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小说常常被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现代化等普适性话语下，而忽视了其内部存在的不同声部。京津冀工业小说因政治地缘因素，始终同国家意识形态保持紧密互动，以改革为叙述主题，以改革者为叙述核心，关注改革进程中具体问题的阐释，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上都呈现出新的地域特质，为人们理解新时期文学一体化与地方性、工业化与地方性提供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改革小说;地方性;京津冀工业小说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地方性”常常诉诸方言、民俗、风物等地方传统的文化因子，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大众关于地方独特性的想象。但另一方面，地方性的形成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全球化、经济建设、改革等一系列当下实践已经嵌入到各种地方性之中，重塑着人们关于地方性的想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和区域格局，如何理解、阐释“中国奇迹”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柯文在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曾指出，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中国，可以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探究不同地方的差异，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①同样，为避免对改革开放与改革小说形成一种同质化解读，亦有必要思考改革开放、地方经验、文学想象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出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和肇因。
京津冀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学空间。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曾出现“京派”“荷花淀派”“白洋淀诗群”“河北三驾马车”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群体。但目前的研究往往将京、津、冀三地区隔开来，缺少一体化的视野。这既缘于区域内行政划分的变动、政治地位的差异、城市化的不平衡等客观因素，也缘于研究者对文学地方性理解的固化。事实上，“白洋淀诗群”包含大量来自北京的知青，“河北三驾马车”的出现也离不开《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北京刊物的支持，京、津、冀三地在文学场域中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李怡认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②由此观之，将京津冀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学空间，考察“地方”与“中国”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其中京津冀工业小说呈现出家族相似性，为人们思考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工业化与文学地方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例证。
一? 改革小说与文学地方性
改革小说常常被置于意识形态、现代化等普适性话语的解释框架内，而忽略了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以及由此形成的内部差异和“国家/地方”之间关系的多重面向。事实上，改革小说在如何阐释改革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现代化与地方文化、改革与历史、乡村与城市等层面，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例如，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浮躁》等作品关注改革对农村青年价值观的冲击，从文化心理层面反思改革;张炜《古船》书写乡村文化权力结构在新时期的延续，思考传统文化、革命历史与改革开放等不同文化资源的碰撞等。而真正处于改革小说中心的则是蒋子龙、张洁等人创作的工业小说，由之形成的改革工业小说叙事模式一直影响到1990年代关仁山、谈歌的创作。故本文将他们同工业改革相关的创作统称为“京津冀工业小说”。
京津冀工业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的提出，不是单纯地附和“京津冀一体化”，而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首先，京津冀同处华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城市群落和工业基地之一;作家共享相似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心理结构，观照改革进程中京津冀地区的历史性转变。其次，工业领域是京津冀作家持续关注的对象，并且保持着改革主题和现实主义风格的连续性。无论是新时期伊始的改革文学，还是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及至新世纪的“工业史”小说创作，京津冀作家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京津冀工业小说考察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主要是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文学一体化与地方性。进入新时期，关于文学由一体化向多元化转变认知的固化，容易遮蔽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地方经验，也容易忽略文学一体化机制在新时期持续的影响力，及其与地方创作的关联。洪子诚认为，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包含一个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文学的生产方式和艺术上的趋同化。③基于此，改革小说则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它在生产方式上既有文学体制的干预又有地方文学创作的自觉;在艺术上既围绕改革这一共同的主题又有不同的侧重。可见，旧有的“国家—地方”研究框架遮蔽了改革小说内部的丰富性，有必要以地方路径切入改革小说，探究改革语境中文学体制与地方创作的互动关系。
二是工业化与地方性。工业现代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通常情况下，人们将工业化与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并与地方化、差异化相对立，认为工业化将世界各地纳入生产—消费的循环中，消解了地方独特性，导致人类生活的单质化和趋同。例如有论者认为，“地方文化的轮廓，建立在个体释放各种不同层次的原始记忆、情感或依恋的基础上。它显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矛盾和不确定性的防卫式拒绝;追溯、皈依地方文化的过程与争取和描述自我的连续性，互为表里。”④地方文化被视为在全球化时代维系个体连续性的有效内容。这实际上是将地方想象为一个具有固定文化内核的空间，忽略了工业化进程中各地方之间由于生产分工不同，生产关系不平等，工业化程度差异所形成的新的地方气质。谢有顺在思考“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要有新气象，也不妨从岭南的现代文化中找寻资源，而不是去追忆、回望。”⑤因此，与其说工业化消解了地方性，不如说工业化重塑了地方性，对工业化与地方性的认知应超越“入侵/防御”“反文化/文化”“经济理性/情感记忆”的框架，在现代文化的整体背景下重新审视。
正如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新时期同样是地方经济、文化不平衡的一次调整。改革小说中关于改革意识形态的“齐声合唱”中包含了各地方不同的“声部”，其中京津冀工业小说始终保持着一种政治自觉，依托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撑，拥有了阐释改革的话语权，在對社会现实的客观叙述中想象改革应然的方向，形成一个稳定的叙述模式，凸显了京津冀工业小说的特殊性——它们不再以传统的方言、风俗等地方性知识来彰显地域的独特性，而是叙写不同的改革实践路径如何重塑了地方生活。
二? 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地方性表述
文学的地方性不是将地方与整体对立起来，凸显地方的独特性，甚或滑入以偏概全的陷阱，而是要在地方与整体的动态关系中，重新把握国家与地方的关联。京津冀工业小说因巧妙处理了计划经济改革、“厂长制”、科学管理、青年价值观等时代命题，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因而具有了普遍性的示范意义。同时，京津冀工业小说也显现了工业化如何成为地方性内容。
第一，建构改革意识形态的地方自觉。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并未取消文学体制的规约功能，而建构改革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新的需求。京津冀位居政治中心的地缘位置，使京津冀作家更容易捕捉到政治变化的气息，并在与国家意志的互动中，将地方创作普遍化为改革意识形态的内容。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曾引起广泛争论，陈荒煤就认为，“一个工厂的厂长，怎样领导生产？怎样为四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乔厂长上任记》为我们提供了活的样板”⑥;随后《乔厂长上任记》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宣告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的认可。也因此，乔光朴成为改革的象征，人们纷纷寻找现实中的乔光朴，吕雷《火红的云霞》中的梁霄，陈冲《厂长今年二十六》中的陈英杰也都以乔光朴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张洁《沉重的翅膀》关于宗教、命运的抽象议论被大幅删减，增加了工业生产领域具体问题的叙述，改革者郑子云略显悲观的个人命运也被修改为更加光明的改革前景。小说主旨由“命运”与“改革”的双重维度变为服务“改革”的单一维度。⑦国家主导的评奖机制是引导文学生产的重要方式，《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历经波折，先后获奖，表征了在地方与国家的有效互动中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
与之相似，关仁山、谈歌的出现同样是地方与国家的共谋。李敏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发生做过梳理⑧，如果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有赖于文艺政策、文学期刊、作家创作等文学场内部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现实主义冲击波”可以引起社会关注也必须有赖于其同其他权力场的契合。正如李敏所说的那样，文學期刊是“直到1994年”“才开始”响应“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那么将“现实主义冲击波”放置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恰恰是在1990到1994年之间，国家对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做出重要决策，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剧烈变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随后政府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被推向市场。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直接导致了经济过热引发危机。可以说，关仁山、谈歌等人的工业小说创作能够引起关注，正是文艺政策倡导、政府改革实践、社会结构调整、地方文学经验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在新时期依然有强大的号召力，而京津冀工业小说建构改革意识形态的自觉，使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正向的互动，借此改革意识形态拥有了具体的内容，京津冀工业小说则修正了自身的叙述话语，并获得丰厚的象征资本。
第二，经典化的改革叙述模式。围绕改革意识形态的建构，京津冀作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叙述模式。首先，以民族国家为工业化的主体，将中国置于现代化的时间序列上，在“先进/落后”的二元结构中确立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乔厂长上任记》中，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超高的生产效率构成了乔光朴改革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沉重的翅膀》则以日产车与国产车耗油量的对比警示中国的落后现实。关仁山《太极地——雪莲湾风情录》中的日本商人的傲慢激起邱满子对日本人的民族仇恨，但为了发展经济，邱满子主动化解村民和日商的矛盾。相较于新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京津冀工业小说更加关注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命运，国家利益是衡量个体价值的标准。因此，小说中处于中心的并不是拥有“男性气质”的改革英雄，而是潜藏于文本中的民族国家。在宏大的国家主体面前，无论是义无反顾的干部，还是承担苦难的工人，他们本质上都是在“为国分忧”。
第三，改革干部形象谱系的生成。如同中国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京津冀工业小说对改革的叙述同样采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以干部为实践改革的核心力量，工人成为被“领导”的对象。《乔厂长上任记》的命名已经表明“乔厂长”这样的干部将占据改革的首要位置，工人杜兵则要接受“乔厂长”的教育。《开拓者》中，即使金城、凤兆丽这些有觉悟的青年工人也会自觉“拜服”于省委书记车篷宽的气度与学识，甚至他们无法理解车篷宽回信的内容，单单是车篷宽的书法就足以让工人们钦佩不已。《“维持会长”》中，工人缺乏现代责任意识被认为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原因。《沉重的翅膀》中，郑子云、陈咏明等干部是推进改革的关键人物。乔光朴、郑子云、车篷宽这样的改革干部拥有阐释管理、技术、青年思想、文化风尚的权力。就像蒋子龙所说的那样，“一个单位能否打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单位的头头。”⑨及至1990年代，关仁山《破产》中的高德安，谈歌《大厂》中的吕建国，《城市热风》中的岳志明，他们作为改革失败的英雄，依然掌握着改革的话语权。高德安觉得选择成为外商代理人的杨金钟是“有志气的年轻企业家”;岳志明可以放任有能力的工人离开工厂;这些失败的改革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将被淘汰的命运，真正的希望存在于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也乐于见到“能人”“下海”。显然，一种“能人政治”支配了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叙述架构，而明显区别于东北作家和打工作家以工人为叙述中心的书写模式。
第四，指向未来的苦难书写。1990年代改革的代价被转嫁到大众身上，“现实主义冲击波”是对现实的直接回应。一时间反映工人、农民、教师生活困苦的作品大量出现，却对苦难缺乏必要的思考。故有论者批评道，“小说成为生活贫困、地位低下、消极厌世、堕落腐化、人性丧失等各种极端事件的集中展览和工人阶级的集体诉苦大会。”⑩京津冀工业小说中同样不乏苦难书写，例如《破产》中的小英去歌厅做舞女等。但与猎奇式的苦难展览或空洞的同情不同，京津冀工业小说书写苦难的目的在于将苦难视为无法逃避的现实，并指出克服苦难的方式。因此，正是在这些文本中，那些率先从国企体制中脱离出来的人，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机遇，不仅成功逃过了改革的阵痛，也成为时代宠儿，为体制内的“留守人员”做了表率。《城市热风》中从工厂辞职开饭店的郑元梅则混得风生水起，还帮助岳志明追回了30万的欠款。郑元松带着有能力的工人另谋出路。苦难不仅仅具有悲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激发改革的动力。“体制内”与“体制外”发生了惊人的价值反转，当“体制内”的身份不能维护做人的尊严的时候，市场经济下的劳动美学使工人重拾生活的信心，无疑暗示了“留守”工人应然的选择。
建构改革意识形态的需要使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地方书写普遍化为全国共享的改革经验，并改写了京津冀地区的文学想象。在以工业现代化为核心的改革语境中，改革干部成为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工人苦难只是改革暂时的代价，并终将被进一步的市场经济改革克服。但若以新时期所标榜的“纯文学”为价值准绳，京津冀工业小说就显得不那么“文学”了。因此，在文学地方性与改革开放的整体现实之外，亦要思考文学地方性与文学整体审美趋向的动态关系。
三? 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审美反思
新时期以来文学先后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传统文学的“复兴”，但现实主义却是京津冀工业小说一以贯之的审美品质，以至于在1990年代关仁山、谈歌等人的作品成为了文学回归现实、反思“纯文学”的代表。於可训就曾言，“近期小说中这股名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潮流则切切实实地回到了现实生活本身，因而真正在实践的层面上实现了九十年代初期的小说界對现实的回归趋向和要求。”11不过，就像蒋子龙、张洁的作品所遭遇的尴尬一样，研究者在肯定其直面现实的出发点后，大都对其美学价值持批评态度——缺少意识形态支撑，无力整合现实12;批判现实的力度不足，悲剧意识薄弱13;刻意突出改革者的道德情操，是一种做作的煽情主义14，等等。这实际上从意识形态阐释、现实主义美学两个方面否定了京津冀工业小说创作的价值。京津冀工业小说在不同时期所遭遇的美学困境，提示我们有必要以地方路径思考普遍化的美学标准在融入改革开放、工业等题材而具备“在地性”后，产生了怎样的矛盾与认知偏差。
第一，意识形态规约与价值取向的现代化转向。京津冀工业小说以干部践行改革意识形态，干部形象是改革意识形态的集中显现。以往对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同质化批评，遮蔽了改革干部形象内在的演变。1980年代改革干部形象的清官铁腕色彩被认为不能代表现代化的方向。1990年代的改革干部形象同1980年代已有很大变化，集中展现了客观环境对改革者主观能动性的规约，将对国企改革的反思由呼唤“清官”转向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企体制和超稳定的传统文化结构等外部原因。一是政企不分的体制妨碍了企业的经营生产。《破产》中的城北轧钢厂效益好的时候，政府抽取过多利润，使企业无法扩大生产。二是超稳定的传统文化结构阻碍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工业文化同以乡土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存在着结构性冲突，但传统文化并不会因社会的工业化而完全失去其有效性。雷蒙·威廉斯曾用主导因素、残余因素、新兴因素来分析文化构成。他认为，“残余乃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却一直活跃在文化过程中的事物。它们不仅是（也常常全然不是）过去的某种因素，同时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15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情、重血缘、重伦理等因素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具有强大的宰执力，显示出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与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相冲突。例如，在《大厂》中，厂里好不容易找到丢了的汽车，但当地的派出所、县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拒绝还车，最后还是因为有员工是县长的亲戚才成功取车，此外还有像找赵明要账，求人捞因嫖娼被抓的老郭，所有这些事情都只能依靠私人关系来解决。显然，改革者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超稳定的传统文化结构是造成国企问题的罪魁祸首，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又不得不从传统文化结构内寻找方法。
从返回传统的“清官”政治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追求，实质上响应了“制度创新”时期（1993-2002）16国家对于国企改革新方向的确立。可以说，《破产》《大厂》等作品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前提可以依靠”17;改革干部的失败也不是单纯的煽情主义;作家正是要借改革干部在1990年代的失败告诉大众：国企改革的成功不在于改革英雄的降临，而在于系统的体制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第二，权威化的改革律令与写作中的教条主义。同国家意志的亲密互动，建构改革意识形态的叙事目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叙述模式，决定了改革政策在京津冀工业小说中是超然的权威所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封闭了社会生活多样性的展开。例如，1980年代，在“改革/保守”二元结构中，保守干部内心的丰富性与存在的合理性被大大削弱了;通过干部视角从宏观把握改革，无形中遮蔽了工人个体在改革中遭遇的“阵痛”。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孙大头生活困难，若因缺勤被扣工资无异于雪上加霜，解净和刘思佳最后没有处罚孙大头。科学管理带来的阶层分化被工人阶级的脉脉温情掩盖。所以，尽管京津冀工业小说覆盖工业部、大型国企、乡镇企业这一工业领域的垂直结构，塑造了政府官员、厂长、知识分子、工人等社会各阶层形象，但这些形象只具备政治上的客观普遍性，而缺少深刻的个性，不是真正的典型形象。改革的远景被置于当下的现实中，也就放逐了生活的丰富性和矛盾的尖锐性，所有现实的矛盾冲突都在既定的历史叙述框架内得到阐释。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框架下，文学应该含有历史应然的发展方向，同样“一个发展阶段的非主要倾向和插曲式的激流能够、也必须在艺术上得到典型的体现”。18可以说，京津冀工业小说中的教条主义恰好是改革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等价物。
第三，叙述现实的急迫与艺术张力的缺失。洪子诚曾指出，“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大多可以归入现代中国小说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的类型。”19京津冀工业小说正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针对工业领域内具体的问题而展开的。《乔厂长上任记》淡化“揭批查”运动，倡导科学管理、尊重知识分子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密切相关。《赤橙黄绿青蓝紫》讨论青年工人价值观问题。《沉重的翅膀》转而批评“投资过热”，是因为中央经济政策调整。《太极地——雪莲湾风情录》书写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阐释民族国家立场与外国资本的矛盾。《破产》写乡镇企业资金短缺、贷款难的问题。《城市热风》表现政府对企业的乱干预直接导致了化工总厂的经营困难。改革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了京津冀工业小说的叙事内容与价值导向。作者专注于对社会问题的急切反映，而疏于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和全面把握，缺少艺术创新的动力。但正如卢卡契所言，“每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实践，都表明了客观社会的总联系的重要性和为掌握这种联系所必须的‘全面性要求。”20回应现实的急迫性使京津冀工业小说专注于改革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并借助一体化文学体制的扶持，迅速成为社会的焦点;但随着现实问题的解决，由于缺少对现实全面性的把握，京津冀工业小说的热度也迅速消失，而难以形成持久的影响。
综而论之，京津冀工业小说的提出是基于工业化与地方性相互关系的考量，突破以往研究中将国家与地方、工业化与地方文化相对立的视角，管窥改革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进而思考地方与国家、文学与政治在改革语境中的新变。而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近些年来对工业史的记忆成为工业小说创作的新趋向，如何利用地方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仍然有赖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①[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8页。
②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③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④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代的创作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⑤谢有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现在和未来》，《光明日报》2019年5月29日。
⑥陈荒煤：《不能放下这支笔》，《工人日报》1979年10月5日。
⑦金宏宇、徐文泰：《“改革文学”是如何“炼”成的——以张洁<沉重的翅膀>的版本变迁为考察对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⑧李敏：《19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与“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
⑨蒋子龙：《“悲剧”以外的话》，《中篇小说选刊》1983年第6期。
⑩杨丹丹：《单位人、经济人、边缘人与文化共同体——李铁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2期。
11於可訓：《在经典与现代之间——论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江汉论坛》1998年第7期。
12张勇：《现代化转型中的现实主义文学蜕变——对改革题材小说创作的一种观照》，《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3期。
13郑建明：《依托与超越——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谈片》，《文艺评论》1999年第4期。
14邵建：《可疑的现实主义》，《钟山》1997年第1期。
15[英]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131页。
16黄群慧：《“新国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40年回顾》，见蔡昉编《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10页。
17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页。
18[匈牙利]卢卡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1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20[匈牙利]卢卡契：《现实主义辩》，《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京津冀地区工业题材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XZZBS2019009）
责任编辑：蒋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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