抵也生来不一样。这样，个体们在争夺权力中间，就有了强与弱。
我以为最先的权力的来源是威逼，两个个体相遇，很快各各显出强弱，强者以暴力威逼弱者，获得对他的权力。但后来人数多起来，强者就不能以孤身而独占权力了，他于是挑选一部分对手，承诺分给它们若干权力，这就组成了权力集团，以能从分散着的其他个体处获得支配力。于是阶级也跟着出现，就是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其实人类社会到现在也还只这两个阶级，也就是“支配”和“被支配”的两个阶级。
有权阶级的力量未必就比无权阶级的力量要大，但他们却是在先结合起来了，无权阶级虽或力量总和要大，但在没有结合之前，他们就无法对抗有权阶级。有一个法则是永远不改变的，那就是强胜于弱。哪一些人先因了对权力的追求而结合起来，哪一些人就会凭着他们的大力获得权力。结合着的有权阶级的力量往往被怯弱的个体过分夸大，在怯弱者的心里，这就是一个无比庞大的国家和一个个体的对比。所谓的国家的起因与结果，就是由几个核心人物以利诱法吸引一帮人，再使他们共同去威逼利诱另一大帮人，以此达到他们的支配“他者”、获得利益的目的。
有权阶级不能完全占有一切的权力，否则，无权阶级到了难于维生时候，是终于要起来反抗的，反抗的结果，往往是权力的再分配。从前人给我们划分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我们也尽可以把这些阶段的演变看成一个个的权力再分配。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几乎有着全部的权力，然而奴隶们终于反抗了，而另一种新的较好的权力分配办法也随之出现了，就是有权阶级多分了一些的权力给无权阶级。这样的下来，有权阶级的权力愈来愈少，而无权阶级的权力相比以前愈来愈多，这样的一直到了现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阶级似乎从此消灭了。但是，权力还在，一意的追求权力的“人民”还在。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给所有人们划分了这样的两个时代：
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但我却另外看见两个一切人从来所生活着的别样的时代：
一，想依附权力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依附着权力的时代。
现在，我们似乎就有些看清楚“人们”跟政府的关系了。所谓的政府或者国家，是因了人们的权力欲望而形成，是因了人们的想要占有、支配他者的欲求而形成。它就是维持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的工具。或许到了现在，某些所谓的讲究“人权”的国家，也确将更多的权力赋予“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然而，它的骨子里仍脱不掉“维持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的工具”的本质，因为它将权力之手伸向了别国的人们。只要权力意识还在，权力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它仍是个体为生的利益去支配甚而至于占有“他者”，只不过这“他者”有时会不同。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怎样，不在于它打出一面怎样光大的旗子，而在于它对权力的分配。一种制度对权力的分配，又体现了这种体制之下的“人民”对权力的态度。因为权力这东西也实在不是一个天生的物，可以由“带头人”捧着破开的分给许多人，而是无量数的“我们”以深切的权力欲望，手造了一个个的“权力代言人”。只要对权力的欲求不消灭，我们永远就都是被权力奴役的“他者”。我们以想要获得权力的心，使自己深陷于自己的权力欲望的束缚之下。就像现今的所谓的“权力膨胀”，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心底里的对权力的欲求，就是要支配“他者”的欲望、要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欲望。无量数的我们将我们的权力欲望叠加在一起，导致了许多“权力代言人”的权力膨胀。倘使每一个人都不再依附着权力，不再想以这权力来获利，“权力代言人”也就跟着失业了。
要打翻那两个反复千万年的“万恶时代”，建立起新的第三样时代，最根本的就是每一个的“我”驱除掉心底里的“权力欲望”，代之以我们作为人的责任与义务。当我们不再想要依附权力的时代，世界不再有权力的时代，便是全人类的解放的时代。我深信这时代离我们已经不远，现今的一些开明的家庭，不是早去除了“家长”之类的权力，而更多了责任与义务么。所以，打翻那两个反复千万年的“万恶时代”，建立起新的第三样时代，便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那出手的第一着，便是对向了自己，还要从我们的每一个的家庭开始。
再以权力分配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历史，也就能看出些端倪，何以“封建制”能维持这么久，一个原因就是，有权阶级给了无权阶级一个爬升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无数士子的人生理想。到了近代，更可以清楚的看到，是人民选择了方向，选择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只是，只要“人民”的心底里还有些许权力欲望的存留，我们就离着共产主义有无量远。
到了这里，“日本人民”的无辜还是有辜，大抵也就可以认清楚了。日本政府由“日本人民”选出，日本政府就维护着“日本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却将权力的黑手伸向了日本之外的人民。
至于前一些时候的抢盐风波，许多人呼吁我们的“人民”要冷静、清醒、要“理性思考”、不要信谣盲从之类，但偏偏还有许多抢盐人，于是开明者不免斥之为“愚民”。其实，问题不是出在这里，而在于中国人普遍的多疑，但多疑的特性却源于我们中间太多了相篡相贼的心思。而各各又知道，甚而至于在心里夸大别人的相篡相贼的意思。于是，每起风波，投机的，自卫的，盲从的，闲看的，嘲笑的一大堆。所以，要改变这样的状况，最要紧的是改变这“相篡相贼”的心思，而不是嗤其愚昧盲目无理性之类。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就曾与友人追究过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最后的发现是，我们中间最少“诚于爱”。便是到了现在，我们中间最缺少的也是这诚与爱。
我希望我们心中的诚与爱，能渐渐的代替掉那“权力欲望”。
肖 复
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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