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少年维特的烦恼》主要描写了乡村生活的欢乐、现实工作的苦恼等不同的空间场景,前者代表了理想、和谐和生存意志,而后者却代表了现实、混乱、权力等级以及生存意志的毁灭。两者正是以截然相反的性质在空间上形成了并列对峙的关系,从而,表现了现实的客观性在小说主人公意识中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在他内心深处所产生的痛苦情感,并做出绝望自杀的最后选择。这种并列对峙的空间书写作为小说的一种叙事模式,大大地增强了人物的悲剧色彩,揭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空间叙事理论”是20世纪末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它对旧文学注重对时间叙事的传统给予了反思,认为文学作品的真正叙事结构是以空间为手段,因为,任何时间的流淌过程在小说中所展示的故事性都是不明确的,在这个流淌的时间河流上承载的是一个一个的空间场景,这些空间场景才生动而明确地构成了作品的故事情节,表现了作家创作的意图。而任何空间绝非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和人的意识的艺术世界,它必定是要与社会现实以及人的主体意识相关联。正如福柯所说:“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①“空间的定位是一种必须仔细研究的政治经济形式。”②所以小说空间表现出现实人生的权力、意志、生存方式、社会关系等意识形态,“它是主体性与客观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等,不一而足。”③而在具体的写作中,作家会根据小说话语的表达形式来确定和安排空间的顺序及其内在的结构,从而,使小说的空间结构关系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形态,或者是和谐共生,相互映衬,或者是尖锐对立,并列对峙,而各种关系的形成其本质意义就是小说独特的叙事模式的运用。我们要对文学作品有真正的把握,探讨小说的空间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它是引领我们走进小说这一艺术世界的必经之路。
歌德小说中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时间概念在他的小说中已经淡化了,更多的是以空间场景来作为小说描写的对象,并以它作为小说叙事的结构方式。《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他在1774年发表的一部书信体小说,它通过维特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及其失败痛苦而饮弹自杀的人生悲剧对当时德国社会的丑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小说依次描写了不同的空间场景构成了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即乡村生活空间场景、现实工作空间场景以及最后的绝望人生,饮弹自杀的空间场景。这里重点探讨乡村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关系,并揭示这种关系的构成对作品主题表达的重要作用。
小说的第一篇描写了第一个空间场景,即乡村生活空间。这个场景采用了由远及近,由边缘到中心,点与点相连的描写手法,最终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立体空间场景。第一层展开的是秀美的大自然,这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夏日的季节,阳光灿烂,白云悠悠,涓涓流淌的小溪,奔腾直下的瀑布,翠绿的山谷,花团锦簇,赏心悦目,美不胜收,到处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接下来是人物的活动:孩子们天真可爱,村民们乐观旷达,浑厚淳朴,和睦相处;胡桃树下人们谈笑风生,乡村舞会,欢乐有趣。人们“在狭小的天地里,一天天张罗自己的生活,过得愉快安宁”④。这里民风古朴,处处洋溢着一种祥和安宁的生活情调。在小说做了以上有层次的铺垫以后,才引出了描写的中心人物——绿蒂。作者不惜笔墨地勾画出这个动人的女性形象,她容貌美丽,舞姿迷人,性情温柔善良,贤淑端庄,对人热情;她操持家务,像母亲一样的关怀弟妹的成长;对爱情忠贞不渝,始终如一。在她的身上,处处体现了女性应有的人性美,这种尽善尽美的品质,强烈地震撼了维特的心灵,激发了他对爱情追求的热情。接下来,作者由客观现实的描写转向了人物意识的心理刻画。面对如此美好的生活,维特心花怒放,激动不已,因为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感悟这种生活,他陶醉于美好的大自然中,躺在小河边,贴近地面,观赏千姿百态的花草,他向往祥和安宁的乡村生活,他狂热追求美丽动人的绿蒂。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体会到生命的欢乐及生活应有的本质,他感到“一种奇妙无比的欢畅沁透我的灵魂,正如我全心全意欣赏这甘美的春晨一样,我在这里独享生命的欢乐,这个地方正是为我这样的灵魂创造的”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法,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不同的场景、突出了自然、社会、人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在社会中权力是淡化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和睦的,而人的生存意志是充分自由的,人不受自然的限制,社会也没有权力构成对人的束缚等等。所以,就主人公而言,在主体精神方面他自然感到是自由的,主体精神与客观现实是完全融合没有冲突的。在手法上,各种场景是依次多层出现,相互映衬、烘托,为突出人物的主体精神与客观现实的完美融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与小说第一空间场景相对立的第二空间主要写了维持工作中的苦恼即工作空间。与前面空间描写依次展开的顺序不同,它是在同一个空间水平层面上并列出几个场景,描绘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场景,列举了现实生活中带有本质意义的丑恶现象:维特的顶头上司是“天底下最最拘泥细节的笨伯,处处按部就班”,“婆婆妈妈,活像个老婆子”⑥,他“凡事从不满意”,对下属百般挑剔,在文稿上“少一个字‘与少一个连接词都不行……长句的抑扬顿挫如果不按惯用的节奏,他就根本看不懂”⑦。他心胸狭窄,挑拨离间,性格怪异;而周围的人们虚伪,庸俗,浅薄无聊,“他们追逐等级地位,互相窥伺,又互相提防,都想抢先别人一着”⑧。在这个社会中,物欲横流,私欲膨胀,“竟不加一丝掩饰”,繁文缛节,更是束缚人的个性,压抑人的才华,使人们变得更加平庸。更重要的是,这里等级森严,贵族傲慢无礼,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主人公维特就亲身经历了等级社会的烦心事。有一次,他与伯爵吃饭。饭后他在大厅里散步,不觉步入了贵族聚会为由的地方,所有在场的贵族男女对他的到来都表示了惊讶,他们“张大了高贵贵族的高傲的眼睛和鼻孔”,有的人在那里“阴阳怪气”、“窃窃私语”,他们以离开聚会为由威胁主人把这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年轻人撵走。可怜的维特备受屈辱,愤然离开。这次经历对他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和不尊重,“像利剑一样穿透他的心”,这里的空间场景描绘具有非常明确的象征意味,突出地表现了现实人生的社会关系,注重等级制度,人们虚伪、庸俗,生存的权力只能掌握在封建贵族的手中,而个人生存意志是被剥夺的,追求自由的思想更是遭到了压抑,它实际上就是18世纪德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丑恶的现实社会对维特这样追求自由,崇尚个性解放,渴望在社会中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美好的人生理想的年轻人来说是不认同的,是对他们采取排挤态度的,也必然会对他们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样的社会现实自然会使他们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慨,维特看到“周围一片黑暗,没有希望,没有安慰,没有前途!”郁闷不快的感情在维特心中越来越深,他感到自己“神智完全枯竭,心中没有一瞬间的满足,也没有片刻的欢乐”,“这使我生命活跃起来的酵母已经失踪了,使我在深夜里保持清醒的刺激生活没有了,使我从清晨的睡眠中醒来的诱惑已经消失”⑨。正是身处这样不幸的人世,维特对社会人生感到极为失望,他内心深处的那种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想被击得粉碎,对生活的激情也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和谐的关系也已经被现实社会彻底破坏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上两个空间场景描绘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实际上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前者是祥和、安宁、协调、美好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大自然,宁静的田园风光,古朴的民风,善良浑厚的村民以及那美丽动人温柔善良的少女,无不展示了人类应有的生活本质,也完全体现了人类生存的价值及意义。而后者,作为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却处处反映了与人追求美好生活相悖的东西,那就是虚伪、庸俗、浅薄,看重门第地位,无所事事等等,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讲都是违背人的美好天性的,都是人类社会所唾弃的。所以,两个空间是尖锐对立的不可协调的。既然理想与现实是如此矛盾对立,它在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绝对不会是静止不动的,这种冲突必然会在他的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碰撞,那么,这个碰撞会是什么样子?结果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小说为我们展示了这个过程及其结果,那就是第三个空间场景的描写。
这个空间场景实际上是前面两个空间场景的重叠、冲突而呈现的状况,同时,也是这样的客观现实引起主人公主体意识转变的过程。在故事情节上,主要写主人公对人生绝望的痛苦,最后,决定饮弹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里,作品描写的生活场景已经是混乱不堪了,作者为我们在共时性的层面上并列地描绘出几个典型的生活场景:那个活泼可爱、天真无邪的男孩子汉斯死了,她的母亲“神色异常沮丧”,悲痛不已;而那位苦苦追求纯洁爱情的乡村男子却因财产的问题被他心上人的弟弟撵出了家门,痛苦不堪;而原先人们坐在下面乘凉、聊天的那棵枝叶繁茂的胡桃树也早已被那个“病不离身”的蠢女人砍掉了,昔日祥和、欢乐的乡村生活早已面目全非,不复存在了。更让维特痛心的是,他深爱的女人绿蒂已经结婚了。婚后,他们家庭幸福,夫妻恩爱,而绿蒂对爱情有自己独到的领悟并表现出忠贞不渝的坚定立场。她看到维特忧郁、苦闷的样子,除了深切的同情外,更多的是表现出的一份清醒,对维特始终有一道坚固的心理防线,她总是提醒维特“我们是朋友”。面对维特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她甚至表现出异常的愤怒,“维特,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绿蒂对爱情的坚贞品格使维特的头脑清醒过来,他意识到所有美好的生活在现实中一点都没有了。这不由得使他感到沮丧,对他而言,生活还有什么希望和追求呢?他已完全丧失了生存下去的信心了。既然美好的爱情只是一场幻影,自己永远不可能走进她,而在现实生活中围绕自己的都是令人生厌的虚伪、庸俗、浅薄、无聊以及等级制度,这样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追求美的目标不能实现,自己也绝不愿意在丑恶黑暗的现实生活中苟且偷生,最后,经过痛苦的选择,他决定饮弹自杀,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美的追求的坚定信念以及与丑恶社会彻底决裂的决心和勇气。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小说主要描写了“乡村生活”与“现实工作(城市)”两大空间场景。它们都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具有明确的象征指向,前者代表了和谐、理想、生存意志,而后者却代表了混乱、现实、权力等级以及生存意志的毁灭。两者正是以截然相反的性质在空间上形成了并列对峙的关系,从而表现了现实的客观性在主体意识中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在人物内心深处所产生的痛苦情感和最后的选择。很显然,这种并列对峙的关系成为小说独特的叙事模式和刻画人物的方法。通过正与反、理想与现实的生活对照,真实地表现了主人公对生存价值及其意义的理解。所以,维特的可爱与可敬正是把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自己的人生理想结合起来,而且,表现出那么执著、坚定、至死不渝。然而,18世纪的德国社会现实根本没有给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任何的可能性,而它所表现出的落后、停滞、庸俗的本质恰恰与维特这样的年轻人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矛盾也就从一开始就注定维特对美的追求的失败,从而“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维特这一形象之所以深深地打动每一个时期的读者,应该说就是这样的悲剧精神。他对理想的追求没有使他向庸俗、丑恶的社会屈服,随波逐流,而是表现出绝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当他清醒地意识到美好的生活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时候,毅然以自己生命的毁灭来表示对现实丑恶社会的抗议,从而,在精神世界里与美永存。这也揭示了作品追求自由、崇尚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压迫的“狂飙突进”的思想主题,正如作家威廉·海因泽所说的,“这是一部绝好的作品,完全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生命……他站在他青年时代的最高点,他青年时代的终极界限”⑩。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维特对美好人生的追求被当时那种丑恶的社会淹没了,撕毁了,使人们对维特的不幸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道义的支持。应该说,正是这种并列对峙的空间关系,增强了人物的悲剧色彩,揭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感染力。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袁运隆,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① 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都市与文化丛书》(第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第14页。
② 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③ 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4):31-37。
④⑤⑥⑦⑧⑨ [德]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侯浚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第13页,第3页,第61页,第62页,第63页,第65页。
⑩转引自高中甫:《歌德接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