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爸爸爸》 文化 消解 “寻根”
文化是一种极其抽象、广泛的概念，韩少功在《爸爸爸》中却用独特的写作手法和语言将其具象化，赋予了文本多元化的解读语境。自20世纪年代以来，对于这部小说出现过不同的解读倾向，很多学者的解读基本都是朝着文化批判的普遍认知方向进行，这对于一部杰出的作品来说未免过于狭隘与单调，且与韩少功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略显不平衡。在小说文本中，作者固然明显地表现出对丙崽这样一个文化“老根”的发现以及对中国文化劣根性的批判，但隐藏在批判之外的众多声音也是应该受到关注的。也有论者提出，作品“在一个看似统一的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涌动着两种以上的话语”，这对于《爸爸爸》的文本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对这一现象的一带而过也是进一步深化小说研究的缺憾。韩少功在其《文学的“根”》中认为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由此看来，韩少功的文学“寻根”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化劣根的批判，更重要的是要在历史积淀下的文化土壤中挖掘出对民族的文化认同，或者说是要在纵横交错的“劣根”中追寻优质的民族文化，这样含混的写作自然会产生出一种对文化“寻根”意图不同的话语解释力量的相互抵消。本文将通过对小说中形象象征建构与文化表现等所暗含的消解现象的论述，进一步探究《爸爸爸》文化批判外其他因素的构成及对其产生的消解效果，从而对韩少功的文化“寻根”做出一种重塑性的尝试。
一、一种文化个体的多元解读
（一）话语和身份的多重蕴藉
丙崽向来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老根”，或者是中国腐朽的、落后的文化所孕育出的畸形产物，他痴呆愚昧的形象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批判色彩，而他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意味着中国文化所积淀的、始终保持不变的文化症候。丙崽的原型是韩少功曾经邻居家的孩子，他在访谈中说道：“我对他有一种复杂的态度，觉得可叹又可怜。他在村子里是一个永远受人欺辱受人蔑视的孩子，使我一想起就感到同情和绝望。”实际上，丙崽这个人物形象是经过了虚化处理的，首先是一种姓名的虚化，只是因为“需要一个名字，上红帖或墓碑”，他才成了“丙崽”，而姓名作为一种社会代号，它的虚化也象征着社会身份和主体的缺失，其中蕴含着作者对文化主体消失的思考。丙崽是新旧文化碰撞的产物，其父亲德龙从对旧有文化场域的突破以及风流有才的形象设定上看，可以说是一种新文化的象征，而其母丙崽娘浓厚的古音则是旧有文化的象征，这种新文化对旧文化瞬间接触后的自觉疏离就促使了丙崽这样畸形的基因形态的诞生。其次，丙崽娘的身份设定是一名接生婆，她用“那把剪刀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丙崽生命形式的起始自然也是通过那把剪刀剪断了与丙崽娘的脐带，他却“长不成个人样”，这也相当于是对一种经过文化融合后的产物脱离旧文化，即传统文化之“根”后的形态假设，是对现代人抛弃传统文化的预见性的展示和批判，从而证明旧有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其中蕴含着与文化批判相对立的消解性话语元素。同时，作者发现了丙崽这样一个很难被看作是“人”的东西，并将其作为一种文明参照下的异物，其中最突出的即是丙崽单调性话语中所体现出的原始思维模式的反映。他只会说“爸爸”和“X妈妈”这两个词语，这首先是对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非此即彼原始话语的批判，但是除此之外，这两个看似并无意义的词，其实是一种文化主体缺失后的失语焦虑。其父德龙的存在在文本中被刻意蒙上了一层神秘化的色彩，由此作者又將“父亲”这一具体的形象回归到父性、阳性的抽象符号，“爸爸”是从出生就失去父亲的丙崽所发出的呼喊，从父亲这一具体形象到抽象话语的转换更象征着失落的文化主体对其所缺失的某种精神文明的追寻。其次，在鸡头寨的人们以“叔叔”来代指父亲这一角色，而丙崽的“爸爸”是一个外来词，这似乎也是在暗指丙崽身上确实有一些微弱的新文化基因的存在，但正因为这种基因力量的弱小，还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旧有文化，并且其扰乱了旧文化基因的运行秩序，所以才孕育出了丙崽。此外，丙崽在不高兴时才会说的“X妈妈”正是蒙昧、粗野的文化特征，因为将“X”这一类极具侮辱性的语素与“妈妈”这一母性称谓代词放在一起，代表着女性在某一特定文化中地位的低微，是腐朽、落后文化的具体体现。因此，“爸爸”和“X妈妈”分别构成了其各自独立的话语对抗，并对其内部的文化批判色彩完成了语境效果中的消解。
（二）远古文化的象征
在文学及文化层面的研究领域中，丙崽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也被解读为是作者想要竭力寻找和揭露的文化劣根。在小说文本中，作者对丙崽的塑造，包括思维的呆滞和行动的无效，都是一种近乎原始的形象，尤其突出对他头部的描写：“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调头也很费力，软软的颈脖上，脑袋像个胡椒碾锤晃来晃去，须沿着一个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头稳稳地旋过去。”丙崽的头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存在意义，这样刻意虚化的处理同时也是他生理和身体缺陷的变形重构。
传说中，刑天的形象就是“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他真实的头颅缺失正对应了丙崽头的意义的虚化，且在小说中，丙崽巨大的肚脐象征也多次被作者注意到。此外，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刑天的身世与丙崽是有相似性的，同样是没有父亲，由母亲抚养长大，且作者也对刑天的形象通过古歌进行了神圣性的描写。因此，丙崽与刑天特征的一一对应其实可以说明他就象征着鸡头寨村民的祖先——刑天。丙崽——刑天这一象征的运用显然是对鸡头寨居民乃至现代人盲目崇拜和模仿祖先的文化心理的一种嘲讽和戏谑，此外也是对腐朽的旧文化自觉传承延续的文化心理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象征着刑天的丙崽，为何还是会受到村民的欺负？如果暂时搁置其他的文学因素，只从文本故事的角度考虑，可能仅仅是因为在丙崽的生命中父性的缺失。通过村民所吟唱的古歌及对村落传说的描写，祖先、父亲其实是具有异体同构特征的象征意义，都是对传统，或者对原始的一种精神依循。在小说中时常会有对祖先、对古人的赞誉，如对卧龙先生成就的向往等，这表明“传统”是一个群体的公共崇拜物，而丙崽却面临着个体的崇拜缺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悲剧。这一描写除了对其原始性批判的消解外，是否也是韩少功在“寻根”中对文化自信的倡导与呼吁？结合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反传统”文学思潮的存在来看，其文化“寻根”的意义确实不仅只包含像众多学者所指出的文化批判色彩，《爸爸爸》在其并不广阔的篇幅中闪烁着更加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
二、众声喧哗中的文化焦虑
《爸爸爸》中没有真正的主人公，在这样一个充满象征和隐喻力量的文本世界中，每一个人物形象背后都蕴含着一种作者对不同文化现象的焦虑感。丙崽娘作为一个接生婆，具有与特定空间中新生命的先天性接触，用她那把剪过各种东西的剪刀剪出了山寨一代人和山寨的未来，但“自己身上落下的这团肉却长不成个人样”，而她却无意识地自觉抚养着象征文化劣根的丙崽，并且还对丙崽寄予着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希望。这不仅揭示出中国腐朽文化能够如此根深蒂固并且经久不衰的内部运行规律，更批判了人的潜在意识中对文化传承必然性的认同。然而，丙崽娘与丙崽的关系却是血浓于水的母子，“对于她来说，这种关起门来的模仿，是一种谁也无权夺去的享受”。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丙崽确实是无法抛弃掉的，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在笔触中蕴含着对中国文化之“根”的无限悲悯的人性关怀。除了象征意义上的文化继承外，文本中表现更多的是丙崽娘母性光辉的体现以及天伦之乐的享受等人类对自身美好情感的向往，其所要升华的东西实际上是作者对文化“寻根”的理性认知，在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甚至要打击它时，韩少功选择站在中国的文化土地上，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根”，他将对传统文化继承心理的渴望隐秘地书写在丙崽娘身上。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模式的思考在《爸爸爸》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丙崽娘对丙崽的丢弃以及从旧文化土壤逃离的尝试其实也是一种在文化层面鲁迅式的思考。因为丙崽娘长期受到鸡头寨旧有文化的滋养，在经历生活的坎坷后，终于出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渴望走出腐朽文化的心理，但逃离“根”后怎样？结局却是“尸身被狗吃了，却是可以基本肯定的”。除了为小说增添了一层悲剧性色彩外，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生存状态的困惑与焦虑。有学者指出，《爸爸爸》“针对西方现代理性文明，试图以中国非规范非理性的传统文化补西方现代理性文明之缺，这个动因中隐含着对中国全盘西化、复制英美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警惕”。
《爸爸爸》中的仲裁缝与石仁虽然具有同一血缘构属，但其文化信念截然不同。仲裁缝在鸡头寨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他迷信守旧，墨守成规，痛恨现代文明，把女人视为祸水，可见，仲裁缝是大部分传统、封建文化的集合体，在他的形象表层能够显而易见地感受到作者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但传统文化的沉淀之所以能赋予他巨大的话语权，背后必然有其突出性的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如“士可杀不可辱”“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等表现个体气节的精神，中国最后一位文人士大夫王国维也在他的遗书中华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仲裁缝在故事的结局毅然决然地遵守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底线，为了一个族群生存与发展的希望而以身殉道。仲裁缝的儿子仁宝是封闭落后的鸡头寨中新势力的代表，他时常想要冲破旧文化的包围，无论是物件还是语言，他都热衷于从象征新文化域界的千家坪摄取，也常常表现出对鸡头寨文化落后的不满。但是仁宝有着一种哈姆雷特式思想与行动的不匹配性，其根本原因還是未能从本质上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曾镇南认为仁宝是阿Q的象征，他身上有着“阿Q精神”般的滑稽和顽强，此外，仁宝在鸡头寨中的处境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吕纬甫”等曾有过觉醒意识，但又被庞大的封建文化所泯灭的人物存在相似的特点。仁宝是个人甚至民族精神在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他承担着多种不同的悲剧氛围，从而共同消解着这个人物形象中文化层面的批判。
三、巫楚文化的千年一叹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的开头提出了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他认为，文学的“根”要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爸爸爸》中所表现的楚文化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韩少功所寻找到或者想要寻找的一种群体文化的“根”。但对这个群体中民俗和人情的描写只是其文化的表层特征，其内在的精神象征同样具有复杂的文化消解意味。作者在文本中似乎有意模糊了时间与空间的存在性，从而对他想要寻找的文化进行一种带有其经验体悟的精神透视。而这种文化的物质载体则是鸡头寨这一亘古不变的地域方向和发生群体。从文本结构上看，丙崽、丙崽娘的悲剧以及鸡头寨的逐渐陷落似乎都是在能够吟唱村落史诗的德龙离开以后才开始了其缓慢的发生。在鸡头寨这一群体区域中，“歌”是一种意义重大且内涵丰富的文化仪式，在进行重大的行动前，都要吟唱“歌”，因此，这样一个蕴含着民族文化灵魂的元素的游离实际上象征着这个地域和群体文化之“根”的失落。
鸡头寨的村民一直遵循着亘古不变的民风民俗，很多人时常说着古音，唱着古歌，在村落中流传着大量民间传说，甚至还有献祭居民，将人肉和猪肉混杂起来煮，盲目的祖先崇拜以及械斗等众多古老文化风俗的具体叙述，作者通过对鸡头寨悲剧结局的描写来折射出一种文化失落的悲痛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批判色彩。而这样一种衰落的群体文化，却在《爸爸爸》中罗列展示了众多的巫楚特色，如鸡头寨村民所吟唱的古歌中楚地所特有的文化体式以及祭祀、占卜等侧影的描写，鸡头寨存活下来的年轻村民唱着古歌群体迁移等，作者营造出一种悲壮的氛围，表现出这一群体坚韧的生命力。除此之外，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屈原创造了文学层面的文化——楚辞，而在小说中鸡头寨村民所吟唱的古歌的形式如“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这样的楚辞屈体实际上是绚丽浪漫的楚文化在民间的一种隐藏框架，而作者对屈原骚体形式的模仿同时也是为旧有文化探寻出路的一种文学性尝试。从文本阅读的视角来说，瑰丽的楚文化为鸡头寨带来一种“陌生化”的写作效果，但并不是词语和语言的“陌生化”，而是一种文化审美的“陌生化”，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从外界进入鸡头寨的角色，里面的一切对长久浸淫在现代文明中的读者来说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体验。小说中所描述的各种文化现象通过自身的独特性，无形中拉开了读者与文本的距离，形成了一种阅读的张力，而这种陌生经验的感知集合也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楚文化本身的神秘意蕴。作者对以上这些文化特征的处理和书写是一种带有魔幻色彩的艺术运用，也正因为如此，民族和群体的文化之“根”才能在一个特定的美学限度中展示它真正的内涵。在整个小说主题的表达上，作者用神秘、复杂的笔触，如对鬼神、传说等文化元素的描写，建构出一种多元化的审美特效，为逐渐失落的楚文化开辟出重新复苏的可能性。
四、结语
韩少功在《文学史中的“寻根”》中提到：“这个作品里当然有尖锐的批判，但也有同情甚至赞美。对美丽自然、质朴民风、顽强的生命力，包括老人们在危机时舍己为人的自杀等，我都是心存感动的。各种复杂甚至自我对抗的心绪扭结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作品。”可见，《爸爸爸》的文本中确实蕴含着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构造，体现出了当时时代文化背景下“寻根”者所遭遇的困境。实际上在小说文本隐含的多种具有互相消解性的文化语境中，就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文化“寻根”的深入思考。作者确实对旧有文化的弊病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结构，但从他将新文化置于文本边缘的书写特征也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已经敏锐地预见到新的文化思潮可能给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所带来的毁灭和冲击。张佩瑶在《从自言自语到众声沸腾——韩少功小说中的文化反思精神的呈现》中认为，《爸爸爸》“是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对国家的前途，发出严厉的警告”。因此，韩少功的“寻根”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肯定的基础上来进行创作的。他在《爸爸爸》中书写的是对民族历史积淀背景下，深埋于古老文化土壤中文化之“根”的思考和审视，而这种对文化深层意蕴的拷问同时也完成了其对文化“寻根”真正内涵的阐释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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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马浩然，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