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满地找牙的狼狈样。我今天想说的是满地找吃，那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是三十出头，四十没够，家穷人丑，我居然还长了一米六九。七十年代初出生的女人能长得如此的牛高马大，令人诧异。晓得是啥子原因不？秘诀一个：满地找吃！
在整个童年和少年，饥饿是我唯一的记忆。母亲是英雄，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女。其它的不说了，要把这几张鲢鱼似的大嘴填满，得要相当的本事，偏偏父亲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是不太有本事的。最可恶的是他心肠还特别软，只要有叫花子来，把娃娃碗里的饭刨出来给他们吃的时间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全家挨饿之必然。连热天睡在床上，听到树上的蝉叫的都是“饿啊饿啊”，谁知道后来看书，人家城里人说蝉子叫的是“知了知了”。“知了”是什么境界？是禅而不是蝉啊！瞧瞧，那讨厌的喝露水就可以存活的贱主啊，怎么到了书上就高明了那许多呃？如果我们喝水也可以活的话该多好啊，这样就可以免去挨饿的烦恼了。那时候就相信城乡差别是抹不平的。
哪里有饥饿，哪里就有小偷。志士不饮盗泉之水，是圣人的理论，我们是穷人生的小穷人，还是觉得活命比较重要。土地是既然天下农民的妈，自然也是我们挨饿儿童的主要工作基地。其实开始我们也不想偷，就合伙找大人要吃的，结果往往挨的骂和得到的东西极不成比例。“三要不如一偷！”在不断的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了新的理论。于是我们在大孩子的带动下苦练偷吃的本事。可以生吃东西的自然是首选，红苕，包谷，豌豆，胡豆，无一放过。一般是几个小伙伴联手作业，选一个嘴甜会说的和看山的叔叔胡扯，另一些人就实地操作，偷来的东西一个传一个，然后到指定地点分吃。我是那个负责和看山叔叔闲聊的人，基本属于外交部发言人那类。可惜有几次等“发言人”走拢，胜利果实已被瓜分殆尽，有两个甚至抚摸着滚圆的肚皮朝我讪笑。面对单反面撕毁合同（口头的）的伙伴，“发言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撕心裂肺地哭，肚皮虽瘪却并不影响那双小脚把平整的泥地蹬出几个好深的坑来。鉴于事情的特殊性，自然也不敢给爹妈说，否则依照父亲的脾气一定会掰了粗实桑树条子，从而让我的后背以及臀部（俗称屁股）周围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术效果来。那简直是一定的。怕呀，怕！但是，劳苦功高结果却落得如此下场，“发言人”怎肯善罢甘休？就一把鼻涕一把泪，表情惨淡哭声绵长，在上学回来的哥哥们跟前表演了一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几个撕毁合同的家伙在我的哥哥们去“看望”了之后，思想上进步很快，以后我分的都比他们多。另外，瓜果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管谁看管得有多严，只要他还要睡觉，他家的桃子、李子在未成熟前都会到我们空空的胃里去旅行。可惜那时候土地什么都不肯长，可以偷的东西实在太少，所以我们的“胜利果实”在庞大的需求量前还是杯水车薪。
吃不饱饭的时候，就不到处乱跑了，乖乖呆在被窝里，睡在宽板凳上，这样饿的程度就降低了。后来学了物理才知道，那叫节约能量。还记得八岁左右，在生产队的晒坝里看电影《红楼梦》。那个林黛玉整日里哭兮兮的，让人好不耐烦！我就不明白，一个人整天有好吃的不吃，好喝的不喝，哭个啥玩意儿嘛。所以就一直很赞成贾宝玉娶薛宝钗。晚上在晒席里乘凉的唯一话题就是说吃的。姐姐说她想吃炖鸡，因为长到10岁只吃了一次鸡肉，而且还是死的；活的呢？卖了钱给交了学费罢。三哥说想他最想吃鹅蛋，每次过生的时候妈都小里小气的煮一个鸡蛋吃，还没有尝到味道就滚进肚子里去了，鹅蛋嘛个子大些，吃起过瘾。至于我，只想吃腊肉，那味道！啧啧！后来大哥参军到部队，写信回来说：部队真好啊，有吃不完的白面馒头。有时候，我好想寄几个回来给咪妹吃啊，那小可怜好象从来没有吃饱过……二哥念信的时候，全家人都哭了。你知道咪妹是谁？就是我呀。所以成年后每每大哥到我家来，我都要请他到馆子里去胡嗨一顿，向他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果。多年以后的2008年，文友李奉智写了篇小说《1976年的肉》，因为感同身受，我数次抬头望天假装没有流泪。
后来，吃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我是一个怀旧的人，童年的记忆很深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在任何场合，只要有得吃，我绝不浪费光阴和谁瞎扯淡，只顾拣好的吃。有时候陪领导，万不得已才假做斯文，装出一副什么都吃过的模样。那时候就巴不得领导去上厕所，或者去打色情电话，这样就装起满满一碗狼吞虎咽。如果运气不好，领导既不内急又没有情人，就只得饥肠辘辘，奄奄地拖回家，然后煮一大碗面条吃。能吃饱饭就是一种幸福，或者说是幸福的一种。
也有这样的时候，为情所困，为钱所困，为官运不济所困。但只要回想起满地找吃的日子，就安心地躺在摇椅里看着自己渐渐发福的身体浅笑盈盈。朋友打来电话问新年的奋斗目标，我徐徐牵动着胖脸颊，慈祥地挤出三个字：沈殿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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