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宇瀚

　　与龚倩时隔多年的重逢，让我眼前一亮，从卫校毕业三年的她已成了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助理。其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一位大妈想跟一位小伙子换床位，双方僵持不下，闹到了龚倩这里。龚倩思考一阵，向值班护士指示了处理方法，最终，事情圆满解决，滴水不漏。

　　我喜欢这份君临天下、临阵不乱的感觉。

　　初中时，龚倩当选班长，意气风发的开始，却迎来噩梦般的日子。一个班级有三种人，男生，女生，还有班干部。班干部肩负的神圣使命，让龚倩悲催地成为第三类人。本着公正的原则，她严格地将班级状况事无巨细汇报给班主任，自然也招来不满，开始有调皮的同学公然讽刺她“假正经”。后来学乖了一点儿，她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学生们肆无忌惮，却也得罪了另一批循规蹈矩的同学，被扣上了“不作为”的帽子。

　　龚倩彻底成为孤家寡人，工作的开展变得困难重重。“我究竟有什么错？”她曾委屈地向我倾诉。多年后，她已成熟干练。“刚来的时候会犯很多低级错误，”她淡淡地微笑，“我庆幸，这堵南墙，我在初中时已提前撞过很多次了。”

　　她这话，触发了我的同感。高中时，我是副班长，我性格强势，不认同班长畏手畏脚的作风，渐渐地很多事情不再跟她商量。直到有一天，我组织同学为老师庆祝生日，班长歇斯底里地质问我：你凭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

　　她的泪水，在我心中触发一场地震。人们似乎更同情弱者，在全班的窃窃私语中，我的人缘一落千丈。高三，我迫于压力辞了职，整整一年狼狈地度过。后来，无论在哪个团体，那年的受挫时刻警示着我，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充分尊重队友的意见，因而，我得以与每一位同事建立起了愉快的合作关系，一扫当年尴尬。

　　复而想起了小露，高中时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一位有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腼腆女孩。学习委员需要在早间领读英语，那短短二十分钟，便成了全班的“快乐大本营”。她任期一年，这嘲笑，也听了整整一年。

　　最近，想理财的我约见了在理财公司上班的小露。会客厅里，身着职业装的她一开口就惊住了我——标准流利的普通话，从她微笑的唇齿间生动地溢出。后来，我还是忍不住八卦地问了她标准的发音从何而来。她淡淡地说，高考结束后的暑假，她买来普通话教材和磁带，一个月时间闭关不出，自然而然地，练就了标准的发音。靠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普通话，她得以进入这家公司上班。我们感慨着过往，有一件事双方却都闭口不提，那就是，如果没有当初铺天盖地的嘲笑，小露会不会下定决心练好发音，将人生列车开往春暖花开处？

　　我想，不会。

　　当我们还是温室花朵时，班干部身份是我们模拟世界的一把钥匙。作为班干部，老师就是上级，其他班干部就是同事，而同学则勉强算是下属，社会上随处存在的三角关系，班干部率先品尝。讨好张三，就得罪李四；给李四道歉，无意中就暗伤了王五，忍受“他真偏心”“他不以身作则”等类似的差评，是很多班干部都曾有过的灰暗经历。

　　仔细想想，在你的读书生涯中，班上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怪胎”？其实，他们都是幸运儿，从年少的糊涂与青春的泪水中矫正了自己的偏差，然后去了一个让他们重新做人的新天地。

　　如果不是那年失败的班干部经历，我也许要毕业很久才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也就可能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我庆幸能于年少的挫折中提前撞墙，从而得以及时更换正确的方向。无论是龚倩还是小露，我想，她们都和我一样，会感激曾遭受过的嘲笑。

　　那些年，我们都群嘲过一种叫作班干部的“怪胎”，然而他们，正在急剧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