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科技出版 出版经营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科技出版由北美和欧洲出版巨头垄断，新加坡本土乃至亚洲科技出版领域几乎处于空白阶段。曾在美国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潘国驹看准了亚洲科技的发展前景，决定打破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为亚洲科研成果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他于1981年创办了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WSP）。短短三十年时间，WSP发展成为新加坡本土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也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英文科技出版机构，每年出版约600种新书和140多种国际学术期刊，内容涉及基础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生命科学、商业与管理等学科领域，其中超过75%的期刊被Scopus和Web of Science收录。aWSP起步较晚，却在国际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家亚洲出版社，面对欧美出版商强大的竞争力，WSP不仅成功摆脱新加坡出版市场的局限性，实现全球化的市场布局，同时还获得诺贝尔奖基金会的独家授权，其发展模式与经营智慧值得学习借鉴。
一、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出版机构“何以可能”
20世纪90年代正值亚洲科技快速崛起时期，亚洲各国研发投入、科学产出、引文数量等指标显著提升b，一时间科技出版物面临巨大市场需求，版权输出步伐也随之加快，但亚洲出版业尤其是科技出版发展相对缓慢，科技出版产业明显滞后于科技发展。亚洲各国长期依赖于进口英文科技图书，在版权输出方面实力较弱。以同处亚洲的中国和日本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教事业的发展，尽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但科普读物数量增长仍较为缓慢，科技出版预算与西方相比十分有限，我国科技出版走出去长期依赖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在版权贸易上存在较大逆差。而日本作为亚洲经济强国，科研实力雄厚、出版业市场广阔，具有相对优势，但出版产业却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日语出版占主导地位、英文出版实力较弱，在版权输出上以大众出版为主，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领域长期依赖于图书进口，总体版权输出上也存在赤字。并且由于语言的限制，日本科技成果在面向国际推广中也面临障碍。
由此观之，亚洲各国长期以来在版权输出方面存在刚性需求，需要同国际出版商合作来弥补自身短板，而当时亚洲却没有任何一家世界一流科技出版机构。WSP的创办完美地填补了这一空缺，以为科学界服务的鲜明定位和国际化的运作模式，全面收揽了亚洲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业务资源。与此同时，新加坡本土所具有的独特发展优势和国家战略，也为WSP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关键助力。
首先，从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来看，新加坡地处东南亚腹地，连接了欧、亚、非三洲的海上交通枢纽，具有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优势，有助于成为横跨东西方学术的重要桥梁，推动亚洲科技出版与全球市场接轨。并且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人口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一些欧亚人构成，官方语言为英语、马来语、汉语、泰米尔语，新加坡自1996年以来奉行双语教育政策，有效促进了国民英语水平的提升，很多人通晓双语或多国语言，在英语作为国际学术界通用语言的背景下，这实际上为世界科技吸纳西方科技成果和培养编辑人才提供了优势。
其次，从国家发展和政策导向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制定国家科技发展计划，不断加大科研投入，设立国立研究基金（NRF）、学术研究基金（AcRF）、R&D津贴计划支持研发活动，创造出有力的科研环境。从1990年到2012年，新加坡研发投入从5.72亿美元上升到72.45亿美元，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0.81%上升至2.10%。c新加坡在生物技术、微电子、电信、电子商务等研究领域占据很大优势，推动新加坡成为以创新为动力的知识经济体，本土科技成果产出逐年提升。
此外，新加坡科学教育制度在世界享有广泛声誉，尤其是数学学科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备受关注，新加坡在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趋势 （TIMSS） 和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 报告中均取得高分，新加坡学生在连续五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13枚金牌。先进教育事业和优厚的科研环境，为本土科技事业发展带来充足的人才储备。
二、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的发展战略与经营模式
纵观国际STM出版实践历程，西方出版大国的出版机构经历了漫长的规模扩张、兼并重组，发展成为体量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已有上百年历史。以Elsevier、Springer Nature、Wiley和Taylor & Francis为代表的四大出版巨头占据了全球STM出版市场超过50%的份额，小型科技出版商的生存境况不容乐观。而WSP作为后起之秀，在短期内从亚洲市场中突出重围，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受到全球科学界的广泛认可，它的实践历程为亚洲科技出版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范本，对我国科技出版机构优化经营理念、拓展海外业务、提升国際化水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构建“作者为先”文化理念，强化作者资源竞争优势
WSP与竞争对手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是由一位对科学充满热爱的科学家运营的。d创始人潘国驹是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他确信世界科学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他在回国后创办WSP，借助他在欧美物理学界的研究经历，与诸多顶尖科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开展合作，搭建一流的作者资源网络，作为WSP发展起家的重要筹码。长期以来，WSP将作者资源视为出版社赖以生存的根本，构建“作者为先”（Author-centric）的公司文化理念，在其三十余年家族式经营中世代相传。如WSP所述“没有作者就没有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出版社”，出版企业的文化理念形塑于出版经营活动中，是出版社文化价值的核心，先进的文化理念对于出版品牌形象、明确目标导向、建立内部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从实践来看，WSP将作者优先的价值观渗透到公司经营层面，促进公司内部形成以作者为导向的服务意识，不断提升出版效率、优化服务质量。在这种理念引导下，WSP在业务中与作者建立了互信的伙伴关系，如同英国作家狄更斯与他莫逆之交的出版商一样，在与作者的通力合作中形成科研共同体。WSP密切关注作者的研究动向，在作者获奖或有重要研究成果发表时在主要期刊、协会简讯中倾力推广，提升作者影响力，一些资深编辑与作者保持数十年的来往。凭借这种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和专业高效的服务，让许多顶尖科学家多年来将WSP视为合作首选，带来源源不断的优质书稿和出版合同。可以说，WSP“作者为先”的文化理念促进了科技成果交流、赢得了作者的信赖，通过一批杰出作者巩固了它在科学界的地位。仅2020年，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莱因哈德·根泽尔（Reinhard Genzel）及安德里亚·格兹（Andrea Ghez）均为WSP的作者。
（二）打造世界一流出版品牌，建立亚洲科技交流重镇
WSP设有专门的品牌管理团队，重视将品牌形象与为科学服务的精神结合，借助一系列顶尖合作项目塑造专业出版商形象，强化它在科学领域的影响力。首先，诺贝尔奖基金会的独家合作是WSP面向全球开展业务往来的重要名片。1991年，WSP获得瑞典诺贝尔基金会（Noble Foundation）的授权，独家出版发行自1971年以来的诺贝尔奖获奖者生平及演讲文集（英文版），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经济、文学及和平在内的所有奖项，以及诺贝尔讲座系列（1902—2005），成为亚洲首家获此殊荣的出版机构，由此奠定了WSP在亚太地区顶尖科技出版商的地位。1995年，WSP进一步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开展合作，共同创立帝国理工学院出版社，强化工程、医学和信息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科学等领域的专业实力，提升公司在欧洲地区的品牌知名度。其次，品牌学术活动和会议是WSP品牌推广的重要抓手，WSP重视为行业交流搭建平台，举办诺贝尔奖获得者公开讲座等活动，传播前沿科学思想，将自身打造成为科学交流的枢纽，逐步建立起亚洲科技交流重镇。WSP积极参与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海岸工程学大会、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等国际顶尖学术会议，并作为参展商参与主要国际书展，重点推广数学、物理、生命科学领域精品图书，将出版品牌推广至国际市场。再次，社会价值是出版品牌的重要衡量标准。创始人潘国驹多次提到，从事文化事业要有使命感，出版商不能唯利是图。WSP重视国家科技事业建设，在科学普及和教育事业中做出很大贡献，每年推出“初院科学学生奖”资助具有科学潜力的学生代表新加坡参加斯德哥尔摩国际青年科学论坛，参加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和诺贝尔奖得主对话，激发学生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增长他们的科学知识。WSP在传播科学文化、培养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努力不仅获得政府的表彰和大力资助，同时也强化了品牌社会影响力。
（三）缩短出版周期，采取合理定价
市场化的出版经营模式讲究效率，商业的竞争会迫使低效的发行商退出市场，WSP专业高效的服务和公道的价格是它在国际市场保有竞争优势的关键。WSP自1996年启动数字化转型战略，全面引进先进数字技术提高出版流程的效率，为作者提供更加高效的出版体验。WSP早在2008年推出简化版电子出版程序试用于《国际现代物理学杂志D》，实现期刊论文的网络首发，加快科技成果发表效率，缩短读者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编辑部严格执行同行评审制度，所有稿件至少由两位编委会推荐的专家参与审核，作为保证高品质出版的重要环节，并且采用电子系统更新稿件进度和评审流程，便于作者实时追踪。在印刷发行环节中，WSP引进DocuTech数字技术，在按需印刷策略支持下有效缩短出版生产周期，WSP也在美国、英国等海外地区建立先进的仓库，在订单处理、包装和发货效率上保持领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高效的配送服务。
西方学术出版在市场化发展中不断提高定价，让很多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难以承受，WSP没有效仿爱思唯尔、斯普林格等科技出版巨头采取“高定价”的市场策略，而是采取具有竞争力的定价方式，做读者能承担得起的出版物。以WSP影响力较大的数学期刊为例，通过对WSP的20本纯数学期刊价格分析后发现，2021年电子版加印刷版定价最高的是《扭结理论及分枝杂志》（Journal of Knot Theory and Its Ramifications），价格为2992美元；价格最低的是《数学科学通报》（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价格为420美元，均价为1425.9美元，总体来看，在科技期刊领域价格适中，价格增长幅度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WSP还采取了灵活的定价策略，为发展中国家的读者提供特别折扣和优惠，培养了一批忠实的读者和订阅机构，保证了地区之间业务的平衡发展。
（四）开拓海外市场，实现全球布局
新加坡人口数量少、市场规模小，依靠国内市场很难发展壮大，WSP自成立之初便将自身定义为国际性的出版社，通过扩展海外市场、与海外出版商建立合作弥补自身发展短板。尽管总部位于新加坡，但WSP的很大一部分作者来自于欧洲，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外分社的创办。从WSP公布的财务数据来看，公司七成以上的利润来自欧洲和北美市场，主要利润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占总利润的47%，27%的利润来自亚太地区，24%的利润来自欧洲地区，南美洲和非洲地区的利润占比均为1%。WSP通过不断创办海外分支深入了解全球各地学术出版市场，拓展合作范围，这些各有侧重的海外分社从不同层面整合了地区的出版资源。最早成立的新泽西州的海外分部侧重于拓展美国的业务关系和网络，争取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众多知名作者的著作，以及与美国国家学院的合作，发行美国政府科学顾问的学术作品并推广至亚洲市场；1995年成立的伦敦分部是WSP欧洲业务的中心，是许多包括诺贝尔奖获奖者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等知名作者的联络点；成立于2015年的慕尼黑辦事处侧重于组稿、营销和客户服务，是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作者、图书管理员和书商的主要联络网。 eWSP在全球十三个地区设有办事处，全球分销渠道涵盖图书馆等贸易渠道，通过与亚马逊（Amazon）、贝克和泰勒（Baker & Taylor）、贝特拉姆（Bertrams）、加德纳（Gardners）等图书代理商及分销商合作，确保出版物销售至各大国际市场，尤其是海外分公司所在的国家，实现全球化市场布局。
三、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出版机构“何以可为”
（一）构建出版企业文化，服务国家科技事业
先进的企业文化对于出版社促进组织效率、提升市场竞争力、建立内部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从WSP的实践来看，其“作者优先”的出版理念明确了公司业务的发展方向，即将作者资源网络作为核心竞争优势，通过提升出版效率、稳定书价，突出为科学界提供高品质服务的价值主张。纵观我国出版行业领先者，像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金盾出版社、外研社等在发展也无不渗透着很强的出版企业文化。f科技出版机构应当以鲜明的企业文化形成自身特色，在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中起到引导作用，促进公司内部凝聚力和认同感提升。科技出版发展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集中体现，科技出版的定位、功能、使命决定了出版机构企业文化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出版机构企业文化应强化作者本位意识，本着为科学事业服务、为作者提供科研支持的理念，将作者视为出版社的“科研伙伴”，促进出版社与作者的共同发展，实现出版商与作者的共赢。另一方面，出版机构的企业文化应与社会效益紧密联系，传播科学文化、提升民众科技素养、培养科技人才应作为出版机构的内在使命，在构建企业社会形象的同时促进品牌价值延伸，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做好知识服务和信息交换中介，促进科学领域交流合作
一是扮演好“知识中介”的角色，在促进信息交流和传递中实现价值。充分利用出版机构的平台效应整合科研资源，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等方式促进科研领域交流合作，将自身打造成为学术交流的枢纽，扩大行业影响力，同时发掘出更多优质作者，创造合作机遇。WSP举办的一系列学术论坛、讲座、会议在科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让参与者有机会接触世界顶尖的科学人才，获得科研导向、增加知识存量，而我国科技出版机构主办的学术活动在规模和质量上仍有较大差距，应重视品牌学术活动的打造，提升出版机构的平台影响力。二是做好知识服务的延伸，在传统的文献检索、知识发现、知识标引、知识图谱等服务的基础上，拓展知识服务类型和渠道，重点开发非正式的信息交流模式。通过建设融媒体矩阵，强化社交媒体在学术推广中的作用，以多样的信息技术和数字载体实现内容的升维，让科技成果以立体化、多层次、精准化的形式传播，实现科学交流模式创新，营造更加开放互动的学术交流环境。
（三）加强科技期刊翻译输出工作，增强我国科技国际话语权
世界上大量科学研究和出版都发生在西方，一个国家出版事业的国际化程度，决定了其科技成果是否能在国际被上广泛应用。“语言在出版中是国际方程的一部分，知识的信息的流向几乎是一个方向的——从工业国家流向第三世界，用第三世界文字书写的科技作品很少能到达国际读者手里”g。 英语是国际科技期刊的主流学术语言，英文出版物的发展决定国家科技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一些科研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科技期刊影响因子不断攀升，但我国英文期刊数量仍较为有限，目前中国只有科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拥有英文期刊几十种，与施普林格、爱思唯尔近3000种的期刊规模差距显著。应加强期刊翻译输出工作，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英文科技期刊，提升我国科技成果国际影响力。一是培养一批翻译人才。科技出版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需要培养一批具备自然科学素养的翻译人才作为支撑，保证学术出版的专业性。例如通过设立专门的英文编辑部整合一批英文翻译人才、扩大英文选题范围。此外，通过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能够有效弥补语言方面的短板，提升英文出版物數量及销售渠道。二是建好英文网站，扩大科技成果传播途径。期刊网站是发布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开展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在我国500余家英文期刊中，不少期刊存在没有英文网站或由国外出版商代理创办网站的情况，网站信息的缺失和滞后不仅造成作者投稿困难等问题，也制约了海外出版合作的开展。应重点加强英文期刊的网站建设，将期刊的主办单位、支持协会、出版模式、出版周期、影响因子等关键信息及时更新，为期刊国际合作创造机遇。
（四）发扬创业精神，开拓海外市场
一是创业的忧患意识。纵观WSP发展历程，海外市场开拓与出版业务拓展贯穿始终，“忧患意识”作为新加坡的国魂，内嵌于出版社的行动逻辑中，新加坡地小人少、资源稀缺，出版业没有特别的市场准入限制，出版机构在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具有天然的风险意识，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动态，不断保持竞争优势让企业得以生存。我国科技出版机构应转变经营理念，加强对国际市场趋势和竞争者动态的观察和预判，制定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战略，发挥出版机构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在拓展海外业务中保持主动性，积极整合海外出版资源，促进产业化规模发展。二是创业的开拓意识。开展海外并购、创办海外分社能有效拓展国际出版市场、弥补自身短板，提升国际影响力。事实上，我国出版机构在海外并购上已取得初步进展，如2019年科学出版社与法国物理学会、化学会等四家法国学会组织完成股权交割工作，成功收购法国EDP Sciences出版社。但总体来看我国科技出版机构出海进展仍较为缓慢，应加快布局海外分支、积极开展海外并购，实现全球化的市场布局，促进科技出版版权输出数量提升，早日实现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转变。
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rporate Profile [EB/OL].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page/about/corporateprofile.
b 张树良：《亚洲科技实力的崛起——基于亚洲、欧盟与美国科技实力指标的比较》，《科学观察》2008年第1期，第25页。
c A*STAR. National Survey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2012.
d Rebecca Tan. The Physicist Turned Publisher. [EB/OL] https：//www.asianscientist.com/2016/02/features/sg50-pioneer-kk-phua-physicist-turned-publisher/.
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Newsletters [EB/OL].https：// www.worldscientific.com/page/newsletter.
f 姜明：《试论建设出版社经营性企业文化的几种理念》，《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50—153页。
g 〔英〕 麦高文（McGowan，L.）、〔英〕 迈考尔（Mc-call，J.）编：《国际出版原则与实践》，徐明强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作 者： 邹开元，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编辑出版。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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