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误读和误译是文学翻译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正确认识文化误读的成因及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翻译中尽量减少误读带来的弊端,提高跨文化翻译的水平。
语言反映文化,它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工具。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文化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直接决定了翻译的复杂性。当代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思内特(Bassnett)评论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医生不能忽略心脏周围的肌体一样,译者在翻译时也不能将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分开来处理。”由此可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
在语言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具有双重身份。首先,他是原作读者,需要使用源语语言及文化知识来理解原作。可是我们知道,任何读者对原作的理解和反应,都不会百分之百符合原作者的意愿,往往带有读者本身的主观及经验的影响,从而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结果;其次,译者与一般读者不同,读完原作后还要依据自己的理解,在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参照系中为译文读者传递原文信息。译文是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参照系中完成的,原作者与译者的背景和经历又大不相同,就算源语、译语之间的信息传递在较低层次上没有什么增减,但在较高层次却一定存在着变化;可以说,知性方面的增减率可能较低,但感性方面的增减率却很高。而且文学性越强,引用源语文化元素越多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经历的增减也相应更高。因此,文化误译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本文通过研究文学翻译中的误读与误译现象,使译者能够更好地认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有的放矢地进行跨文化翻译。
一、文化误读的界定和误读与误译之间的关系
所谓文化误读,就是在解读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或多或少片面地甚至错误地理解他种文化;也指由于主体文化的需求或主观动机的支配,对异文化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使其更符合自身的需要,更易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在翻译过程中,文化上的误读往往导致误译,当然误译并不都是由误读引起的,译者自身语言能力的欠缺往往也是导致误译的一个方面。但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关注的是由于文化误读引起的误译以及对翻译所造成的影响。
二、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
按照形成原因,文化误读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凡受制于客观因素的即为无意识误读,反之则为有意识。尽管在实际解读过程中,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但为论述方便,本文仍沿用此界定。
1.无意误读
无意误读往往是由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缺乏足够了解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而产生的。哈特(Henry H Hart)在中国古典诗集《诗苑》译文的序言中说,翻译家“必须浸润在中国历史、文化、传说、传统以及中国宗教和哲学中。要用中国人的眼睛来看世界,不论对内在刺激还是外在现象,都必须作出和中国人一样的反应。同时,他必须能够退回到自己的母语中,寻求在这个语境中表达另一个语境的东西”。尽管他对翻译家提出的是近乎完美的要求,但他的话的确有道理。王佐良也说过,“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如果译者对源语文化了解不够,遇到不熟悉的文化现象时,就很容易造成误译。例如,庞德在译《神州集》时,并不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也缺乏了解,他的翻译完全建立在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Fenellosa留下的有关汉诗、汉字的注释和解说的笔记之上。所以在翻译时,误读了一些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词语。在译唐朝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时,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句译成:
But you, Sir, 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
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
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
我们知道,这是一首著名的送别友人去西北边疆的诗,其中“阳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它位于河西走廊,北与玉门关相对。自汉代以来,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门户,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在文学作品中,“阳关”被文人骚客反复吟哦,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在中国读者心中,“西出阳关”唤起的是遥远、大漠、悲壮……的联想。庞德把“阳关”误译成“gates of Go”,使该词背后蕴藏的文化意味荡然无存,英美读者也难以从词汇表面体会到中国读者心中的那份感受。
由于受到本民族文化的影响,思维习惯、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等客观因素都会导致无意误读的产生。
在中英文学翻译中,由于两个民族思维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的误读乃至误译,俯拾皆是。但限于篇幅,本文仅从遣词造句和布局谋篇两方面来谈论这一问题。中国人习惯于形象思维,在遣词造句上特别喜欢用形象的词汇,以使文章鲜明、生动。例如,我国某市举办的国际龙舟会上有一份精印中英文的宣传品,其中几句话是这样的:“轻快的龙舟如银河流星,绚丽的彩船似海市蜃楼,两岸那金碧辉煌的彩楼连成一片水晶宫,是仙境?是梦境?”
译文如下:
The lightsome dragon-boats appear on the river as though the stars twinkle in the Milky Way. The richly decorated pleasure boats look like a scene of mirage. The splendid awnings in green and gold chain into a palace of crystal. Is this a fairyland or a mere dream?
段连城教授说,此宣传册“中文读起来,似乎亦无不可。但一读其英文译稿,效果却大不一样”。“译者可谓煞费苦心。我特意请一位美国新闻工作者阅读并请他给予评价。他坦率地说:‘Full of hyperbole(充满极度夸张),不仅不知所云,而且令人发笑。”浓墨重彩的遣词造句在中文中是可以的,但在美语中却是滑稽可笑的。所以,在翻译时我们应充分考虑民族间思维习惯的差别,避免此类误译的出现。
思维方式还影响到文章的布局谋篇。中国人偏向整体思维,文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起承转合不可颠倒,注重结构的完整性。在文学作品中,人物描写也以“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整体刻画为特色。西方文学作品则可以由任一局部开始,整体时空感不强,倒叙、跳跃、意识流、片断较多。人物描写以从头到脚的细节刻画为特色。因此,用中国人的思维写英语文章就不会受到英语读者的欢迎,这是民族间思维方式差异造成的结果。
价值观念的不同,也会造成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当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价值观与原作者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译者倾向于运用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去衡量异质文化。例如,赫胥黎在《天演论》中曾提及哈姆雷特,严复在翻译时,为使国人明白,特意采取了增译的方法,处理成:“罕木勒特,孝子也。乃以父仇之故,不得不杀其继父,辱其亲母……”严复将哈姆雷特描述成“孝子”,显然是受到中国传统礼教影响而产生的误读,现在看来,这种增译已没有必要。因为随着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哈姆雷特在中国已变得家喻户晓。而过去传统的“孝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间频繁的交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就使一些译本显得陈旧过时,而重译就非常必要了。
与价值观一样,不同文化有着迥异的审美取向。同一事物,在这一民族看来非常美好,而另一民族却视之丑陋不堪。汉语中有不少带给我们美好联想的词语,在西方人心里却会产生相反的感受。翻译时,如不注意不同民族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异,就很容易造成文化误读。譬如“龙”,自古以来是华夏民族顶礼膜拜的神圣象征,但在英语中dragon却是凶残可怕的怪物。“望子成龙”如果译成“long to see ones son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就算了解中国文化,也会本能地在心中产生异样的感觉。所以,不如直接意译为“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效果反而更好。
2.有意误读
在文学翻译中,有些误读是主体文化和译者有意选择的结果。译入语文化由于本身的发展需要,对源语文化的某些层面加以强调,另一些层面加以弱化或忽视。例如,尼采提出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是向往权力,而不只是求生。按照德国人的解释,这就意味着“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力的人对于较低级的、没有权力的人们,应该“像我们对待蚁虫一样,击毙它,并无任何良心的悲悯”。然而,茅盾的解读却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作为德意志强大帝国的一员,尼采强调的“向权力”显然是指占领和征服;作为弱国一员的茅盾却从反占领、反征服的角度,故意误读并误译尼采的本意,目的是为了鼓舞当时国人的精神斗志,反对侵略和占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这样的误读显然一方面丰富了主体文化,另一方面又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扩展了客体文化的应用范围和解读方式,为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对外国作品的误读,还可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庞德在发现Fenellosa的笔记后,欣喜若狂,认为找到了诗歌创作的新思想。他翻译了一系列中国古诗,收集在《神州集》中,作为反英美诗歌传统的一面旗帜,推动了印象诗派的成长与发展。在这场跨文化孕育诗歌新芽的运动中,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是源于误读的成果。中国古典诗歌格律严谨,但庞德不懂中文,他无法理解中国古诗在声韵和形式结构方面受到的约束;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诗歌中的意象,因此对英美意象诗人来说,中国古典诗歌是纯粹以意象为基础的。有了这种理解,他就引中国古诗为范本,提出英美诗歌要想摆脱传统的种种束缚,必须效法中国古诗;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中国诗歌在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传统中,事实上受到种种规条的约束和限制。正因为庞德对中国诗歌传统没有认识,他才能按照自己文化的需求误读误译中国古诗,用以支持和发展他们提出的新诗歌理论。
当然,有些有意误读也会产生消极乃至相当严重的后果。“Beat Generation”(下文简称BG)一词的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五十年代美国批评家对于BG就已有十分精辟的见解:“‘beat还指精神意义上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一种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直觉……一个‘beat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总是全力以赴,精神振奋,对任何事都很专注。”但在中国,上世纪60年代BG被译为“垮掉的一代”。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垮掉的一代是美国资产阶级道德沦亡,腐化堕落最集中,最无耻的表现。在他们身上,几千年来人类创造的高尚道德,优美的情操都糟蹋殆尽,荡然无存,只剩下了卑劣,污秽,淫乱,颓废和堕落”。这种近乎于“宣判”的评论,是对该词语近乎曲解的误读。当然,这与当时我国特定的政治及国际气候有关。但是这种误读对于中国读者的消极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直到现在,一些人提起垮掉派作家,还只关注他们生活方式的堕落、颓废,而忽视他们对人生精神意义上的执着探索,这不能不说是误读造成的遗憾。
三、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积极和消极意义
翻译中的文化误读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事实存在,无论是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都可能产生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正视文化误读与误译,了解其消极影响和积极作用。趋利避害,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和文化间更好的理解与沟通。
误读和误译不利于跨文化交流。误读、“曲解”、“误解”甚至“改变”原作,导致文学传播中部分信息的扭曲和丢失,使译文读者看不到源语文化的真相。例如本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有人讨论哈姆雷特的“孝”与“不孝”的问题,应该说就是翻译造成的后果。文化交流的目的是为了互相了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果翻译中出现“误读”,那么交流的质量就要大打折扣。因此,任何一位译者都应尽量避免翻译中的误读。但是文化间的相互认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误读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只能在不断的误读中,揭示作品的本真。
斯坦纳说:“在翻译史上,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生命的源泉。”误读在文化发展中也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它使外国文学作品很容易在本国传播,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其中林纾的译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误读赋予文本新的意义,丰富原作的内容,重新发现原作的价值,甚至“创造”出文学名家,像茅盾对尼采思想的解读,以及寒山诗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风靡等等。有时,误读是由于译者自身文化的历史需求造成的,因而,误读还能促进本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
文化误读是文学翻译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正确认识文化误读对文学翻译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误读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帮助我们认识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来传播并产生影响的。作为译者,我们应该加强自己的语言与文化能力,在翻译中尽量减少误读带来的弊端,不断提高跨文化翻译的水平。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赵永彬,石家庄学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董洪川.接受理论与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01,(2).
[2] 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M].北京: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3]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