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官场反腐小说反腐英雄的塑造表现出明显的卡里斯玛化倾向，其实质是小说作者试图以艺术的方式想象性地化解当代政治领域的权力合法性危机，但历史经验和政治实践使得这类新型卡里斯玛形象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和批评。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官场反腐小说创作的繁荣无疑是这一时期大陆文坛相当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其中的佼佼者如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周梅森的《中国制造》、《绝对权力》,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低迷的文学市场中不断创造着销售奇迹,改编成各类影视剧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各地电视台反复播放,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些作品中塑造的李高成、罗成、马扬等一系列反腐英雄也因此家喻户晓,他们的反腐壮举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这些具有几乎完善品性的反腐英雄形象身上,大家重新感受了一种久违的卡里斯玛典型人物的艺术魅力和英雄主义情结。
一
卡里斯玛本是早期基督教词汇,出自《新约》,原意为神圣的天赋,指的是得到神助的人。后来这个概念的意思被不断引申扩大,其中的一层含义是“指一切与日常世俗事务相对立的超自然或超凡的神圣品质。”①具体到中国文学中的所谓卡里斯玛典型人物,指的是那些拥有坚定的社会信仰、英雄主义的品质、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强大感召力的英雄人物。这些卡里斯玛人物,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具有明显的反日常性:他们产生于危难的社会环境而非平和宁静的平日生活,行动上脱离生活秩序,能融入构建宏大历史的社会实践,他们超越于凡庸沉寂的日常状态,带有奋进的精神和豪迈的激情。
卡里斯玛典型人物的塑造,是20世纪中国小说尤其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如《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江涛,《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等等都是读者十分熟悉的卡里斯玛典型人物。20世纪“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文学中卡里斯玛典型人物的不断出现,显然与这一时期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的神圣使命,催生了中国文学中的卡里斯玛典型人物,这些卡里斯玛典型形象也不妨视为古老中国现代性变革的文化符码,寄寓着中华民族渴望浴火重生、强国富民的热切愿望。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改革初期,应和着中国社会掀起的改革热潮,当代文坛也适时出现了“改革文学”的创作潮流,不少“改革文学”塑造的改革精英形象,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俨然就是振臂一呼而万众景从的卡里斯玛形象。他们在改革大潮中意气风发,在保守性势力的顽强抵抗与反击面前迎难而上,大刀阔斧,显示出非凡的胆识与气魄。如《乔厂长上任记》乔光朴在工人眼中是如此的神灵:“工人们觉得乔光朴那双很有神采的眼睛里装满了经验,现在已经习惯于服从他,甚至他一开口就服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等人创作的官场反腐小说塑造的一系列以反腐改革为历史使命的官员形象,如李高成、高长河、马扬等等,从某种意义上看,几乎是这些改革英雄的翻版,身上同样被作者赋予浓重的卡里斯玛色彩。张平长篇小说《抉择》中的李高成更是其中的标本。作品中,作者为他的出场精心设置了这样一个背景:以省委副书记严阵和中纺公司总经理郭中姚等为代表的腐败分子借改革之名而行一己之私,疯狂攫取国家财产,大型国有企业被这些官仓硕鼠们吞食殆尽。在这种失序状态与危急情形下,作者将历史责任托付于李高成,力图使之扶持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因此,主人公李高成被刻意安排在万众瞩目的宏大场景中闪亮登场,中阳纺织厂生死攸关的时刻直接将他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而李高成也果然不负众望,小说中多次出现其慷慨激昂的演讲场面,在正义良知与利害前程的抉择中,他毅然以董存瑞炸碉堡的方式,协助省委市委除掉了企业内的政治恶瘤,使中阳纺机重获生机。在小说中,作者特意设置了不少危难情境来烘托并放大李高成的英雄特质,如小说一开头,当李高成凌晨赶到已聚集了几千名工人准备闹事的宿舍时:“也闹不清是谁第一个发现市长李高成的。先是有人惊呼了一声,而后便有好多人喊叫了起来。等到一阵雷鸣般的喧嚣过去后,数千人的场地便陡然一下子静了下来。静得只剩下一片呼吸声和凌晨刺骨的寒风声。他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人群,眼前的人群的无数只眼睛也静静地看着他。刺眼的路灯把广场照得一片煞白。他突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感动,从人们的眼光里,他看到了一种信赖和期待,甚至还带有一种尊重和感激。没有怨恨,没有愤怒,更没有仇视和敌意。刚才的那种紧张和不安似乎一下子全都不存在了。”②显然,李高成的亮相神奇般的赋予人们以希望,而其随后一番义正词严的讲话,则是在工人们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一场即将如火山般爆发的请愿事件,在李高成亲临危机现场后神奇地化解了,工人们愤激的情绪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抉择》中,李高成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体品格的高尚,他已经成为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的特殊符号了,成为林毓生所说的那种能够“赋予心灵的与社会的秩序的”的卡里斯玛典型③,被赋予对权力体系与人心秩序予以重新整合的神圣使命,以满足了中心价值体系对于合法性进行修复的迫切需求。
二
新时期官场反腐小说反腐英雄卡里斯玛化倾向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它以艺术的方式表明了官场反腐小说作者其实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深切的权力焦虑:对权力合法性危机的担忧。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英雄的卡里斯玛化是对这一危机的一种想象性的化解。
众所周知,当代官场反腐小说作为一种题材类型,相当集中地涉及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和政治伦理变迁,对当代政治权力正当性和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反思是这类作品突出的主题,并因此形成了某些论者所说官场反腐小说特有的“权力焦虑”症状。④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政治伦理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种不讲政治原则的、以实利性为核心准则的“官场伦理”(即主流意识形态所谓的“不正之风”)在政治领域的大行其道,⑤其突出表现在权力建构中贿赂盛行、资本介入其中以及道德沦丧的现象屡见不鲜,权力施行中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变得堂而皇之。这种政治伦理实际上已经对国家意识形态所积极倡导的“人民伦理”、⑥最为朴素的“民间伦理”以及知识分子所尊崇的“士人精神”构成了严重威胁,进而给整个权力体系带来了正当性的危机,并由此引起官场反腐小说作家的深切忧虑和严重关注。“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对于权力基础的合法性焦虑,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以“党”、“国家”、“改革”和“老百姓”(“人民”)等主流话语来拯救面临危机的合法性。在“反腐败”及“官场小说”中,主流话语实际上已经极少出现于小说的叙事人语言中。作为一种政治意识,上述话语往往在小说正面人物的思想意识中多有体现,这也是“反腐败”及“官场小说”相当突出的话语策略。因而,在《抉择》等官场反腐小说中李高成等反腐英雄的卡里斯玛化也就成为这种话语策略的必然选择。这些卡里斯玛化英雄的出场,极大地满足了权力体系对于合法化予以论证的迫切需要。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物身上无一例外地被作者赋予某种超凡的精神特质和道德力量。如《省委书记》中的马扬身为高级干部却坚持骑自行车上班,直到途中被歹徒袭击才改坐小车;《中国制造》的高长河礼贤下士,从善如流;《抉择》中的李高成在恩爱妻子被拉下水后,却无私无畏、九死不悔。这些道德化的卡里斯玛英雄,在改革陷于困境停滞不前、国家财富遭到腐败分子蚕食的危机关头,总是挺身而出,成为扭转乾坤的决定性力量,极大满足了一般读者的清官愿望和对于改革终究会成功的乌托邦想象,从而以艺术的方式巧妙的消除了人们对于社会转型时期改革正当性和权力合法性的怀疑和焦虑。
三
其实,无论是依据历史经验,还是根据现实感受,我们都很难想象仅仅依靠个人优秀品质和道德力量就能左右历史前进和社会变革的方向和趋势。而在官场反腐小说中卡里斯玛典型身上却被赋予依靠个人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神奇品质。如《苍天在上》中,作者就反复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渲染“章台市几十年才出黄江北这样一个人”;《抉择》中,在中阳纺织厂濒临绝境的情况下,市委书记杨诚也把问题的最终解决的希望放在李高成一个人身上,他指出:“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与不好,快与不快,工人们能不能满意,会不会再出乱子,有没有后遗症,关键的关键就是你。”而以具有更高权力的卡里斯玛人物运用权力使腐败分子落马伏法也是官场反腐小说中常见的情节模式,无论是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还是周梅森的《绝对权力》、陆天明的《省委书记》概莫如此。
在缺乏刚性的制度保证的社会环境中,把改革的希望、反腐的成败仅仅寄托在某位卡里斯玛人物身上固然是令人怀疑的。即使是这些卡里斯玛人物本身,由于人性的弱点,一旦缺乏刚性制度约束的权力欲望恶性膨胀,轻则容易滑向个人英雄主义,重则可能导致能人腐败。比如,周梅森的《绝对权力》中的卡里斯玛人物齐全盛,正因为市委书记这一特殊的位置,在中国现阶段的权力潜规则下,使其可以随心所欲地左右干部的挑选和提拔,作品中主要腐败分子林一达、白可树都是齐全盛力排众议提拔出来的所谓“改革人才”;由其所居的高位引发的“权力递延”,不仅使其亲属滑向了腐败的深渊,他的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与深远影响还严重干扰了调查小组的正常工作。这可谓是一种典型的“能人”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官场反腐小说反腐人物形象卡里斯玛化的悖谬和反讽。从根本上而言,像齐全盛这类绝对权力的拥有者,也就是诸位卡里斯玛式典型人物,人格高尚、为政清明时,他可能会为百姓造福,但可能会导致个人英雄主义与缺乏监督的独裁;而当绝对权力拥有者品质斑驳,为政有失公允时,则可能会刚愎自用,为害一方。⑦正如阿克顿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⑧。
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是卡里斯玛人物所倚仗的道德自律与人格高尚,也是颇为可疑的。他们的道德自律精神,尽管冠以不同的名目,但从根本上看,还是与以儒家的思想为内在支撑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极为相似。从历史上看,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事功路线,尽管历代有识之士孜孜以求之,但封建社会的现实却与他们的理想相隔天壤,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不仅从未真正实现过政治清明,反而诸种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并常常引发朝代更迭。⑨在目前中国社会政治伦理尚不完善、权力施行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怀疑所谓卡里斯玛的人格神话的“道德自明性”。其实,我们在不少官场小说作品中看到,其主人公的道德抉择也往往只是一念之间。比如,田东照《卖官》中,清廉的市委书记陆浩宇在妻儿的压力下无奈要面对“卖官”的现实,小说却以他的突然消失而终结,也把对不良现象的反抗与否寄托在他“静静休息两天”的道德抉择上。对这种个体道德坚守的脆弱性,我们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更遑论绝对权力拥有者可能为所欲为的“道义正当性”了。对这种过于依赖于权力个体的主观判断与自觉程度的道德褒扬,是一种对于人性的盲目乐观主义,极易造成对人性弱点的放纵并进而使其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而泛滥成灾。因此,在“微观经济基础的非公有化及其诉诸价值规律的运作方式已使政府计划性管理机制从根本上破绽百出”的危机情势下,⑩官场小说权力书写中所塑造的卡里斯玛典型人物形象是令人生疑的。他们固然能使诸多社会问题在想象中予以解决,然而却并未因此而从本质上改写社会现实,反而会遭遇现实客观性的质疑与清醒理智的无情拆解。正如王一川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卡里斯玛典型“正是现代自我以符号系统所创造的幻想之物,正是现代自我的象征性幻象”{11}。因此,从根本上讲,这种巨型人物的书写是不可靠的,这或许也是这类人物不断遭到质疑和批评的主要原因。
(责任编辑:范晶晶)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现代性视野中的新时期官场小说研究”,编号为:08YBB003
作者简介:黄声波,湖南工业大学中文副教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
①吕智敏等.话语转型与价值重构[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217.
② 张平.抉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5.
③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83.
④ 何言宏.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权力焦虑”[J].书屋,2002,(5).
⑤⑥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⑦ 沈嘉达.论官场小说[J].芳草,2002,(7).
⑧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键,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2.
⑨⑩邵明.合法性危机暗示的变革前景[J].文艺评论,2002,(1).
{11}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玛典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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