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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的话语空间与多维的历史图景

时间:2023/11/9 作者: 当代文坛 热度: 19183
摘要: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虽仍以“文学史”命名,但它突破了传统文学史对文学历史客观性的强调,凸显文学史的情节叙事过程。文学史不再以某一历史时间节点作为现代文学的起止点,而是从发生学的视角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看作是复杂的话语实践空间;它不再刻意强调文学史的客观性,而是将个体主观回忆与评论、文学观念的论争等引入文学史书写实践,突出文学史的主观性;它打破传统文学史的起承转合式书写,将几个时间并置,以文本化的文学事件的内在逻辑为线索,将直线历史拉至立体的空间,展现多元景深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史观;话语空间;历史图景

  2017年,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称为“哈佛版”文学史)出版。它与此前出版的《新编法国文学史》《新编德国文学史》《新美国文学史》等同属哈佛大学出版公司的文学史系列。这部文学史虽以“文学史”命名,但其思维框架早已超越传统的文学史理念,这也就有了“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追问。①它虽是按照编年的形式来编著,但不再是传统的“仅仅依据总的趋势、类型以及各种属性来安排材料,搞一个编年史一类的事实堆积”,或者“根据伟大作家的年表,直线型地排列材料,遵照‘生平与作品的模式予以评价”,②而是罗列170多个时间点,在每一个或者几个时间点下收录与这些时间相关的文章(共161篇),由此组成了一部庞杂的文学史著作。文学史家们自觉审视文学史观,从文学史起止点、文学史的情节性与文学史时间并置等多方面探索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

  一

  文学史的起止问题历来是文学研究者讨论的重点之一。在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谱系中,此前研究者往往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有相对明确的起源时间,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设定在文学革命,③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试图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至晚清文学。④“哈佛版”文学史不再强调固定的现代文学起点,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试图探明“现代文学”为何物、“现代文学”是在什么情境下开始发生、“现代文学”起源问题是如何被言说与塑造等。

  “哈佛版”文学史从1635年开始写起,正文第一部分还设置了1932年、1934年两个时间,并选用李奭学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⑤一文详细说明这三个时间里发生的与现代文学起源相关的事件:1635年杨廷筠将“wenxue”定义为“literature”;1932年,周作人在北京做了关于现代“文学”起源的演讲,之后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1934年,嵇文甫出版著作《左派王学》;其中周作人与嵇文甫都是将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文学的起源推至晚明时期。由此可见,这三个时间均非现代文学作品生产的时间,而是“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被引入中国(1635年)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被叙述的时间(1932年、1934年)。文学史以此为开端,开宗明义地点出现代文学的概念及其起源是被建构的。

  自夏志清开始,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多以西方现代性去观照中国现代文学,这在一定时期打开了重释中国文学与历史的空间。早期研究者要么秉持“冲击-回应”说,要么强调“在中国发现历史”,这背后都蕴含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多强调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⑥“哈佛版”文学史在长时段中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不仅观察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将“世界带入中国”。⑦首先,文学史家强调中国历史事件是如何被西方文本化,并且参与到西方现代社会的构建。如在“1650年”时间条目下,文学史介绍了1650年崇祯自杀事件传入到荷兰的过程;这一事件被荷兰戏剧家改编为戏剧,并塑造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他者”,以此反衬西方世界的“现代”。⑧其次,文学史还关注中国与西方语言文化的互动。如在“1807年”条目下,文学史家讲述了1807年英國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到中国的故事,他不仅将新的语法与句法结构介绍到中国,将新的文学形式翻译到中国,而且将中国语言与文化翻译到西方世界。⑨文学史以语言与文化的互译作为开端,并且从多重视角书写这种文化互译过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提供新方向。再者,文学史还介绍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转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写作方法、中国有志之士借用或化用西方文化因子践行自己对社会的构想。如文学史在“1847年”这一时间条目下,介绍中国近代第一位公派留学生容闳。容闳在西方教育的浸染下写出了堪称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美交流历史的经典文本——《西学东渐记》,书中介绍了很多西方思想。⑩在“1885年”这一时间条目下,文学史家关注到清末民初黄遵宪的海外履职与游历对他的世界观与写作方式的影响。11在“1843年”这一时间条目下,文学史家将目光聚焦到太平天国运动,并将这一历史事件看作是一个文学事件,重点关注洪秀全等人创造性利用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塑造一个理想世界。

  “哈佛版”文学史选用Andrew Schonebaum的《冲突的遗产:预期的现代性VS想象的乡愁》12一文将中国现代文学中内在矛盾的原因追溯至1792年。文章谈到1792年发生了两件对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所思所想与叙述影响重大的事情:一是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出版。前者是渴望实现一种预期的现代性,后者则塑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让读者沉浸在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文化“乡愁”里。这两个起点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相互矛盾的两幅面容:一方面朝向未来、渴望向前进步;另一面反复向后“回转”,显现怀旧与颓废的面容。

  如果说在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上,“哈佛版”文学史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讨论场域,那么关于现代文学终点的书写,文学史家则以未来时间为节点,回应此前关于现代文学的讨论,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

  “哈佛版”文学史首开范例,将小说叙事时间,也就是作家在小说虚构世界中所建构的时间纳入文学史编年范畴,并将其作为文学史终点时间。“2066年”是当代科幻作家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中虚构的时间,文学史家选用它作为文学史编年的终点,一方面是回应晚清科幻小说现代“乌托邦”想象。正如王德威认为,“乌托邦小说,从《新中国未来记》《月球殖民地》《乌托邦游记》到《新石头记》,设计理想国度、假托世外桃源,是为空间的位移。而更重要的,晚清作者自西方科幻小说里借来‘未来完成式的叙述法,得以自未来角度倒叙今后应可发生的种种。”13晚清科幻小说构建了进步的、发展的世界,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火星照耀美国》同样借将来的叙事策略来想象未来世界,但与晚清科幻小说想象美好世界截然不同,它超越了民族国家想象,以“后人类”的故事揭示了晚清科幻小说所幻想世界的黑暗一面,构建了一个“反乌托邦”的空间。这个由文学虚构的时空,不同于政治、经济等界定的真实的时空,它介入到文学史,形成了以虚击实的对话关系。14另一方面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张英进看来,更集中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恋物癖。从早期现代性、翻译现代性到都市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性,乃至后社会主义的美学现代性,名目繁多,令人目眩。”15这种现代性背后是黑格尔式的进步历史观。“‘历史的终结最终成为了这种黑格尔式的普遍主义历史观的最终归宿。”16“哈佛版”文学史以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幻小说为终点,试图突破传统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内核的规定,呼唤新的文学史观念。

  二

  19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受到后历史主义影响,不再将历史看作是客观真实的,而是认为历史是一种叙述。王德威曾谈到自己受到怀特的影响。17“哈佛版”文学史不再寻求在客观时间内客观地记载文学历史事实,而是有意识模糊历史与回忆、历史与虚构的界线,赋予时间以意义,以时间作为索引去组织材料、编织故事,进而完成情景化、意识形态化叙述,凸显文学史的情节性与主观性。

  文学史家们不回避亲历者主观性回忆。如在介绍中国先锋小说时,文学史设定时间为“1987年9月”,即《收获》杂志第5期出版时间。正文部分直接选用了由美国汉学家罗鹏(Rojas Carlos)翻译的余华随笔《一九八七年<收获>第五期》。在随笔中,余华作为文学亲历者讲述了先锋小说创作的动机、出版的过程以及先锋小说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等。余华试图以回忆的形式还原先锋小说产生、发展的现场,而非对其下本质化的定义。文学史在“1962年”这一条目下,收录了王安忆回顾母亲茹志鹃的文章《公共母题中的私人生活》。其中“1962年”为茹志鹃在《上海文学》发表作品《逝去的夜》的时间,王安憶认为,“《逝去的夜》的小说名如今看来似乎也含有隐喻,喻意时代灯火的阑珊处,规避了批判和讴歌的集体主题,偷渡出来私人生活。”18王安忆以回忆的视角呈现茹志鹃创作的三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这三个悖论的生发与落着点均是作家创作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生活之间的龃龉与弥合。在“1972年、1947年”这一时间条目下,文学史收录了《钱钟书》一书的作者、美国汉学家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文章。1947年为钱钟书《围城》出版时间;1972年,胡志德在香港的书店偶然看到《围城》,从此便被钱钟书的才气打动而决定研究钱钟书。在这篇属于研究者个人自述性质的文章中,研究者兼具双重视角,一种是内部视野,也就是钱钟书的小说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缺席与在不同时期的出版现状;另一种是国际视野,即钱钟书在国外的接受(包括误传,如夏志清对钱钟书去世消息的误传)、钱钟书海外出访与接受访谈、《围城》与西方作家的作品比较等。19饶有趣味的是,文学史并没有以回忆动作发生的时间为文学史编年时间,而是以所忆之事的时间为编年时间,这也表明这本文学史是打破历史与回忆之间的界限,直接将回忆纳入历史中去。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E.扬所言:“引入的这类回忆提醒读者,历史是由一定的具体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回忆和叙述的,因而历史也是由具体的人创造的一个过程。这样,史学家就履行了叙述历史和发掘历史意义这个要求。”20历史见证者带有追忆性质的回忆,夹杂着个人的情感,改变原有的追求客观的姿态,以鲜活的记忆丰富历史的细节。

  传统文学史是按照某种标准将文学等级化的过程,即文学与非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经典作家与非经典作家等排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文学史”“文学评论”“文学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时,认为这三者虽有区别,但是不可分割。美国自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新批评文本细读式的文学史写作范式。1980年代,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到西方各种理论的影响,尤其是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将“大历史”叙事视为一种过时的写作方式。美国的文学史写作一度面临巨大的瓶颈。21近年来,美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不仅讲述文学史实,而且呈现文学史观念、原则等论争。“哈佛版”文学史设立几节关于“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的讨论文章。如文学史在“1962-1963年”时间条目下,收录了李欧梵论述夏志清与普实克文学思想论争的文章22;在“1988年7月1日”这一时间条目下,收录了宋明炜翻译的陈思和回顾“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文章。23这种带有“元文学史”性质的思考,回应着文学史研究中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倾向,24它强调文学史与文学观念是在各种话语权力斗争中形成,因而文学史家们试图建构的文学经典不过是一个不稳定的话语体系,这些“经典”的出现并不完全是以其作品出现的时间为准,而多是以其“被发现”的时间为准。“哈佛版”文学史以相对开放的态度,在文学史内部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场景,迫使读者从一维的评价圈套中解放出来。

  三

  “哈佛版”文学史虽总体是按照自然时间先后排序,但是它的内部出现多组重叠的时间,这些重叠的时间形式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内容,呈现的是文本的对话,其中包括文本内部、文本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等的对话。

  文学史设置了1913年与2011年两个时间的重叠。1913年康有为《大同书》前两卷初刊,2011年陈耀华导演的《大同:康有为在瑞典》上演。基于不同的认知水平与阐释“前见”,《大同书》在不同时间分属于不同的文本类型。1913年,《大同书》是作为一个政治性纲领,是康有为借此描绘晚清乌托邦的未来蓝图;而到了2011年,康有为所构想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语境与实现的可能性,此书在新的读者眼中已变成了想象性的小说读本。25文学史以此方式提醒读者“文类”并非一成不变的,同一文本在不同时期的流通、传播过程中,它的“文类”归属也是有所不同。

  文学史还设置1908年2月与1908年11月、1927年与1969年两组重叠时间:1908年2月鲁迅以令飞为笔名发表《摩罗诗力说》、1908年11月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杀、1969年陈寅恪去世。文学史为何会将这几件大事放在一起呢?王德威曾谈及“历史性不只是指过往经验、意识的累积,也指的是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官能和知识 ,权力和叙述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海外现代文学学者在借镜福柯的谱系学考古学、巴赫金 (M .M .Bakhtin)的众声喧哗论,或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寓言观末世论等西学方面,不落人后,但对二十世纪章太炎既国故又革命,既虚无又超越的史论,或是陈寅恪庞大的历史隐喻符号体系,王国维忧郁的文化遗民诗学,并没有投注相等心力。”26在“哈佛版”文学史中,文学史家们试图在这些互文性的文本中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确立问题。在《从摩罗到诺贝尔》一文中,王德威认为,鲁迅与王国维看似极为不同,“一位主张唯意志论,另一位却推崇形式美学;前者表达了对革命的热望,后者却充满了文化的乡愁”;但是“鲁迅和王国维两人都将西方话语带入到中国语境,两者又都是在一个似乎毫无诗意的时代里,对诗是否能够成立展开了沉思”,27只是最终思考结果与呈现方式不同而已。在另一组并列时间里,文学史家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灵魂”的表现,而陈寅恪本人通过研究柳如是等小人物表现自己独立的思想。28文学史家认为王国维的诗词研究、王国维的自杀、陈寅恪的研究等看似保守,但实际上呈现出具有现代意味的社会关系。“哈佛版”文学史不再是从摹仿论或表现说的视角入手,强调知识分子或作家的作品是如何摹拟社会现实、如何表现或介入历史;而是研究这些人的心态史,强调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个体与历史的相互敞开,个体进入到历史去自我搏斗与突围。文学史家将个体的生命经验纳入到考察的范围,提取他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某些关键瞬间,借以解释文学历史发展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依存。正如王德威谈道:“中国现代文学不只是在(西方模式)的真实与模拟的辩证关系中发生,而是一种参与人类经验方方面面的过程。由此形成一个由想象到历史、由文字到生命的彰显形式,势将持续发展。”29

  1934年沈从文《边城》发表、1986年莫言《红高粱》第一部分开始发表。文学史选用金介甫的文章作为一节来分析1934年与1986年这一组并置时间。金文将沈从文《边城》与莫言《红高粱》进行对读。沈从文与莫言虽然成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两者的创作有共通之处,即“促使读者去寻找的不仅是个人或集体身份之‘根,还在于更抽象的人类美与善之‘根”;“以中国乡村挑战各种新旧的国族认同神话,生动地创造了超越个人的另类神话,尽管旧有的乡土生活方式正逐渐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30文学史还将1980年、1996年放在一起,谈论关于西安的《废都》(贾平凹著)与关于台北的《古都》(朱天心著)两部小说。这两部小说虽然创作于不同时期,但是所呈现的都是时空变迁下的人的精神面貌。《废都》写在“历史厚重”的西安的主人公如何面对1980年代转折时期的精神困境;而《古都》则写出“历史感缺乏”的台北面对现代化到来时的感受。文学史家认为:“当全球化的力量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与他人的方式,也促使我们认为空间优先于时间、高速优于缓慢、运动胜过静止,这两个城市的神话指出我们可能对遗忘的盲见与对历史的盲目崇拜。”31在这里,文学史家认为作家们着力书写的乡村或城市并非重现某种地理环境下的风貌,而是经由作家们的想象而形成的“神话”意义上的“原乡”。作家们以过去想象、再现现在,以过去介入现在,去落实历史辩证。“‘故乡的人事风华,不论悲欢美丑,毕竟透露着作者寻找乌托邦式的寄托,也难逃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的意识形态兴味。与其说原乡作品是要重现另一地理环境下的种种风貌,不如说它展现了‘时空交错(chronotopical)的复杂人文关系。”32

  结 语

  克罗齐在谈到编年史和历史的区别时认为,“编年史与历史之得以区别开来并非因为它们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历史形式,也不是因为这一种从属于那一种,而是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是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33他得出结论是“先有历史,才有编年史”。34以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为镜,作为文学历史的“哈佛版”文学史,虽以编年作为形式,但并非仅仅是罗列史料、让史料成为失去活力的“语文文献学历史”,而且以文学史家的后见之明去重新解读史料。文学史家们通过选取“关键时间点”,使每一个时间刻度中有关文学史的材料构成了文学史故事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经由文学史家的过滤与选择,编织成文学史内容。文学史家们试图改变了传统文学史一以贯之的现代线索,拓宽历史的必然与偶然、记忆与历史、虚构与真实等问题的边界,在历史的连续性中爆裂出一个缺口,想象一个更为复杂多义的“时空”。正如季进所言:“《哈佛版文学史》念兹在兹的不仅是历史的实际走向,更是叙述或再现历史的可能,但这又不同于绘制一副可以自圆其说、按图索骥的藏宝图,而是开拓一个可以无限增益和弥散的话语空间,其有意引入互不兼容的叙述和史实/史识,更引入它们之间的缝隙和空白,以再现历史的歧义丛生,众声喧哗。”35

  从美国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谱系来看,这部文学史采用的是宇文所安所谓的一种比较新的思索文学史的方法:“它尽量脱离那种将该领域机械地分割为文类(genres)的做法,而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种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文学文化是一种把文学作品置于文本生成及相关制度的更大语境中的方式,它能够展现各种文体之间的联系。这一写法并非‘西方,傅璇琮和贾晋华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就已经开启了这种可能性。他们的著作让我们看到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发生的各种不同的事情”。36“哈佛版”文学史将文学的发展不仅仅看作是文本内部的发展,而且看作是一个系统的发展;在这个综合系统之中,文学史的主体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还包括世界、作家、批评家、研究者、文学史家等;文学史家们也不认为经典是本质性的存在,而是强调在时间序列中,历史是如何删减、接受这些文学文本的。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学史逐渐变成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史。

  注释:

  ①[美]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②[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③[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④1332[美]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载《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頁,第15页,第225页。

  ⑤李奭学著、张治译:《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⑥陆丽霞:《从“世界外”到“世界中”——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变迁的一个侧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⑦[美]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6年第5期。

  ⑧⑨⑩1112182223252831David Der-wei Wang eds.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Belknap Press: An Impri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35-45,p56-62,p85-90,p91-96,p51-56,p697-702,p644-650,p797-803,p237-242,p319-324,p747-753.

  1421[美]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19页,第17-18页。

  15季进:《通过碎片来重建整体性的可能——论<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的文学史形态》,《南方文坛》2020年第2期。

  16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17怀特的研究带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它让我们了解到历史写作实际及认知上的力量,可能不是出于过去实事存在,而是出于其叙述的形式所引发的‘功能;第二,历史写作不单是一种将经验组织成形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赋予形式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必定具有达成意识形态、甚至原型政治的功用。”参见[美]王德威:《历史·小说·虚构》,载《想象中国的方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95页。从“哈佛版”文学史的编排也可以看到编者们受到怀特影响的痕迹。

  19王安忆:《公共母题中的私人生活》,《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

  20[美]詹姆斯·E.扬:《在历史与回忆之间》,载[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24韦勒克认为“相对主义把文学史降为一系列散乱的、不连续的残篇断简,而大部分的绝对主义论调,不是仅仅为了趋奉即将消逝的当代风尚,就是设定一些抽象的、非文学的理想(如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马克思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批评流派的标准),但考虑到文学在历史上的各种变化,这些理想是不合理的。”见[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26[美]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总序》,《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27[美]王德威著、唐海东译:《从摩罗到诺贝尔》,《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

  29[美]王德威:《序》,载余来明:《“文学”的概念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0[美]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著、张屏瑾译:《大地寻根:战争与和平、美丽与腐朽》,《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

  3334[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博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第8页,第9页。

  35季进:《译介与研究》,《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36[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在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中书写“文学文化史”》,《东方早报》2013年7月20日。

  (作者單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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