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我坐在地铁上，一列将带我去工作的地铁。坐在位子上的我还在大口喘着气，造成我呼吸不畅的原因是我要保护那份神秘感不遭到破坏。因为就在我扒拉年夜饭最后几口饭的时候，新闻开始了。一边扒拉一边就听到等下某某局领导、副领导，某某台领导、副领导慰问困难家庭。我急啊，赶忙穿戴整齐，然后出门上班。
我这么着急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新闻里的领导在我心里就像那些阿拉伯蒙着面纱的女孩，那些女孩不到结婚是不会让人看见他们长什么样的，我们的领导不到过年也是不会让我看见长什么样的。我不想因为见过他们的样子，听过他们的声音而留下一个遗憾。阿拉伯女孩还相对好办一点，如果你一不小心先见到了，听到了，然后这个一不小心让你魂牵梦绕，那你只要备足礼金娶她到手就解决了，然后就能天天见面天天搞，遗憾的概率很小。可领导就不同了，今天如果通过电视见到了，下一次再见面就要等一年，而且遗憾的是，虽然牛郎织女相会也只有一年一次，可他们毕竟可以肯定到时候对面走过来的肯定是对方。可对我不一样，领导换届是很平常的事，而且他们换的时候也不打电话通知我，所以等上一年我也未必能再见面。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遗憾。所以我充分运用逃避主义思想，既然相见那么难不如不见。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等慰问结束了，他们要利用交通工具回家吧，除夕夜的交通工具本来就很少，而我自己的工作又是负责交通运营安全的，所以我当然急着去工作，保证安全正常的运营，保证他们及时收工回家吃饭。所以正是这两方面原因才使得我在如此冷清的夜晚飞奔进地铁站。
当我的气息渐渐平稳，鼻子不需要靠嘴帮忙呼吸，耳朵因为车厢里没人所以显得没什么功能，眼球看着上眼皮和下眼皮调情，五官达到除夕夜应有的和谐的时候。又一件意外发生了，先是上来了一群外国人，就坐在我对面，接着从我左右两边隔一个车厢的车门上来了两个孩子，一上来就跪了，接着朝我右边的那个对她们来说是正中间的那扇车门爬。用了一站路正好爬完，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数数兜里的成果，接着一开门就跑掉了。我一抬头，发现到浦西了。我想了会觉得刚才那一站路很有战略意义，一是正好跨江，二是从陆家嘴商业圈转战南京路商业圈，三是小孩的身高足以一弯腰就通过闸机口。零投入，高回报。
在小孩乞讨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给任何钱。其实有时候我也会给些零钱，但那天我没有给。因为什么来让我确定给不给呢？我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乞讨已经演化成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类似于变身的职业，比如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就瞬间在你的面前变身成可怜的苦命的人，凭借着一些道具或者纯粹用演技来刺激你的感官，让你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然后给一些钱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当变身结束后，也就是下班后，他们可以吃肉喝酒住旅馆。说实话，我没办法判断哪个在我面前变身的人是真的可怜孩是假的可怜。为了统一这个麻烦的标准，我觉得谁变身能力强大，谁能带我入戏，我就给谁钱。我不会用我的善良来做为标准，因为我知道这个职业入行标准很低，不用什么钱都可以入行，而且入了行的都已经把尊严啊，面子啊视为身外之物了，所以说几句台词易如反掌。我不想我的善心被他们绑架了。
话题在回到那两个小孩，我不觉得她们打动了我是因为，第一，她们没有把心用在我身上，显然我对面坐的那些外国人比我更适合当她们的客户。第二，她们没有吃不饱，穿不暖，因为她们气色不错，动作敏捷，而且她们居然没有感冒，上海已经冷了一个多月了，可她们很健康。第三，她们在数成果的时候我瞄了几眼，除掉我的卡，我的钱居然没她们多，而且当我知道这个事实后我还不敢声张，因为我怕她们突然又拿出几张卡。所以她们并没有打动我，她们变身的能力不强，我没有入戏，相反我还被她们的钱鄙视了一下。
在她们下车以后，我还要坐好几站才能到目的地。在这段时间里，我不禁想起了一个我朋友告诉我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让座的故事，我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觉得什么，现在觉得似乎也是个关于变身的故事。
那是有一天，我的朋友在拥挤不堪的地铁上看到有个男人让座，让给一个抱着小孩的妇女，这本是一件很正常的好事。但是戏剧性的变化就出现在那个妇女将坐未坐时说的一句，阿里嘎多。这句话仿佛带着强大的推力。把原先让座的那个男人迅速推回那个已经腾空的座位，还顺带撞了一下那对正弯腰准备坐下的母子。这样突兀的变化让那对母子错愕不已，也使周围人措手不及，射向那个男人的目光也夹杂了疑问。为了打破周围充满疑问的氛围，那个男人义愤填膺的自言自语说，就是不让给日本人，哼。接着众人疑问的目光又变成了谴责，本来彬彬有礼的男人丝毫不予理会，只是执着坚定的继续坐着，用眼神瞪着周围一个个发出谴责的人的嘴脸，喷火的双眼，坚毅的表情，仿佛是在捍卫一个原则。大有舍生取义的味道。
那个男人的唐突变化在我看来并不唐突，因为在我的身边总有那么一群人会在类似的情况下产生这种变化。变化后的他们就又成了一种职业，这是一种捍卫尊严，骨气，民族的职业，在这种职业的面前人只分成两种，支持他们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但支持和反对在这里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支持的有尊严，有骨气，有民族感。反之，什么都没有，行尸走肉。
我曾经看到过两种职业在同一空间内存在的情况，本来相安无事，但是当乞丐把对象锁定为外国人时，原先那些我以为在聚精会神的看着报纸或凝神思考的人突然就活了，本来无视乞丐的眼睛也能在这瞬间捕捉到这一幕，接着我就听到很多类似于丢脸，没骨气，没尊严的叫骂声。叫骂完的人红光满面，还不忘问身边人句，你说是不是？得到了肯定答案后，整个人就开始洋洋得意，认为这种叫骂证明了他们自己都是有骨气，没有尊严，有民族感的人。如果身边人的回答含糊其辞，那势必会换来一些大义凌然的说教。有些大义凌然的人更是觉得给出肯定答案的人越多，我们的民族就越有骨气，越有尊严。我觉得这完全是谬论，我认为不该借着鞭挞贫民的生存方式来体现自己的骨气与尊严，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国家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先进的城市，但绝对达不到共同富裕，无时无刻都会有相对贫穷的那一方存在。美国是个很富裕的国家，可照样存在着贫民窟，吃不饱穿不暖，美国的许多州是允许携带枪支的，所以贫民窟里总是充满着犯罪。因为穷，所以犯罪成了他们的谋生手段之一，手中有了枪，就可以挺直腰板昂着头的向别人要钱，不给钱就要命，试问：这是不是特别有骨气呢？
谋的都是生，仅是手段不同罢了。
所以我觉得两种职业碰在一起只是在互飚演技，没有谁是高尚谁是低贱的区别，倒是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在用演技博得周围人的认同。可怜的人试图让人觉得他真的可怜，正义的人试图让人觉得他真的正义，其实这些都只是他们的职业。所以我不会站在他们这边，也不会站在他们那边。我的任何情感都不想被绑架。
地铁缓缓停下，我的目的地到了，在迈出车门的刹那，我不禁想起电视上的那些人…
我这么着急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新闻里的领导在我心里就像那些阿拉伯蒙着面纱的女孩，那些女孩不到结婚是不会让人看见他们长什么样的，我们的领导不到过年也是不会让我看见长什么样的。我不想因为见过他们的样子，听过他们的声音而留下一个遗憾。阿拉伯女孩还相对好办一点，如果你一不小心先见到了，听到了，然后这个一不小心让你魂牵梦绕，那你只要备足礼金娶她到手就解决了，然后就能天天见面天天搞，遗憾的概率很小。可领导就不同了，今天如果通过电视见到了，下一次再见面就要等一年，而且遗憾的是，虽然牛郎织女相会也只有一年一次，可他们毕竟可以肯定到时候对面走过来的肯定是对方。可对我不一样，领导换届是很平常的事，而且他们换的时候也不打电话通知我，所以等上一年我也未必能再见面。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遗憾。所以我充分运用逃避主义思想，既然相见那么难不如不见。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等慰问结束了，他们要利用交通工具回家吧，除夕夜的交通工具本来就很少，而我自己的工作又是负责交通运营安全的，所以我当然急着去工作，保证安全正常的运营，保证他们及时收工回家吃饭。所以正是这两方面原因才使得我在如此冷清的夜晚飞奔进地铁站。
当我的气息渐渐平稳，鼻子不需要靠嘴帮忙呼吸，耳朵因为车厢里没人所以显得没什么功能，眼球看着上眼皮和下眼皮调情，五官达到除夕夜应有的和谐的时候。又一件意外发生了，先是上来了一群外国人，就坐在我对面，接着从我左右两边隔一个车厢的车门上来了两个孩子，一上来就跪了，接着朝我右边的那个对她们来说是正中间的那扇车门爬。用了一站路正好爬完，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数数兜里的成果，接着一开门就跑掉了。我一抬头，发现到浦西了。我想了会觉得刚才那一站路很有战略意义，一是正好跨江，二是从陆家嘴商业圈转战南京路商业圈，三是小孩的身高足以一弯腰就通过闸机口。零投入，高回报。
在小孩乞讨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给任何钱。其实有时候我也会给些零钱，但那天我没有给。因为什么来让我确定给不给呢？我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乞讨已经演化成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类似于变身的职业，比如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就瞬间在你的面前变身成可怜的苦命的人，凭借着一些道具或者纯粹用演技来刺激你的感官，让你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然后给一些钱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当变身结束后，也就是下班后，他们可以吃肉喝酒住旅馆。说实话，我没办法判断哪个在我面前变身的人是真的可怜孩是假的可怜。为了统一这个麻烦的标准，我觉得谁变身能力强大，谁能带我入戏，我就给谁钱。我不会用我的善良来做为标准，因为我知道这个职业入行标准很低，不用什么钱都可以入行，而且入了行的都已经把尊严啊，面子啊视为身外之物了，所以说几句台词易如反掌。我不想我的善心被他们绑架了。
话题在回到那两个小孩，我不觉得她们打动了我是因为，第一，她们没有把心用在我身上，显然我对面坐的那些外国人比我更适合当她们的客户。第二，她们没有吃不饱，穿不暖，因为她们气色不错，动作敏捷，而且她们居然没有感冒，上海已经冷了一个多月了，可她们很健康。第三，她们在数成果的时候我瞄了几眼，除掉我的卡，我的钱居然没她们多，而且当我知道这个事实后我还不敢声张，因为我怕她们突然又拿出几张卡。所以她们并没有打动我，她们变身的能力不强，我没有入戏，相反我还被她们的钱鄙视了一下。
在她们下车以后，我还要坐好几站才能到目的地。在这段时间里，我不禁想起了一个我朋友告诉我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让座的故事，我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觉得什么，现在觉得似乎也是个关于变身的故事。
那是有一天，我的朋友在拥挤不堪的地铁上看到有个男人让座，让给一个抱着小孩的妇女，这本是一件很正常的好事。但是戏剧性的变化就出现在那个妇女将坐未坐时说的一句，阿里嘎多。这句话仿佛带着强大的推力。把原先让座的那个男人迅速推回那个已经腾空的座位，还顺带撞了一下那对正弯腰准备坐下的母子。这样突兀的变化让那对母子错愕不已，也使周围人措手不及，射向那个男人的目光也夹杂了疑问。为了打破周围充满疑问的氛围，那个男人义愤填膺的自言自语说，就是不让给日本人，哼。接着众人疑问的目光又变成了谴责，本来彬彬有礼的男人丝毫不予理会，只是执着坚定的继续坐着，用眼神瞪着周围一个个发出谴责的人的嘴脸，喷火的双眼，坚毅的表情，仿佛是在捍卫一个原则。大有舍生取义的味道。
那个男人的唐突变化在我看来并不唐突，因为在我的身边总有那么一群人会在类似的情况下产生这种变化。变化后的他们就又成了一种职业，这是一种捍卫尊严，骨气，民族的职业，在这种职业的面前人只分成两种，支持他们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但支持和反对在这里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支持的有尊严，有骨气，有民族感。反之，什么都没有，行尸走肉。
我曾经看到过两种职业在同一空间内存在的情况，本来相安无事，但是当乞丐把对象锁定为外国人时，原先那些我以为在聚精会神的看着报纸或凝神思考的人突然就活了，本来无视乞丐的眼睛也能在这瞬间捕捉到这一幕，接着我就听到很多类似于丢脸，没骨气，没尊严的叫骂声。叫骂完的人红光满面，还不忘问身边人句，你说是不是？得到了肯定答案后，整个人就开始洋洋得意，认为这种叫骂证明了他们自己都是有骨气，没有尊严，有民族感的人。如果身边人的回答含糊其辞，那势必会换来一些大义凌然的说教。有些大义凌然的人更是觉得给出肯定答案的人越多，我们的民族就越有骨气，越有尊严。我觉得这完全是谬论，我认为不该借着鞭挞贫民的生存方式来体现自己的骨气与尊严，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国家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先进的城市，但绝对达不到共同富裕，无时无刻都会有相对贫穷的那一方存在。美国是个很富裕的国家，可照样存在着贫民窟，吃不饱穿不暖，美国的许多州是允许携带枪支的，所以贫民窟里总是充满着犯罪。因为穷，所以犯罪成了他们的谋生手段之一，手中有了枪，就可以挺直腰板昂着头的向别人要钱，不给钱就要命，试问：这是不是特别有骨气呢？
谋的都是生，仅是手段不同罢了。
所以我觉得两种职业碰在一起只是在互飚演技，没有谁是高尚谁是低贱的区别，倒是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在用演技博得周围人的认同。可怜的人试图让人觉得他真的可怜，正义的人试图让人觉得他真的正义，其实这些都只是他们的职业。所以我不会站在他们这边，也不会站在他们那边。我的任何情感都不想被绑架。
地铁缓缓停下，我的目的地到了，在迈出车门的刹那，我不禁想起电视上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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