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很早就有人说我已经死了，而医生说我60岁时才死的，所以我不知道我究竟活了多久。
　　
　　2035象老处女一样来到我面前。我对它毫不动心，因为我也老了。我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生肖猴，时年55。再过5年就要领养老金了，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的生命还有多少呢？我常假装不明白。在这五十多年里我都干了些啥？想起这个总让人痛心。
　　
　　像许多人一样，我先当儿子接着当老子最后盼望当回爷，这些都不能使我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丝痕迹，因为它是一个生物人必须经历的过程，那么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半个世纪了，我还是搞不清楚。
　　
　　努力回忆那些逝去的时光，它留给我的是偶然的印象，不足以把如今这个干瘪的老人填充得更为圆满。我很懊恼，而且是这把年纪不应该具有的懊悔和恼怒……直到我回忆起自己还是一个小说家时，这些懊恼才象阳光下的雨露一样消逝得没有了踪影……
　　
　　在我的心目中小说象一轮的太阳。它伴我度过那寂寞的年轻时代。使我的生活有了热情和活力。年轻时，我在工厂写小说把自己写得骨瘦如柴，有如太阳把我的水分收尽，只剩下陷的皮肤和突起的骨角。颌骨向下完全是为的是那对颧骨的突起。外公说：颧骨高又宽，将来当大官。自古以来它就有一个正义凛然的名字—将军骨。
　　
　　如今我是一个老头，常咳嗽咳不出痰来。这说明我缺乏养分。我还吝啬：连痰都舍不得留给这个世界。有人心满意足地向世界吐口水，形成各种流派的泡沫，留下一瞬即逝的美丽。年轻时我身长1。98米，老了就没有那么长了，因为背驼了。有人称我为骆驼或者乌龟，相比之下我比较喜欢后一种动物，因为它命长。所以说我还想长寿。我爱给人开玩笑，所以他们也就开玩笑说有两种动物长得跟我像，甚至还说是我生的。
　　
　　我从脸盆里摸起那张淡黄色的毛巾，好不容易才拧干，打开时热气腾腾，我洗了帕脸，伸头往镜子上一照，就看到了那个似曾相识的人—马三立，我的意思是我像那个相声演员马三立，其实我的真名叫毛福安，从小父母都叫我这个名字。在上学时我有过改名换姓的冲动，那次冲动后我的名字沿用至今，已经坚持五十年不动摇了，我以后还叫毛福安，也就是说我一直都叫毛福安。经过这样三翻两次的说明，你一定以为我的名字有着深远的含义，有不平常的来历，其实都不是。简单点说，我出生在毛家岩。那里的人都姓毛，我的父亲叫毛发亮，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他们依次叫：毛福平，毛福顺、毛福利。我父亲出生于五十年代初，那时的人书读得不多，但还是知道“平安顺利”这个词了。这些都不太有趣，也没有多大意义，既然如此，我就先撂下。
　　
　　2006年的时候我很年轻，在一家印刷厂上班，那时我就在工厂宿舍写小说，具体情形是这样的：每年12个月，每个月三十天，每天十二小时都要上班，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看小说。那些小说看得让人想自杀，我就想自己写一部。我把写好的小说放在抽屉里，过一段时间后再去看，感觉还不错。然后就拿给别人看，他们看了后给了我这么些评价：1。像食堂的菜一样烂2。可以催眠3。神经错乱。对这些，我满不在乎，这说明烂菜和睡眠之间因为我的小说而有了联系，这种联系成了我小说的特有功能。最主要是我认为他们欣赏水平不高……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乡说他看了我的小说也想自杀时，我才为之而震惊：这与我看别人的小说不一样了吗？这些使我给年轻下了个定义：不理解别人和自以为是相结合的阶段。
　　
　　小说的名字，我都不大记得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写的那篇序言还像死人一样躺在抽屉里，它是一本书的开始，却是作者思维的结束……它告诉你他写这本书是什么或者关于这本书的什么。
　　
　　我用蓝色圆珠笔将序言写在红杠白底的信纸上，这些这些信纸的末端已经卷翘成筒状……我用手将它们抹平……没来得及看到左下角“明星纸品203。5”字样时它们又卷起来。当时我用圆珠笔涂改的地方已经变粗、变毛，象是发了霉，有的都褪了色，我忍不住凑上前去闻了闻，就闻出一股奇异的清香（圆珠笔油内混有香料）这些香味穿透我的鼻孔就好像直接进入了我的大脑，我很兴奋与此同时小便失了禁……我就只好去洗澡。洗完澡，为防止再度兴奋，我穿上那条特制内裤，这条内裤是情人送给我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那个要命的地方多了一个有松紧口的玻璃袋，为此裁缝还多收了一百元钱，你可能不知道2035年一条普通的内裤都要二百元，所以穷人常常穿不起内裤。
　　
　　现在我可以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看我那篇序言了：
　　
　　“趴在床上写小说快一年了，每天我都刻意拒绝与人交往，排斥一切言论，保持自己的单一和聪明，结果只剩下愚蠢和空虚。为求深刻，我将空虚写在纸上。觉得自己应该和这些空虚有个了断。我将这篇小说收了尾，开始这篇序言。我在宿舍里迈着七星步，仰天长啸：天地悠然，人情冷暖（故作惊人之语）。生命如烟如尘，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的口气），这与我写小说的初衷是相悖的。如果你多看些书，关于评论的书，关于后现代青年人的书你根本就没有理由再提笔写字，因为他们把各路都封锁完了，他们说：不用你说，你的哪根毛要动我都知道。但我还是写了下来。这个序究竟要不要写，都可以足足折磨我几个月时间。关于写什么就更伤脑筋了。我磨破了脑袋写出的不外乎是老调重弹。
　　
　　“有人说写小说是无聊的人干的，我就是一个无聊到极点的人：睁开眼睛上班，闭着眼睛睡觉。依次循环，从不有误。生活就这样由上班和睡觉构成，我被夹在其间，并在夹缝中写小说，象是鱼儿从混水里探出头来透口气。我要活下来就得写小说，这样说似乎在夸大事实，但到后来真成了那样。小说里自我成分多，凭这一点它就可以与失败划上等号。小说还没有机会出版，现在就给它作序，用一句歌词来说：在你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直到如今，我发现自己的不幸不是相貌丑陋（拉开抽屉找到年轻时的工作证：上面是一张塑封的彩色照片。这就是我！哪里丑呢？我端详了半天，反而觉得自己很英俊，至少没有现在这么老。一副年轻有为的样子。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在年轻时要说谎呢？）不是没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和万贯家财，不是吃不到虎鞭……读到此处我双腿间的玻璃袋鼓了起来，热乎乎的，我躬着背象螃蟹一样推开洗手间的门……这门都快被我推坏啦…）睡不成象牙床（我们都在别人的牙床上睡、做梦，任由圆滑无比的舌头搅动着这个世界）而是王小波的小说为什么现在才看到，关于他，我就不多说了，你自己去看吧。
　　
　　“王小波说凡人都喜欢智慧、喜欢异性、喜欢有趣，抓住这三点对一个精神要求很高的人来说就足够了。当然你也可以坚持你的愚蠢，那是你的权力。你甚至可以说我不过是坚持了自以为是的聪明。我没有很高的智慧，没有喜欢的异性，所以我只追求有趣。我追求有趣，但生活却有趣不起来，因为我生活在机器和机器人中间，这些有思维的‘机器’围绕着没有思维的机器团团转，他们想：我是怎么被它搞糊涂的呢？所以没有思维的东西总是占于中心地位，它们统治着我们这些机器人。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机器和我产生了感情，因为我发现打开电源的面板在向我微笑，由此我产生了希望，希望马达带动皮带会产生有趣的动作，但是随着速度的加快，噪音的来临，有趣并未发生。有趣象一个女人，你追求她，她就跑了，你停下来她却向你嚷：傻瓜，你真有趣！
　　
　　“还是不要说生活很无奈那些话了，都在讲，没意思，更无趣。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你要让自己的生活美好起来啊，你要快乐啊，让我们来赞扬这美仑美奂的生活吧！我得说明上面说的我都喜欢，如果到了要你给我这样讲的地步，还不如被你强奸好一些。
　　
　　“序言本该为小说而说（或者关于小而说），但直觉告诉我：可以任意而为之，这不该只是大师的权利，小说永远是个人的事，不管它有什么样的内容，多么奇巧的结构，属于哪个流派，它都只是向少数人陈述一个想象中的自我，既然陈述的是自我为什么要别人看呢，因为我也想被别人欣赏。
　　
　　“让灵魂付诸文字构成一个平面的自我吧。让我存活于一少部分人的心中。等他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收回炯然的目光，闭上疲惫的双眼，我—毛福安偶然地傍在他们的心旁，由此他们不再孤单，我亦欣然。
　　
　　“前面说过，我趴在床上写小说，你不要误以为我是个瘫床不起的病人，从而产生同情和悲伤的感觉，这两种心理都会遭到绝对现代化的享乐主义者们的嘲弄，我担心这些嘲弄将我埋葬。可他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是‘自己掘墓人的杰出同盟者’。
　　
　　“阿超说我躺在床上就像是和床做爱，这一点我可不承认，据我所知，做爱时下半身是要动的，但我只是手在动啊？（这又像是在手淫）。我上司说我是性压抑，这我就没法反驳了。因为我单身。说得完整一点就是单身贵族，但我觉得自己又没有那么阔气。说穿了我就是个光棍，没老婆性压抑就让它压抑吧，再说以这种姿势趴在床上确实把性那个地方压住了，将来会不会影响下一代还没来得及问医生。（需要说明的是2035年有人连医生都不相信了，还有的有了自己的家庭药房用电脑配方，很可能我就是这种药吃多了，小便老失禁）。
　　
　　“写这篇序的时候我仍然趴在床上，很不幸自己是个男人，不然的话我会通过扩胸运动将胸肌练得异常发达，以便它们俩能撑起我的上半身，方便我写字。那样我就用不着在胸下垫一个枕头了，就为节约一个破枕头，写下了这么多废话。我这样想是有原因的：我睡觉时常穿一件带扣的短袖衬衫（那是我的工衣）当我平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时，我总是将双手交叉放于头上，那件工衣的一颗扣子刚好置于心窝—它压住了我的心。我睡不着……闭上眼就感觉它的存在，而且越来越重地压在我心上，因此我总要把整件衣服的扣缝斜拉到胸的一侧，才睡得安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犯这个毛病的，后来我趴在床上写字时这块枕头似乎将我的心塞住，我就想像着在枕头正中挖一个窟窿，以免在写作过程中因心受压而导致呼吸困难，后来我就想换成两个小枕头，最后我想我要是长一对乳房就好了，于是我就因为自己的性别而感到不幸。我感到不幸就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谁也不搭理，同事常因我不当他们的存在而愤怒，还说像我这样的人迟早要遭报应。盗用王小波的话说我现在就在遭报应。但我完全可以不写小说，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写小说我像是遭到了更大的报应。
　　
　　“有时候，我趴在床上用手托着下巴，将笔夹在耳朵上（这个动作好似我大哥）找灵感，大多数时候我走路时都在找灵感，有时候拾到一个带泥的硬币，我以为是上帝给我寻找灵感的报酬。有时就忘记了是去上班还是已经下了班（而今我走进WC拉开拉链时才发现我的本意是想喝杯水，完全搞反了，这是我事事想超前所导致的）。宿舍里有几个同事均属男性，他们看电视，玩游戏，讨论女人，还有的人太小，天天缠着我问处男是什么意思，我不会给他们解释的，因为我不相信他真不知道。而且给他解释后他常常问：你是不是处男？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须谨慎，通常回避这个问题不是上策，拾别人的牙慧也没意思，所以针对这个问题须先作一番调查。若周围的人是你最好回答是。若周围的人不是你要回答不是，以免遭人嘲笑。在2006年的春天有人扬言他是处男，大家为他感到悲伤，因为他比阿超大五岁。我说过（在《超哥》中说过）阿超在于2006年已处二十五岁高龄；阿超说假如他死了应该给他立个贞节牌坊：此人和拿破仑一样，至死童贞未破。他还补充说明：男三十而立，如果这个男是个处男他立着的儿子就是别人的。对阿超这个人我们现在不要去说他。
　　
　　“当我找不到灵感的时候我就开始假设，一味的假设是毫无意义的，上学时我们都假设自己将来钱财上万、佳丽过千，现在我假设自己是一个孕妇，可能因为写小说导致难产，若是双胞胎可能因为写小说弄成一胎。把自己想像成孕妇是因为在我们厂总能见到货真价实的妇人在楼梯上“挺儿走险”，每当我听到婴儿的哭声我都毫无道理地认为是她们下楼梯把肚子里的小家伙扭着了，你应当知道肚皮不像隔音玻璃，否则男人就不会把头贴在她们的腹部听那小子踢腿的声音，这声音非常悦耳，那小子一定可爱，既然这么早就在练足下功夫，想必笫二个刘翔就要诞生了。
　　
　　“奋斗到2008年的时候，怀孕的女人才有一年时间的带薪假，2009年就有许多小女孩都怀上了“孕”，为了那一年的带薪假她们在腰上缠上布带、到医院里缠着医生又是叔叔又是阿姨，弄得妇检科的老医生很不好意思，最后皱着眉头开了证明单。所以2010年入秋，政府将此政策取消。
　　
　　“在我的序言里我还将是一个孕妇，并且在写小说，肚子里不时传来一个幼稚的声音（当然若实施胎教的话八成还会英文）她说：妈妈，你老压着我干吗呢？我还小呢？我这个人脾气也不大好，可又不能打她，所以只能说句气话：你再抱怨，我就把你生下来。想着并写下这些时，我的肚子就开始发胀了，但我还是清楚我是一个男人，所以就不担心这个会弄假成真。我的假设并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灵感。我的想像毫无意义。
　　
　　“我常常问自己要表达什么，为什么要去写一个女人，对于前者我无法说清楚，对于后一个问题我只有勉强作答：
　　
　　1。我对女人好奇。
　　
　　2。我的想法像女人，唠唠叨叨。
　　
　　3。女人容易被欺负我有欺软怕硬的陋习。
　　
　　4。像女人一想问题虽然肤浅但接近真实，不掉书袋。
　　
　　5。据不完全统计：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人少，好的更少，我有必要臆造一个。
　　
　　6。男人的另一半是女人，我在写我的另一个半，在跟自己谈恋爱，也就是说我自恋。
　　
　　“我用蚂蚁啃心般的描写，将她弄得面目全非。其实写什么都是随机的，写什么都是在写自己。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人群中，这些人可以统称为‘他们’，虽然我给他们没有关系，可他们常对我们说：年轻人前途是光明的……我会在那句话后面加上一个‘，’号再添上：‘只是没有退路’。他们又说：成功永远给有准备的人。我又会加上‘面子’两个字，这些行为都是有原因的，但这些原因说起来太麻烦，太不容易说清楚。在学校里我什么都相信，常将一大本名人名言放在枕头边上，我以为它们可以带我步入成功的捷径，我把它们背得稀烂。走出校门后，我的嚣张与狂妄一下子成了泡沫，我变得什么都难以相信。阿超说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件事把我弄糊涂了的时候我就只有相信直觉。我的直觉是：任何严肃的宣言都必须给它加上一个半嘲讽的尾巴，才显得有点把握、有趣。
　　
　　“如果你有相同的境遇，你会同意我说的某些话。如果你太认真什么事都将失去意义，更不要说什么爱情。我还是相信小说。我在小说里不想单纯地表达一种意思，但各种意思叠加起来就变得让人费解。这些生吞活剥东拉西扯的东西不是什么手法，更不是什么大象无形，它是一个人工作之余留下的精神残渣。我可以觉得它超乎寻常地真实，同时也觉得它异乎寻常地虚假，我活在虚假和真实之间，它们将永存，而作为人必将消灭。
　　
　　“我西装革履、四肢健全地走在大街上依然觉得缺少了什么，或者说比别人少拥有了什么，但是我很少比较彻底地认为自己生来就一无所有。如果你因为丢失了一个物件而痛苦的话，你要想一无所有的人才最痛苦，持有一无所有的观念的人才是快乐的。此时你恰如一个烟灰缸，孤独的烟头迟早都会向你袭来，最后你将忍受别人的燃烧并包含燃烧后的灰烬。
　　
　　“平添一句结尾的话，你什么都可以丢，但你必须留给自己一些善良。在冷冷的现实中善良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它却可以照亮你的心，没有什么能驱散你的心影，对你来说善良恰如一道温暖的阳光。
　　
　　“‘快乐是一天，痛苦是一天，为什么不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这个我不反对。有人又说：一头猪对另一头猪讲，快乐是死，痛苦也是死，咱们还不如吃饱了靠着墙壁睡它一觉；并说这是现代猪的思想大纲。
　　
　　“若前段加引号的说法可靠的话，它应当只作为个人的生活态度，而不应当对众人进行倡导，它救不了那些真正痛苦的人。我虽然不那么爱痛苦，但我也不想假装不知道而盲目地等死，‘总该想想为什么？’
　　
　　“我仍然相信真正的快乐源于创造，而创造无疑是一个痛若的过程（我们痛苦但心理健康，快乐但不盲从）。
　　
　　“我想在序言里按进一些东西，去…启迪一些什么人，但我发现这很困难，所以只有知难而退。”
　　
　　——这就是我年轻时在印刷厂为一篇小说写的序言，我现在能坚持着把它看完已经算很不错了，而那部小说呢？我是无论如何都看不下去了，我已经失去了耐性，耐性最好的时候也就一泡尿的工夫——噢，对了，那篇小说的名字叫：《叶掩红花》。序言里的那些话使我感到无聊，真不想承认是我写的。
　　
　　早上我情人来过一趟。你别奇怪，2035年每个人都有情人，而且性别不一。同性恋已经得到政府的认可，异性恋因不再新鲜反而遭到歧视。人还是要吃饭，这个没有人厌倦，如果连这个都厌倦恐怕就是要死的人啦。中午我吃了些和着辣椒酱的软米饭，口渴又想喝水，但又不得不克制自己（不要喝）。
　　
　　下午太阳才出来，像一张灰白的脸。我用拐杖把窗户撑开，就开始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头儿有点晕。我渴望呼吸新鲜空气，又怕这些略带寒意的空气给我的呼吸道造成太大的刺激。最近我无缘无故头脑发晕，晕过之后就痛，痛得很有规律：以鼻梁为中线上午左半边痛，下午右半边痛，天气一有变化就交替着痛，这就象一个人上午在我左脑上班，下午在右脑上班，老天一有变化他自动换班。它的工作就是拿个锤子换来换去地敲我后脑勺。
　　
　　我用这个有病的头脑钻研头痛的问题，并将编制好的“程序”输入了电脑，颤抖着手按回车键，屏幕显示“神经病”。我又将康乐医院H。博士的界面打开按要求输入病人的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学历、血型、星座、职业、身份证编号、性状况、头的直径、鼻子的高度、是否戴假发、有无情人、头上有无石块（或类似的物品）、是否参加二战（此处备注：程序想知道此人头脑内有无弹片）、银行存款额及帐号。等我输完已经是满头大汗，我充满信心地等待，说是有人输完个人信息，发了一通汗病就好了，还夸H是神奇的心理专家，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因为他的头衔已经够多了。这时显示器上出现了隶书大字：女人的问题女人办，汇仁牌乌鸡白凤丸！我犯了输入错误？屏幕上的大字渐次隐去，我的头痛结果出来了：风湿性神经痛。我知道不久将有人把药给我送来……我就在椅子上等待那咚咚敲门声……
　　
　　敲门声终于响了，但进来的是我的情人——舒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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