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坤

　　关键词:张爱玲 悲剧意识 遁世心态

　　摘 要:本文以张爱玲文本的悲剧意识渗透出的遁世心态为切入点,从张爱玲文本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显示出的遁世心态以及张爱玲遁世思想形成的根源三个方面,梳理其文本的重要思想特质,对张爱玲创作中表现出的“遁世心态”进行解析。

　　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孤岛文坛占有独特的地位,她的文本思想是丰富的、复杂的,但纵观她的文本思想,从中真切地体味到悲观、虚无、人生渺茫、抗争没有意义、无所作为的遁世思想。本文拟就张爱玲文本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显示出的遁世心态以及其遁世思想形成的根源三个方面探析张爱玲文本悲剧意识彰显的遁世心态。

　　一、张爱玲文本体现出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文本中的环境暗淡、人物空虚、结局缥缈……是繁华落尽后的苍凉,她建构了一个悲凉世界,这里没有灯光,只有月光;没有其他音乐,只有短笛吹奏,曲终人散,只有旷古悲凉。

　　1.女性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文本中的女性存在着明显的依附意识,她曾在《有女同车》中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①这道出了女性心灵深处以男性为归依的“奴性心理意识”,她们像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张爱玲描写女性的未来是灰色的,让人看不见任何亮色,她们摆脱不了“谈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摆脱不掉依附男人”的命运。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了寻求经济上的靠山和向族人炫耀的资本,她昧着良心、丧失人格尊严地凭着自己残存的二十八岁的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机巧和赌徒的胆量,抢走了本属于七妹的范柳原。当感觉到范柳原并非真诚地对待自己时,她便与其较量、周旋。为了生存,白流苏不得不为了谋生而谋爱,失去了女性应有的尊严。

　　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婚姻既是妇女赖以生存的形式,也是实现女人价值的唯一机会,这种观念使女人把满腔的希望和一生的梦想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由想念书到想嫁人,由想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到想抓住乔琪乔这个可能的机会,由想结婚到甘愿做情人,由做情人到发现乔琪乔不忠仍然要嫁给他,直到死心塌地为梁太太弄人,为乔琪乔弄钱,每一步都是她甘愿为之。

　　张爱玲笔下女性无爱的婚姻不过是拿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与男性社会中的货币做了一次交易而已,她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却主动顺从,永远摆脱不掉对男性的依附。

　　2.男性的悲剧意识。张爱玲小说中男性的权威性与主体性受到质疑和嘲讽,男性大体上被解读为备受恣意贬抑和无情嘲弄的群像。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猥琐无能、狂嫖滥赌、挥霍家产、坐吃山空、对子女没有责任心、逃避严酷的现实。如《金锁记》中,出生在曾经簪缨望族之家、如今家道败落、全靠祖宗的遗产苟延残喘的姜二爷,天生就有一个残废畸形没有生命的肉体,“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那样儿,还成个人吗?还能拿他当人看?”②作者借人物之口直接藐视男性的躯体,进而嘲弄传统男性形象的权威。现实生活中他们是父亲、丈夫、儿子,但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只是一个称谓、一个符号、一具躯壳而已。

　　张爱玲笔下玩世不恭、浮华放浪的现代男性大都留过洋或受过高等教育,但洋装掩盖下的依然是生命的脆弱与精神的恐慌。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是喝过洋墨水的“中国现代人物”,既深受传统伦理道德影响,又崇尚西方生活方式;一方面他想亦步亦趋按照社会规范有滋有味做着“好人”,另一方面灵魂深处却受着煎熬——渴望肉欲的刺激和人性的放纵,既想得到“热烈的情妇”(红玫瑰)又想拥有“圣洁的妻子”(白玫瑰),撕裂在这“真人”与“好人”的两难世界中。在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中挣扎,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精神的孤寂和荒凉。

　　张爱玲以她特有的敏锐和深刻对女性、男性主体进行解构自审,描写特殊历史环境下女性、男性的生存状态正是作者遁世心态的含蓄表达。

　　二、张爱玲文本悲剧意识显示出的遁世心态

　　张爱玲的遁世心态表现在对女性、男性悲凉无奈的书写,她用生于乱世之中的切身体验和感悟书写了人性的悲歌,她的“悲”是对人生苍凉无力的洞悉,对一切天长地久的怀疑否定。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是深刻的,在其文本中不仅展示女性、男性无爱的悲歌,更展示了人生永恒的悲剧性,并揭示了这种悲剧性的根源。张爱玲文本的悲凉是看清世事却在人海中穿越而过,冷眼看世人的表演,一路走,一路放弃,自立于边缘。张爱玲对人物书写的角度决定她不可能像推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从未放弃,她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处境只能选择逃避与疏离,面对现实的艰难困境只能选择遁世。

　　在张爱玲小说中关于形象的塑造上,没有刀光剑影,却有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恐惧。她的悲剧意识不必借助传统的激烈冲突的形式构架来运作,就已经具有了一切悲剧所必然具有的实质:在最终的结局面前显得毫无意义,终归要沉寂。张爱玲用这种悲剧意识去观照她文本中的每一个人物,让每一个个体面对无边的旷野,体尝着人生的虚无和存在的荒诞,每一个人物不知不觉地走向了悲剧境地,最终的结局或是肉体的毁灭或是精神的灭亡。

　　张爱玲之所以不厌其烦且又如此冷酷无情地诉说着女性、男性的无奈,是因为她认为生活本来如此。她无疑是逃避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尽的社会责任,以一个“局外人”的姿态,站在一旁冷冷地、反复地提醒人们:不要背向着时代盲目地挣扎,尽管努力了奋斗了抗争了,其结局都是一样,这正是张爱玲遁世心态透视出的悲剧意识在其文本中的表现。

　　三、张爱玲文本遁世心态形成的根源

　　文学作品抒写的对象,有时隐含着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与生活轨迹。阅读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我们不难窥见她不幸的家庭生活,不幸的爱情以及时代、社会环境给她带来的影响。

　　1.不幸的家庭生活。张爱玲是在父爱和母爱稀薄的时空中度过童年的。父母长期不合,爱玲四岁,母亲抛下她远走英国,父母分手后,她在继母的管制下受尽委屈,她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被抛入绝望、虚无的深渊中,使她感到整个世界都是肮脏的,连白玉兰也变了样,“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③。童年梦魇般的生活及母亲的缺席给张爱玲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并且这种创伤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修复反而加剧了。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作家童年经验会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深刻的印记。缺少完整的家庭生活与温暖,使张爱玲找不到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人伦之情,父母之爱,家庭观念一齐轰毁。渐渐地,她对周围世界生出了普遍的敌意,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基本焦虑,她感到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又无能为力,在她作品中就形成了消极的遁世思想。

　　2.失落的爱情生活。不幸的童年,无爱的家庭,冷漠的亲情关系,使早熟的张爱玲对爱情有种近乎疯狂的渴求,刻骨铭心的爱情体验莫过于和胡兰成的爱情悲剧了。胡兰成在风月场上多有轶闻,与上海滩上许多名媛贵妇皆有一手,被人称为“名士派”④。张爱玲在送给胡兰成的照片背后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⑤张爱玲爱得不能自拔,而在胡兰成的概念里,是没有规范之说的,她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这段短暂婚姻,使张爱玲饱经创痛。她曾对胡兰成说:“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⑥胡兰成最终选择了数美承欢的道路。她在人间所有美好的情感及对美好情感的幻想都被击得粉碎,她只能用一种冷漠的目光注视着红尘中的每一个人。

　　3.绝望的社会与时代环境。张爱玲对所处的社会境况及战争阴影给她带来的无法消解的深重虚无与绝望,也直接影响着她的创作观。张爱玲生逢乱世,亲身经历了港战,战争使原本悲观的张爱玲对人类前途更加失去信心,她目睹了文明被毁灭,预感到“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⑦。张爱玲所生活的时代,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危机和价值观念的崩溃而变得不可信赖,她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及家庭背景的影响下接受了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认为:“人分两种,即为本真的人和非本真的人。人在社会、自然、他人等因素干预支配下,人很容易分裂。自由的真正本质上的人往往会被非自由的非本源意义上的人控制,这样人性就被扭曲,变得不可理喻、不近情理,人就会‘沉沦,沉沦的特征之一就是人的异化。”⑧在张爱玲的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淡漠,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对金钱、财富的贪婪。

　　不幸的童年、无爱的家庭、荒唐的爱情、动荡的社会、剧变的时代、中西文化的撞击,决定了张爱玲带着无限悲凉和绝望的失落者心态去感受生活。笼罩她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无(下转第66页)(上接第63页)法消解的虚无与绝望,她以旁观、冷漠、悲观的笔调描绘残缺不全的家、破碎不堪的爱、卑微渺小的人,消解和颠覆了爱情、亲情、友情的纯洁、神圣,把诸多感情还原为世俗、功利、虚伪、冷酷的状态,用她的作品见证“人间无爱”,用文本的悲剧意识彰显她的遁世心态。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张爱玲文本中悲剧意识渗透出的遁世心态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07第340号)

　　作者简介:陈坤,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学报编辑部编辑,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19世纪英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

　　①③⑥⑦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128,108,456,135.

　　②张爱玲.金锁记[A].张爱玲文集(第三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93.

　　④⑤于青.张爱玲——最后一炉香[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369,374.

　　⑧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0:206.

　　(责任编辑: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