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荣

　　父亲是一位标本式的中国农民，一生与土地结缘，不曾离开。他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之初便开始担任生产队长，当时被称之为“铁扁担”，一干就是二十六年。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在搞大集体的年代，一名生产队长，要组织两百人左右的生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常说：“吃饭的一屋，主事的一人。”“吃不穷穿不穷，划算不好一世穷。”生产队长不但要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公道正派，还要思路清晰，未雨绸缪，特别要会划算。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看似简单，实际操作并非易事。春天来了，浸种育秧，不是谁都可以胜任的，需要经验丰富、责任心很强的人去做。春播育种，是农事中的头等大事，特别在种子发芽的时候，需要有人精心呵护，就像陪伴婴儿一样，几天几夜二十四小时都要专人值守。我记得，负责值守的人是绝对不能饮酒的。饮了酒的人，呼吸时会把酒气散发到空气中，种子受到酒气的刺激，胚芽就会出问题。如果种子出了问题，就意味着一年的生产打了水漂，全队的老百姓就只能喝西北风饿肚子。每当这样的关键时刻，父亲就会特别慎重。他觉得这种事安排谁都不放心，于是，他就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丰富经验亲自抓，亲自做。那段时间里，父亲吃住都在育种房，二十六年，年年如此。正因为这样，全队的秧苗从来没出过半点问题。

　　无论是浸种育秧，还是犁耙耘耜，种田的十八般武艺，父亲样样精通。耕田犁地过去全靠耕牛与人力去完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还很落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人平一亩三分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上面翻耕、播种、收获。水利、公益等设施基本上没有，要想拥有好的收成，拥有更多收入，就必须改善生产条件，改变落后面貌，寻求新的发展，开辟新的财源。而这一切又不是三两天的事。每年冬天，父亲就利用农闲季节，带领全队劳力不是修机埠，就是开渠道。到七十年代中期，全队近三百亩耕地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粮食单产突破八百斤。

　　作为队长的父亲每天都得喊工派工。那时，没有闹钟，农村人只知道鸡叫三遍天就快亮了。我父亲也就每天在这个时候起床，先将家里的水缸挑满水，然后带上农具出门，站在屋旁的塘坝上，熟练地从衣袋中掏出长年随身携带的口哨，使劲吹。哨声划破清晨的沉寂，迎来朝霞，也迎来田野的生机。

　　父亲视口哨如生命，一个口哨总要吹上几年。金属做成的口哨，即使生锈了，父亲也舍不得换。一天，父亲利用午休时间，到附近水塘捞猪菜，一不小心，把口哨弄丢了。在他看来，这口哨并不是需要花钱再买的问题，而是如同战士丢了武器一样。怎么办？父亲没有犹豫，重新下到水塘，通过反复回忆自己在水塘经过的路线，一寸一寸地往前摸。最后用了将近两小时，硬是将口哨摸了上来。二十六年中，父亲把实在不能再吹的六枚口哨用小手帕一个一个包好，珍藏起来。我觉得，父亲珍藏的岂止是一枚枚口哨，那是他对一段峥嵘岁月的收藏。哨音早已遠去，但在那嘘嘘的音响里，流淌出的却是生命的韵律。

　　父亲上过几年私塾，一手字写得很好，生产队的各种宣传栏窗办得有板有眼丰富多彩。父亲做笔式运算不怎么样，但算盘却打得会说话，而且可以双手操作，左右开弓。到了年终决算时，父亲与生产队会计一道，算出全队收入多少，应该留多少公积金和公益金，剩下的，计算出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根据每个家庭劳动所得工分，换算成人民币，张榜公布，一目了然，从来没有谁因自家收支不清找他扯皮的。

　　因各方面原因，每个生产队的劳动日价值差别很大。少的只有几分钱，多的可以超过一元，达到这种水平就很富裕了。由于父亲领导有方，队里劳动日价值一般都在八毛钱水平，偶尔还突破一元。父亲因此当过县劳模，到全县很多地方传经送宝，巡回演讲。即使现在，父亲每当与我谈及这些，满脸都是自豪。

　　我是上高中时，才从书本里接触到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的，当时叫“三机一泵”。这些虽然算不上高科技，但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却很神秘。一个公社除了农技站有一两个人知道原理懂得维修持有执照外，其他人都不懂。父亲不但掌握这一绝招，更为神奇的是，他可以在蒙上眼睛的情况下，熟练地将柴油机核心部分油泵总成，拆开又装上。那时，当周边的农民都还在用石碾碾米，别的生产队都还在人工抽水的时候，我们队早就用柴油机打米抽水了。

　　没钱，很难管理好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单位。当周边生产队集体经济几乎为零的时候，我们生产队不但拥有固定资产两万余元，账上的资金积累也慢慢多了起来。于是，当周边生产队社员家里还在用煤油点灯照明时，我们生产队已率先实现了照明用电。一些先进的农业机械也提前进入我们的生活中。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场场声势浩大的造田运动在全国展开，农民们纷纷上山造田、围湖造田。岳阳县成立君山农场围垦工程指挥部。记得那天是九月十六日，君山围垦工程全面铺开，岳阳县组织几万名劳动大军，在东洞庭湖地区摆开战场。我的父母同时加入了围垦大军。

　　那年冬天特别冷，加上湖区湿气重，冷得刺骨，可每个人都激情燃烧，甩开膀子大干。所有的人都是身穿单衣，挑一担土，往返几公里，冰天雪地，尽最大努力多挑快走，返回途中更是一路小跑。一些人因为表现突出，光荣地“火线”入党。父亲就是其中一位。

　　从那以后，只要是挑堤挽垸，父亲都会被委以重任，挂帅出征。围垦就是战斗，父亲每次带领全大队的劳力出征都是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一九七六年，岳阳县中洲围垦，因为劳力缺乏，父亲安排我上了“前线”。当时的我还不满十六岁，无论年龄还是体力根都算不上一个劳力。一个劳力的底分是十分，而我只能拿八分。为此，母亲心疼我，就跟父亲大吵了一架。

　　北风劲吹，衰草连天，放眼远望，天地一片苍茫。严冬酷寒，考验着每一个远离家室的农人，所有人在这里住的都是用楠竹和芦苇搭起的临时工棚。住宿、厨房与厕所以连为单位分开搭建。一个大队几百名劳力住一个工棚，开着统铺。

　　每个人每天都有硬性任务，每挑一担土，到达指定地点就可以领到一张票，谁的任务完成得怎样一清二楚。为了不让我拖大队后腿，父亲只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多担快跑，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另外再帮我完成任务。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放在台面上做。晚上，我和父亲睡一起，常常在夜里，父亲在被子里用脚轻轻踢我，偷偷地将他完成任务之外的票塞给我。

　　父亲心里装着所有人，唯独没有他自己。我知道，他早把自己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煤球，温暖着身边的世界，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一年到头，父亲很少穿鞋。哪怕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父亲就早已赤脚下田干活了。他总是说打赤脚接地气，做事利索。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種田更多使用的是土杂肥，一些玻璃渣子或瓷片难免混入其中带到田里，这就增加了赤脚干活的风险。正因为这样，父亲的脚常常被碎瓷片、碎玻璃、甚至钉子之类划伤或扎伤。小伤小痛，父亲从不放在心上。有一次，正值双抢，天气格外炎热，太阳就像一个火球，仿佛要把地上的一切烧焦烤熟，田里的水面上蒸汽腾腾。几只乌鸦在田埂上叫唤，粗劣嘶哑的声音让人心生厌烦甚至有些发毛。拉犁耕田的牛走几步就停下来滚窝子。父亲有些恼怒，举起鞭子，正要抽打前面的牛，然而脚下却突然一阵钻心的痛。腿一软，身子不由自主地一歪差点倒在了田里，提脚一看，原来是一截烂木条上的锈钉扎进了父亲的脚心。父亲咬紧牙关，忍着巨大的疼痛，一把将锈钉从脚心拔出，迅速清洗了脚上的泥巴，顺便在田边沟渠旁，寻得一些草药洗净，然后放在嘴里嚼碎，敷在了伤口，待流血止住，才一拐一瘸地回到家里。父亲一怕花钱，二怕耽误农事，不肯去医院治疗。最后还是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父亲才勉强去了大队赤脚医生那里打了防破伤风的针，并对伤口重新进行了清洗消炎和包扎。听医生说，伤口将近一厘米深。回家后，父亲没有休息，穿上农用靴又与大家一道投入到了紧张的双抢。

　　年轻时的父亲特别霸气。那一天，父亲挑着至少两百斤的稻穗，行走在窄窄的田埂上，由于肩上的担子与人的重量太大，窄小的田埂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父亲一脚踩崩，摔倒了，他使劲将压在身上的担子支开，爬起来，不顾摔伤了膝盖，整理了稻穗，又将沉重的稻穗挑到禾场。

　　我二十岁那年，有幸赶上了恢复高考后的末班车，顺利得以录取。报到的那天，父亲挑上我的全部行囊，从家里到路边长途汽车停靠点，后来又从汽车站到学校，全程只是让我紧随其后。九月的天气素有秋老虎之称，我空手跟着，都出了一身汗。父亲汗流浃背地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将我送到学校，又把一切安顿妥当，才放心离开。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改为乡镇，生产队相应改为村民小组。父亲尽管还是担任村民小组长，但每天不需要再用哨声唤醒全队劳力干活。刚开始时，父亲还不习惯，除了继续关心和指导每家每户的生产外，农忙季节，偶尔还会用哨声催促大家下田干活。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家正好处于一个交通枢纽位置，父亲把自家的后山打造成花园，四季如春，鸟语花香，又将房前的部分水田栽上莲子。父亲说：“我是一名老党员，我们家就是代表全村的一张脸，一定要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真就是一条铁扁担，一头担着社会，一头担着家庭；一头挑着责任，一头挑着担当。

　　责任编辑：肖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