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占黑 《小花旦》 青年写作
在尝试中调整和转型，几乎是每一个有潜力的作家在成长中的必经之路。相比起不少作家试图从青春文学开始就试图加入历史、时代、先辈的元素，从而融入现实主义主流，王占黑的突围之姿却是反向的。她更像是先从“老旧社区”这一文学故乡写起，羽翼渐丰，逐渐朝向都市空间与年轻气盛的人生。
一、寻找与捡拾
这些年来，文学界开始关注到普通人的表达、表现问题，关键或在于“谁来表达”以及“如何表达”，但鲜少把它和新锐写作力量联系起来。毕竟，新生代写作者往往和工人群体的生活有相当遥远的距离，要写好本就相当不容易的。何况有不少人认为“80后”“90后”生于长于一个“告别的年代”。过去留下的遗产被部分地叙述成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历史”，而这些又都仅仅只是扁平的“知识”而已;个人表达越发脱离宏大叙事，文艺创作走向“无定向、无主潮、无共名”b。他们告别历史和他者、投向青春叙事与个体书写，看似顺理成章且别无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占黑可以算是一个异质性因素。尽管不少人偏爱用“代际身份”为其定义疆界，但或许很少有同时代青年作家会初出茅庐就像她一样，鲜明地将“住在老小区的下岗工人”c群体指认为自己创作的基础，继而近乎斩钉截铁地表示，之所以做出如此选择，是因为“故事里的人——他们比我重要得多”d。在《小花旦》小说集中，无论是剃头阿叔阮巧星，还是开鱼摊的大黑鱼和女阿三、报刊亭的嗡鼻头、秦美中或阿兴，不同小说篇章的主角们，仍然绕不开工人背景。
《小花旦的故事》e中，“小花旦”到了上海，舍不得花钱参观世博会。闭幕后却连年累月把曾经高挂的过气明星——吉祥物“海宝”，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找出，拍下来给“我”分享。王占黑的写作，用她写出的这个“寻找海宝”情节喻指，或许最合适不过。经历了社会转型，王占黑所聚焦的“男保女超”f群体，同“海宝”一样曾一度辉煌，继而逐渐沉寂。“海宝们”已然完成了历史使命，还有人去关怀他们仍旧强烈地生存与生活。而她本人则像是阮巧星一样，试图定格那些被遗落的人物和故事。
又或者，年轻一代也并非全然躲避历史，面对主流阅读接受的质询或是文学商业化的需求，他们也会刻意尝试。但当他们书写“他者”，尤其是书写“上一代”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浅层化困境，以符号化的元素增加作品的厚重感。这些也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如果硬生生地植入，小说往往刻板失真。当同代人还在天马行空地想象、大写特写某下岗工人如何奋斗如何东山再起，或是生活如何勤恳艰辛时，王占黑却偏偏天赋异禀、应付自如。故事是轻喜剧式的，只需一口交关生脆的嘉兴方言，像是坐在麻将桌上边嗑瓜子边向你眉飞色舞地道来。说的也不是什么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不过是一些长长短短的哀乐人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故事浅俗如晚间方言喜剧。细讀来，王占黑虽尽可能模仿市井俗语的讲述方式，但从未忽略文学与闲谈之间的区别：三言两语便内含着故事关系网，恰到好处地融合人物身份与个性，通顺畅快而不失工巧。她只是捡拾自己看到的，历史事实往往只适量成为小说的细节而非整块背景板。其实，在平时的生活中，处在集体无意识环境中的个人，本就不会时刻以跌宕的方式回忆和讲述自己的人生，更多是由“当下”的生活反射历史的烙印。毫无疑问，从小说的主次人物身上还是看得见国营工厂的旧痕，感受得到生活的五味杂陈，品得出那些求而不得的情感中暗含的酸涩。正如杨庆祥曾谈道：“历史意识并非历史题材......历史意识指的是‘历史’与‘当下’的双重甚至多重辩证。”g王占黑的写作，像是对日常自然而然的“摹仿”，但显然高于当下。悄悄地将“历史意识”渗入写作，故事因而以点带面、平中见奇，轻盈和沉重水乳交融，拥有了超出文本叙事时间之外的壮阔和生趣。
二、挖掘失落的旧文化
一般来说，凡民间书写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如鲁迅的小说，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审视，另一种则是“新写实小说”式的，嘉许张扬的市井力量。二者相反而行，但都留有革命语境的痕迹。如果说王占黑具有削弱宏大、书写民间的特色，颇具20世纪8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况味，那么“年轻一代”的身份间或赋予了她另一重加持。王占黑并没有经历过波澜起伏的转折时代，便有一写一。聚焦底层百姓的时候，不再借此揶揄与之“相对”的“知识分子”等群体;对民间文化形态中一切“合理的无理”也并不报以绝对的包容。可见，作家不再摆出对抗的架势来进行写作（她本人也不愿读者们用“底层文学”来概括），而是采用
一种“平视”之姿，不一定愤怒，但一定有态度和温度。正如王占黑谈及自己的写作目的：“展示出他们临死而不僵的内部状态，那种在历史的陌路上仍然饱含着的无穷的兴致和张力。”h当活灵活现的人物一个个自王占黑的笔端流出，工人群体终于被看见、被书写。而每一个人物都是如此亲切，在似曾相识之外又多了一重幡然醒悟：原来，“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可以说，王占黑用极出众的观察力，四两拨千斤地挖掘出民间文化内部极广阔多元的题材，这种特性在《小花旦》小说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小花旦的故事》中，在故乡的时候，理发师阮巧星因女性化举止而受他人嘲笑的“小花旦”。因为性取向，他结婚三年就和妻子离婚。到了另一个世界，阮巧星却是自由自在的异装舞者，并和年轻男子小彭有暧昧的关系。如今不少文艺作品乐于触及少数群体题材，可又往往迎合大众的消费和猎奇心理，况且涉及描写底层中年男性的作品，似乎极少如此选材。王占黑大胆尝试，但坚持限制视角，不试图越界给阮巧星划分群类，也并不想为他的人生选择一锤定音。她着重从“我”与阮巧星的生命联系出发，只是透过时隐时现的缝隙，无意识般地观看到主人公生活的一些碎片。当把林林总总的过往串联起来，却不难勾勒出一幅独属于阮巧星的漫画肖像，一笔一画，谐趣庄严。
如果说《小花旦的故事》的题材具有特殊性，那么《痴子》和《黑鱼的故事》则从更琐屑的寻常出发。作为整本小说集中篇幅最长的小说，《痴子》颇似“三傻大闹宝莱坞”的戏剧模式，主角是三个残疾男子——嗡鼻头赵益民、瘸腿阿兴和间歇性疯癫的秦美中。作者抛弃了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没有怜悯和催泪。她更在乎的是“已经落伍的一代人是怎么和当下碰撞的”i。故事里的他们也上电视大学，也谈黄昏恋，也建立了叫作“三人行”的微信群，也用中老年人最爱的“微笑”和“欣欣向荣”的网名。多少有些认命但并无意识去自恋自卑，野性的生命如火焰般哔啵跳动。《痴子》写出了那些看起来或许微不足道，但于三位残疾人而言却重于泰山的情爱痴缠和忠孝节义，他们的这一系列追求和普通人并无二致。《黑鱼的故事》中，主角“大黑鱼”买房买车，看似是较为成功的那一批，一句轻飘飘的“功成名就”似乎就可以瓦解掉曾落在他身上的重压。通常的文艺创作不会给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一个平平无奇的再就业鱼贩深入言说的机会，但王占黑试图给他们一个言说的机会。通过精神分析及欲望叙事，在过去和现在的镜头中穿梭，触及了大黑鱼处于“女主外”弱势家庭关系下的自尊和猜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欲望等一系列延续多年的隐痛。尽管结尾“魔幻化”的处理方式显得有些刻意了，但作者毕竟为市井平民提供了一个认知自我、摆脱异化的可能。“人”的困境是需要现代社会的人们共同应对的生存命题，困境的形式当然多样，但无关乎职业、身份的差异。
“挖掘”对应“掩埋”，这三篇小说有个共同特性，即旧空间的告别与消逝。阮巧星从小城走到了大上海，大黑鱼从狭窄脏乱的老屋搬入宽敞明亮的电梯公寓，“三人行”眼看工人新村即将拆迁、被房地产公司打造成商业综合体。《小花旦》集的“旧空间”带有复杂的文化情结，并非怀旧营销（借《痴子》中由拆迁设计的怀旧打卡点，王占黑不乏戏谑地说那是“入土前最后一次被人假惺惺地关照”），更像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失落感：“现代人的欢乐与其说在于‘一见钟情’，不如说在于最后一瞥之恋。”j某种层面上，选材就是立场。除了人群，王占黑所挖掘到的还有大量即将消失的旧有城市文化表征，对它们的书写分明是带着一种由现代转向后现代的“乡愁”。
三、从自动到自觉
很多人都注意到，王占黑前两部小说集中的篇章几乎都以“某某的故事”命名，在老旧社区的环境下围绕一个人物展开。这表明她最开始的创作带有写人记事的习作思路，练笔似地把身边的、心中的熟人旧事一一复现、幻化、跃然纸上。以直接经验为主，这是一种情不自禁的“自动写作”，但是到了《小花旦》集，小说的间接经验增多、虚构特性强化，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创作的自觉”。
由此，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关系的建构进一步得到重视。《清水落大雨》涉及“原生家庭”議题。主人公李清水发现自己和生前强势、偏执的姆妈越来越像，经历琐碎新生活的折磨和适应后，她最终开始与母亲和自我达成和解。《痴子》中的赵益民，在与父母的工友野猫的交流中，终于知悉父母、父亲的绯闻情人阿兴妈这几位长辈曾经的情感纠葛，破解了母亲失踪的真相。面对揭晓了答案的旧事，他逐渐为自己的感情做出正确选择。《潮间带》里的超超，与德红阿姨偶然邂逅，才开始理解母亲妙华的选择，认识到妙华和德红曾经微妙的关系。这几篇小说，都涉及王占黑作品的新议题——工人群体的代际关系和情感传承。两代人生命的拉扯和汇集尤其动人。而故事里的年轻小辈，在之前两部小说集中是没有参与权的“旁观者”，如今成了“隐含次中心”。王占黑曾经喊出“他们比我重要”的口号，而今她或许是在无声中升入了另一重境界：他们与我同样重要。
更明显体现出这一“次中心”特质的是《去大润发》。暴怒的女教师，在公交站邂逅陌生男子“黑T”，故事自二人坐上大润发超市的班车，一路闲逛、闲谈开始，一直写到二人在超市闭店后，席地而坐准备野餐才落下帷幕。失意的生活、没落的平价超市，佐以对昔日繁华的实体商超、各式各样的少年往事的追忆和共鸣，这些看似不搭界的元素竟然组合出一篇完全以两位青年为中心的爱情故事（尽管作家本人在采访中表示，自己还不确定二人是否产生了爱情）。另类的浪漫充盈在字里行间，又分明指向对电子时代、记忆以及生活哲学的思考。
从狭小的老旧社区走向宽广的区域，空间的流动也显示王占黑在写作上逐渐出走的态势。“我”和“小花旦”的故事一部分发生在旧空间，“我”是一个剪着“游泳头”的学生妹，“小花旦”则是孝顺隐忍的幺子。但接下来王占黑不再顺着一个压抑的中年男子理应的人生轨道继续进行，而是让“小花旦”被六个姐姐抢走房产，以至于无家可归，从而转换物理空间以配合着“我”的出走形成对照组。“我”烫了头发，“小花旦”利用异装舞蹈交友、谋生，到了新的空间彼此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此外，离乡生活的《清水落大雨》、邂逅奇遇的《去大润发》也都开启了“大都会历险记”。但无论人物的人生脉络如何超出熟悉空间中的旧经验、带着多么浓重的虚构色彩，小说仍不离其宗。旧空间依然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存在及连接客体的情感纽带。
在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中，都市人群越发缺乏人际交往、与现实环境沟通的能力，成为力量格外单薄的原子化个体。《小花旦》各篇小说对于代际、空间联系的呈现，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王占黑构建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单指写作，更指应对生存的切实措施。更难能可贵的是，当她试图建立这一切联系的时候，抛弃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物化、量化标准，没有失效的永远只是情感。
四、结语
《小花旦》的写作尽管依旧泛着毛边，故事加长后某些篇章不乏情节粗糙、结构冗杂的缺陷，但我们从作品的整体呈现中，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作家坚定的写作立场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并为之欣喜、赞叹。其实，只要有一颗知性的心，就会意识到“他们”的楚楚动人，只有认识了“他们”，方能认识身处的社会，理清自我生命的轨迹。而“我”和“他们”毫不疏离、生活与共，继续写“他们”也开始写“我们”。因为有根，所以稳健，与其说王占黑是新锐作家中的一个异类，倒不如说她的出现为我们理解新生代的丰富性、可塑性，提供了更多元的角度。
这是一场从容的出走。
a见澎湃新闻2020年5月27日与王占黑的访谈《我已经走出社区了》。
b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cdh王占黑：《不成景观的景观》，《大家》2018年第1期。
e《小花旦的故事》最早发表于《山西文学》2018年第6期，后收入《小花旦》小说集时改名为《小花旦》，为避免混淆，本文在谈及这篇小说的时候，均沿用最初《小花旦的故事》的名称。
f“男保女超”是王占黑常用的一种说法。《空响炮》集第52页中解释：“下岗工人里有一句话叫‘男保女超’。男的当保安，女的当超市店员，十个下岗双职工家庭里，七八个是这种搭配。”
g杨庆祥：《21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历史觉醒与内在纬度》，《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I见澎湃新闻2020年12月4日对王占黑的专访《王占黑〈小花旦〉：我和小说里的人，一直在路上》。
j刘北成：《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作者：罗婧雯，湖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家基地班）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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