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栖

　　一般而言，死者生命结束，思维终止，无论是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趋于消亡。然而，有些人在特定环境下死亡，后人会以特定的形式予以深切的纪念，使之遗绪犹存，似乎依然“活着”，甚或标示着某种人类生存的指向，影响并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度。这里列举三则有关德国对亡灵的另类纪念方式的轶事，乃是具有这一意涵。

　　在天堂的路上——高铁事故纪念园

　　德国高铁ICE884，运行7年事故发生率为零。1998年6月3日5时45分，这辆有着12节车厢、载着400多名乘客的高速列车，从慕尼黑车站出发，像往常一样行驶到埃舍德的一座路桥时，却以200公里/小时的速度冲出轨道，410米长的车身猛地撞上路桥，酿成101人死亡、88人受伤的惨剧。经过长达3年的调查，查清事故原因是金属车轮老化引发爆裂而致。

　　痛定思痛，经民众裁决，德国政府决定在埃舍德小镇边建造一座“高铁事故纪念园”，并明确其必须担负起的职责：一、让人永远记住高铁事故;二、提醒后人;三、让人反思;四、愈合伤口。接受设计事项的德国著名建筑师托马斯·赫尔佐格和安特耶·斯托克曼精心设计，连为纪念园种植何种树木也煞费苦心。最后决定种植樱桃树，因为每年6月正是樱桃花繁茂和结果的时节，那鲜红的樱桃和茂密的枝丫恰似事故遇难者彼此扶持，互相照顾，一路走好。由此，纪念园的主题确定为“天堂路上的101棵樱桃树”。2001年5月11日，埃舍德“高铁事故纪念园”揭幕。

　　101棵樱桃树围绕着一块长8米、高2.1米的纪念碑，刻有101位遇难者的名字、出生年月以及生前的住址，碑文上写着：“愿死者在上帝的手中安息，也希望活着的人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近20年来，每逢6月3日，遇难者家属、民众以及政府官员都会聚集在此，进行哀悼和反思，并为101棵樱桃树培土浇水，默默祈祷亡灵在天堂的路上相互扶持着向前走。

　　应当承认，人类世界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即使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也远未臻穷期，仍需继续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事故是难以避免的，但可以防止和减少，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降至最低点。尤为重要的是，事故发生后，认真查明原因（决计不能隐瞒事实真相），深刻反思（决计不能推诿于客观原因），即便像上述高铁事故纯属是金属车轮老化的缘故，德国有关部门也严查管理机构的责任，从日后防微杜渐的角度制定诸多硬性规定，亡羊补牢。适如当年纪念园揭幕时，当地媒体报道时所言：“在这场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但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政府的不足。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也是让天堂路上者少些遗憾。”

　　铭记历史的“记忆之地”——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说德意志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恐怕世人不会有什么异议。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便是一个例证。

　　众所周知，纳粹时期的德国是一个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在希特勒的感召下，国人心安理得地在“革命”或是“人民”的名义下肆意展现兽性，恰如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德哈根所说：“德国人忠诚地、积极地普遍参与对犹太人的残杀，否则，大屠杀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进行。”他将其时的德国人嘲讽为“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便开始了长达70多年的忏悔、反思与批判的历程（尽管其间常有反对派）。他们不只是简单地就事论事，把所有罪责统统归咎于希特勒，一骂了之，而是从哲学、文学、史学、基督教神学的高度及德国文化的根源，反省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1988年，利娅·罗什和埃伯哈德·耶克尔提出建立纪念碑的动议。在德国，任何一项公共工程都需要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和批准，都必须接受来自各方的质询。围绕“为什么要建立纪念碑？纪念碑的建造主题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建造？花多少钱建造”等问题，经过11年的漫长辩论，1999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终于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建碑决议。这是德国联邦议院从波恩迁往柏林之前通过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美国建筑业的领军人物彼得·艾森曼接受设计委托后，为了表现法西斯暴力的残酷与犹太人的悲惨命运，谴责人性中最卑鄙、最肮脏的欲念，唤起人性的良知，他别出心裁地将纪念碑与代表德国最高权力的建筑国家议会大厦和国家象征——勃兰登堡门毗邻，让世人来到柏林这座曾经的法西斯大本营的城市，勿忘向被纳粹无辜屠杀的600万犹太人悼念。这座斥资3000万欧元的纪念碑占地19000平方米（约有近3个足球场的面积），由2711座水泥棺组成，错落有致，最高的5米，最低的仅为0.5米，黑灰色的一片犹如波涛起伏的碑林，即使在阳光下也显得森森然。

　　我认为，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在于它在建设今天、规划未来的同时，并不遗忘历史，泯灭记忆，而是将这段历史的记忆作为公共事件和意识形态。这座纪念碑不仅忏悔过去，更是警示未来。这种自省的胆魄和赎罪的痛彻，令人肃然起敬！倘若丧失了这种集体记忆，丧失了整个民族的反思，那也就等于丧失了人类的道德;而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其实就是在背叛自己的历史——背叛历史者是绝不会拥有美好未来的！

　　献给生命的礼物——中国南京“普方协会”

　　这是一个慈善组织，由在南京居住的德国等侨民志愿设立。

　　说来也许不信，它的起因是由一起令人悚然的悲剧引发的——

　　2000年4月1日，这个“愚人节”的深夜，在南京发生了一起并不“愚人”的惨案：来自苏北沭阳县的4名失业青年潜入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杀害。案后即破，凶手伏法。但是，这起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并没有就此结束，延续它的则是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

　　在案发后的第一时间，普方的老母亲从德國赶来南京。她了解了案情后，立即作出一个让中国人匪夷所思的决定：致函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理由是他们经济极度困难，长期缺乏教育导致行为暴戾。“如果这些孩子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有了机会的话，人也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当然，中方最终还是依法维持了死刑的判决。

　　几乎是与此同时，居住在南京的德国人士以及来自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哥伦比亚等外籍人士决定设立一个以普方一家人姓氏命名的协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去纪念逝者。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起先这个协会是资助苏北地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又把资助对象延伸到高中、大学。20年来，这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已资助了数以千计的苏北贫困孩子，功德无量！

　　我们知道西方的宗教文化素来以追求和解、宽恕弱者为要旨，无论是普方的母亲提出对凶手的赦罪，还是外籍人士设立普方协会，其初衷都是为了让死者能在天堂安息，并讲究慈善，讲究回报社会。这成为这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及其受惠者、感染者献给生命的一份丰厚的礼物。

　　任何社会，哪怕是经济发达的国家，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贫富差异，问题的症结是：这种差异有多大？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否合理？如何努力去缩短这种差异？倘若贫富差异是由于社会不公正所造成的，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形成两极分化、阶层对峙、社会动荡。解决贫富差异，路径多多，除了社会分配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的主因外，社会慈善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慈善最基本的层次就是帮助贫困者，像普方协会那样具体到资助苏北的贫困孩子完成学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乃是“社会的矫正器”——让它永远地启动，快速地转动，为着社会的和谐，也为着良知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