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品彻·马丁》 《塔尖》 欲望主体 个人主义 伦理失落
戈尔丁的小说在对“人的状况”揭示与反思中，着重关注的是道德伦理秩序。戈尔丁认为寓言家即是道德家。他的早期小说被标记为与现实主义表现分道扬镳，以伦理导向的虚幻叙事呈现人类生活的现代寓言小说。乔治·斯坦纳曾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评论戈尔丁的早期小说，他认为戈尔丁的小说之所以在美国比在英国拥有更高的地位是因为他的小说更接近美国小说的传统：例如，《品彻·马丁》更像是对梅尔维尔的《漂亮水手》的继承。在斯坦纳看来，戈尔丁的小说中“大多数人物像扑克牌一样” 单薄。而斯坦纳的评论有可能忽略了他自己提出的建议：“（读）戈尔丁的寓言，除非背后有真正复杂的议论和阅读的经验支撑，否则就会变得空洞。”如果将戈尔丁的小说置于他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阅读，并且洞见戈尔丁“哲性小说家”的特质，可以发现戈尔丁的小说创作事实上着眼于深刻的西方文明与人性反思，他所塑造的小说主人公承载着他的创作诉求。
戈尔丁的早期小说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意味，个体的存在状况主要通过原型化的主人公塑造来表现。主人公往往被置于单一、封闭的故事背景下，如同置身于独角戏舞台，并在极端的境遇与冲突中求证自我的主体身份与价值，如《品彻·马丁》中的克里斯托弗·马丁与《塔尖》中的神父乔斯林等人物的表現。小说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象征与意象描写，展现出主人公自我中心的主体性及其绝对意志的主体赋形，人的主体存在的伦理维度被予以寓言式的揭示。
一、文明崩塌与人性恶
戈尔丁的小说创作意图受到他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的直接影响。“二战”的残酷性与毁灭性带给他巨大的精神冲击，文明的崩坏令他忧惧，对此他曾在公开讲座中指出：“施行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的并不是非洲新几内亚的猎头人，也非亚马逊森林的原始部民，而是那些有着传统文明背景、受过教育的人，其中包括医生与律师，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施行（种族灭绝的）暴行，操作起来是那么的熟练和冷酷。”戈尔丁认为人类应该面对自己的人性疾患进行反思和检讨。他曾认为，在现代西方文明的理想建构中，贪婪和残酷一直被视为文明的禁忌。然而，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西方文明的理想图景，人性之恶诉诸行动带来灭世之灾。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文明空前发达的现代时期，人却僭越禁忌，走向野蛮。戈尔丁认为被欲望主宰的人性之恶是文明倒退的根本原因。
相对于依靠复杂的故事情节来揭示人性之恶，戈尔丁的早期小说将浓墨重彩落在了对主要人物的刻画上。主人公被赋予原型意义，小说通过密集交织的意象描写呈现人物的复杂意识。主人公如同一个个人格样品，其灵魂被剖露、被检视，人性的典型特点被凸显。戈尔丁将用寓言的范式来进行小说创作比喻为用电钻在钢板上打孔——力度集中于一个点上才能穿透钢板。他认为寓言讽喻的集中性、隐喻性更有利于表达反思与批判。
戈尔丁的小说对人性的揭示首先在于展现主人公的主体存在。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主体性是人性的核心内容。戈尔丁的主人公常被置于（自我）孤立、封闭的境遇，在极端的冲突下诉诸自我对世界的感受、认知与自我意志，以此来求证其存在的身份与价值。正如刘小枫所说：“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戈尔丁小说人物的生命存在状态揭示了其伦理主体性，表现为对存在方式的选择，如《品彻·马丁》以及《塔尖》中的主人公，他们选择的生命之路走向的是没有出口的“黑暗之心”，在这两个典型的戈尔丁式人物身上，主体存在表现为一种高于一切的绝对意志，一种绝对的唯我主义，他们的存在方式折射出“根本的邪恶”。
二、唯我的主体存在
《品彻·马丁》的主人公克里斯托弗·马丁是一名海军军官。他所在的军舰遭遇鱼雷，他被爆炸抛到了海面，攀附在一块岩石上残喘求生，马丁的求生意识成为整部小说的意识中心。在小说世界中，马丁孤独地面对大海，他交流的唯一对象只有自己的灵魂。小说并没有予以马丁自白的第一人称视角，而是以上帝的第三人称视角观照马丁，同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审视与判断的窗口。马丁的内在世界揭示了他对于“存在”的伦理认识。
小说一开始即将马丁置于生与死的边缘，文中描述道：“他朝四周奋力挣扎着，他是这一团扭动、踢打的躯体的中心，周遭分不清上与下，没有光亮和空气，他感到自己的嘴张开着，从中迸发出厉声的呼叫：‘救命！’”马丁的求生意识驱使着身体的挣扎，他忍受着躯体濒临死亡时的剧烈痛苦，不断强调“我要活下去”。马丁的感官知觉与意识思维通过层次丰富、密集交错的意象描写铺陈出来，走入小说如同进入了马丁黑暗、焦灼的内在世界——“其错综复杂读起来如同一首艰涩的诗”，对它的解读引向了马丁的灵魂深处。
马丁在与大海的对决中首先试图确定的是自我的存在，他不断地做出自我肯定：“我虽然称不上英雄，但是我拥有健康、学识和智慧”，“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我”，“我是”，“我是”……在茫然大海中，在与死亡的较量中，在所有痛苦、惊恐的感知中，马丁不断地确认和强调自我的存在。而随着肉体变得越来越沉重，他的意识为了对抗死亡，逐渐脱离了身体，并试图重新建构自我——“那就是死亡，我是被吓死的。现在，我的每一部分都聚合起来了，我活过来了”。马丁的意识活动令人联想到勒内·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阐述；“我可以怀疑我的身体是否存在，我可以怀疑我所在的世界是否存在，我甚至可以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但是我唯独不能怀疑的就是我自己的存在……”马丁对自我存在的竭力伸张表现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主体意志，而戈尔丁则赋予这样的存在以身处炼狱的隐喻：“他（马丁）感受到遍布全身的疼痛，这种恍惚的痛感令人产生被火烧灼的错觉。双脚上有火烧一般的钝痛，两个膝盖更感到剧烈的炙烤，他意识里的眼睛之所以能够看到这些火焰，是因为身体是他寄居的第二个空间”。即使在剧烈的痛苦下，马丁也丝毫不愿放弃一丝对“生”的渴求。有评论家甚至认为“马丁的身体幻觉如此扣人心弦，令人不得不对他产生同情”。那么，马丁如此强烈的生存意志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精神实质呢？
从马丁对过往生活的回顾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着军官身份的、擅于投机、野心勃勃的克里斯托弗·马丁，他是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为了占有他的好友纳特的女友玛丽，他假意将纳特招募到军舰上工作而计划伺机将其谋杀。为了迫使玛丽接受他的占有，马丁将载着玛丽的汽车突然疯狂加速，以同归于尽作为要挟。为了获得职位的提升，他毫不在乎地与制片人的妻子通奸，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马丁不愿接受死亡带来的有限性，他对自身的存在绝不愿放弃。他在求生的挣扎中将自己认同为不朽的普罗米修斯，而这恰恰是对他的莫大讽刺，普罗米修斯为成全人类而牺牲自己的利他本质与他的极度唯我主义形成反差对比。马丁的自我身份与价值的确立事实上是基于对自身需求的满足，对各种欲望的实现，且不惜以对他人的夺取和占有为前提。他不断地声明自己的优越性，他是“受过教育的聪明人”。在他看来，他人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他的存在而服务，以至于周遭世界的存在皆以他为中心，而他的意识中没有责任、没有道德的自我限制。他的存在胜过一切，因而他无法接受死亡对于自我的消亡。他的意志脱离了身体，试图冲破一切阻碍以伸张自我的存在，马丁的精神实质是一种不惜代价的唯我的绝对意志，然而这样的自我意志只能令他陷于炼狱，不得“超生”。
与《品彻·马丁》一样，《塔尖》同样是对唯我主体的揭示与讽刺。《塔尖》的小说世界是一座20世纪的圣玛丽教堂，故事浓缩于这个封闭的空间内。乔斯林神父是教堂的主教，也是其中的最高权威，故事的矛盾中心在于乔斯林执意要在年久失修的教堂上搭建“伸向天堂”的尖塔。小说中主人公的所见所思构建成一个与教堂空间并置的主体空间。从乔斯林神父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他对自我的认知，他的视角首先突出的是自身的高大，他看待事物的视线是从上至下的俯视：比如他眼中所见的是亚当神父的剃度的头顶，教堂守门人潘格尔的小屋的茅草屋顶，等等。他将自己比作教堂的初建者——“那个时候这个世上的巨人们”。乔斯林时常“感受”到上帝的神圣光辉，他将自己认同为圣约翰。当他看到天空飞翔的鸟时，他“想起了圣约翰，随即大呼，‘那是一只鹰！’”鹰是圣约翰的化身，代表着广阔而犀利的视野，这暗合了乔斯林對自己的评价。然而，在一旁工作的年轻人朝天空看了一眼后，笑着摇头，那只是一只鸟而已。乔斯林却坚持道：“在我看来，那就是一只鹰。”乔斯林将自己认同为圣人，他在主观上建构了自身的高大与神圣，虽然身为上帝福音的传播者，在他身上却完全没有上帝使徒的谦恭。他的视觉感观是他的自我认知的延伸。然而，小说从一开始就暗示了视觉不可避免的虚幻与扭曲：阳光透过教堂的彩窗照射到乔斯林的脸上，“他笑出的泪水令眼中额外多出了轮框、轮辐的形状和彩虹的颜色”，现实的场景由于物理作用在视觉中时常被虚化，更何况加上了主观意愿的扭曲。乔斯林对于人的主观认知的不可靠性事实上是清楚的，他感叹“人的思维总是带着积习去接触事物，结果却像骗小孩一样将自己欺骗了”。遗憾的是，乔斯林无法自省，当他听到教堂的两位执事评价他“自以为是圣人”时，乔斯林认为他们谈论的是别人。乔斯林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实上是他在主观上愿意看到和听到的，他的认知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傲慢与刚愎自用，而傲慢却是《圣经》所列七宗罪之一。
三、贪婪的绝对意志
在对自我存在的确认过程中，马丁对于自己的认知意象是一只体格庞大的蛆虫，它吃掉了其他的（人）小蛆虫而壮大自己，“吞噬”是马丁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认知。他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反映在他对于身下的岩石的统治规划上：“我命名你们这三块岩石为——牛津广场、皮卡迪利和莱赛斯特广场”，“命名如同盖了章，上了锁”。可见，马丁与世界的关系是占有与统治的关系。小说叙事频繁地将马丁称为“这个人”（the man），讽喻之意不言自明：马丁是“受过教育的聪明的”现代人的原型代表，对于马丁的审视如同反思我们自己。克里斯托弗·马丁的名字（Christ）暗示了马丁本是上帝的子民，然而，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受限制的欲望带来的“变异”：在对自身的求证中，马丁的存在意象逐渐变成了长着两只大蟹钳的品彻·马丁（pincher有钳子之意），直至最后变成了一团黑色的东西。这一意象的转变象征着他的存在事实上已逐渐脱离了人道。在《论邪恶》中，特里·伊格尔顿评论道：“邪恶涉及身体与灵魂的分离——是占有和破坏的抽象意志与其所寄身的毫无存在意义的躯壳之间的分离。”马丁的存在方式令人想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俄底修斯发出的警告：“强权听命于意志，意志听命于欲望；而欲望这东西是一只吞噬一切的恶狼，有意志与强权双双支持，一定要到处寻觅食物，最后吃掉自己。”
马丁“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贪婪。同样，在乔斯林的内心深处掩藏着多年来被压抑的对女孩古蒂的爱恋和欲望。他修建塔尖的执念事实上是对被压抑的欲望的宣泄，而这些欲望导致他的认知和判断远远偏离了真相，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揭示的：“情欲……以自身的色彩浸染了知识的对象”。在上帝面前，身为主教的乔斯林并不谦卑，他将自己的意志代替上帝的意志，他的宗教信仰实质上是对自我意志的崇拜，上帝成为他的借口。乔斯林认为自己无法预见塔尖的建造带来的代价：“我原以为这本是很简单的事……从未想到我的愚蠢中有一种力量，不断带来新的教训。”乔斯林无法客观地洞见一旦人要实现自己的欲望，要以唯我意志改变现实世界，这种欲望就会得寸进尺，欲望超过了需求，其结果会走向失控。乔斯林“本来想让这座塔尖伸向上千英尺的高度，好让我能够俯视整个国家”。他对于建塔的疯狂如同巴别塔的建造对于人类来说是对“不可能性的激情的投射”，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寓意：当人失去对上帝——对自然秩序的真正敬畏，要以绝对意志睥睨天下，变乱就会开始，危机就会出现。
四、结语
马丁与乔斯林是戈尔丁刻画的现代人的主体象征，是唯我主义的“根本的邪恶”的载体——“根本的邪恶肇始于对绝对意志的崇尚”。绝对意志为满足自我的欲望，对永恒、伟大的无限性进行追求，“拒绝接受我们作为自然、物质性存在的道德”。主体的无限制扩张导致边界的丧失，同时也带来世界的混乱。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戈尔丁对个体的道德沦落的批判指向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根基中主体中心论所衍生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伦理缺陷，令人反思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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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威廉·戈尔丁小说的西方文明反思（项目号GD17XWW12）阶段性成果
作 者： 李晓青，博士生，惠州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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