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抗战文学;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绥远;地方路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既不必依存于外在的政治解读，也不必在一种绝对统一乃至单一的内在规定性之下才能呈现自身特征。研究者完全可以“将已粘着于这些概念之上的‘意义的斑驳尽量剔除”，“通过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与发展历史情态的细致梳理进行全新的定义。”①换言之，从一种既定结论出发，去解读每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并非最合理最有效的研究方式。而从每一个鲜活的文学现象出发，重新去探寻其自身的问题，由具体而整体，才能最终汇聚为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全貌。整体并不必然是统一的，整体同样可以是由诸多差异汇聚而成的。在这种新的思路下，将各个具体的地方，而非整个国家，作为探究具体文学现象的视点，就成为可能。由地方路径重新理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进程，相应地成为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那么抗战文学的研究，是否也可以从不同的地方路径来重新探寻更为丰富而具体的抗战文学全景？甚至突破既往研究中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上海“孤岛”的四大板块划分，而从具体现象入手，来追寻每一具体的个案如何重新定义整个抗战文学？抗战文学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过程中逐步激发出来的，而非一朝形成。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出现了国难文学，东北流亡作家群与上海左翼文学群体的汇合，推动了抗日救亡的宣传。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如周瘦鹃等也开始书写国难文学②。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抗战文学才最终形成。在此前的局部抗战阶段，1933年的长城抗战较为人所熟知，与之相关的文艺活动如“左联”对长城抗战的反应等，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而1936年爆发的绥远抗战及相关的绥远抗战文学，则很少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关注。本文以局部抗战视角来探究绥远抗战文学的发生，并与后来全面抗战时期的绥远书写相对照，呈现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抗战文学中的独特意义，进而探索抗战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
一? 局部抗战时期的绥远抗战文学
绥远原为内蒙古的一部分，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一个新的省，首府为归绥。战前绥远文坛曾有左翼诗歌运动③和戏剧运动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后，绥远开始出现抗战诗歌。1936年冬绥远抗战爆发，早于全面抗战，绥远抗战文学亦形成于局部抗战时期。而局部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微妙，两国尚未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这时的抗战文学与后来全面抗战时期的文学也有所不同，许多用语隐晦，并不直接写到日本侵略者。且局部抗战时期绥远形势不同于东北及内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国民党爱国抗日将领的官方支持，并以此为掩护，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的抗战文学活动提供了平台。
1936年洪深在上海主编《光明》半月刊，内容以抗战救亡的“国防文学”为主。担任《申报》驻绥远记者的绥远作家刘映元，在《光明》半月刊上发表了诗歌《我们收复了百灵庙》，首次描绘绥远抗战取得的“百灵庙大捷”⑤。这首诗情感充沛，体现了鲜明的抗战立场，但全诗看不到一处写日本侵略者，敌人究竟是谁，也模糊不清。1936年冬绥远抗战中收复的百灵庙，是何时落入敌伪手中的？局部抗战时期绥远作家刘映元的抗战诗歌，为何语焉不详？要回答这些疑问，不妨在诗歌文本的细读之外，对全诗所对应的社会历史文本，也逐一加以细读。那首先要探究的就是百灵庙与绥远这两处地名背后的深意。
百灵庙原为清代喀尔喀右翼旗即达尔罕贝勒旗的庙宇群，被称为“贝勒因庙”，意为贝勒的庙，后传为“百灵庙”。该地区位于内蒙古北部草原，紧邻外蒙古喀尔喀部，在清代属乌兰察布盟，长期由当地王公贵族自治管理⑥。而与之相望的归化城，则由土默特部阿拉坦汗所建⑦。乾隆年间，又在归化城边新建了绥远城，用于驻军。归化、绥远两座旧城新城，逐渐融合为归绥一地。清廷在此设绥远将军，下辖两位副都统，分别管辖山西右卫和归化城土默特部。自此，绥远与百灵庙，就成为清廷直接派官统治与当地王公自治的两种不同地区。而到了北洋政府时期，1914年设立绥远特别区，将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都化入绥远特别区，但草原各札萨克旗自治制度并未受到严重冲击，“其在本旗所享之特权。亦照旧无异。”⑧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后，在绥远特别区的基础上设立绥远省，百灵庙也成为新建立的绥远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内蒙古设立了热河和察哈尔等省，与绥远省一同，将直接派官管辖的省市县统治模式带到自清代数百年来实行自治的内蒙古草原⑨。
而刘映元诗中被绥远省军队所收复的百灵庙，则是从伪军手中收复。1933年夏，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德王发动百灵庙自治运动，1934年成立百灵庙蒙政会。德王投日后，于1936年2月10日在察哈尔省苏尼特右旗建立最初的伪政权⑩。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于1936年2月19日在荣祥、经天禄等人协助下，于首府归绥另外建立绥境蒙政会，以分化德王百灵庙蒙政会。2月21日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云继先、朱实夫率土默特士兵发动兵变，脱离百灵庙蒙政会，被绥远省方面缴械收编11。1936年冬绥远抗战中，傅作义所部在红格尔图、百灵庙大胜日伪军。刘映元诗中第一节末尾描绘“绥远省的军队开进百灵庙的街市”，重新“竖起我们的國旗”，正是指绥远抗战取得的“百灵庙大捷”。诗中“沦亡的蒙古少女”，被描绘为和“父老们”一同欢庆百灵庙大捷，将那些为中华民族而战的晋绥军，作为祖国的骑士来呼唤。第三节诗更对伪政权表达了强烈的愤慨。限于局部抗战时期中日并未全面开战，两国关系微妙，诗中并未直接出现日伪军，仅仅隐晦地通过“叛徒”等用语暗示已经投日的百灵庙蒙政会。并以“察哈尔的草原”“滂江”“嘉卜寺”等驻地地名，表示要“东征”伪政府的大本营。而全诗最后两节则从绥远抗战写到东北抗战，“从火线冲出的英雄们//又要冲向火线里去”，表达了绥远军民收复东北失地的热望，要像收复百灵庙一样，去收复“山海关外”“沦亡的羊群”“沦亡的土地”。刘映元的这首诗既表达局部抗战时期绥远抗战文学高涨的热情，也呈现出两国尚未全面开战的特殊阶段抗战文学的隐晦写作模式。
就在1936年同一期《光明》上，刘映元写给洪深的信也以《绥远的文艺界》为题发表，是第一篇对绥远文艺尤其是抗战文学加以介绍的文章，介绍了塞原社、燕然社等文艺团体，和《塞风》《洪荒》等文艺副刊，以及杨令德、袁尘影、章叶频等作家12。
绥远抗战文人的核心是《大公报》驻绥远记者杨令德和蒙古族文人荣祥。“杨令德（1905-1985），绥远托克托县人，中学时期曾嘲讽有‘塞北文豪之称的老师荣祥，并多次参与学生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1925年冯玉祥在包头创办《西北民报》，次年杨令德成为该报编辑，并创办绥远第一个文艺副刊《火坑》。《火坑》在北京印刷，在绥远自主发行，不受《西北民报》干涉。”13《西北民报》因冯玉祥撤离而停办后，《火坑》周刊依然靠自费断续坚持。杨令德的“火坑社”成员主要有霍世休、马士瑛、李记今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火坑》周刊即“拟汇集同人所著抗日文字发表”14，成为绥远最早的抗日文学书写，到1932年9月停刊。1935年，杨令德的绥远新闻社又接手了绥远民众教育馆的《绥远社会日报》，由中共地下党员章叶频主编副刊《洪荒》，刊登大量救亡诗歌15。杨令德的外甥袁尘影于1933年12月借助《绥远社会日报》副刊创办《塞原》，与章叶频、武达平、李穆女等组成“塞原社”16。杨令德的绥远新闻社日益获得绥远省政府支持，到1936年绥远抗战时已有书报部、新闻部和印刷部，成为绥远省政府方面最主要的宣传机构。以杨令德等人为中心，出现了《绥远西北日报》副刊《塞风》《边防文垒》和“心波社”主办的《绥远青年》等一系列早期抗战文学报刊，与中共地下党员所办的报纸副刊一同构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前绥远抗战文学的复杂面貌。
1936年4月在塞原社的基础上，成立燕然社，出版《燕然》半月刊，由原“火坑社”成员、清华研究院毕业的朱自清弟子霍世休主编。其中谢钟据日本吉村忠三所著《内蒙古》一书中收录的蒙古民歌，由日文转译为汉语，在《燕然》发表17。到1936年绥远文艺界成立救国会，革新了《燕然》半月刊。1937年5月在“塞原社、燕然社、绥中文艺研究会、挺进会、心波社、生活讨论会、小喇叭社等七个文艺社团”基础上成立了“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并将《燕然》半月刊作为会刊18。
值得思考的是，战前绥远文艺报刊如《火坑》等所持启蒙立场“只是因为看不惯我们的父兄们在火坑里弄得焦头烂额……打起喉咙替我们小百姓在这暗夜中作希望光明的喊声！”19与局部抗战时期《燕然》的启蒙主张“在这荒芜沉闷的塞外，人人都感到寂苦，窒息……要打破这沉闷，开拓塞外这块荒芜的园地”20，甚至纪念鲁迅特辑中的反抗意味，如何转变为绥远文艺界协会会刊《燕然》中的救亡主题？又与全面抗战时期退守榆林却继续“论帮忙与帮闲”的《塞风》（1939-1942）所解释的《抗战与文艺》《抗战与蒙古》21形成了怎样的沿革关系？要思考这些问题，就必须打破既往研究中不同区域的划分，重新来梳理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时期绥远抗战文学的细微变化。
二? 从局部抗战时期走来的绥远蒙古族汉语文学
绥远作为内蒙古的一部分，其抗战文学必然触及少数民族抗战文学。而在既有的学科体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主要研究该族语种创作的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则主要研究汉语文学，其中个别少数民族作家如沈从文、老舍等获得了许多关注。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独特意义则尚未被充分发掘。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爱国属性在抗战文学中体现最为鲜明。故而不妨将局部抗战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绥远的蒙古族汉语文学书写，贯通而观。
1937年绥远沦陷大部后，绥远省政府支持下的抗战文人大批南渡黄河，迁至伊克昭盟，随后又迁至陕北榆林，在较为左倾的国民党抗日将领邓宝珊支持下，1939年杨令德恢复《塞风》杂志，并先后出版了抗战言论集《抗战与蒙古》《抗战与蒙古续编》22，和《塞风》上的文学作品合集《登厢集》23，以及杨令德的通讯集《活跃的北战场》等塞风社丛书24，继续宣传蒙汉团结一致抗日。1940年傅作义取得五原大捷后，绥远省政府在绥西河套地区支持绥远青年文艺社于1942年创办了《文艺》月刊，此后又出现了《绥远文讯》《绥远青年》等文艺刊物25。《塞风》和《文艺》就成为绥远流亡知识分子宣传抗日的最主要阵地26。
作为绥远抗战文人的核心，杨令德除了在《抗战与蒙古》《抗战与蒙古续编》中收录马鹤天《辛亥革命与蒙民解放》、韩泽敷《绥蒙的过去与现在》等抗战论著外，还在自己的通讯集《活跃的北战场》中，撰写了大量对邓宝珊、傅作义等抗战将领和战地情况的报道。其中有一篇《蒙古抗日诗人荣耀宸先生和他的诗》，杨令德对自己曾经嘲讽的老师荣祥大加赞扬。长期追随傅作义坚持抗战的蒙古贵族文人荣祥，全面抗战爆发前已备受《新亚细亚》月刊推崇。该刊曾专门刊载荣祥的七言古风《平绥道中杂咏》，并加以介绍：“绥远土默特旗，归汉最早，在明之中叶，即受汉封，青山黑水之间，代有豪杰，著于史者，率多跨马弯弓之流，独土默特旗，有荣耀宸者，夙称望族，善文嗜诗，性之所至，不落凡响。”27归汉最早的土默特旗文人，和对汉文诗文的精通，显然是《新亚细亚》月刊称赞荣祥的着眼点所在。而蒙古族汉语文学的真正价值，在荣祥战前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旧体诗文当中，难以完全呈现。直到抗战时期，荣祥等蒙古族抗战知识分子的汉语文学创作，才更加突出地体现了蒙古族汉语文学的爱国意义。
荣祥（1894-1978），字耀宸。其父是清末土默特旗掌控旗务的十二参领之一都格尔扎布28，因精通蒙汉语，在辛亥革命后随乌、伊两盟正副盟长赴京觐见袁世凯“翊赞共和”而晋级至副都统衔。荣祥本姓蒙古族姓氏云硕布（永绍不）氏，却与堂兄同盟会成员经权一样，采用汉语姓名字号。荣祥所在的土默特旗接受汉文私塾教育。1913年荣祥即加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就读于北京中央政法专门学校，由前清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介绍到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桐城派后裔姚永概门下。荣祥文名颇盛，年轻时即被称为“塞北文豪”29。1922任教于新成立的绥远师范学校，因反对白话文、贬低胡适而遭到学生董怡、杨令德嘲讽，并因开除杨令德等人而引发北京《绥远旅京同学会刊》的批判30。荣祥追随土默特籍蒙古族晋军将领满泰，一度入主绥远都统署政务厅。1928年荣祥随土默特旗总管满泰任总管公署秘书长，1930年出版旧体诗集《瑞芝堂诗钞》。1931年起同时在绥远省通志馆兼任编纂主任，随馆长郭象伋组织杨令德等编撰人員，负责《绥远通志》的编修等工作31。1934年土默特旗总管满泰去世32，荣祥接任总管职务。百灵庙蒙政会成立时，为蒙政会委员之一。荣祥在百灵庙蒙政会与绥远省政府之间一直与后者关系更为紧密。作为筹备处主任，荣祥与堂兄经权之子经天禄，一同协助傅作义于1936年在归绥成立绥境蒙政会，分化百灵庙蒙政会。绥远抗战期间，荣祥作为土默特旗总管，代理绥境蒙政会秘书长。而荣祥堂侄经天禄与文琇等北平师范大学历史学、中文系毕业的一批蒙古族高级知识分子，1936年8月协助绥远省政府创办编辑的《醒蒙月刊》，也成为号召蒙汉团结一致抗战的蒙古族汉语文学刊物。这些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在《醒蒙月刊》疾呼：“现在国家已到大厦将倾之际，山河变色之秋，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本刊隍隍坠地，钟声一杵，酣然做梦的蒙古同胞，都当醒悟。”33号召民族觉醒和团结御侮，非常鲜明地呈现了蒙古族汉语文学的爱国属性。
全面抗战时期，荣祥南渡黄河34，带领任秉钧、经天禄等少数绥境蒙政会人员先赴伊克昭盟，后一度迁往陕北榆林，拒绝德王的来信拉拢。在国民党抗日将领邓宝珊策划下组织蒙旗宣慰使署，担任蒙旗宣慰使署秘书长35，始终与绥远抗战阵营保持一致。而因一直坚持绥境蒙政会与绥远省政府合作抗战的立场，荣祥不仅被昔日的学生杨令德尊为“民族诗人”“蒙旗抗日的领袖”36，更在杨令德主编的《塞风》上发表蒙汉精诚团结抗战的文章，认为汉语中“戎”“夷”等字都是汉语方言“人”字的异音，而“胡”“狄”等字与匈奴语的“人”相通37。尽管荣祥对蒙古语译词“特”具有“部族”“人群”之意的考察，具有学理性，但整体论调仍具辩解味道，且存在一定问题。但这样的创作毕竟构成了全面抗战时期蒙古族汉语文学中的抗战号召与爱国书写。从局部抗战时期，到全面抗战时期蒙古族汉语文学创作群体中虽然也有像文琇这样的一度转变，但荣祥和经天禄等人始终以爱国抗日的书写方式，坚持抵抗日伪的文化宣传。
而在蒙古族汉语文学之外，全面抗战时期绥远抗战文学更多依靠汉译方式呈现蒙古族文学。绥远大部沦陷后，傅作义以绥西的陕坝为临时省会，继续坚持抗战。在其支持创办的绥远青年文艺社《文艺》月刊上，汉族译者其晓对蒙古族民歌这笔“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38发掘整理近百首，却因对蒙文还不算精通，只能以意译的方式选译了《雁》《走后》《思乡》《札萨克将军》等十余首。而编者就在“蒙古歌调选”的同一页排版了颇具信天游风格的“两个人相好一对对，铡草刀剐头也不后悔”等绥西汉族民歌“山曲”39。编者阐明，之所以“特意把‘蒙古歌调选和‘山曲排在一起，因为绥西的民歌，都有着与蒙古歌调不可分的血统关系。以后，我们更将继续刊登这种民间作品以及有关的文字。”40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在绥西陕坝主办的《新绥蒙》月刊，仍在不断刊发蒙古歌谣谚语及对蒙古民间文化的相关整理研究41。
三? 抗战时期国统区满族汉语文学的绥远书写
全面抗战时期，除了绥远前线之外，后方的国统区也出现了不少以绥远各民族团结抗战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例如从北平南迁的满族作家老舍，1940年1月于《政论》第2卷第6期发表《蒙古青年进行曲》42。在老舍高扬的抗战激情当中，蒙古青年当然“是中华民族的青年”，与沦陷区的日伪文化宣传完全相反。在老舍看来“五族一家”共同抗日的正义性是不由分说的。作为满族作家，老舍与曾在绥远生活的剧作家宋之的，于1940年在重庆合作撰写了表现回汉民族团结抗战并揭穿日伪间谍的剧本《国家至上》43。而1941年老舍的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则以简笔画的粗线条描绘了全民族抗战的情景。其中第一幕第二节写绥西抗战前线，让蒙古族士兵巴彦图、回族士兵穆沙、汉族士兵李汉雄，在汉族知识分子赵兴邦的领唱下，同唱“何处是我家？我家在中华！扬子江边，大青山下，都是我的家，我家在中华。为中华打仗，不分汉满蒙回藏！为中华复兴，大家永远携手行。呕，大哥;啊！二弟;在一处抗敌，都是英雄;凯旋回家，都是弟兄。何处是中华，何处是我家;生在中华，死在中华！胜利，光荣，属于你，属于我，属于中华！”此外还描绘了以不同形式一同参加中国抗战的印度医生、朝鲜义勇兵，与投诚的日本士兵马志远，及前来慰问的南洋华侨、记者和西藏高僧。
《大地龙蛇》最后由抗战大军合唱，将各民族都描绘为绥远战场抗战的英雄，构织了一幅理想的中华民族团结对敌图画。在《大地龙蛇》最后一幕设想1961年“和平节”的抗战胜利纪念日时，重唱“何处是我家？我家在中华！”44老舍最初虽是受重庆“东方文化协会”之托来撰写这部以“东方文化”为题的戏剧45，后来却在写作过程中转而以绥西抗战前线的胜利来表现各民族团结抗战的主题，与1940年春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在绥西五原大捷取得中国军队抗战以来首次收复失地的胜利一致。老舍对汉、蒙、回各民族团结抗战的赞扬，以及对朝鲜义勇军、印度医生、日本投诚人员和南洋华侨等协助抗战的描绘，呈现了绥西抗战中傅作义、马鸿宾各部各族共同抗日的真实景象，以及蒙古族女王公奇俊峰和巴云英参加抗战的史实。尽管老舍写作的急促和粗糙使得这样的“活报剧”算不上佳作，但其中的抗战史实基础却呈现了满族汉语文学的爱国属性，与日伪的文化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当然，抗战的正义性，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统治本身不存在问题，可惜在这些国统区的“活报剧”中并未得到有力呈現。这种一切服务于抗战的表现方式，也使得老舍的《大地龙蛇》《国家至上》等戏剧作品，对生存现实的描绘缺乏深度，而流于浅显的政治宣传，不及老舍诸多讽刺小说深刻有力，留下了诸多遗憾。
结? 语
无论是局部抗战，还是全面抗战，都应成为探寻更丰富抗战文学图景的不同视角，而非彼此替代或遮蔽。局部抗战时期抗战文学与全面抗战时期抗战文学的不同特征，正有待在更为复杂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不断深入考察。
而抗战时期不同区域的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对各民族团结抗战主题的呈现，则与日伪文化宣传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呈现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爱国属性，也展示了国统区和沦陷区等不同区域之间的对同一问题阐释话语权的争夺。只有在充分注意其内在差异的基础上，贯通局部抗战时期和全面抗战时期，跨越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及上海“孤岛”等不同区域，并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抗战书写等问题，都作为地方路径，重新纳入抗战文学的研究视野，才能为探寻更为丰富的抗战文学全景提供有效支撑。
注释：
①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②王向远：《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刘志中：《略论“左联”影响下的1930年代绥远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6期。
④“1932年4月，北方左联和‘文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成员于伶率领北平文化总同盟所属的一个话剧团来绥公演，宣传抗日。在归绥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协助下，成立了绥远反帝大同盟，创办了《血星》杂志。”见奎曾：《三十年代塞北文学简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
⑤刘映元：《我们收复了百灵庙》，《光明》1936年第2卷第2期。
⑥妥佳宁：《华语语系蒙古族文学中的殖民与“自治”》，《民国文学与文化研究》2016年第3辑。
⑦明代隆庆和议之后，阿拉坦汗被封为顺义王，模仿元大都而建成该城，原名“库库和屯”（即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与汉语名称“归化城”意味不同。后金时期开始各札萨克旗自治，但皇太极废除了土默特部札萨克，清朝建立后归化城土默特部改由清廷直接派駐官员管辖。拉丁摩著，侯仁之译：《蒙古的盟部与旗》，《禹贡》1935年第3卷第6期;拉丁摩著，侯仁之译：《蒙古的王公，僧侣，与平民阶级》，《禹贡》1935年第3卷第10期。拉丁摩即拉铁摩尔，分别译自Owen Lattimore，The Mongols of Manchuria：Their Tribal Divisions，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Historical Relation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New York：The Jone Day Company，1934;Owen Lattimore，“Prince，Priest and Herdsman in Mongolia”，Pacific Affairs Vol. VIII No. I（March 1935）.
⑧《中国大事记·公布蒙古待遇条例》，《东方杂志》1912年第9卷第4期。
⑨Tuo Jianing.“Gu Jiegangs Attitude toward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Modern China Sutdies，2020（1）.
⑩ 妥佳宁：《伪蒙疆沦陷区文学中的“故国”之思》，《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11任秉钧：《云继先部百灵庙武装暴动经过》，《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五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6页。
12刘映元：《绥远的文艺界》，《光明》1936年第2卷第2期。
13妥佳宁：《伪蒙疆沦陷区与绥远国统区文坛对民族主义话语的争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4令德：《编辑馀谈》，《火坑》1931年第27期。
15此外，《绥远社会日报》还设有《新女性》《新绥远》《民众原地》等多个文艺副刊。
161934年《塞原》第22期曾推出“新诗歌专号”，在绥远发起现实主义新诗歌运动。1936年6月塞原社诗歌研究会又在《绥远社会日报》创办副刊《塞北诗草》，注重“诗歌国防化”和“诗歌大众化”。参见章叶频：《塞原社与绥远新诗歌运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编《穹庐谭故》，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07-108页;章叶频：《塞北文苑萍踪》（文史资料选编第五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呼和浩特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内部资料，1985年，第10-11页，第28-51页。
17谢钟译：《蒙古情歌》，《燕然》1936年7月第1卷第8期。
18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535-536页，第440-441页。
19《发刊词》，《火坑》1926年第1期，转引自忒莫勒：《内蒙古旧报刊考录（1905-1949.9）》，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20《编后》，《燕然》1936年4月第1卷第1期。
21许如（杨令德）：《论帮忙与帮闲——兼答蒙古工作人员临时联合会》，《塞风》1940年第6期;郝公玉：《抗战与文艺》，《塞风》1940年第6期;令德：《抗战与蒙古》，《塞风》1941年第11-12期合刊。
22杨令德主编：《抗战与蒙古》，塞风社1940年版;杨令德主编：《抗战与蒙古续编》，塞风社1941年版。
23杨令德主编：《登厢集》，塞风社1942年版。
24杨令德：《活跃的北战场》，塞风社1940年版。
25刘映元：《抗日战争时期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254页。
26妥佳宁：《伪蒙疆沦陷区文艺研究述评》，《名作欣赏》2013年第11期。
27《一位蒙古诗人》，《新亚细亚》1932年第3卷第6期。
28荣祥：《略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29王德恭：《从塞北文豪到爱国志士》，《世纪》2007年第1期。
30杨令德：《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辑），内蒙古文史书店1988年版，第7-8页。
31白光远：《伪蒙疆时期傅增湘修成〈绥远通志〉经过概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内蒙古文史书店1987年版，第88页。
32荣祥：《土默特总管公署呈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文》，《新蒙古》1934年第2卷第2期。
33编者：《编后馀谈》，《醒蒙月刊》1936年8月创刊号。
34荣祥与妻子渡河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而落入黄河，荣祥曾有诗句“笑谓老妻今日浴，毋乃盆阔汤太凉”来描绘，见杨令德：《忆荣祥先生》，《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辑），内蒙古文史书店1988年版，第250页。
35黄奋生：《边疆人物志》，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65页。
36杨令德：《蒙古抗日诗人荣耀宸先生和他的诗》，《活跃的北战场》，塞风社1940年版，第111-116页。
37荣祥：《从汉蒙同源到精诚团结》，《塞风》1939年第4、5期合刊;又见杨令德主编：《抗战与蒙古》，塞风社1940年版，第15-24页。
38其晓译：《蒙古歌调选译》，《文艺》1942年第2期。
39《山曲八首——绥西情歌》，《文艺》1942年第2期。
40《编辑后记》，《文艺》1942年第2期。
41辛苦：《从蒙古歌谣谚语中窥察出的蒙胞一斑》，《新绥蒙》1945年5月第1卷第1期。
42参见老舍：《老舍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0页。
43宋之的、老舍：《国家至上》，《抗战文艺》1940年第6卷第1期，1940年第6卷第2期。另见宋之的、老舍：《国家至上》，南方印书馆1943年版。
44老舍：《大地龙蛇》，《文艺杂志》1942年第1卷第1期;《文艺杂志》1942年第1卷第2期。
45老舍：《〈大地龙蛇〉序》，《文艺杂志》1942年第1卷第2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华语语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体系的构建”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M653454;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伪蒙疆文学文献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J201879）
责任编辑：蒋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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