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霞

　　摘要：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存在，也为后来者提供着思想与话语的资源。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梳理了这一批评派别出现的原因和转型场域，对陈晓明、陈思和、程光炜、孟繁华、郜元宝、张清华等人的批评文本进行了细读和分析，以说明其批评实践的特征及其与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探析，以期为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的源起、发展和历史提供一种理解的路径。

　　关键词：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批评实践;建构

　　关于1990年代的批评状况，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这是一个由学院派批评、媒体派批评和作协派批评“三分天下”①的时代。但是，一个吊诡的现象是，人们对后两种批评并未有太多挑剔，却对学院派批评诟病不断：四平八稳、沉闷平庸、理论术语满天飞，让人看不懂或看得发闷。对此，有一些学者提出“学科型文学批评”“学术化的文学批评”“被文学史劫持的文学批评”“作家批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等概念，②或总体性谈论学院派批评的“活力”“生机”“可行性”的问题，以此回应相关指责。迄今为止，我们对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依然欠缺客观、具象、及物的理解。本文通过“发生学”的源流梳理和文本细读，力图对以下问题作出解答：这个批评派别是如何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促成其建构成型的场域和原因是什么，批评功能的转变中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与美学因子，批评范式与学术传统又有何价值和意义。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不同文体涉及问题的复杂性，本文所谈对象以小说批评为主。

　　一? 学院派批评的发生与建构

　　学院派批评作为一种“现象”出现在1990年代，呈现出“集束式”的发展态势，这并非单纯的批评行为，而是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变、文学批评发展以及1980、1990年代错综复杂的“文化场”的“合力”结果。

　　在文学“袪魅”③的时代，文学批评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更新的冲动，亟需借助稳定的“抓手”来锚定其合法性与有效性。最早提出“学院派批评”的是王寧。他指出20世纪初出现过王国维、钱钟书、朱光潜等“学者型批评家”，加上1980年代以来高校和科研单位培养了许多硕士博士，因此在1990年代提倡“学院派批评”是有基础的。④的确，“学院派批评”并不是新事物。在1930-1940年代，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等人以深厚学养而在文学批评中融入了“学理性”思维，同时饱含着强烈的“生命-美学”感悟和“同情的理解”。

　　当然，仅凭个体的定义和阐释，一个概念很难成型。“学院派批评”这个名称在1990-1995年间经历了不同能指的散播和辐射，命名方式也从“单打独斗”扩展为了会议、讨论、呼应等群体行为。1991年以来，关于文学理论批评召开了数次会议，如北大的“中国当代理论批评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作家报》的“如何进行健康的文学批评”座谈会、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文艺批评学术讨论会”、《文学评论》和华中师大合开的“全国文学批评学研讨会”等。1994年，出于对批评“西方与本土”“激进与保守”两极化的担忧，许明、程文超、吴炫、邵建、蒋述卓、郜元宝、葛红兵等人召开了“否定哲学与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座谈会，提出了“第三种批评”。

　　北大会议的与会者提出了“学院式批评”“学者化批评”或称“新学院批评”，这几个名称在身份定位和风格上与“学院派批评”一致。它们重视文学批评的“科学精神”“学术倾向和理论意识”，倡扬“使批评家具有学者化的学科训练，使文学批评真正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创新性和权威性”⑤的批评生态。王先霈从1980年代就开始思考建设“圆形批评”的问题，1992年正式提出“圆形批评”的概念，具体方法是吸收古代缜密的“圆”的思维，将“直觉感应与洞见性理论观念首尾相接”，达到“全面的、辩证的、适合文学审美特性”的融合⑥。吴炫等人提出了“第三种批评”，虽然名称上不见“学术”，但它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转变的方法”⑦，是为了反抗过于西化的“第一种批评”和倾向于“国学”“新儒学”的“第二种批评”而力图在“中/西”“世界/本土”之间寻找平衡或者说超克二元对立的命名。“第三种批评”作为一种“否定性批评”，其基本原则是“在对既定话语的否定和批判中诞生自己”⑧，表现为相对性、原创性、多元性（“三”不是数学概念而是哲学概念），⑨因此还囊括了许明的“新意识形态批评”、蒋述卓的“文化诗学批评”、葛红兵的“相对主义批评”、邵建的“个人化批评”⑩等概念，目的是打破以“绝对真理”为表征的知识霸权和文化专制主义，强调主体通过诠释而产生的种类丰富的意义形态。以上命名有的对文学批评进行了边界和内涵的严格限定，有的虽无具体规范但在批评精神上有明确所指。总而言之，它们对批评主体的学术谱系、理论积淀、艺术修为、学术的运化和创新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些概念引发了共鸣，也引来了争议，尤其是“第三种批评”。1995年，《当代人》《作家报》开辟了关于“第三种批评”的讨论专栏，还有学者在《钟山》《山花》《文论报》发文表达“困惑”“反思”。这些讨论和商榷大都是良性的，是对“第三种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可行性做出的思辨性反馈。此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建构因素是，所谓“学院化”从1980年代已经开始。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等“新人文论”丛书就是具有“理论突破性”11的学院派批评。李洁非和杨劼选编的“新潮批评”重视的也是“具有拓展文学研究空间、变革文学思维方式、尝试与丰富新的批评手法”12的文章。根据程光炜的梳理，1980年代“上海批评圈”的大多数人都是文学学士、硕士和高校教师，他们得心应手地运用新批评、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等“武器”，表现出“脱离了意识形态体制的‘职业化’倾向”13。即便是被称为“当代中国江湖派批评家”14的吴亮也是因为将叙事学运用于对马原的阐释而成为批评史上的重要人物。而类似于谢冕从1989年开始主持的“批评家周末”则是纯粹的学者聚会，为批评家提供了独立的言说空间，还在1990年代形成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命名都折射着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文化秩序、经济结构的变迁，新概念的提出往往意味着“主体/客体”的关系出现了变化。1990年代，知识分子在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精神导师和文化英雄之后放弃了1980年代的启蒙路径，“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15，从“文化广场”撤退到了“高校学院”。这种分层化不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而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普遍现象。空间的转换挪移对批评形态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学批评成了“教授的批评”“职业批评”，创造的是“一个由概念、关系和理解组成的世界”，要照亮的不是“已完成的艺术之城”而是“将要遵循的艺术之路”16。在由专业性构成的“围墙”之内，知识分子能够相对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自洽性以及持续深耕的可能性，不失为一种自我安置和自我保护。

　　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称得上是一个摆脱“权力场”而“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文学场”17。它从命名到内涵、从学科边界到操作方法，都是批评家在意识到过往实践连同“理想岁月”一起“失效”之后而对文化符码进行的重新编排。这个新的命名给变动中的文学格局带来了规范和秩序，“使批评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框架和阐释模式中获得理解并确定其价值”18。21世纪以来，“学院派批评”作为一个稳定的名称得到了广泛认可，关于它的特征、方法、美学等，这些都是人们一直关注的论题。

　　二? 批评实践：理论方法与命名阐释

　　按照韦勒克的经典定义，“文学批评”所涉对象是多重的：“它指的不仅是对个别作品和作者的评价，‘裁决的’批评，实用批评，文学趣味的征象，而且主要是指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文学与人类其它活动的关系，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19这些层面所要求的阐释方向和方法不尽相同，因此，人们对于学院派批评的评价也就出现了复杂性和歧异性。

　　本文所指的“文学批评”以第一个层面为谈论对象。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以西方理论为“工具”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因为“五四”以来的文学是向外国小说学习的结果，用古代文论无法作出有效阐释。事实上，当我们对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进行细读，会形成这样的印象：恰恰是因为有了理论的支撑，文学批评才有了“骨骼”和“构型”。理论是批评家在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过程中得以保持“元职业成员的权威”20的重要力量，理论有助于批评主体的理性思维和逻辑链条的生发、培养、塑形，是使其表述走向沉着坚实的重要因素。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有一段以“灰”“空洞”“消逝感”等“无所有”状态为特征的时期，“1990年代没有方向，所有的东西都不确定，没有现实感，没有确定性。”21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从理论译介到批评实践都完成了以解构、断裂、互文本、时间迷宫等为特征的“后学”的传播。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毋宁说是批评家孜孜矻矻的结果。作为世界文学、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著名学者，王宁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介绍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厘清了两者的区别，回答了中国有无“后现代”的问题，22将伊哈布·哈桑、利奥塔德、林达·哈琴的后现代理论运用于《红高粱》《追忆乌攸先生》《世事如烟》等文本分析，23“学院派的前卫翻译作用和后续理论整合功劳是不可磨灭的。”24此外，相关的理论译介还有很多，这些著作包含着许多不但当时即使现在也会让很多人大呼“看不懂”的术语，如“合法性危机”“整体性解体”“新理性图式”等。但是，它们帮助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家打破了狭隘单薄的本土性话语和价值判断，提升了智性表达的密度和品质。

　　当然，提到“后学”，我们无法绕开陈晓明。如果说理论家的译介和研究使得世界前沿学科在中国得到普及的话，那么，陈晓明则示范了如何将理论作为方法运用于批评实践。他出版于1993年的《无边的挑战》是国内最早研究先锋文学的著作，在对理论游刃有余的运用下，他以对文学“异质”的高度热爱和敏感进行了细读式分析。陈晓明通过对先锋派“新的语言观念”的分析，指明了其“叙事复杂化”的充分前提，富有说服力地呈现出了它的“革命性”：和萨洛特、罗伯·格里耶等法国新小说派一样，先锋文学不再考虑对现实的“再现”，而是通过语言实验解除了叙述的及物世界，将能指群进行了变形和延异，这在孙甘露《信使之函》对词语华丽奇诡的“任意”切割和组合中达到了顶点。25《无边的挑战》许多章节都是这样以“理论的本土化释义-西方文学文本举隅-中国先锋派文本解析”的有机方式展开论述的。那些耀眼的理论光斑，那些闪烁着哲思色彩的辩论，那些与关键词始终富有节奏地保持着粘合度的论证语流，从不同方向、不同层次夯实着中国先锋派在世界现代性文学体系中的合法性。

　　在许多学院派批评家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于理论的深彻理解和娴熟运用：南帆用叙事学解读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孟悦用新历史主义解读苏童;张颐武用后殖民理论（“第三世界文化”）解读当代文学;张新颖用文化理论解读北岛和王朔26等。以戴锦华为例，她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新时期以来的女作家进行分析，提出了“真淳者的质询”“嬉戏诸神”的命名，开启了“女性与历史”“女性与文化”“女性与个人化书写”27的论题，奠定了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石。再如张清华对理论一以贯之的实践。在1995年的《境遇与策略》和1999年的《火焰或灰烬》中，他用“文化逻辑”“启蒙主义”来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在1997年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他以“存在主义”“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作为理论方法和语境脉络，在对先锋文学进行阐解后指出其蜕变线索是“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在这过程中生发出了“摹仿性/本土化”“异端性/正统性”等悖论性特征，28确证了先锋文学富有前卫美学和思想新变特征的价值。张著与陈著都以先锋文学为言说对象，又各有千秋，各有思辨路径和特色。理论带来的异质性、冲击性以及不同批评主体所擅长的理论面向使得文学文本的阐释不断得到推進和深化。这些实践表明，批评家使用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炫技”，而是真的“有话想说”“有话要说”。

　　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提出了许多新的命名和命题。当然这与时代语境相关，也是批评家在文学经验和理论的整合中对自我思想提纯的结果。胡河清有感于中国文艺从封闭状态走向充满活力的开放系统而提出了“全息现实主义”，力图以此为世纪末中国文学寻找出路;吴义勤将1980年代中期以后反叛意识形态和艺术成规的小说统称为“新潮小说”，将其发展演变概括为“失意的凯旋”，以看似悖反的词语精准地指认了转折年代的文化心路历程;蔡翔注意到知识分子在与世俗的“合谋”中导致精英主体性危机而提出了“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孟繁华忧心于人们普遍蔑视理想和意义而提出了以人类生存和精神处境为关注重心的“新理想主义”29。至于对缀以“新”“后”“主义”等文学潮流的“贴标签”，可以说是批评家在“世纪之交”这一历史性关口同时感受到压力/机遇、恐慌/希望、在场/缺席等种种矛盾下抢夺“话语高地”的行为。

　　在所有命名者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陈思和，他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开启了对知识者身份、职责、使命、生存形态的思考。他指出“民间”以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文学中留下了“文化形态”“隐形结构”，潜在地支配并改写了“革命经典”的叙事旨趣，使其具有了极大的戏剧张力和可读性。“民间”这个概念成为了陈思和重新划分20世纪中国文学板块的依据，也打开了对乡土文学、市井文学等作品的再解读路径。他还提出“共名/无名”用来描述知识分子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共名”的时代状态下，知识者是“时代精神的打工者”;而在“无名”的时代状态下，知识者能摆脱时代的束缚，体现出“个人的独特性”，“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多种主题并存。”30这为20世纪末人们普遍关心的知识分子精神问题和时代状况提供了别有机杼的理解方式，成为了“1990年代批评的多元化态势中极有特色的一部分”31。他的“发明”还有“新文学整体观”“潜在写作”“庙堂/广场”“岗位意识”等，这些术语经常被引用，是因为它们以确定性的内涵和指称激发起了其他批评家潜在的深切体验。在今天的学界，这些概念已经与“陈思和”划上了等号。这些命名具有强烈的“本土性、生长性、知识分子”32，是真正从“中国”内部萌发出来的重要命题。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批评家具有原创性和开创性的实践。

　　三? 学院派批评的价值与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院派批评不但“活着”，还日益壮大，并且越来越强烈地显示出了其价值和意义。在离这个批评现象已有30年的今天，我们应当也可以对此作出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在我看来，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最大的功绩是：在一个“共识”破裂、充满分歧和变化的时代，力克其自身遭遇的学科和身份困境，完成了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型。当然，此处用的“范式转型”一语并不完全是库恩所说的“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33，而是在有“历史-文化”继承的基础上或者自己就是作为那个基础的一分子而发展出了新的特质，将批评从“文化-社会型”转向了“理论方法型”“知识型”“审美型”“精神型”等彰显文学学科特点的范式，构成了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

　　从1990年代到今天，陈思和、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南帆、蔡翔、贺绍俊、郜元宝、张清华、张新颖、吴义勤、施战军、洪治纲等人从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成为了领军人物，而且随着自身文学经验和理论学养的增加，他们的思想格局和文学品质一直在提升，将批评带向了一个更加开阔高远的地带，使得这30年真正成为了“批评的时代”。1990年代之后，陈晓明以“现代性”为理论框架重新审视文学，《表意的焦虑》聚焦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对历史的“解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阐释了社会主义文学作为“激进的现代性”的美学特质，批评家的考察在历史的连续性中贯穿着势如破竹的力度和富有启发性的揭橥;张清华继续着理论的“行旅”，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复调叙事、弗莱的原型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解读莫言，用叙事学解读余华，用精神分析学解读格非;郜元宝将理解的深度、精神的美感、言辞的哲思文采融为一体，充分展现了批评的迷人魅力。在阐释王蒙的《当蝴蝶飞舞时》《“说话的精神”及其他》等文章中，他将阅读体验转化为精神的材料，对研究对象的心灵世界进行了一次逡巡，一次深度遨游。用文学批评的日内瓦学派（“现象学派”）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凝视”，由此可以达到“主客相融”“澄怀静虑”34的境界。

　　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典型地体现了文学“三驾马车”的关系：“文学批评”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汲取资源，又对其起到了“反哺”的作用。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引用了陈思和对“新写实”的界定来说明其“自然主义”的特征，用戴锦华的“女性写作”概念来为“女性文学”增加阐释的维度，用南帆的观点来佐证《白鹿原》“叙事结构上存在的脱节、矛盾”，用陈晓明的观点来说明王小波写作涉及的“知识分子的身份、道路、责任”等问题，用蔡翔对1990年代小说的评价来阐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价值。35这种引用还见诸其他章节，就像洪子诚在“序”中所说，他在写作中“努力征引当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标明“本书某些看法和措辞方式的来源或受到的启发”。史论家对于批评家的认同既是一种共情，也表现出了重要的学科建设态度，正所谓批评的终极目的“必然是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是文学理论”36。陈晓明与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建基于他们自己的批评概念和命名阐释之上，并以其独特性稀释了来自于洪子诚的“影响的焦虑”。

　　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有着承上启下、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它既是“召唤/被召唤”的“主体/客体”，也是召唤的源泉。比如陈思和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批评实践肇始于巴金研究，他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融贯于文学研究、出版策划、教育教学、课题设计等工作中。他和王晓明在1990年代策划了一套很有影响力的新批评丛书“火凤凰”（巴金题字），他希望通过丛书“改变社会人文风气”，虽然这个目的没有完全实现，但对那一代年轻学人影响很大。张新颖后来回忆说，他的《栖居与游牧之地》被收入丛书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对他具有“颠覆性”的意义：“‘火凤凰’就像一块无形的磁铁，把性质相同的人吸引过来，又内部生发很多新生的力量，彼此勾连，有师承，有延续。”37作为“学科带头人”，陈思和一直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他带着学生编写了“潜在写作文丛”“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等，近年来大力倡导文本细读和精读式的文学教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特别强调细读的方法和意义，引导学生去阅读，并“学会分析和表达自己的感受”，认为这是“中文系学生的技能训练的重要標志”38。这项工作完全可以反驳那些认为学院派批评是在“肢解”文本、“套用”理论、“阉割”审美感受等指责。

　　21世纪以来，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著作不断“再版”，说明它们一直在为不同代际的学者和读者提供“能量”“资源”。《无边的挑战》分别于2003年和2015年再版，成为青年学人的专业必读书和参考书，“国外青年一代的汉学家也时常用到”，有着“相当活跃的读者群”和“较为充沛的引用率”，39诸多强烈反响都证明了此书长久的生命力。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涵括文学、史学、哲学的“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再版了那些“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的学术“旧作”40。在文学批评方面，除了《无边的挑战》外，再版的还有张清华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吴义勤的《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南帆的《文学的维度》、孟繁华的《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等。30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他们已经“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他们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秩序建构从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41，这是具有学科意义的重大贡献。

　　当我对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进行回望时，我最深切的感受是，那一代学人将自己全部的青春、岁月甚至生命都投入到了挚爱的文学事业之中。他们一直活跃在批评现场，保持着高度的美学敏感，不断更新理论知识结构，用不懈的努力扩展了文学批评的话语谱系，充实了批评的学术品格，搭建起了批评“大厦”的“脚手架”，让后来者能够沿此继续向上攀行，文学批评就是这样在一代代学人穷尽一生的实践中一步步积淀、一点点向前发展的。在新世纪，关于学院派批评有一些“争鸣”，近年来则不乏积极客观的评价，但这些都还无法与其丰富性和深刻性相匹配。关于那一代批评家，关于他们在那个时代留下的精神和思想资源，依然是一个未尽的话题。

　　注释：

　　①段崇轩：《走向“三分天下”的文学批评》，中国作家网。其他“三分法”还有：“学院批评、作家批评、自发批评”，参见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6页;“学院群落、文学编辑群落、作家协会群落”，参见薛红云《转型·喧哗·重建——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207页。

　　②张剑桦：《文学批评派别与型态的辨析》，《周口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唐伟：《被文学史劫持的文学批评——论学院批评的文学史意向》，《南方文坛》2018年第2期;高玉：《“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及其问题》，《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

　　③根据陶东风的解释，“袪魅”指的是“自主、自律的精英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的解体”，《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导论”第1页。

　　④王宁：《论学院派批评》，《上海文学》1990年第12期。

　　⑤杨匡汉、斑斓：《姗姗来迟的第十位缪斯——关于当代“新学院批评”的思辨》，《天津文学》1992年第8期;谢冕：《建设性和科学精神》，《天津文学》1992年第11期;白烨《众说纷纭论批评》《“学院式批评”的提示》，《读书》1992年第10期。

　　⑥王先霈：《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

　　⑦吴炫：《“知识转变的方法”》，《文论报》1997年5月1日;吴炫：《第三种批评及其方法——否定主义哲学社会透视之五》，《花城》1997年第2期。

　　⑧邵建：《意识形态与个人话语——走向第三种批评》，《南方文坛》1999年第3期。

　　⑨吴炫：《原创：“第三种批评”的核心》，《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

　　⑩王杰：《第三種批评：一种否定学批评——兼与陈晓明先生商榷》，《文艺评论》1998年第1期;陆华：《第三种批评——叙述与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5期。

　　11 黄育海、李庆西：《“新人文论”丛书再版序言》，《书城》2014年第12期。

　　12李洁非、杨劼选编：《寻找的时代：新潮批评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选编者序”第3页。

　　13程光炜：《当代文学中的“批评圈子”》，《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14许子东：《笑傲江湖一“杀手”》，《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

　　15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16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5页、第77页。

　　17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18陈伟军：《90年代文学批评“命名”的发生学探讨》，《学术研究》1999年第11期。

　　19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1页。

　　20[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导论”第7页。

　　21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015年版自序”第7页。吴亮、陈思和等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于作家批评家在文化转折期（1989-1992）的创作状况和心态变化，杨晓帆进行过详细分析，见《重温20世纪80年代文学：精神史的笔迹与心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2王宁：《批评的理论意识之觉醒：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基本走向》，《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23王宁：《接受与变形：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后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24垄耘：《学院派批评与非学院派批评》，《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25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65页。

　　26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孟悦：《苏童的“家史”与“历史“写作”》，《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文作于1990年）;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27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徐坤：嬉戏诸神》，《山花》1996年第1期。

　　28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29胡河清：《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诞生》，《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30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某种文学史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共名和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

　　31薛红云：《转型·喧哗·重建——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32张清华：《本土性、生长性、知识分子性——关于陈思和的文学批评》，《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3[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34[比]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批评意识》述要”第3页、第5页。

　　35洪子誠：《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第307页、第350页、第352页、第354页。《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1版出版于1999年。

　　36[美]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37柏琳：《陈思和：岗位意识》，《新京报》2015年5月16日。

　　38陈思和、邵宁宁：《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与人文情怀——陈思和先生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9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003年版自序”第1-2页、“2015年版自序”第1页。

　　40“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出版说明。

　　412009年，刘中树和张学昕主编了一套“学院派批评文库”，包括了中国当代20位重要批评家。此语出自刘中树、张学昕为“文库”所作的“总序”，见郜元宝《不够破碎》，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总序”第1-3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七十年文学批评的范式嬗变与批评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BZW172）

　　责任编辑：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