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白鹿原》 白孝文 本我 自我 超我
1997年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部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小说引发了评论界的关注。在人物形象研究方面，白孝文是一个重点，他从有威望的族长继承人，沦为浪子、乞丐，最后步入仕途，其人生的起伏与白鹿原的兴衰及时代的变迁密不可分。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多从人性或儒家传统文化的角度去探讨白孝文的人生经历与人生选择。本文尝试从心理层面，利用精神分析理论，进一步解读白孝文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好地把握人物，认识时代。
一、族长继承人——力比多压抑下的超我显现
作为族长白嘉轩娶了七房女人（死掉六房）才生下的长子，白孝文不仅洗掉了白嘉轩身上的阴影和晦气，在白、鹿两姓的白鹿村里，他更被赋予了自然的使命，是顺理成章的族长继承人。于是，他从小接受关中大儒朱先生的教育，其成长的环境是异常严苛的。终于，一个端方、持重的族长接班人的形象出现了：“孝文出得门来从街巷里端直走过去，那些在荫凉下裸着胸膛给娃娃喂奶的女人，慌忙拉扯下衣襟来捂住了奶子躲回屋去；那些在碾道里圍观公狗母狗交配的小伙子远远瞧见白孝文走过来就立即散开……他居中裁判力主公道敢于惩恶扬善，绝不两面光溜，更不会恃强凌弱……他比老族长文墨深奥，看事看人更加尖锐，在族人中的威信威望如同刚出山的太阳……他不摸牌九不掷骰子，连十分普及的纠方、狼吃娃、媳妇跳井、下棋等类乡村游戏也不染指……”
这样的白孝文是完全符合儒家礼教的白孝文，是白鹿村村规下的一个理想人物，达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超我”层面：“它（超我）代表着人的心理结构中道德和伦理的一面，是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理想内化的结果。它作为一种外在规范和权威严格控制着人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期望的要求，它只求道德的完善而不求快乐。”“超我的主要功能有三个：一是抑制本我的各种冲动，特别是性方面或者攻击和侵犯性方面的冲动；二是说服自我，以道德完善的追求代替物质或其他实物满足的追求；三是力求完善的境界。”白孝文一直在抑制自己的各种冲动，他的超我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是由被动变为主动的。无论是他两度想去新学堂读书被父亲拒绝，听从父亲的要求开始“耕读传家”，还是婚后贪恋男女之事被家人阻止，他都是在被动地抑制着自己的冲动；但是当他贪恋与妻子的房事被父亲教训后，他“自甘就范钻进媳妇为他设置的那条被筒，悄然睡下”，从此他说服自己，开始了他自觉的道德完善时期：“孝文第一次在全族老少面前露脸主持最隆重的祭奠仪式……孝文就站在祭坛上，手里拿着乡约底本面对众人领头朗诵起来……孝文声音洪亮持重，仪态端庄……”
在与同辈人的对比中，白孝文显然是优秀的。尤其是当他第一次主持惩罚田小娥与狗蛋这对淫乱的男女时，他的威严和魄力已经渐渐地树立起来，他得到了民众的服从和拥护。但是在这样一个榜样的身上，我们又常常能发现其与超我形象不匹配的地方。如当他在惩罚田小娥的过程中，“他走到小娥跟前瞅了一眼那半露的胸脯，一刷抽去”，这表明他的超我是被塑造的，是压抑本能后的一种另类表现。这些可以用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来解释：“里（力）比多和饥饿相同，是一种力量，本能——这里是性的本能，饥饿时则为营养本能——即借这个力量以完成其目的。”“力比多好像一股潜流，时刻在寻找发泄的途径，但从总体上看，力比多发泄的出路，一是通过正常的性行为得到宣泄，二是因压抑而引起精神病，三是转移和升华。”对于白孝文而言，由于新婚后被父亲教育，压抑了自己的性本能，他的优秀表现都是被压抑后的表现，所以力比多时刻在寻找释放的途径。白孝文首先进行的是转移和升华，即将自己的力比多转移到作为族长继任人的事务当中。但是他并没有成功，他的压抑甚至让他有些变态，最终在田小娥的诱惑下，“他被强烈的欲望和无法摆脱的恐惧交织得十分痛苦……那一刻里，白孝文听见了被囚禁着的狼冲出铁笼时的一声酣畅淋漓的吼叫”。此时，白孝文辛苦营造的超我形象轰然倒塌。而当他可以光明正大地走进田小娥的窑洞时，“俩人都没有离开火炕，一次又一次走向欢愉的峰巅，一次又一次从峰巅跌下舒悦的谷底，随之又酝酿着再一次登峰造极”。这是他性欲的彻底释放，他终于挣脱了超我的束缚开始向本我回归。
二、浪子、乞丐——阿尼玛投射下的本我释放
白孝文为何会对田小娥如此痴迷呢？白孝文有妻子，被父亲批评后，他对男女房事有所收敛；但被田小娥点燃性的欲火后，他没有回归自己的家庭，而是丢掉了家庭、身份以及地位，和田小娥厮混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他在性本能已经得到了宣泄的情况下，为何还会停留在此处？这可以用荣格的阿尼玛理论一探究竟。“在男人的潜意识中，通过遗传方式留存了女人的一个集体形象，借助于此，他得以体会女性的本质。”“阿尼玛的表现分内外两种形式，内在的形式出现在梦、幻想、幻象以及其他无意识材料中，它们表现我们心理某一种或一整束异性特征；而外在的形式就表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异性人物身上，我们将他作为投射对象，把我们自己无意识心理的一部分或整个无意识心理部分都投射给他……（这）正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在阿尼玛的内在表现上，白孝文的性格是偏阴柔的：他提出想进城读书的想法后，被父亲一口回绝，他的表现是“再不敢强求，背着被卷又去白鹿书院了”；当白鹿书院宣告关闭时，白孝文也想到新式学校继续念书，但是在白嘉轩的严格教训下，两个儿子都顺从地答应了白嘉轩为他们选择的务农道路；婚后的白孝文对女人一无所知，当媳妇与他有肌肤之亲时，他也只是“哎呀”地呻唤，喘着气说“甭这样……这不好”，丝毫没有展现出男子的阳刚之气；当白孝文因贪恋男女之事被父亲训斥后，他会“倏然红了脸，低下头去了”；就连主持最隆重的祭奠仪式时，他都会战战兢兢，而且时不时瞧一眼父亲来征询主意；他在主持惩罚田小娥与狗蛋的仪式上仍旧紧张，说毕话后仍然会转过头请示父亲；当他在田小娥的窑洞内听到门外的一声巨响后，他“完全瘫痪，躺在炕上动弹不了，全身的筋骨碎裂折断，只剩一身撑不起杆子的皮肉”。以上细节可以看出白孝文性格上的软弱、顺从、胆小，缺乏阳刚之气，而这些性格特点一般是女性所具有的，是白孝文身上所具有的异性特征。
在阿尼玛的外在表现上，白孝文在田小娥身上投射的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内心。田小娥美丽、温柔、性感、贴心，小说中对她有这样的描写：“田小娥眼里透出两束亮晶晶的光点柔媚动人，一缕奇异的气息刺激他（白孝文）的鼻膜……在领略了田小娥的美貌、肉体和甜言蜜语之后，他鼻腔里残存着那身体里散发出来奇异的气味儿，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的老婆简直是一堆粗糙无味的豆腐渣。”
田小娥身上的这些女性美是白孝文从未见过的，她对性的释放和对爱的大胆表达，吻合了白孝文深埋在无意识里的女性特征。“有些男人对某种特定类型的女人迷恋得不能自拔，我们经常看见偏偏是那些男性高级知识分子会不可救药地恋上娼妓，因为他们女性情感的一面完全没有分化。”白孝文是一个被儒家文化浸润的继承人，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使他女性情感的一面不可能得到分化，所以田小娥成为白孝文心中阿尼玛的投射对象。
在阿尼玛的投射下，白孝文的超我被本我取代了。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与生俱来的人格最原始层次上的系统……在本我中，存在有本能的驱力，特别是性和攻击的本能，如果这些本能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本我就处于紧张状态，它的目标就是立即满足需要，释放冲动，以消除这种紧张状态。因此本我的所有行为都遵循‘快乐原则，即追求享乐，逃避痛苦，而且要能立即获得满足。”
白孝文与田小娥厮混在一起，性欲的放纵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不仅如此，在表现白孝文的本我状态时，作者除了描写他对性欲的完全放纵，还写了他对于体面的放弃。如果将白孝文的性欲归结为个人性，那么他的面子就属于社会性。两副面孔都被打破，会使白孝文最深层的恶和黑暗完全表现出来。
白孝文以前是偷偷摸摸进小娥的窑洞，而这时却光明正大地出入，而且也终于可以在田小娥身上得心应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过去怕人看见，现在不怕了，谁爱看就看……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走进了小娥的窑洞，实际上是走向了原始生命的放纵。”他开始卖地卖房，不顾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顾所有人对他的指指点点，将父亲分给他的土地和房屋都卖给了鹿家，用换来的钱与田小娥抽大烟，尽情挥霍，就算饿死自己的媳妇也毫不愧疚。当严酷的饥荒到来时，他开始乞讨，为了有饭吃，他丝毫不在乎别人对他的嘲讽和谩骂，始终笑嘻嘻地回应。
白孝文受尽了白眼和讽刺，但是他根本不会感觉到羞耻。他已经彻底沦为一个浪子、乞丐，面目可憎。随着性本能的彻底释放，此刻的白孝文也将人性之恶彻底地展现出来。
三、仕途——“弑父”下的自我呈现
在步入仕途之前，白孝文已经堕落成浪子、乞丐，差一点就成为路边的饿殍。他受尽原上人的白眼和嘲讽，从高人一等的族长继承人变得连狗都不如，他“衣裤肮脏邋遢，头发里锈结着土屑灰末和草渣儿，脸颊和脖颈粘满污垢，眼角积结着干涸的眼屎上又涌出黄蜡蜡的新鲜眼屎，令人看了作呕，挽卷着裤腿的小腿上，五花血脓散发着恶臭”。这样的白孝文却被鹿子霖阴差阳错地拉了一把，从此步入仕途，再度成为一个社会人。白孝文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食物的匮乏。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生存需要。因为饥饿，白孝文离开田小娥的窑洞时没有任何依恋；在沦为乞丐时，他愿意为了一口饭受尽侮辱；在被狗咬，差点横尸荒野时，他想到了死亡阴森恐怖的景象；为了活命，他可以不顾脸面地去抢那一碗舍饭。所以，经历过饥饿折磨的白孝文，最需要的是食物，任何帮助都会是他紧紧抓住的救命稻草。田福贤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到县保安大队任职，这样就满足了他的生存需要。因此，食物的匮乏对白孝文的转变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其次是羞耻心的重生。当鹿子霖将堕落后的白孝文拉到众多白鹿原的上层人物面前时，白孝文狼狈和不堪的样子让人触目惊心，他们说出的那些怜悯的话使白孝文真正感受到了堕落的羞耻。他对于田福贤和鹿子霖的帮助，感激得流泪下跪。在白鹿原的上层人物面前，白孝文的羞耻心重新被激发出来。
最后是田小娥之死。田小娥对于白孝文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存在，所以田小娥的死，对白孝文的打击非常大，是足以使他转变的最重要的催化剂。在得知田小娥的死讯后，他失控了，连连灌酒，一句话也不说，站起来就骑马走了，连跟鹿子霖的客套都顾不上。到了田小娥的窑洞，白孝文跪倒在地，一阵昏厥，醒来后说出了要为她报仇的话。此后，白孝文就开始了春风得意的仕途生涯。
这三个原因使白孝文从一个浪子、乞丐再次向社会人转变，同时也象征了白孝文从本我向自我的过渡。弗洛伊德说：“自我是本我的一部分，它以知觉意识为媒介接受来自外界的直接刺激并发生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我是扩大化的表层分化，并且试图将外界的影响力加诸本我及其趋向，以现实原则取代主宰本我的快乐原则。”“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它时常在诱惑面前选择妥协，成为溜须拍马的投机主义者，并像一个内心明白却不愿失去万众拥护地位的政客那样掩饰真相，代之以谎言欺瞒。”转变后的白孝文，就是这样一个极端自我的政客形象。而他的这种转变，具体有两种表现。
在现实的社会中，白孝文遵从自我中心的原则：他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投机者，与父亲的教导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实质相背离。他像墙头草一样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永远为得势的一方效力。最初，他进入国民党滋水县保安队，当保安大队升为保安团时，白孝文则一跃成为营长。在国民党政府失势前，他投机“革命”参加了起义，成为中共滋水县县长，从此进入仕途巅峰。但是他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的感情，为了自己的仕途，他枪杀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张团长，并且不顾父亲的阻挠，残忍地除掉了黑娃。他回到白鹿原上，也并非出于真心，“只不过利用‘家为其服务，以掩盖其陰毒的心”。
此外，白孝文不管是沦为浪子、乞丐，还是成为政客，他的所作所为，究其本质都是为了“弑父”，这种行为我们可以引入“俄狄浦斯情结”来进行解释。俄狄浦斯情结源于古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简而言之是一个弑父娶母的故事。但是对于白孝文来说，他的行为与传统意义上的俄狄浦斯情结稍有差别，具体体现为对父亲的反抗，即只有“弑父”。
白孝文的“弑父”行为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理上的，即白孝文沦为浪子、乞丐时期对父亲直接的反抗；二是文化上的，即他对于传统道德和父权的颠覆。
在生理上，白孝文第一次直面与父亲的冲突时，他的表现是这样的：“黑暗里一声啸响，白孝文应声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父亲手中的拐杖抽击到他的脸上，继之又砸到他的大腿上。白孝文却感到一种报复的舒畅，从地上缓缓悠悠爬起来走进屋去，咣当一声插上门闩，把父亲和孝武晾在院子里。”此时的白孝文，是直面与父亲的冲突的。而步入仕途的白孝文，官至县长，成为父亲很看不起的一类人。但他一扫从前的阴霾，开始享受被人注目，成为被白鹿原的百姓羡慕的人。而黑娃事件，最能体现出白孝文对父权的颠覆。当他第一次听说父亲要救黑娃时，他“咯咯咯笑起来”，说父亲尽是出奇之举；当父亲第二次为救黑娃而走进白孝文的办公室时，“白孝文愣了一下，又释然笑了……这是他荣任县长以来第一次在县城接待父亲，倍感欢悦”。如果说白孝文“咯咯咯笑”是对父亲的不屑和打趣，那么他“释然”的笑则是他“弑父”后的喜悦。让父亲过来求自己，这是他从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在白鹿原上，历代都是族长掌握着绝对的权威，而他现在的权力已经凌驾于父亲之上，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白孝文与父亲白嘉轩完全不同。他对父权的反抗，是对传统、规范的颠覆，是对封建教条的推翻，虽然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白孝文的穿着显示出儒雅的仁者风度，但是那只是“超我”的外套，并不是他真正的“自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白孝文从族长继承人，到浪子、乞丐，再到步入仕途的人生历程，体现了本我、自我、超我在博弈过程的激烈性。这期间表现出的曲折、复杂和矛盾，让我们更深入地体会到了成长的艰辛，感受到了作家塑造人物的艺术功力。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白孝文的复杂性，以及一个人内在的矛盾性与斗争性。精神上的矛盾，即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斗争导致了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选择的不断改变。陈忠实塑造白孝文这个人物时，是带着历史、文化的深度来进行创作的，其中体现了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人性的约束，以及在历史进程中，人们为生存而做出的不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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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崔家欣，燕山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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