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贵

　　公共空间不时有人煞有介事地抱怨：“我们被手机绑架了。”真是这样吗？我无意置喙“绑架说”，还是学学央视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吧。

　　也许，的确有人被手机“绑架”了。比如“绑架”友谊：那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网红段子，说的就是有人玩机入魔导致“失语”社交障碍；比如“绑架”亲情，有人不分时空手不释机透支夫妻感情，某地“90后”离婚诱因“爱玩手机”赫列第二；比如“绑架”生命，有年轻“低头族”无视险情频酿惨剧，等等。类似“绑架”例证举不胜举，虽表现各异，然肇因类同，皆属“不会睡觉怪床歪”。换言之，不是手机有病，而是人有病；不是手机绑架了人，而是人绑架了手机。

　　设若非要坚持“绑架说”才亢奋痛快的话，对不起，于大多如吾辈正常使用手机者而言，反倒应当庆幸或乐意接受这种“绑架”。还是郭德纲老兄的台词说得精彩：“现在多高科技啊，每个人都有手机，以前哪敢想啊，你爷爷那辈，都用大皮筒子卷着喊话：老乡们，出来吧，皇军不抢粮食……你大爷用大喇叭也老喊：村东头，张寡妇、李寡妇、王寡妇，你们要是再不交电钱，我晚上就踢你们门去。”试想，假如现在就关闭手机除通话外的一切功能，你问问家人亲友同事，看看他们答应不答应？有人调侃，就供给服务简约便捷人性化程度而言，相形于公共部门至今还在打通“中梗阻”“最后一公里”，“手机APP早已过了河，有关部门还在摸石头”。既然手机能让国人把不便的日子过得方便，在无趣的时代活得有趣，三生有幸赶上这个被手机“绑架”的时代，难道不值得额手称庆吗？

　　国人习惯甚或甘愿被手机“绑架”，当然不止乎手机让我们生活有意思，更在于，它让我们生命有意义。如吾等职场打拼之辈，一定没少经历过各种场合五花八门的投票表决黑色幽默；大同小异则是，无论推谁选甚，罕有独立表达过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手机的颠覆性在于，无论是就社情民意、公共政策、热点事件的网络民意调查，抑或发起网上投票推选“十佳”“十最”之类，均能保障网民充分享用“一票权”，按自己意志而非别人意图表决。学者俞可平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手机是变现民主的好东西”呢？

　　有朋友自嘲，幸亏有了手机，不然，我们可能早就变异为“睁眼瞎”“外星人”“终南山隐士”了。一个不争事实是，目下不少地方主流媒体，几近异化为书记市长的“自媒体”，不是天天兜售他们“重要讲话”“亲临一线”“高度重视”的官场日记，就是日日贩卖娱乐圈“离婚”“偷情”“性交易”“私生子”的腥膻八卦，而本地社情民意、决策失误、官场腐败等关乎百姓权益，市民最想知道、最该知道的身边事，却只能第一时间仰仗手机，从社交媒体网友发帖中知情。

　　《红楼梦》第三回如是描写林黛玉乍到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环顾当下周遭，彼情彼景大抵仍属现实写照；所异则是，黛玉沉默事出“惟恐被人耻笑”，今人沉默忌惮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智能手机横空出世后，国人可轻易换上“防弹马甲”，既可围观公共事件“路见不平一声吼”，亦可参与公共讨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较之于现实维权的繁文缛节和高危风险，手机堪称无可替代的权利救济神器。近年来，因网民发帖举报投诉引发高层关注，致使问题解决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现时，通过手机网络举报或发帖投诉，已渐成公众监督公权表达诉求首选。在消费维权上，手机救济更显“四两拨千斤”神力。我曾先后于两家国内机场，因航班晚点和取消与航空公司较量时，就得益手机实时发帖给力，促使诉求得到现场回应和满意说法。

　　在现实世界，面对强势欺凌，有人被戾气绑架或用戾气绑架别人；面对世俗裹挟，有人被浮躁绑架或用浮躁绑架别人；面对不公非义，有人被沉默绑架或用沉默绑架别人……当手机将国人从戾气、浮躁、沉默樊笼中释放出来，让国人生活有意思，生命有意义，做人有尊严，请问，到底是手机绑架了我们，还是手机为我们松绑呢？《南方周末》1998新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曾让多少人泪流满面；手机为我们松绑，难道不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