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来FR标签厂参观的人很多，说明人们可能会在这儿找到自己的需要，税收员、安检员、市环卫稽查员、消防设备复核员，更多的是一些大公司的客户。男的胖胖的，若有所思。女的红光满面，青春焕发。他们来我们厂第一件事不是吃饭，但最后都得吃饭后再走，阿超说那是一群饭桶，我认为这个说法太绝对化，杀伤面过大，女人的腰一把可以捏在掌中，你说别人是饭桶，没人信。客户来过就走了，其余的人半个月内就要来好几次，如果开小灶他们人又多，去大洒店他们都腻了，老板也是聪明人，给几个钱，皆大欢喜。
　　
　　有些人老来，差不多都成老处女的老熟人了，他们来要做的事相当多，而且几乎都挂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煞有介事的样子，见一次喜欢，第二次烦，第三次就恨不得叫他去死，第四次就只剩一点儿让恶心的感觉。他们都干这么些勾当：观摩印刷现场；推行卡内基；开发员工的情商；实施人性化管理；全面透明化管理；TPM、TRM、TSM、TTM、TSM……；怎样作一个好员工；这些人要来的前两天我们就停下手里的活，扫地、擦玻璃、洗墙壁、擦机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曾被评为“2007年度擦玻璃能手”，还有很多能手比如：洗马桶能手、烧锅炉能手，我哥就被评为烧锅炉能手，可惜这个能手时运不佳，不久后就被解雇了，而我现在说的正是我哥被解雇的原因。
　　
　　那是一个星期天，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又来到我们厂。吃过午饭后就在餐厅外的草苹上闲聊，这时候我哥刚好从旁边经过，他是个大个子，又趿着拖鞋，穿得很随便（因为他不当班，此时是回厂是要我给他拿门钥匙）。而且还打着口哨，表情的确傲慢，就这样出厂门了。有位来宾随口就问老处女：这人是你们公司的吗？老处女想都没想就说：哪儿是！
　　
　　两天后，我哥就不明不白地被通知放长假，并把当月的工资提前支付给他。并说有事公司会给他电话。我哥想都没想就回去了，他还说他正愁没时间处理牛呢？他就去312卖牛……当福平一个月后回公司，老处女说他的劳动合同刚好到期，我哥说他干这么多年从来没签过什么合同。这一个月之内我找了好几次乔老板，每次都是在他身边的老处女给了我含含糊糊的回答：公司知道，这个不要你操心。我感觉有些不对头，但没给哥说。有一次我趁老处女不在时去问乔老板，他头也不抬地说：这有部长在安排，你只管干好自己的工作。我一句话不说。他撕下一页挂历，用笔在一个日期上画了个圈，后看了我一眼又补充说：你有点狗拿耗子呢，你说你哥是吧，公司不是有合同吗？他这一说我就放心了。
　　
　　他回厂后，同事对他敬而远之，主管不给他事干，比如他要去干什么总有人从后面跑去说：这个让我来干！他显得无聊并且多余。他去找领导，找了两次，两次领导说同样的话：先回去吧，我们会安排的。回去还一样。他想大发脾气，但别人都超乎寻常地让着他，只有一个和他相好的悄悄给他说：你肯定得罪人了。
　　
　　所以第三次他就气呼呼地跟老处女说：我不干了！他以为部长会向以前那样问他为什么、对公司哪方面不满意之类的话。谁知老处女拔出锁孔中的钥匙漫不经心地说：可以啊。然后再也没说话……
　　
　　那天福平把我叫到楼下说：老二，不干了。我说我们再去找找乔总，或许他真的把你的事给忘了。他十分生气地说：我也有脸皮！可见我大哥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曾告诉过他说老处女看你不顺眼，那天看到你穿得太随便，可能怕影响公司形象，建议你以后穿得漂亮些，他丝毫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并说：下班后老子喜欢咋穿就咋穿！
　　
　　在312卖牛的后阶段他已经不那么在乎了，他说：这么多年，自己都烦了，在哪儿都是干活，而且每个活的干法又不一样，一样的是都能挣钱，而且都比毛家岩好得多。离开FR我大哥到处揽些零碎活干，比如到安昌江去打渔，到南充镇做床垫……直到后来到工地上去筛沙。每逢春播和秋收的季节他就坐最慢的火车回毛家岩帮家里播种或抢收，之后再回中南市打0。5。
　　
　　2006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大哥在中国农业银行自动取款机里取到一百元的假钞，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去取款机里取钱。我大哥有了些钱，我的学费也让他给还清了，也不欠幺爹钱了，我妈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最先还的是舅舅那50元，我舅舅在90年代初就是个万元户，后来越来越有钱，我上初中时他到我们家来过一趟，说是住不惯。我记得他喝水前要将我妈洗过两三遍的盅盅看五六遍，才斯文地喝一小口。很少和我妈讲话。后来借钱都是托人捎给我妈的，而且我妈也没想到会这么少，少得我妈都觉得说出去丢人，她本来打算当时就给他（我舅舅）还回去，但被幺爹挡住了，幺爹说：多一分总比少一分强，况且他那么有钱，这五十块明显就不用还了。我对幺爹这一说法表示满意时，我妈就睕了我一眼。
　　
　　后来我明白这钱一定要还，什么事都要搞清楚，有借有还，干净利落，可以当个糊涂人，不能欠糊涂帐。我这一典型的知识分子心态受到母亲的欢迎，幺爹又不喜欢，他发现我和他已经不是一个道儿的了。
　　
　　说起来真够烦，我的舅舅叫吴含，他来我们家时穿皮夹克，拧个公文包，常常戴副蓝洼洼的墨镜，吃饭都不取下来。所以他总抱怨我们的米太黑。我和福利趁他不注意就悄悄地到房间里翻他的包包。结果发现他的包里有许多水果糖和一些透明的橡胶套子，那玩意儿（后者）我们不感兴趣，所以我们一人吃了一颗糖。便把包放回原处，防止他发现。过了一会儿，福利又去偷吃了一颗，我觉得这不公平，我也去偷吃了一颗。不久糖就被我们吃完了。福利把糖纸展开叠齐放到文具盒里的直尺下面。这时舅舅到幺爹家打牌去了，对了，我舅舅还是一个牌匠。福利又把他的包搜了一遍，觉得没有好玩的东西了。就拿出一个橡胶套子慢慢地掀开当气球吹……吹起来像个冬瓜长了个奶嘴。因为我偷吃别人的东西，妈揍了我一下，她还想揍，我说福利吃的比我还多，福利听到这话就跑了。吹气球的事大人们都不怎么在意。后来也就是2000年吧，我从书上知道，当初那气球就是昆德拉所说的：透明小短袜。我就忍不住想笑。
　　
　　我哥再次在312卖牛时，我老琢磨他被解雇的原因。以他和乔老板这么多年交情来看，他是不应该被解雇的。他也不是白吃饭的人，厂里也不是没活干，但却放他长假，然后似乎不经意地告诉他他该走了。在我写该小说时，我以一个年过五旬的老人的智慧判断出福平被解雇的原因，先得说明一下这么多年我还对我哥的事耿耿于怀，是因为这和我哥的死有关系，这是一种非逻辑的关系，我哥死的前几天他给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老二，我连续三天晚上做了同一个梦：说乔老板叫我回厂，说辞退我是给我开个玩笑，而且他长了很长很长的白胡须……我和他面对面谈话，具体内容没印象了，只是那白胡须我连续三天晚上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时我正准备结婚，他也要回家结婚了，我说大哥你也信这个？操心一下嫂子的事吧。婚后我和杨春常常吵架，有一段时间我们谁都不理谁，我就关着房门想一件事：我想用这个梦来解释我大哥的死。但没有成功。所以在心里留了个结。为这个结我很发愁，就找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来看，还是没结果，我就急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老婆一肘就把门打开，浩浩荡荡地走进来把弗氏的杰作扔到窗子外边咬着牙向我喊：为什么每次都要我先给你道歉？我忍。为什么？我忍。为什么？我还忍。你说啊？你不说我今天就死给看！我不能再忍了，虽然她常常都以死相逼，有时气起来我也巴不得她死掉，但随后的理智给我敲响警钟：这是错的！这绝对是错的！刚好我正在想关于死的事，对死就显得很敏感，我说（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在这个时候玩脑筋急转弯）每次我正想给你道歉时，你却抢先说话了，这难道怪我吗？别看她也是个大学生，她居然相信了我的话。从那以后我养成另一种恶习：有事没事都想撒个谎。尤其是有女人在场的时候。然后她就去睡了，以经验来看：她消气了。她躺在床上还以命令的口气给我说：今天罚你烧饭。其实哪天不是我烧饭呢？我也不想再给她争了，战争刚刚平息，我不想再挑起战争。我就换了一个思路：那你买菜！她想了想，又从床上爬起来，还咕噜咕噜地小声抱怨着，拿着钱就下楼了，等她走到楼下，我就站在阳台上给她喊话：你顺便把书给我捡回来一下，谢谢啊！
　　
　　关于我老婆杨春的事我们先不说了，我们还是来谈谈这个无聊的话题吧：我哥被解雇最有可能的原因。这个世上有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而且我明明知道这些问题没多大价值，但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惦记着它，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编辑部的老头子给我这样一个总结：纠缠于细节，成不了大器。我只觉得他这个总结很贴切，我希望他这句话是针对我小说说的，但是他说的又不是关于小说的事，他说的事是叫我花点小钱，多买些关于小说技巧的书（主要是他写的那个），我说我没钱，他说：我看你不是没钱，你是舍不得花你那几个狗卵子钱！我连忙说：鲁迅都不赞成写作需要技巧这个事。“你这个人啊，”他边打呵欠，边叹息：“太纠缠于细节，注定成不了大器。当今的社会，花几个钱算什么？哼！”为了这句话中的十个字，我买了他第二本书。所以我床头又放着一本《小说创作指南》，但我还是没看，我对那些东西的抵触情绪太强了，为什么我不看但又把它放在枕头旁边呢？我想的是：如果杨春要扔就让她扔这本好了。但是她从来都没扔这本书，因为她每次扔的是我手头正在看的那一本。她上学就有扔课本的习惯，但成绩却是一流的，这一点我真佩服她。所以说她扔书的习惯就不是我给培养出来的，这一点至少可以反驳一下老丈老母，因为丈母娘常常一开口就说：我们这个孩子原来都不这样啊，怎么结了婚，跟了你就成这样了呢？老丈人则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我们培养半辈子，不如别人培养一阵子，全叫你小子给培养坏了。我心里很想说：放狗屁，亏你两口子还是教书的！但我还是带着一脸艰难的笑容很客气地说：是，是，全是我惯坏的。
　　
　　如果我再不提我大哥被解雇的事，你可能都给忘了：我大哥被解雇是因为那时公司正在执行“客户至上”这个政策。也就是大家平常说的：顾客就是上帝！上帝看着碍眼的东西，公司就要全面快速彻底地把它清除掉。所以我前面啰哩啰嗦半天都没有说到正题上，我说过我哥那天被一个客户问了一下，老处女回答了一句。这个事件才是我哥被解雇的起因。这个事再说下去就没意思了，如果我哥活着，他也不会再关心这件事，所以全是我一个人瞎操心。现在我终于可以向读者朋友解释一下那梦了——我哥梦见乔总长满白胡须——姑且信之吧：梦中的乔总其实和现实中的乔无任何关系，按我母亲的话说白胡子老头——梦中所有的白胡子老头——只代表地神——也就是我们说的土地老爷，你都见到土地老爷了，就说明你快入土了，此梦为凶。
　　
　　后来我哥在312国道旁没将牛卖掉，就换了个地方。换了个地方，还是卖不掉，又回到这个这方。晚上牛借宿在菜场旁一个白天用来盛水卖鱼的房子里，这间房子有很高的窗户，室内墙壁贴有磁砖，旁边有个水龙头，能放出水来。晚上牛就在这儿呆，花脑壳将屎拉在磁砖的砖槛上，我哥每天很早就要去打扫，用水冲一遍，像洗厕所一样。说明花脑壳不讲卫生，当然也就不是一头文明的牛，我哥听我说这头牛不文明，就忍不住生气地说：日妈的，说话不像人！我心里想：牛乱拉屎不文明就不文明，我帮他（指我哥）说话他还骂我，真是少见！
　　
　　不知哪天，反正我哥又去312卖牛，我拿了本《百年孤独》的小说蹲在旁边看。大哥将牛鼻绳一扔，就依在电线杆上抽烟。牛呢，就沿着公路边慢慢地散步，用尾巴甩着追它屁股猛扑的苍蝇，顺便吃口草。我跟着牛陪它散步，它走一段我就站起来跟一段。有时还从路旁的泥淖里把它拉出来，因为这些干泥塘对面是农民的庄稼，再说我又杞人忧天地怕牛陷进泥淖里像后来的B先生那样出不来。每当我用力想把牛拉出来时，我大哥就朝我吼：你不要管它！爱干啥干啥去！搞半天我还以为是我在放牛，我生气就拧着书一直朝前走……走到我和哥抬竹竿那座天桥上，天桥上有几个来来去去的人，当我爬上天桥时，我看到一个面如包拯的人盘腿坐在那儿，旁边放一个脸盆，不用说一定是个要钱的。走近一看磁盆里装了半盆水，水中有一块金黄色的大腕表，在透明的水中一顿一顿地走，他看到有人走近，只用很平淡的声调陈述了两个字：卖表。以致于他说这句话象是自言自语。真是好表不怕水泡，事实就在眼前，不由得你不信。我确实要缺一只表，这原因一时说不完，比如说我上班迟到了一分钟，而且是半年来第一次迟到，上司把脸黑成屁股之后才对我大吼：都几点了，你没戴表吗？时间观念哪里去了？我说我的确没表。“没表！我给你买呀？”这话放在这儿特别难听。为了以后不出现这种情况，我决定买只表。我哥也有一只大机械表，他戴着表打石头，后来时间就倒流，刚才13：00随后就是12：00，说明他的表不防震。
　　
　　多少钱？
　　
　　诚不诚心买？
　　
　　你说个价。
　　
　　三只两百八。
　　
　　买一只呢？
　　
　　一百。
　　
　　没少？
　　
　　再少我就赔本了。
　　
　　“五十块？”听他这样说我知道还有余地。
　　
　　兄弟，天这么热，不诚心买，你走，没关系的。
　　
　　“五十一？”他也没想到我会这样讲。
　　
　　老兄，别开玩笑啦！没那个价。
　　
　　你说最少要多少？
　　
　　“算了，你不诚心买，说了也白说”，他用眼睛向走过来看稀奇的人招呼改口就嚷：看一看，瞧一瞧，不买不要紧，看看也行。
　　
　　旁边有个瘦高个青年人对跟着他的两个人低声说：这老头的表真不错！咱咱去看看！他们过来后，讲了一下价格，老头坚持说三只二百八一分不少。年青人就掏一百块给老头，老头从搭裢里取一只表递给年青人，青年人没要，自己捞了盆里那只，甩甩水就走了。老头就将手头的那只放到水盆中。这时我心里更踏实了，于是决定：就高一点也要买一只。但是我还是开口说了这么一句：八十？不卖就算了。
　　
　　老头看了看我说：我也徒个爽快，九十块不说了，分钱不赚。
　　
　　我也是个精明人，刚才他说三只二百八，现在又说九十分钱不赚。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八十。说完我想走，我想他一定会叫我回去，那时我就买。他从水盆里摸起那只表说：你再看货嘛。我摸了摸口袋，掏出两张五十的，这时围上来四五个汉子，都光着膀子，虎着脸，我看他时他就直瞪我，并且他们一个靠着我左边一个靠着我右边，我觉得不对劲就说：不好意思，我下次再来买。说完后就想走，但肩已经被人狠狠地靠住。我十分害怕但还是故作镇定地说：几位大哥，麻烦你们给我让一下。“买了再走！”有一个人用带命令的口气说。我还没来得及把为什么说完，瞬间就被他们按到桥栏杆上，他们反背着我双手，用手按着我的脑勺。“干啥？干啥？你们到底想干啥？”我不知到自己为什么那么胆小连说话都在发抖。“知趣点！不然老子就把你扔下去！”说着就把我的头按下去强迫我向桥下看，我看到桥下开过的汽车，再没有心思去想这一辆车是什么牌子，上面坐着什么样的人了，我看到的只是车，心里只被害怕占据着，我的确很知趣，就再没有问为什么他们这样对我。有一些想法很快地掠过我的头脑：我不能死啊，我还有父母，还有哥哥弟弟，我还没娶老婆呢。我充满了愤怒，但我想到了后果后就强忍着愤怒屈服了。之后我极不情愿地拿起那只表……那只表很大，是男式的，先前买表的青年拿出手电筒式的验钞机想检验我给的那两张钱，胖子一把抓过钱，只一捏，就友好地对我就：你现在可以走了。我从桥上捡起那本向下摊开的书灰溜溜地走了……我边走边咒咀他们这一帮人。后来我大哥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咋不叫我？我妈知道后说：还算好啊，他们只要了你的钱。舒曼知道说我是DSB。
　　
　　这只表的来历说明我被骗（明抢暗骗）了，这种上当的屈辱感被我戴在手上，不到十天它就停了，我将它置于水中，希望它继续自己的生命，但是它没有。这只表戴十天平均每天就是十块钱，我觉得这不划算，就准备多戴些时候，后来就懒得把它取下来。再后来还善意地骗了舒曼一回。
　　
　　这并不是普通的石英表，是老式的机械表，也就是说它不需要装电池只要上调（旋钮式的调）就可以了。因此我才看上它，才产生要买它的想法，一般情况下我对街头巷尾摆摊设点那些人都不感兴趣，所以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
　　
　　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这句子表达了一个强烈的肯定之意，当我和舒曼交往约有两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对她说：你看你是不是可以嫁给我？当时我保持着入党宣誓一样的庄严却又有些提心吊胆，她的笑容突然不见了，我想她终于肯将这事考虑考虑了，她若有所思地说：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她说这句话时看都没看我一眼，好像她正在和空气讲话。她认为我心不诚，当年我也知道爱需要用行动来表示，所以我常常思索为她做点什么？开始我想像她们家丢了钱，我为她们抓到了小偷；她被人绑了，我设法救她；这些事有些宏大，象在拍电影，而且牵涉面又广，我天生又怕小偷，不擅长格斗，绑架更没经验，这些我都没把握，觉得玄得很。我又想：她上班时想我分了神，机器将她的手指搞伤，然后我送她去医院，看医生，照顾她，我当然得给她买上好多吃的，而且全是她喜欢吃的，趁夜深人静她边吃东西边听我给她背我上小学时就为她写好的诗。但是她的工作从来就不碰机器。而且我上小学时写的诗大都失传了，只有一首《静夜思》又实在拿不出手，我现在写的诗倒不少但她说她真的不想看并求我放过她。后来我就想也许我可以早上去叫她起床，如果这也算是一件事情的话。但她说她有闹钟。我说我为她洗衣服，她问我究竟犯了什么病？你看她这个不懂爱情的人啊？
　　
　　我左思右想还是搞不清楚该为她做点什么？就只有庸俗无比地请她吃饭，这个她欣然同意，并且还给我说她最喜欢吃回锅肉。但是每次吃到我点的菜时，她都毫不客气地说：难吃死了！我说要是我是厨师就好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常常请她吃饭，以致于那段时间我一给她打电话，没等我开口她就说：请我吃饭，是吧？弄得我这个“作东”的人十分不好意思。很显然请吃饭是所有追女孩子的方式中最没有创意的一种，但是对没有创意的人却很有效；当然这个没有创意的人可能很饿，是饥饿才使他没创意的；但是我没创意却和饥饿无关。后来我又想到了玫瑰花，在上面洒几滴眼泪，在眼泪旁边的花束上挂一条幅：此泪系毛氏所流。但是你应当知道我最缺乏的是勇气，面对众人献花的勇气。因为舒曼说过：阿超追女孩子时就在FR集团盛宴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怀抱九百九十朵玫瑰，唱着那首歌献给别人的。我说那是塑料花，舒曼很不开心；我赶快将话题岔开，我恨透了阿超，甚至打算给他绝交！最后，我象一个参破天机的老和尚一样很执着地想到：也许我应该做的就一个字——爱！当然，一个人能想到这里也不能算太蠢，但是2008年里我已经处于“高龄”，我仍然觉得这种想法是对她的不尊重，所以我在不太蠢中也夹杂着一些聪明，这些聪明象是成熟，它来源于我十多年的学校教育，源于各种规定。阿超说求爱要破其常规，才能获得芳心，所以我就演了前面那拙戏，但是正如你所读到的“你去抱你爸！去抱你妈吧！”那时我的想法落了空，爱情泡了汤。年老的毛福安不在追究那究竟算不算爱情，年轻的毛氏则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没有爱情的人，尤其是舒曼离开的时候。
　　
　　21世纪初，不管是不是在春天，年青人走路时都在拔弄着各式各样的手机，发信息，看新闻，侃大山，谈那短命的爱情。我并不咒咀爱情，爱情其实就象人生一样，只有短了才美，美了别人才知道，知道后就不敢再谈。所以我要说这些谈着爱情的人是勇敢的。无论如何情感的指针还是动了起来，至少证明青年人的活力。我手上这只表的生命只有十天，这些指针在十天前还坚持不懈地在原地绕圈子，并不是为了迎接这个七点十五分的到来。七点十五分的到来实际上是各种可能中的一种可能，它是偶然的。正如天桥上卖表的老头儿一样，他的目的不是骗我而是骗一些人，而这些人中恰好有了我，我们遇到的偶然之所以留给我们印象，是因为它是最好或最坏两种可能：比如舒曼的漂亮和一只表的冤枉价钱，而我的一个潜在意识是后悔损失一百元和错过一个漂亮的容颜，趋利避害地维护自己。你想如果舒曼不漂亮我还会对她留恋不已吗？如果那块表是我拾到的我还会铭记于心吗？作为五十五岁的我来说：错过她是美丽的；一百元的表是丑陋的，因为它让人觉得卑鄙。
　　
　　面对卑鄙我们有两条路：1避开它。2灭了它。灭它需要智慧，但我又要怕影响我的心情，我还要写小说呢？王小波说“如果有一天我连写小说的心情都没有了，那才活得没意思。”没意思时我就去找那个卖表的老头给他算总帐。我们还是来说说那只表吧？万一那是上帝卖给我的灵感呢？
　　
　　这只表有一个圆形的表面，但它的表盘（指针盘）却是方形的，这象是一枚铜钱。乔老板满面春风地将一枚方孔铜钱贴在会议室的墙壁上说：我们这个集团，我们这个公司，我们这个团队，我们所有的同能（毛注：能＝仁）做事情，解决问题都要本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下面的人站着等了半天）：“内方外圆”，就好比这只古币。白惨惨的会议厅一群蓝洼洼的青年人给乔总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乔老板居然害起羞来，因为人老皮厚，所以脸没被羞红。
　　
　　长安城里的李靖和北京城里的王小波原本就是一个人，这是没有记载的历史，我今天就顺便把它记下，因为它更懂得方的含义，比如：方砖，女人的方乳房，马的方形蹄，人的方脑袋。而我要说的是FR的方脑袋，乔治的脑袋不是方的，老头子说写小说不能前后矛盾，所以我不能想当然地把他写成个方脑袋，况且与事实也不相符。乔总的脑袋不是方的因为你只能看他外面，与此相反的是他的脑袋出奇地圆，有一种生命力想冲破这个圆脑袋，所以他的脑袋看起来就是一个向上延伸的椭圆形，这并不违背他内方外圆的思想。我说过乔治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同时我也说过我喜欢有趣，但而今我发现我喜欢和追求的，在他看来是低级而不足挂齿的。FR是他的，不是我毛福安的，所以我们应该让自己的趣味和他一样，也就是说，他认为有趣的，我们就认为有趣，我们只能分析和发展他的趣味，而不能任凭自己冒出另一个有趣来，这叫趣味相投；否则就叫：不知趣。
　　
　　无论方圆都源于规矩，所以FR有很多规矩，写成条文的，大家公认而无需再写成条文的。比如我上班先起床，穿好公司发的内裤，穿上蓝色工衣，扎上领带，挂上工牌，吃过公司的饭，穿过一道道门，刷过一次次卡，进入车间前再打开一个长方形的柜子取出白色长衫穿上，再穿上白色的裤子，换上专用大皮鞋，戴上正方形的工作帽，帽子的正前方印有FR字样。这帽子并不是正方形的，因为戴久了就显得有楞有角了，就象一个人没当官时什么都是皱巴巴的当官后一切都有了条理一样。这个蓝色的小帽就像财主的瓜皮帽一样，头顶有一颗染成红色的胶钮扣。戴上这顶帽子之后还要再戴上一层洁白的大蓬帽，这个帽子里好像灌满了风，随时都呈半圆形地鼓起来。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防尘帽。这个帽子当然比“财主帽”子大，否则它就套不上去；当然了：这个财主帽肯定比头大否则也套不上去。有一次公司给我发了一个小号的帽子，我戴上就把头箍得紧紧的，我就拿剪刀把边缘剪开一些，这下又太松了，而且监察员查到了：罚款五十块，记小过两次。理由是：故意损坏公物。后来发帽子时我就和后勤部部长吵架，她说：将就一下，将就一下，洗洗就会大一些，多洗几次嘛！后来我把帽子洗了，还是没变大，而且感觉越来越小，因为那布缩水，说明那布并不是纯棉的。我又不想轻易被别人罚款五十元，办法总是人想的：我像大哥一样剃了个秃子，把又厚又粗的头发铲掉了，这下倒可以戴上了，可光着头戴帽子的感觉又极不舒服，但是部长说：习惯就好了。后来我就习惯了。我的头越来越小，因为我的头发在生长，而且长得越来越多，它把头皮和帽子之间仅存的空间占据了，所以就向下挤我的头皮，这样以来我就成了一个长着小脑袋的年轻人，连面相先生都这样说。虽然我们不是白领却要我们打领带，并且将衣服扎到裤子里，有时要求腿上绑着公司的长袜，象踢足球的运动员一样。我还得穿公司定做的线系大皮鞋，这鞋内有铁皮镶嵌，防止模具掉下砸坏脚趾头。我知道这代表安全，这是为我们好。因此这双鞋穿起显得特别沉，走起路来地板会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象驴子过板桥一样。
　　
　　我快结婚但还没结婚那年，进车间要戴手套、鞋套、耳套、头套（就是帽子，我知道我们穿戴的每一样都是有充足理由的）……想不到的是居然要求我们戴避孕套，只要人身上冒出来的部分都要求套起来，这使我想起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那是自愿的。而我们呢？也是吧？不，这一切都是为了客户，为了那些变态的人生产几张破商标！为此我曾想写一个《装在套子里的现代人》但是想来想去觉得没多大意思。
　　
　　检查我们有没有戴避孕套的人是我常说到的老处女，这项工作本来由她监督执行，但不知何故她要亲自执行，通常我们都穿戴完毕，排成队，候检。她拉开第一个人的裤子，队伍后面就一阵骚动，不时在喉咙上干咳数声，被查的那个人是个矮个子未婚青年，可能是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当老处女拉他的松紧裤带时，他突然跑开了，大家一阵轰笑，队列也东倒西歪。老处女泰然自若地说：笑什么笑？大的小的我什么没见过？这是工作，严肃点！接着来，下一个。……女人说这样的话不怪，怪在这话是由处女说的，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妥当，我很虔诚地走到老处女面前，我也搞不清为什么那个时刻我就闭上了眼睛，她和我大哥相识，和我也相识，只是之间无话可讲，在众目之下一个女人把手伸向一个男人的裤裆，让人不知道怎么表情，这可能是我闭眼的原因。她见我闭着眼，随口说了句：还没擒住你的命根子就装死。我清楚地感觉到她故意扯了一下我那个……透明的小短袜还在我大腿上弹了一下，这简直就是性骚扰。
　　
　　科技日益进步，后来这项工作就简单多了，他们在发放套子时在上面印了条形码，检查时只需用条码枪对着你的裆部扫一下就ok了。据不可靠消息表明，那期间有妇女出现铅中毒的现象。后来他们就用无铅油墨印条码，这项措施得到了大部分妇女的默默支持。
　　
　　如果有人问你们公司为什么上班还戴避孕套，答案是：我们工作太忙，但安全第一。我们不想忙得绝了后但也不愿意匆匆忙忙播种，质量第一。因为我说的是2010年的事，那时候人们见面五分钟就可以发生好几次性关系，你可想见数量虽然可观但质量并无保证。
　　
　　大家忙着享受生活，力图抓住时代的潮流。精力不足的中年人为了不落在潮流之后，他们忙着吃壮阳药，走路都怕碰到“老二”，常常是一副举步维艰的样子（按王小波的说法那就是：走路象板凳），包括我们的B先生。其实你完全可以说：你们可以装在自己的衣袋里，要用时再戴嘛？我其实也完全可以告诉你：这样想是合理的，但是不能这样。原因如下：我们的工衣没有口袋。工衣没口袋的原因是：防止员工偷机器零件。证据是曾有人偷过螺丝。最关键的就是“穿上透明小短袜”及时行乐可以节约时间，乔治说：你们在厂里的时间就是属于公司的，节约了时间就等于节约成本，节约成本一块钱就相当于纯赚一块钱（王永庆语）。阿超说：我保证上班期间不做爱，透明小短袜其实也可能节约下来嘛。B先生说：如果那样还叫人性化管理吗？
　　
　　很多人刚来这个公司都不习惯，后来就习惯了，因为他深深地懂得不是公司来适应人而是人去适应公司这个道理，懂道理的人老板就喜欢，因为好管，好被剥削。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也会这样，而且在很多时间里我也跃跃欲试想成为老板喜欢的人，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喜欢钱。必须喜欢钱。
　　
　　有人说：为了钱，多穿几件衣服算什么！戴个套子又把你怎样了？再说了这都是公司出钱。只要公司给我钱让我一齐戴十个套子我都没意见。你当然没意见，你老婆就不一定了。有人说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我对这个没意见，虽然我知道这是一句经典的废话。但是后来我在小便池旁发现B先生居然没穿透明小短袜，我就有点看法，后来阿超又说所有干部都没这方面的要求，我就觉得受到了伤害。
　　
　　到FR厂来授课的B先生是一个面容精瘦的人，但他的小脸上却长着一个大嘴巴，而他的嘴巴和肚子又一样大。《神相》云：男子嘴大吃四方。由此我们可以轻松地知道，他的课不只是在我们公司讲。他手里有一大堆名片，按他自己的话说就凭一张嘴哪儿都有他（的）饭吃，这是他向我们证明口才的重要性时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按乔治的话说，请他演讲的人成队成串，他（乔治）也是花了钱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认真听讲。不但要认真听，还要作好笔记，课后要考试，考不及格要补考，补考过不了关，要记警告并处以罚款，罚款后再不谈补考的事。B先生穿戴考究，大嘴巴上还有个细鼻梁，细鼻梁上架着一副边缘反射紫色光茫的眼镜，镜架上方焊接一横梁似乎是为了把这两只镜片挑平，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就象字母“B”，这是大家叫他B先生的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从来都是用大嘴巴BBB地讲，使用专业术语，用生难怪僻的字，而不考虑我们究竟懂了多少，这在学校里是可以的，但在这儿是行不通的，但又没人愿意揍他，我更不会揍他，因为劳动人民不应当伤害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安安心心地劳动。
　　
　　B先生讲的课程是关于卡耐基的，他说他终身受益的人有四个：第一个是曾国蕃，第二个是蒋介石，第三个是卡耐基，第四个才是他自己（我实在不明白“自己是自己的终身受益人”这一说法）。他说他把自己排在最后是为了谦虚，年轻时他总把自己排在第一，那是有自信心的表现，现在谦虚已经把他的自信心隐藏起来了，所以他把自己排在最后，这叫成熟。阿超这个时候本来不该讲话的，他却悄悄给我说：成熟就是自愿在别人后面舔屁股。
　　
　　他的确是成熟的，因为头顶上的毛给肉让开了道，像伟大的列宁同志。我就是因为不成熟所以还要学习，但是我又怕自己成熟，因为说真的，我不愿有事没事把舌头伸出来……；我很清楚我已经离开了课堂，离开了三面墙壁挂伟人像的教室，但我还得听讲，做作业，背文件，考试。
　　
　　我们的机器象一列火车那么高，有半截火车那么长，需要攀着铁扶手才能爬到它的顶部，爬到机器顶部天花板就近在咫尺，还能感觉到灯管的温度，帽子有时会被天花板上的灯具碰掉。爬上机器只能猫着腰在上面行走：检查油孔的注油状况，墨斗的油墨使用情况；散热风扇运转是否正常，走纸轨道是否畅通；UV灯的使用期限，印刷齿轮的更新频率。有的机器要矮一些，但从另一面看也只能看几个人头在机器上面浮来浮去……F03是一台老式印刷机，它的底盘漏油，这些油漏到地面上就要用抹布把它们擦拭干净，正因为如此你就要不停地观注“油路观景窗”，若低于下限就要立即加注机油。夏天到来时帽子下边流汗，手上有黄油又不方便揩，于是有人向乔老板申请只戴一顶帽子，乔老板说不行，原因是这是客户的要求。我大哥把空调修坏了时，车间就像个蒸笼，天本生热就不说了，机器运转有热量散发出来，日光灯照射也发热，还有一个3500w的烤箱。有一次乔老板要求增加一个空调，老处女报告：上个月电费超目标了。当我在车间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就有一个黄衣领的女孩出现在你的机台旁边。她戴着雪白的手套，腋下夹一个硬质记录本，在机器上边一摸，然后看一下自己的手指头，在机器下边再一摸，又看一下手指头，有时取出腋下的记录本，握着圆珠笔在上面记几笔……这种人我们通常叫她们“监察员”，她们通常都生有一副过得去的脸，说话简单明了：
　　
　　“你这儿不干净”
　　
　　“你那儿也不行”
　　
　　“你这样做不符合标准”
　　
　　“你错了一个字”
　　
　　“不对”
　　
　　“还是不对”
　　
　　“你把日期写错了”
　　
　　“你违反了某条某款关于某某之规定”
　　
　　“你帽子歪了”
　　
　　“你的扣子没扣好”
　　
　　“打扰一下，请问——”
　　
　　“我们会报告你的主管”
　　
　　“这是公司规定，不能讲”
　　
　　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罢了，但是她们是一群，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来问你哪方面的问题，一会儿一个黄领的刚走，一个红领的又来……当我工作不顺时我总很烦她们，总觉得这些长得过得去的女人总让我们过不去，好像她们根本就不让你安心操纵机台。她们监察我们不需要理由，我们也知道那理论一套一套的：为了服务好客户，为了公司，为了这个团队，最终都会说到为我们自己这个目的上来，所以我们要知道灭火器是怎样使用的，我们要知道成功人生八大法则是什么，我们甚至需要知道各部部长及夫人的名字，我们要知道公司的经营理念那一长串意义含混搭配不当的繁体字句子，我们的品质口号，品质目标三阶段，品质承诺六遵守，品质原则四坚持，品管体制十大款，不良检讨细则几箩筐……错一个罚款五元，不多，他们说罚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2010年猪肉涨价30元每公斤，我们一个的罚款涨到15元每次，也就是说你错一次你们家冰箱里就少了1斤肉，你的儿子就少买五只铅笔，是不多。但是仔细想想那些要我们牢记于心的对我们也没多大用，比如我会使用灭火器，你就一辈子都不要来问我这个问题，除非有新式灭火器问世，但是她们要我一字不漏地背她们写的使用步骤。卡耐基是怎样成功的？准确地说他先生成功给我无关。如果我成功了我也会搞个福安成功学，如果你学了我的成功学还不成功的话，那说明你没有领会其实质，多么无耻的谎言啊！
　　
　　发一通牢骚后我们来看看监察员，2035请注意：请问灭火器的使用分哪几步？我用闪电般的速度回答了她的问题。她又来了：先生，请问卡耐基的人生信念是什么？我说今天不是不查人文方面的吗？她说：“我们查什么，你不要管。”我一时想不起来那个美国鬼子的信念，就随便编了几句话想应付了事，她轻蔑地摇了摇头：再给你半分钟想想。我哪里还想得出来，头脑一片空白，不到半分钟我就想到她年轻的胸脯上去了。她翻看了我的工牌，再次确认了我的名字和工号，然后在她专用表单上（我名字对应的栏位）仔细地画了一个叉叉。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失去对她胸肌的兴趣，开始心疼我的五块钱。她走开了，我放下手里的六角扳手，追上去低三下四地给她说：我还答对了一个啊，你怎么只记错的呢？
　　
　　她头也不回地说：“对了是应该的；错是不应该的。不应该的就要改正，应该的就要习惯。”这些都说明她是这方面的老手。
　　
　　被请进训示室并不是因为你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他们特别爱你。训示室在图书大楼第六层，图书大楼的第一层是阅览室，后面是餐厅，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当众吻了舒曼。这幢房子之所以叫图书大楼是因为政府说一个企业要有企业文化，老板就把原来的住宿楼换了一块牌子，这块牌子是台湾著名的书法家王仙之所写，他自称是王羲之第二十七世曾孙，我们常常以为是王羲之他兄弟。而且这个二十七世是怎么来的也没人知道。训示室的四壁挂的不再是马克思、爱因思坦、杨振宁、爱迪生的头像了。它挂着各种图表：甘特图、伯拉图、雷达图、鱼骨图。室内除有一张讲台外其余便空空如也，所以听B先生讲课常常要站着，听讲时要手捧硬钞作笔记，要端正自己的工作帽，打好领带，反正要按规定穿戴整齐。站在讲台上你会看到一群方方正正的帽子集中在一个方方正正的房子里。如果大家都脱去外边的大蓬帽的话，这个队伍就成了手捧圆珠笔和硬钞的财主方阵。我们都很认真地听B先生讲那个可恶的卡耐基（其实可恶的不是他），他说：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忠于职守，成功的机会对大家都是均等的。之所以要我们站着，是防止个别人打瞌睡，但有的人站着也能睡，不是他有特异功能，也不是因为他是一匹马，上了十二个小时的夜班再开会怎么不打瞌睡嘛！我们之所以作装整齐是因为背后有人用德国造的镜头瞄准我们，他在镜头后面将我们图像拉远拉近，还将B先生的声音也录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装得很认真，觉得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注意到我，我唰唰地写着字记着B先生的每一句话，当摄像师走了以后我就不想再装了，就画一朵玫瑰花撕下来递给旁边的女同事，她扫了一眼，就揉了。哎。女人在哪儿都沉得住气，看来她是真被B先生的讲话给迷惑了。说良心话：B先生讲的每一句都相当有道理，但是我却毫无道理地感到恶心。
　　
　　B先生和我大哥一样也有个大肚皮，我大哥为什么是个大肚皮我不知道，但B先生一定是吃得多给撑大的。这样以来他就好比一只口腹等大的缸，又似一个饭桶。他嘴巴里吐出的是一连串的文明词汇，有时夹杂一些古文知识，像一只掉了瓷的缸。他讲过这样的话：“卡耐基博士乃世界之奇才矣！”接着说他的成功学书籍在全球以数种语言数次出版发行，就凭这一点他再活五十年怕也做不到。然后寻章摘句地讲了成功学的三部分，每个部分设立一个小题目，每个小题目又分几个更小的题目，这些更小的题目后而留有好几个题目让我们用工作中的实例去证明。比如：我们的错误均由我们的态度造成。我举例：早上刚上班，主管就批评我，我应当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而不应当黑着脸，如果天生就是黑脸皮就要微笑来改善。你不要说这一着有时还真灵：有一天老杂毛（有关这个人我们以后可能会作进一步说明）听到我在车间走路的声音太响，象是影响他现场办公，他背着双手走到我机器旁边恶声恶气地说：为什么你走路的声音都与众不同？其实这双鞋也确实重，我的脚象是被它拉到地面的，发出这种声音也不能全怪我，再说他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所以当时我很想生气，但又不能生气，我强装着笑并对他说：对不起，部长，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他听我这样讲话，眉头一伸就走了，表示很满意。所以有时候你不祟拜B先生也没有办法。你应当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饭桶我们就没有饭吃。
　　
　　可是有一件事还是这句话解决不了的。我大哥被老处女批评，原因是老处女说他运竹竿时每斤多要了五分钱的运费，大哥说：这不是我的错，这是给老板讲好了的。老处女很不高兴：乔总说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制度化，真是不好意思，这五分钱还得从你工资里扣除，也就九百来块钱。我哥想：一个月工资就一千多块，去伐竹乔老板早就说单独算，算一下也就赚了一千多块钱，买牛的钱还得自己出，这一扣，那竹子不就白运了？所以他提高声音说：我要找乔总！老处女的口气立刻软下来，很有耐心地说：乔总说他现在忙，我再去帮你说说情，也你比你去碰一鼻子灰强。我哥将信将疑，但似乎还是信了，因为他觉得老处女说话的口气像是要帮他，所以喘气声也平息了下来，当时他很激动，喘气象头牛。
　　
　　回到屋头，我就给大哥说：哥，你把部长得罪了，你的态度不好，你应该找个机会说个不是。他辟头盖脸地给我一句：你什么时候能长出骨头来？我当时也生气。我又想他可能心情不好，就趁他心情好的时候又给他说：说句话又不少你什么，给别人面子，别人才给你面子，你不装得好一点，能帮你的她就是不帮，你也没办法。我哥似乎开了窍，在办公室找到老处女说：那天是我的错，我态度不好，也是我的错，对不起部长，都是我的错。这句话是我给哥起草的，我想用B先生的理论去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谁知老处女对他发了一通脾气：错了？你还知道错了？错了就完了？说得亮堂堂的，是不是错得体面？我哥保持沉默，不像以往那样黑着脸，而是谦卑而温和地保持沉默并退出办公室……原来老板轻描淡写地批评老处女：就这点小事你在算盘上拔了大半年。也就是说我大哥找她时她正在气头上（老乔刚屌过她）。
　　
　　关于B先生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他很多经典的开场白，我都没有写到我的小说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头顶也开始没毛了，推己及人，我对他的看法也有所改变，他是游离于每个企业间的可怜虫，其实大家内心都不怎么尊重他，除非是第一次见到他。年轻时我和他无冤无仇，但见了他后就有很多情绪，他的理性象一根根铁条在一步一步地编织……继尔把我们笼罩……直到把我箍死在里面。
　　
　　我从情绪上反感他，但找不出一分理性和他辩驳，这就是我的处境，我的处境说明我渴望自由，一种精神上的无法无天，我不喜欢被别人笼罩，我被迫戴上方帽子，但我很不情愿别人再在我的头脑里塞上一块文明的方砖，一块时代的方砖，一块成功法则的方砖，但是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否则你就给他乖乖地滚蛋……
　　
　　我曾说过，FR厂的建筑整体上象一只篮球放在广口瓶上，当然这个瓶是正方体的，象一个装死人的盒子，房子是一个厦门人设计的，据老处女所言，为了节约成本才将屋顶修成圆形，结果是省下了许多瓦片，浪费了很多玻璃。这个篮球是一只硕大的玻璃蓝球。无论什么时代节约成本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比如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一个公司的日常管理，节约不是致富的途径，但每人每天浪费一点依然能使一个富甲天下的人两手空空，但是往往因为如此人们就走到它的反面，把它做得很过分，这更为有害。FR厂自然会想到节约成本：厨房的青菜是最便宜的，像这些买菜之类的事老处女都要管着，可见她已经是事无具细了，买菜的人要严格遵照她的指示去执行，所以青菜就便宜地发了黄。21世纪发生了很多事，包括2006年的青菜涨价，这些青菜可以卖到四五元一斤，而当时猪肉也就九块多一点，所以我大哥说吃两斤菜不如割一斤肉。市场上的青菜梗老叶黄象人一样也就不值钱了，这些不值钱的青菜被老处女看中，被我们吃着……走出车间我们来到厨房，看见这些发了黄的青菜一勺勺地躺在我们的餐盘里，我们就抱怨说：这是什么菜呀？猪吃的？厨师说：有吃的都算不错了。于是没人再说话。你可以想见他们是经历过苦日子的人，用“解决温饱”这一标准来衡量21世纪的中国工人。即便如此“有吃的都算不错了”这句话也还惹恼了一些老“油条”，这些人将餐盘一扔，筷子一丢，就到厂外去吃了，当然公司不会忘记在此人的工资里扣除“误餐费”，因为公司按人做饭菜，你不吃就浪费了公司的成本，哪怕是黄青菜呢，也要钱啊？
　　
　　公司欢迎员工提意见，我们忘不了向他们提出改善伙食，他们的理由各不相同，老处女开会的时候常说：羊羹虽美，众口难调。做得再好也有人有意见。我们又说：汤里肥肉太多，米饭里有创口贴，面条里有头发，菜里有毛虫。老杂毛说：菜里有虫说明没有农药……有时候我们的意见千奇百怪把戴高帽的厨师给搞烦了，他就将菜刀在砧板上一拍：你们的意见怎么那么多。我们就再没意见了。因为我们也不想因为吃饭的事被厨师剁掉。后来有人提出不在公司用餐，没被允许。原因是到厂外吃饭影响公司形象。关于这个形象的问题我至今无法理解。有人私下去求老处女说自己想在公司外用餐，老处女说那是要被罚款的，谁知此君不在乎，说罚款他也在外边吃，老处女说那也不行，既然李部长规定了上班期间在厂内用餐就得按规定办。
　　
　　在年终尾牙庆祝会上，老处女总会笑眯眯地向我们报告她的成绩，她知道没多少人听，但只要乔总在场，她都仔细地搬出那些芝麻般大小的帐目，报告完毕她目光总无比温柔地扫过乔老板那秃了半边的脑袋。乔老板说我们的后勤处长（后来升为部长）是个仔细的人，是个全面的人……（我们的老板总喜欢用排比句）。要是我我就会说：我们的后勤处长是个仔细的人，是个全面的人，最重要的是她还是个处女。我这样讲并非我具有处女情结，作为毛福安我以为一个人是不是处女只说明了她所寄居的时代。如果不能说明这一点，那就说明了我自己的状况，说明我还是个处男，我哥呢，也是。他比我大，所以他就是个老处男。有人说我大哥在中南市嫖过妓，如果是真的那我就只能这样说：我大哥曾经是个老处男。天下之大一个老处男遇到一个老处女应该是某种机缘，应该珍惜，然而他们却毫不珍惜地仇恨着，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你一定认为在一篇小说里一个老处男遇到老处女应该有个故事，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曾经有把他作为一对忘年恋写进小说的愿望。需要说明的是我哥比我大四岁，老处女当时就有四十多了，但是你若只看样子，我告诉你毛福平是老处女她爹，你肯定会信。所以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得把他们的真实年龄颠倒过来，写年轻的老处女吊着一个老头（我哥）的脖子说：我是多么爱你啊，诗人！——这样想想我都觉得怪怪的，还不说去写。而且我还觉得这样写我哥太吃亏，但是小说家总该有点硬着头皮上的精神吧，所以我还是决定写……这一想法终止于我大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那一天，说明在死面前我保持了理性，同时也说明我的浪漫在不幸面前止了步。不知道还能不能说明：我浪漫得还不够彻底，或者说我不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同时我也认为这样来定义“浪漫”，多少都让人觉得面目可憎。老处女的另一个称呼叫：乔夫人。她因为别人这样叫而羞涩不安，在羞涩中隐藏着兴奋，这种兴奋和羞涩来至一个少女的表情，显然与老处女挂不上勾，虽然她有着肥厚的腰身和滚圆的屁股，但是这些妇女特征都不能阻止她在脸上呈现出一副伪处女的神情，当然我们认为她有伪装的权利。有时候我们认为她是可怜的，尤其是我年岁逐渐增长的时候，当有人认为我也可怜的时候；不知道在2035年的今天她死了没有，如果没死，那么嫁了没有呢？虽然这不关我的事。
　　
　　说了你也许难以相信，乔夫人在与几位部长聊天时常常有这样的对话：
　　
　　我还是处女呢。
　　
　　看不出来哟！
　　
　　你们太粗心，缺心眼。
　　
　　我们没心没眼，只是太粗的有一根。
　　
　　真不要脸！
　　
　　开个苞，多少钱嘛？
　　
　　………
　　
　　听到这话我心里都痒痒的，不知我大哥他心里痒不痒？在这里我会提到另一个人物—杨春—她是我老婆。这个女人很胖，我在时人们对我说：胖夫人哪里去了？背地他们却说：福安的胖婆娘在干啥呢。我在讲老处女时之所以提到这个胖婆娘，是因为：可能是在2015年吧，我和她上了床—B先生常常这样说：我们不讲上床我们讲sleeptogether！—我汗津津地从一堆胖肉上下来，面对雪白的墙壁，面对窗外那灰暗的天空，和着二十多年的梦想，我感到人生不过如此，我感到悲哀。一阵强烈的悲哀。由理性支撑并穿透我身体的悲哀。多少年来我终于占有了一个女人。我终于认可了黄孝阳曾说过的一句话：当一个女人向你叉开双腿的时候你才会懂得人生。当然这是我的进步，但是今后的生活中我要不停地占有她，这是我的义务，这不是我的权利。因为权利你可以放弃但义务你必须要尽，否则你就不道德。退一步来讲我不继续占有她，就伤害了她。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提出：我们还是分开住一段时间吧？她一阵冷笑，她的冷笑不太吓人，她慢慢地走过来，用手擒住我的脖子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把全部都给你了，我可是个处女呢？我甩开她的手，她又过来擒，她在这个本来就不太大房间里挪动着她那不灵便的大肚皮（那时她还没有怀孕），一双红色的泡木拖鞋的后跟被她踩成纸片。后来她说的话幼稚而且肉麻：你怎么赔我？我是处女呢，说啊？你怎么赔我？我不想把邻居弄得不安宁就说：我也没说不要你。很显然老处女将处女这一令牌作为她们的资本，一方面她们向别人炫耀，一方面在放荡中欲盖弥张地点缀一点纯贞以便对男人构成一种难以抗拒的勾引。我很不愿意说她给所有的部长上过床这句话，因为我真的没碰到过，所以我不能乱讲。老杂毛常常在喝酒时说：人与人之间嘛，这个，嘿嘿，搞搞关系是很平常的嘛，至于“铁娘子（指老处女）”，我们有时住同一间屋子，也只是抱抱而矣，一个女人的初夜我哪敢……我老婆用这块令牌警告我要对她负责任。我说难到女人都这样？有人立刻反驳：你是女人你也会这样。我又给她们驳回去：如果我是处女我才这样。
　　
　　2010里人们毫不矛盾地尊敬处女嘲笑处男。
　　
　　处女膜修复业务空前。妓女行当更是门庭若市。
　　
　　男女在还是不平等。我曾说过男女比例失调的原因之一是大家总盼望生个儿子。这导致男女数量上的不平等。少妇们无事生非罢工、示威、游行，她们想在几年内夺回失去了几千年的权力。但她们仍然盼望生儿子。她们把妇女的权利争取回来了，她们可以作兼职情人。这下不但不平等，反而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幅度下滑。不久她们就知道了：女人命运就是弱者的下场。奇怪的是生个女儿她们又大喜一场，可能她们觉得：不管怎能么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所以她们计划着在女儿出嫁时狠狠地赚上一笔。物以希为贵，她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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