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晖

　　

　　我藏有一小帧花鸟画，它被折放在一只大号牛皮纸信封内。逢到精神疲惫时，我便将这只摆在书橱内的信封取出，抽画展阅，大笑一番——是的，我是将它作为消除紧张、恶劣情绪的调节剂来用的。

　　这帧画是我从书法家李力准备丢弃的一堆杂纸内抢救出来的。它长约两尺，宽近一尺，画面由两部分构成，左半幅画了一只盛装牡丹花与青葡萄的藤编篮，右半幅画了两头毛驴，其中之一正低首噬食一片落在地面的花瓣。我给这帧画起了个名字：《驴嚼牡丹》。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从古人总结的那十大杀风景行为之一的“牛嚼牡丹”生吞活剥来的。

　　丹青难写是精神，中国画推崇写意。白石老人论画以为：“作画在似与不似之间为妙，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李可染有方闲章，印文为：“不与照相机争功。”这种强调艺术家将对客体的主观感受、情绪，通过理想化的艺术加工表现出来的理念，渗透到创作实践中，结果之一便是状摹人或物时，不严格遵循自然体态之科学比例。所以，尽管学西画出身的画家和评论家不断攻讦写意画中人或物各部分的比例不当，国画家总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听烦了，最多甩给啰唆者三个字：“你懂啥？”不过，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却并非是让画家完全无视整幅画内各艺术元素之间的比例。被钱锺书称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的王维，在总结绘画心得的《山水论》中，开宗明义即言：“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此是诀也。”说的虽是山水画创作，但诸法同理，花鸟画创作亦不妨借鉴。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有一些后辈画家在实践中忘却了祖师爷的训诲。我曾亲睹一位在国内屡获美术大奖的名画家与画友联袂创作巨幅写意山水图，见他在朋友画就的一座高山旁，提笔补画了一株远高出山顶的美人蕉，四围观者惊得直啧嘴。是的，昆仑山顶一棵草肯定比昆仑山要高些，但那是因为它生长在昆仑山巅上。可这位名画家在大庭广众面前，竟画出一株从山脚长到高出山顶许多的草本植物美人蕉，那就让人不能不质疑他作画的态度、画技，乃至智商了。

　　将《驴嚼牡丹》内的各画面元素分开看，都很美，藤篮朴素结实，牡丹粉嫩婀娜，葡萄晶莹剔透，两头驴则活泼灵动——看后，真让人感觉俗谚所谓“笨得像头驴”，实在是对驴界的污蔑。若是驴们不仅能嘶鸣，还会言语，肯定将以“诬陷罪”把人类告上法庭。但是，我们现在若进入画家营构的同一空间去欣赏这鲜活生动的四个元素，则立时发现画面上充斥着喜剧意味。装花的藤编篮，大过了旁边两头驴！生活中有如此大的篮子，本已够雷人；更雷人的是，如此大的篮中，仅装纳一枝带叶牡丹花、一朵牡丹蓓蕾和一串青葡萄，便挤得密不透风，则这牡丹与葡萄有多大，又让人费猜了。可能正是为了回应观者诘问吧，画家特地在驴唇旁抛了一片粉嫩牡丹花瓣，供驴吞食，就是这片花瓣，竟大得几欲与驴面共短长了！我不清楚画家是在何种状态下创作这幅画的，但凭日常观察，知道有些画家作画，是嗜喜两盅三杯之后，醉意微醺之时，饱蘸彩墨，提笔疾走的。嗜酒的傅抱石，在得意画作上，不就常喜钤盖“往往醉后”那枚闲章吗？这创作《驴嚼牡丹》的画家，是否当时也适逢醉后啦？我看可能。但需点明的是，他没能像傅抱石那般留下一幅传世神品，而是提供了一件贻笑之作。

　　看出这画悖理之处的，并非仅我一人。在此图左上角，有行书题写的一段跋文：“自古没有这般配的，此图乃古来绝配也。三千画篮花，张天一写驴，虹曲于戊子春。”虹曲，是李力的号。李力善豪饮，在书画界尽人皆知。他题写的这段文字，不仅清晰记述了此画创作过程，还以戏噱之笔顺便录存了自己对该画的评价，足证酒量了得的他当时确实没有喝高。换个角度看，没有喝醉的李力又何尝不是借题跋来提醒中国画的作者与欣赏者们，时刻不应忘却中国画创作在看似轻松、随意背后的谨严法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