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灾难 《鼠疫》 《白雪乌鸦》
《鼠疫》和《白雪乌鸦》分别讲述了20世纪两场鼠疫的爆发，前者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省会城市阿赫兰，后者发生在中国哈尔滨的傅家甸。《鼠疫》是“虚构的历史”，而《白雪乌鸦》是“历史的虛构”，迟子建对哈尔滨真实发生的鼠疫进行文学性记录，以诗意的方式介入历史。两部小说都在真实的灾难书写中，表达了作家对人类“孤独”境遇的深思，讲述人们齐心协力、抗击灾难，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展现了作家由“个体”到“族类”的思维视角的演变升华。
一、再现真实的灾难情境
灾难作为一种突发性、破坏性的事件，可视为打破人们平静生活的一种偶然性事件，它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破坏稳定的社会秩序，将人类抛入一种恐怖的灾难情境中。在试图对灾难进行讲述时，真实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真实再现灾难情境，作家将读者带回灾难现场。《鼠疫》和《白雪乌鸦》都以“鼠疫”这一烈性传染病为主要讲述对象。
《鼠疫》通过对死鼠数量的精确记录和对患者病情的真实描述建构鼠疫的爆发。阿赫兰像往常一样忙碌运转，死鼠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活。4月16日清晨，里厄医生第一次绊到一只死鼠；4月17日，门房发现三只死鼠，里厄在街道上看到十二只死鼠；4月25日，情报资料局宣称焚烧了六千二百三十一只死鼠……对死鼠数量的精确记录，使鼠疫从“发生”到“蔓延”的态势得以展现。另外，对患者症状近乎医学般严谨的叙述也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比如对门房病情的描述：他在4月17日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后来颈部、腋下和腹股沟痛得钻心，里厄在其颈部触摸到类似木头结节的东西；4月29日，门房高烧至39.5摄氏度，颈部淋巴结和四肢肿大；4月30日，体温在短暂下降后骤然升到40摄氏度，谵语不止，“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呈铅灰色；他呼吸短促，断断续续；而且被淋巴结弄得撕裂般疼痛”a。不久，门房窒息身亡，死亡从老鼠扩散至人类，阿赫兰被卷入鼠疫。
《白雪乌鸦》的真实性一方面来自空间叙述的严谨，小说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百年前哈尔滨的城市空间，这是作家的刻意追求。在写作前，迟子建大量收集素材，对那个年代的商品价格、街道布局、民俗风情等有了充分的掌握，甚至绘制了地图，把小说中涉及的场景“一一绘制到图上，然后再把相应的街巷名字标注上”b。另一方面，频繁密集的死亡再现了灾难的恐怖，皮货商人巴音暴毙街头，这是傅家甸的第一个死者。接下来，作家毫不留情地写了数十人的死亡：吴芬、迈尼斯、喜岁、谢尼科娃……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纷纷丧生，傅家甸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读者也见证了鼠疫对生命毫不留情的掠夺。
《鼠疫》和《白雪乌鸦》都在明确的时空设定中，展现灾难的来势汹汹和恐怖。人们遭受灾难摧残，面临死亡威胁，因此，民众会不约而同地对灾难进行伦理归因。《鼠疫》中，帕纳鲁神甫在教堂举行布道，认为灾难是上帝的惩罚，呼吁民众进行反思和祷告；《白雪乌鸦》中，人们争相到周于氏处询问自己前世的罪孽，探求赎罪的方法，妄图借此逃避不幸的命运。但这些努力全都失败，死亡进一步蔓延，人们身处绝望恐惧的氛围之中。灾难的恐怖恰恰在于它是一个破坏生活的非理性存在。人们渴望理性地解释自己为何遭此厄运，伦理归因的失败使人们无法理解灾难的来由，失去了通过弥补罪责得到拯救的可能，也让灾难带来的痛苦体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除此之外，鼠疫以其强大的感染性破坏了原有的生活秩序，社会陷入失控无序时，人性之恶也被放大。《鼠疫》中封城后的阿赫兰，商铺纷纷关闭，物资匮乏，不法商人趁机哄抬物价，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稳定；警察忙于控制疫情，无法对犯罪者进行强有力的抓捕和惩罚，科塔尔之流趁机大发横财；城市陷入混乱，不少人利用松懈的防守溜出城。《白雪乌鸦》中，铁路封锁导致必要生活物资的紧缺，开着粮站的纪永和选择停止出售粮食，囤货居奇；一直苟且偷生的翟役生期望傅家甸的鼠疫永远得不到控制，指望靠倒卖棺材发财；周耀庭趁着疫情私藏烟土，中饱私囊。
灾难发生，人们不仅要直面灾难本身的破坏性，也要面对失败的伦理归因带来的进一步伤害，以及混乱的社会现状。文学通过对灾难情境的真实再现，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境遇。幕布拉开后，读者得以切身地透视灾难。
二、“孤独”主题的阐释
文学不仅再现真实的灾难场景，更能深入精神层面，揭示人们在灾难中的“孤独”境遇。鼠疫作为一种传染病，有效的控制方法就是发现传染源、隔离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出于防疫的需要，两部小说中都采用了“隔离”这一手段，阿赫兰和傅家甸都成为相对封闭隔绝的空间。这创造了类似于心理学家朱迪思·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中提及的“囚禁”场景，破坏了人类的人际关系，使个体遭受长期连续的创伤，即断绝联结后的“孤独”。
加缪在手记中就提到，“孤独的困境仍有待加以完整地探讨”c。《鼠疫》中对人类“孤独”境遇的思考上升到了哲学思考的领域，以人类言说的无能来展示人所面临的“孤独”。封城后，人们被迫与亲友分离，只能将交流的渴望寄托于信件和电话上。随着信件邮递被停止，人们只有诉诸对话，但他们的言语逐渐贫乏，无谓的套话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整座城市都陷入言说的无能，寂静沉默。
格朗这一人物集中展现了个人面临的言说困境。他作为一个小职员，因自己的不善言辞而导致了深爱的妻子选择离开。他自学拉丁语，希望借此能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里厄注意到他在说话时喜爱援引家乡成语，缺乏适当的措辞，喜欢推敲用词造句。格朗自己也发出感叹：“我多么想学会表达呀！”他想写作一部出版商见了会脱帽致敬的文学作品，却长久地停留在开头短短几十个字。他反复修改这句话，却始终找不到最为恰当的表达。
加缪对人类言说无能的表现还触及里厄母子的相处。母亲特意赶来阿赫兰照顾里厄的饮食起居，在他为抗疫四处奔波时，母亲在家长久地孤独等待，在夜晚独坐窗前，静默地看着冷清的街道。在简短稀松的聊天中，里厄感知到母亲对自己的心疼和爱，但母亲无法将这样深沉的感情诉诸言语。日复一日安静的陪伴，是母亲表达爱的方式。里厄也是如此，他深爱母亲，却找不到一种确切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因此他母亲和他永远只能默默地相濡以沫”。
人类通过言语与他人沟通，借此联结自己与世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当遭遇言说的无能，人便感觉到与世界的隔绝、与他人的脱离，这将个体抛掷于荒诞的孤独中。人们相爱却又不能表达爱，这加重了人的“孤独”。在《鼠疫》中，这是格朗的不幸，是里厄母子亲密关系的裂痕，更是在疫情之下，被封闭的阿赫蘭与世界隔绝后每个个体的孤独。有孤独到极致的妇人忍不住打开百叶窗大叫两声，但很快又会关闭，“让室内重新陷入厚重的黑暗里”，街区也继续陷入日复一日的冷清寂静。
迟子建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对家庭关系有独特的观照，她在《白雪乌鸦》中以亲密关系的疏离展现人类的“孤独”。
于晴秀和周耀祖是外人眼中一对般配的夫妻，傅家甸人都羡慕周耀祖娶了一个德才兼备的女子，但周耀祖知道于晴秀和自己相处时会叹气、眼神会黯淡，而且她时常酒后到街上溜达，和相遇的每一个人闲话。“他想，她内心不孤独的话，是不会这样的。”于晴秀倾慕傅百川，傅百川也欣赏聪慧的于晴秀，但他们都拥有各自的家庭，朦胧的好感只能埋藏在心里。
王春申因妻子吴芬无法生育而娶金兰为妾，导致妻子和他有了嫌隙。偶然撞破妻子和马贩子的私情，他也是全然鄙夷的态度，彻底寒了妻子的心。金兰因为丑陋的容貌，也被王春申厌恶，转而将感情寄托在翟役生身上。王春申的妻妾都与他背心离德，各自养着情人。他也神往美丽动人的歌唱家谢尼科娃，后者却在鼠疫中不幸离世。再去到她生前喜欢去的钟表店，“王春申的眼睛湿了，因为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中，看见了谢尼科娃青春的脸”。
夫妻关系作为重要的亲密关系，寄托着人类最柔软的情感。傅家甸人的婚姻生活却大多处于一种不幸的尴尬境遇，爱恋之人与婚姻对象存在割裂和对立。他们和不爱的人生儿育女，缺乏挣脱婚姻的勇气或能力，只能用纯洁的爱慕来抚慰婚姻的缺憾。但陷于灾难时，他们被迫切断与他人的接触，甚至失去爱恋之人，这加重了他们的“孤独”。
通过一系列的婚姻悲剧，迟子建透视了傅家甸广泛存在的亲密关系的疏离。因此，王春申情愿独自驾着马车在大街小巷游荡，于晴秀喜欢醉后一个人在街上和人搭话，谢尼科娃在夏天时常一个人在楼下花园坐到夜露起来。他们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被迫在精神的荒原上孤独地游荡，呈现出长期创伤应激障碍的逃避与禁闭畏缩。“它导致已被压抑的心理功能更加萎缩，也导致内在生命更加隔绝孤立。”d
陷于灾难时，“孤独”是最典型也最无可逃避的体验，属于人们在灾难中遭受的精神创伤。在疫情退散后，《鼠疫》中的人们和亲友相聚、纵情享乐，用现在的愉悦来慰藉漫长分别时刻骨铭心的孤独。但里厄知道，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消失，“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人群的欢乐和里厄的担忧形成对照，在这个想忘却鼠疫带来的孤独体验的城市里，里厄是最孤独的清醒者。《白雪乌鸦》中，鼠疫摧毁了部分畸形的婚姻，同时也让部分人失去了精神的寄托。清明时节，傅家甸人纷纷去坟场焚香缅怀逝者，借此慰藉丧亲之痛。除此之外，新生命也为人们带来生活的希望：翟芳桂拥有了陈水作为儿子，苏秀兰怀孕了，于晴秀在春天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些坚韧勇敢的女性，通过新的亲密关系的重建，迎来新生。
三、“个体——族类”的思维视角
文学把“灾难”作为讲述对象，为作家叙事提供了更高远的立场。有学者指出，“灾难”不同于“苦难”，它超越了个人经验的表达，包含“受难”与“抗难”的集体想象，而“瘟疫的特殊性正在于其不仅是威胁个体的疾病，更在于这种威胁的传染性、扩散性，以及其所造成的群体性后果”。灾难类型之一的瘟疫，作为一种群体性事件，会在人际间传播扩散，没有人能置身其外。
《鼠疫》中，里厄在封城后就预判到“鼠疫已成了我们大家的事”。随着疫情日益严重，阿赫兰陷入疫情阴霾。里厄积极团结其他医护人员，抗击鼠疫，一方面寻求血清作为治愈手段，另一方近乎冷漠地严格执行科学的防疫政策，隔离感染者；朗贝尔在疫情初期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外来的记者，渴望离开，与心爱的人团聚，但他最终选择留下，认为只顾个人幸福会感到羞愧；塔鲁作为一个热心市民，自发组织了志愿者防疫队，协助控制疫情，如奥东先生、冈萨雷斯等人也积极加入防疫组织，贡献自己的的力量。“作品中逐渐庞大的反抗队伍显示出由‘孤独反抗’向‘共同反抗’的升华。”
《白雪乌鸦》中，傅百川作为当地富商，在疫情蔓延时，主动提出熬制中药并无偿提供给傅家甸的百姓，在伍连德医生提出需要阻隔呼吸道传染后又自费组织大家制作口罩，为疫情防控出钱出力，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自古赞颂的“重义轻利”精神；周济作为从山西逃难至傅家甸的移民，对傅家甸有着深沉的爱，知晓隔离点的人们面临食物困境时，主动号召全家老小制作饭食，每天不辞辛劳送到隔离点；客栈老板王春申志愿带着自己的黑马加入了运尸队，每天一趟又一趟地运送死者到坟场，忙碌在抗疫一线。傅家甸的鼠疫最终得到控制，伍连德医生固然功不可没，是他通过科学解剖、准确判断，使傅家甸的抗疫之路走上正轨；但抗疫成功同样离不开这些小人物的付出，没有他们，科学的防疫措施无法切实执行。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从“个人反抗”上升到了“集体反抗”，迟子建也在《白雪乌鸦》中礼赞了小人物群体的抗争奉献。面对灾难，渺小的个人无法力挽狂澜，需要众人齐心协力，加缪和迟子建都展现了从“个体”到“族类”的思维视角的升华，认为群体的团结必不可少，这对于今天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四、结语
灾难是一种极端的境遇，作家以此为讲述对象，透视人性的多面性，深入人的精神世界，探寻人类如何从单个个体凝聚起来，共同抗击灾难。灾难使人类遭受不幸，但也是在其间，个体爆发出强烈的人性之光，它不断汇聚，宛若火把照亮漫漫长夜，迎来崭新的黎明。“时间的流水会冲淡痛苦的记忆，而文学的存在将为生命建立一座永恒的纪念碑，而痛定思痛的理性反思则是这座纪念碑最沉重而深刻的基座。”《鼠疫》和《白雪乌鸦》生动地展现了文学如何讲述灾难，如何通过对灾难的书写表现作家对“孤独”境遇的探究，对“个体——族类”的思维视角的深思。
a 〔法〕加缪：《鼠疫》，刘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c 〔法〕加缪：《加缪手记·第二卷》，黄馨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d 〔美〕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陈文琪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赵普光，姜溪海.中国现当代文学瘟疫叙事的转型及其机制[J].当代作家评论，2021（1）：14-21.
[2] 丁子晏.《鼠疫》与《白雪乌鸦》中的灾难书写[J].名作欣赏，2021（6）：78-80.
[3] 范藻.回顾·总结·前瞻——有关灾难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述评[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6-29.
作 者： 屈俊励，长江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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