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夜莺颂》死亡新生
济慈的一生如流星一般璀璨而短暂，他最为优秀的诗歌绝大部分创作于1817年到1820年短短的三年间。在? 1819年，济慈接连完成了六大颂歌的创作：《慵懒颂》《心灵颂》《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忧郁颂》和《秋颂》。结合济慈写作于1819年前后的书信和诗作，不难推断，济慈创作力的井喷背后有着死亡意识的推动。在创作于前一年（1818年）的题为“When I Have Fears that I May Cease to Be”（《当我担忧生命就此停息时》）的短诗中，诗人将自己的大脑比作丰饶多产的沃土，可惜的是自己可能活不到“捡尽落穗”的那一天，也无法完成计划中的“一堆诗书”，就像来不及用“熟透的粮食”填满文字的“谷仓”。虽然天上变幻莫测的游云仿若“某种高级浪漫故事的巨大字符”，但是自己怕是不久于人世，没有足够时间来“勾勒出字符的踪影”a。在济慈的六大颂歌中，灵魂与肉体、生存与死亡、有限与无限、现实与想象、永恒与无常、艺术与生活这些矛盾的统一体是常见主题。济慈在《夜莺颂》中更是借由对夜莺歌声的诠释，将这些主题容纳进一首只有八十行的抒情诗之中。
《夜莺颂》的开篇即凸显了夜莺的歌声在“我”心中唤起的“痛并快乐着”的纠结情感：痛苦与欢愉相交织，对比强烈而又密不可分。诗人开篇即以“心痛”“昏沉”与“麻木”等一系列带有消极情感指涉的语汇来形容“我”当下的心理感受，更是借助“沉向忘川”这一表述中“忘川”——冥府之河——的意象引入死亡的身影。然而紧接着，诗人笔锋一转，指出“我”的“心痛”并非源自对“幸运的夜莺”所抱有的羡慕、嫉妒、憎恨等负面情绪所触发的身体不适。恰恰相反，“我”的“心痛”乃是出于对夜莺所代表的幸福状态的向往和为之开心而产生的难以自抑的发自于心的强烈共鸣。诗人笔下的夜莺宛若身姿轻盈的林间精灵，上下翻飞于绿草如茵、树影交错的山毛榉树林之中，它甜美的歌声充盈于整个林间。诗歌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诗人对于夜莺的幸福状态的强烈认同之感与热切的企盼之情。夜莺“身姿轻盈”的腾飞意象寄寓了诗人对挣脱尘世羁绊、超越世俗忧思的渴盼之情。对比骆宾王狱中所作《咏蝉》一诗中“露重飞难进，声多响易沉”的描写，不难看出，骆宾王笔下负重前行、竭力发出自己声音的鸣蝉是诗人愁苦心境的化身，纵然悲壮，不免自怜。而济慈笔下飞翔的夜莺则是诗人想要超越现实困境，企及理想世界的向上之心的化身。夜莺翱翔的身姿将诗人的眼光引向广袤无际的天空，引向对于无限的渴求与向往，夜莺高亢嘹亮的歌声更是激发了诗人对于“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想象。
夜莺的歌声将诗人从“昏沉”与“麻木”中唤起，如同甘泉，渗入心脾。诗人接下来即用细致入微、虚实结合的笔触描写了窖藏多年、沁人心脾的美酒。美酒散发着田间花草的香气，让人不由得想起普罗旺斯的歌舞和艳阳高照下人们的欢声笑语;酒杯里斟满了温暖的南方和缪斯之泉，酒杯边缘珍珠般的气泡在冲你眨眼，被葡萄酒染成紫色的不只是酒杯的边缘，还有饮者的唇。有了美酒的抚慰，诗人的血液似乎也开始回暖，从麻木中渐渐转醒，一幅有聲有色的田园风光浮现在诗人脑海之中：绿意盎然、花团锦簇的乡野田间，以及点缀其间载歌载舞的人儿和他们不绝于耳的欢声笑语。
虽然夜莺的歌声如同美酒一般令人沉醉，然而这美酒所提供的缪斯之泉在诗人心中唤起的并不是醉酒当歌、泼墨挥毫的创作冲动，而是激发了诗人不如乘兴归去的死亡意志，意欲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尘世，与夜莺一起，隐遁向那“幽暗的丛林”。死亡的第一步自然是肉体的消解，故而诗人以“远远遁去”“消散”“彻底忘却”三个谓语动词的并置开始了接下来的讲述。“我”所遁向的“幽暗的丛林”是文学中用以影射死亡的惯用表述，“消散”的自然是沉重的肉身，留下的则是代表不灭意志的灵魂，“忘却”的是夜莺“在林间从来不会知晓的/倦怠、疯狂与躁动”。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有所了解的读者不难注意到，济慈所用“倦怠”（weariness）、“疯狂”（fever）与“躁动”（fret）的表述呼应了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对于时代重负的描述。华兹华斯认为浪漫主义诗人所面临的世界是一个难以单纯用理性去把握的谜团，这给诗人造成了精神的重负和心灵的疲乏。生活其间的人们躁动不安，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无所作为，这个世界不同形式的疯狂重重地压在诗人的心脉之上。不论是老一辈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还是年轻一辈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对于英国社会痼疾的批判精神和“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忧患意识可谓一脉相承。济慈接下来选取了他眼中最能代表当时英国社会现状和人生境况的五个层面，来具体描述他眼中的尘世烦忧与磨难：人们呆坐原地，倾听着彼此的呻吟;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人头发稀疏而花白;患病的年轻人面色苍白、瘦骨嶙峋，直至死亡;对于人生的思考总会让人充满哀伤和难以遣怀的绝望;美神丢失了她的信徒，爱神日渐憔悴。在诗人的笔下，社会固然充满了躁动不安与各种狂热的追逐，然而也有困在原地、不知该往何处去的人们，他们哀叹人生际遇、暗自伤怀，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虽然科学在不断进步，但是疾病仍然难以消除，即便年轻人也会成为死神的刀下亡魂。尽管诗人所描绘的是在其所处的时代他感触最为痛切的社会问题，然而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诗人所处时代的逝去而消散。将诗人笔下“静坐呻吟的人们”用来描述20世纪荒诞派代表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的人物也不显突兀。疾病、衰老、死亡，以及对于真善美的界定和反思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话题和挑战。
诸如此类“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再次强化了“我”的逃离冲动，只不过这一次的逃离借助的不是美酒，而是“诗性想象力隐形的翅膀”（viewless wings of? Poesy）。即便“我”飞翔的双翼承载着如前所述的社会问题所触发的思想重负，“我”仍然凭借想象力这股好风的加持，直上青云，来到月亮之上。静谧的天地和温柔的夜色让“我”的心也随之柔软，“我”有幸目睹了端坐于宝座之上的月亮女神和众星拱月的盛况。恰如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是初民想象力的化身，《夜莺颂》中“众星拱月”的月亮女神亦是被诗人赋予了统摄之力与整合之力的想象力的化身。然而，济慈并没有耽溺于月亮女神所代表的由想象力建构而成的理想世界，换言之，济慈并没有完全超越这个让他忧心的现实世界，而是又回到了月亮之下的尘世。41256754-E997-4193-95A0-C654CF94F81D
月亮之下，除了与夜间微风一起飘散下来的月光与星光，没有其他的光源，然而受阻的视线给了“我”闻香辨花草的机会。在香气氤氲的夜色中，这个时令的各种青草、灌木丛和野生果树都散发出各自独有的气味。在香气的提示下，“我”仿若看到了白色的山楂花、掩映于层层叠叠的绿叶之中的紫罗兰，以及花瓣中滚动着晶莹剔透、清冽醉人的露珠的麝香玫瑰。聚集在麝香玫瑰周围的飞虫发出的不绝于耳的嗡鸣声似乎起到了凝神静气之用，“我”的心神再次被“静静地离开人世间”的念头所捕获。“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诗歌的沉思中呼唤着死神的名字，期盼着他的降临，等待着自己平静的呼吸渐渐地消散于空中。尤其是在这个香气馥郁、静谧温柔，且有着夜莺的歌声相伴的夜晚，死亡的诱惑比以往来得更加猛烈，让自己的生命无痛无伤地终结于这个午夜的念头不可遏止。然而，心念一转，“我”想到夜莺的歌声并不能永伴左右。纵然歌声永在，听歌之人却已长眠地下，“托体同山阿”者不过草皮一块，再也无福倾听夜莺这位灵魂歌者所吟唱之安魂曲。
夜莺在济慈的笔下成为永恒的化身，被他称作“不死鸟”。夜莺的歌声跨越历史和阶层，从古到今，不论是九五君王，还是乡野村夫，都曾一饱耳福。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在乡野田间默默垂泪的路得来讲，夜莺的歌声也曾流淌进她哀伤的心田。即便是被囚禁于波涛汹涌、危险环伺的海中孤岛之上的少女，亦有幸聆听夜莺的歌声。济慈在此处引入的路得与被幽禁的少女的意象亦可被视作诗人的自况。英美学界曾有观点认为，诗人笔下孤独的女性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艺术家的灵魂状况，此处亦可适用。对于类似孤寂处境的切身之痛如同童话故事中打破幻境的午夜钟声，将“我”从诗性想象力织就的梦境中唤醒。与夜莺一起翱翔九天的夜间游历恰似黄粱一梦，而今幻境犹如破碎之镜，映照出的仍是诗人那个“孤单的自我”。“我”曾在梦幻之境中挥别尘世，与夜莺一起翱翔于月亮之上，而今回到现实真境，不得不再次挥别幻境。梦境之短促让“我”不由心生感慨，想象力曾被赋予的“魔术师精灵”这一美誉是多么名不符实，诗性假象固然美好，它的易损性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伴随着夜莺的歌声这一幻境诱因的远去，诗人所置身其中的不再是“充盈着夜莺的美妙歌声的树林”（melodious plot），而是“静静流淌的小溪”（still stream）。一动一静的对比之下，济慈借由氛围的转变暗示了“我”的心境从不安到沉静的过渡，恰如“still stream”这个头韵/s/所传达出的平滑与静谧之感。在此沉静的心境中，诗人能够更好地聆听华兹华斯所言“沉静而永在的人性悲曲”（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 b。故而，《夜莺颂》始于倾听，终于倾听，从夜莺的歌声到人性的悲曲，从理想世界到现实世界，从逃离到回归，经由梦境之旅的“训诫”，济慈再次背
负起时代的重担，去直面一个诗人的使命。在他眼中，诗人只有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并为之做出改变的努力，才能写出好的诗歌。《夜莺颂》中的梦境之旅，正是济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诗人责任自觉的外化，体现于诗人对于“人生的意趣”和“死亡的诱惑”之间的角力，以及从逃离到回归的心路历程的描述。
《夜莺颂》的前六个诗节用相当一部分笔墨渲染了死亡的诱惑性。诗人首先用生动活泼的笔触描写了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自在翱翔、引吭高歌的夜莺，以之反衬自己作为诗人却难以直抒胸臆的愤懑和对当时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耽溺于物质追求、枉顾灵魂需求、不适合“诗意的栖居”的英国社会的批判。继而，诗人将理想化的自然界与痛苦不安的人类社会并置，以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诗人历数了人世间的万般烦恼：疾病、衰败、死亡、忧伤、绝望，莫不如影随形，身体的疲惫伴随着心灵的躁动，以美为旨归的艺术魅力在消退，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人们爱的能力被不断削弱，不管是爱人，还是爱己。于是有了诗人逃离现世，与夜莺共翔的愿望。诗人借助诗性想象力建构的幻境去逃离，去忘却，去畅游，于是有了诗人在温柔夜色中所嗅到与听到的一切。月亮之上所代表的理想世界与月亮之下所代表的現实世界形成了诗人可资对比的两重世界。月光与星光是黑暗的夜色中唯一的光源，视觉受阻，嗅觉变得更加敏锐，各种花草的香气扑鼻而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聚拢在花草周围的飞虫的嗡鸣声更添一份幽静。在如此静谧的自然的怀抱，伴随着夜莺美妙的歌声，诗人更加难以抗拒沉沉睡去的诱惑。然而，夜莺的天籁之音亦让诗人意识到自身与夜莺的距离：自己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而夜莺则是不朽的精灵，从古至今，从宫廷庙堂到山野田间，都有它的歌唱，这也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羁旅之人的心灵慰藉。夜莺所象征的不朽，反衬了人类个体的渺小与宿命。诗人对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个体生命的孤单宿命的深刻体悟，仿若打破夜莺的歌声所建构而成的幻境的钟声，引领着诗人神魂归位，从精神的漫游回到现世。就《夜莺颂》中出现的整体意象而言，虽然诗歌中处处潜伏着死亡的身影，但生命的欢愉亦俯拾即是。诗人对夜莺、对美酒、对歌舞、对夜色笼罩下花草树木的描绘，处处洋溢着对于自然和人生之美好片段的悦纳。
纵览全诗，不难看出，诗性想象力所营造的诗性假象虽然短暂而易损，然而它的存在甚为必要。丁宏为在谈论济慈的《圣阿格尼丝日前夜》一诗时，针对由传说、迷信、神话和幻觉等因素所编织的幻境对于人物现实行为的塑造之力，曾做出如下评论：“在梦幻与现实的边界线上，人类频繁地往来，生活即成为越界行为，而往往让雪莱等人体味到的失败或绝望，有时在济慈笔下得到缓解，因为他让真相与假象更紧密，让现实成为梦幻空间的外延。”c这种穿行于梦幻与现实之间的“越界行为”有助于诗人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有限的超越”，它指向未尽的生命历程，指向不断地自我超越，既不会完全脱离现实层面，从而否定人类有限的抗争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也不会沉溺于诗性想象力所建造的幸福幻谷。故而，让我们再次回到济慈在《夜莺颂》结尾处关于“我是睡着，还是醒着？”的发问，我们可以说答案正在二者交界之处，人生即在半梦半醒之间。这梦境不仅可以带来改变的目光，进而改变在此目光观照下的世界，如同布莱克所言，“改变的目光使一切改变”d;而且梦境背后的诗性想象力亦可为我们平淡的日常生活附加一层审美价值，使生活中的生机趣味得益于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越界行为，从而得到激发。
济慈曾在书信中将他从中汲取灵魂滋养的伟大的思想和作品称作“灵魂锻造之谷”（the vale ofsoul- making） e，而他的每一篇诗作都见证了这个千锤百炼的过程。《夜莺颂》这首诗歌中，夜莺的歌声不是将人拖入有进无出的幻境般的海妖塞壬的歌声中，而是诗人心曲所化，吟唱的是诗人自我锻造的心路历程。被济慈称作“不死鸟”的夜莺与浴火重生、自我涅槃的凤凰合为一体，成为诗人灵魂新生的象征。
a文中所引济慈诗歌的译文皆为笔者自译，文责自负。
bWilliam Wordsworth：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见罗经国、阮炜编注：《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c丁宏为：《真实的空间——英国近现代主要诗人所看到的精神境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d出自布莱克的《思想旅者》，译文转引自丁宏为：《真实的空间——英国近现代主要诗人所看到的精神境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eRobert Gittings， ed.. Letters of John Keats[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250.
作??? 者：谢娟，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41256754-E997-4193-95A0-C654CF94F8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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