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永

　　摘要：持因革之辨逻辑考察，便会发现新文学运动的理学取向呈现因与革的二维存在：因，体现为内在传承；革，体现为主张革除。内在传承表现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及其具体内容的反对用典、对仗和避俗，契合于朱熹的相关主张上，更直接的则是新文学运动以理学白话语录体的传承者自居。主张革除的是理学被明清政府利用后的政教化，因为它作为“道”蕴蓄于古文中，所以钱玄同反对载“道”的古文，周作人则主张建立“人”的文学的新“道”。

　　关键词：因革之辨；新文学运动；理学；价值取向

　　引言

　　“因革”是反义复词：因，传承义；革，革除义。该词在对待传统事物的态度和行动上使用，是一辩证的方法论。在理论界，这一方法论被提升到形而上的普泛价值层次，如雅斯贝尔斯就认为人类的前进表现为对轴心时代思想的复归（《历史起源与目标》），而中国轴心时代思想，儒家无疑占有代表的地位。在中国，因革思想作为方法论，早在孔子时代就已有了：“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而孔子建构儒家思想体系的实践，就是因革之辨方法论下的结果。再若就思想史上的因革之辨作中外的举例，西方的文艺复兴，反对中世纪神学是“革”，回复古希腊罗马的精神则是“因”。其实何止文艺复兴，西方的启蒙运动、现代后现代的思想革新，概莫能逃离因革之辨的逻辑。

　　中国也一样，如唐宋“古文运动”，其对骈文的反对是“革”，而对儒家思想的复归提倡却是“因”。唐宋“古文运动”符合“因革之辨”的方法论逻辑，而同为文学革新运动的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新文学运动，也没有游离于“因革之辨”的方法论逻辑之外。关于新文学运动的“因革之辨”逻辑，本文从其对传统思想的代表理学的取向展开讨论。新文学运动的理学取向，平常所识往往限于“革”，即主张革除的一维，这主要是由前者“打倒孔家店”，反对“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政治口号所导致，并不合于历史的真实。经深入考辨发现，新文学运动对理学的取向，符合“因革之辨”的方法论逻辑，尚有“因”的内在传承一维。新文学运动对理学二维取向，其根基又在于理学的不同层次，具体说：“革”主张革除的是违反民主科学精神，专制迷信的理学政教层；“因”内在传承的是理学在为受众接受过程中使用的白话形式，体现这一形式的理学语录被新文学运动视为白话文体的一种。

　　一“因”：新文学运动对理学白话文体的内在传承

　　（一）白话文的主张

　　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主张的首倡者是胡适，众所周知，中国是诗的国度，但新文学运动却以小说为正宗，而且还是白话小说。关于以白话小说为文学正宗，胡适曰：“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一项。”①由于他高度评价白话小说的价值，所以批评时人“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②的观点。胡适还更明确以白话小说家施耐庵、曹雪芹、吴硏人等为“文学正宗”③，而以骈文律诗等文体为文学的“真小道”④。

　　就胡适对文言文颠覆性发难的提倡白话文，陈独秀起而响应。陈独秀在1917年答胡适函中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主张不容置辩：“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⑤陈文的态度看似武断甚至于霸道，但所体现的却是革命的气魄。关于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他给出了基本的理由：白话文较之于文言文更能做到“言文一致”，能够更好地“达意状物”。

　　就理学来说，其集大成的代表朱熹由于时代的局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白话文”这一术语，但白话文的精神却贯穿于他的主张之中。如他的“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⑥中的“平说”这一语词，“楚词平易”⑦中的“平易”这一语词，以及“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⑧之言，“古诗须看西晋以前，如乐府诸作皆佳”⑨之论，“古人做诗，不十分著题，却好；今人做诗，愈著题，愈不好”⑩之说，等等，所有以上这些，其精神无不同于“言文一致”、“达意状物”的白话文精神。另外，关于“言文一致”、“达意状物”所内含的平民文学的意义层，朱熹也注意到了，因当有生弟子问到应用文之所作的时候，他有“‘从众、从下，惟其当尔”的回答。

　　（二）白话文主张对文言文弊端的扬弃

　　文言文被新文学运动攻击的焦点是有碍于更好地“达意状物”的“言文不一”，而“言文不一”的表现，胡适指出了用典、对仗、避俗等方面。

　　用典是胡适所批评的文言文的第一弊端，批评集中于作为文学四要素的作者这一要素。一是文人作者自己没有表达能力，故借用不切的典故作掩饰，以图蒙混过关：“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二是对文人作者没有表达能力原因的追索：“皆文人之不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文人作者不下工夫导致表达能力低下，然后导致用典习气。

　　胡适所批评的文言文的第二弊端是对仗。关于对仗，胡适又将其分为自然对仗和人为对仗两类，其中前者为胡适所推重，后者为其所批评。关于对自然对仗的推重，如《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论语》中的“贫而无谄，富无而骄”等，胡适称赞它们“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关于人为对仗，胡适的批评集中于骈文、律诗两种文体，原因在于此二种文体“束缚人之自由过甚”，基于新文学运动“先立其大（白话文）者”的任务，他主张“废骈废律”。

　　避俗即避俗字俗语，有关于此，胡适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复古之文，聚焦于八股文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和创作。他曰：“政府既以八股取土，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八股取士和复古为文，必然导致创作追求所谓的“典雅”而规避俗字俗语。秉持进化论观点，胡适说：“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胡适反对文言文的避俗而主张白话文创作用俗字俗语，根底还在于文章行远普及的“达意状物”要求。

　　在理学那里，新文学运动所主张的反对用典、对仗以及避俗等，朱熹均已有明确提出。反对用典，朱熹有：“或言今人作诗，多要有出处。曰：‘关关雎鸠，出在何处？”又有：“文字好用经语，亦一病。”反对对仗，他对诗律持“不须理会”的态度，又有“杜甫夔州以前诗佳”之说，因为杜甫夔州以后之诗已走向格律化的主导。反对避俗而主张使用俗字俗语，他有“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之说，并举“些”字为例：“楚些，沈存中以‘些为咒语，如今释子念‘娑婆诃三合声，而巫人之祷亦有此声。此却说得好。盖今人只求之于雅，而不求之于俗。”

　　下文将论及的新文学运动在追溯白话文学史时称道寒山诗，这也和朱熹有暗合。朱熹在诵读寒山的某首诗时曾不吝用“如此类，煞有好处，诗人未易到此” 予以赞赏，该诗文为：

　　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鹦鹉花间弄，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月响，短舞万人看。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

　　（三）内在传承考述

　　单从赞赏寒山的诗来说，朱熹和胡适可谓隔代知音，但更深层次的探讨却可追问到理学和新文学运动的白话文主张的关联，因为不只寒山的诗为新文学运动所推崇，同时受到新文学运动推崇的还有理学家的诗文。胡适在论证白话可以用来做诗时，就以理学家邵雍等的白话诗为证：“白话可以做诗，本来是毫无可疑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陆游的白话诗都可以举来作证。” 又曰：邵雍与张九成全用白话。此外，胡适还以“朱晦庵以白话著书写信”为自己提倡白话文背书。深入考察下来，对于新文学运动更具价值的则是理学白话“语录体”文体。

　　面对外界对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的指责，胡适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并非新文学运动的首创而是已有千年传承，他指出的千年来白话文作品的代表，有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等。这里“理学语录”被看做白话文体的代表得到标举，而“理学语录”的代表则是二程语录、朱子语录两者。理学语录作为白话文体的代表被新文学运动提及也并非偶然一次，而是反复申说，多面定性，大有承传其精神之义。（1）史上文体革命之一体。在论及中国文学文体的数度革命时，新文学运动亦将理学“语录体”列为其中之一。数度革命之文体有先秦秦汉文、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唐人小说、元后小说、词曲、剧本等，其中谈到古文和语录体的关系时的“‘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的表述，语含后者是前者的革命之义。（2）宋代文学的代表文体。胡适又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以语录体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是经先秦诸子之文、司马迁班固之文、韩柳欧苏之文后，文学进化到宋代的标志文体。当然，胡适以理学“语录体”为文体革命的产物，为文学进化到宋代的代表性文体，其逻辑依据还是“言文一致”、“达意状物”，故胡适又称之为“讲学正体”：“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 新文学运动为给白话文寻找合理性，历史的渊源遂为反复祭出的重要论据，而在历史渊源的重要论据上，理学语录又被反复列出，还如胡适《国语与国语文法》中有“在这一千年之中，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学的著作。自从唐以来，没有一代没有白话的著作。禅门的语录和宋明的哲学语录自不消说了”之论。钱玄同甚至将理学“语录体”价值置于“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之上：“语录以白话说理……实今后言文一致之起点。此等白话文章，其价值远在所谓‘桐城之文，‘江西派之诗之上。”钱玄同不惟以“语录体”价值高于“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更是将之说成“言文一致之起点”，实即将其看做白话文的滥觞。文学革命之一体、宋代文学代表文体、白话文的滥觞等价值外，新文学运动还以影响来考察理学“语录体”之价值，将之和苏轼、黄庭坚的诗与词一起看做启后的文学体式：“二程子之语录，苏、黄之诗与词，皆启后之文学。”又有：“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语录之体，明清之宋学家多沿用之。”

　　综上可见，新文学运动和理学白话文体是断而又续关系，如果顺其自然发展，理学“语录体”的白话文到新文学运动的全面白话文本应是一个水到渠成过程。但可惜的是，半路杀出个明代“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这一自然过程中断了：“及白话之文体既兴，语录用于讲坛……当此之时，‘今文之趋势已成，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于汉魏以上，则罪不容辞矣。”由此亦不难结论，在白话文体层面，新文学运动是在以理学的内在传承者自居了。

　　二“革”：新文学运动对理学政教层的主张革除

　　（一）主张革除及理学政教化的提出

　　新文学运动对理学政教化的主张革除，从对方的反扑以及对反扑的反论战可以见出。反扑的方式是多样的，有的武断而傲慢，有的抓住新文学运动的短处而猛打。关于武断而傲慢的反扑，陈独秀在论及“于教育上应打消孔教为修身大本质宪条”时悲观而愤怼地提到：“依现今的思想趋势看来，这个当然不能成立；但是安福部的参议院已通过这种议案了，今年双十节的前八日北京还要演出一出徐世昌亲自祀孔的好戏。”关于抓住短处的猛打，可见于汪懋祖《读新青年》的一段文字：

　　韩愈辟佛至欲火书庐居，贵报斥其谬妄，宜也。不了独秀先生答钱君书（见《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亦有“焚《十三经》燬孔庙”之说。知十三经不适于共和，不读可也；以孔子之不足尊崇，不祀可也；焚经燬庙，果有益于思想之革新耶！既斥韩氏又师其意，亦何为者？且于保存古代学术之义，未免有乖也。

　　汪懋祖指出新文学运动一面有“焚《十三经》燬孔庙”之说，一面又斥责韩愈“辟佛至欲火书庐居”的“既斥韩氏又师其意”。两者的龃龉之处被汪所揭橥，无疑揭了新文学运动的伤疤，是为抓住短处的猛打。此外，尚且有张受朋的《文学改良与孔教》的长篇诘难文，限于篇幅，此不详述。当然，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文学运动是勇敢而无畏的，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反扑作了理直气壮的回应：

　　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

　　陈独秀这里的“孔教”、“礼法”、“国粹”、“贞节”、“旧伦理[忠孝节]”、“旧艺术[中国戏]”、“旧宗教[鬼神]”、“旧文学”、“旧政治[特权人治]”等九者，是理学政教化的具体内容，他对关于九者的破坏的定罪“直认不讳”，是新文学运动主张革除态度的体现。

　　如果说胡适的主张革除所针对的是理学政教化的具体内容的话，那么理学政教化的历史追溯和理论论述，却是出自蔡元培。蔡元培认为理学政教化历经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叩其端者是韩愈“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韩愈始不满意于六朝的骈俪文章……创所谓‘起八代之衰的文章……又作《原道》，推本孔孟……又补作文王拘幽操，至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语，以提倡君权的绝对。”踵其后者是宋明理学：“程颐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斥再醮妇，蹂躏女权，正与韩愈的‘臣罪当诛相等。”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理学被政府利用而完成政教化：“此等谬说适投明清两朝之所好，一方面以利用科举为诱惑，一方面以文字狱为鞭策，思想言论的自由，全被剥夺。”历经三个阶段，理学被明清两代政府所利用并在政府推动下实现了政教化而走向反动，导致民众“思想言论的自由，全被剥夺”的情状。这种情状被陈独秀不无愤怒地痛斥为“黑幕层张，垢污深积”。

　　（二）对古文所载理学政教化之“道”的批驳

　　新文学运动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文以载道”，因其“道”是载于古文中的理学政教化内容。关于政教化的理学内容，陈独秀将之称为“孔教问题”，并将其视作“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钱玄同则具体到文体类型，主张“寿序”、“祭文”、“挽对”、“墓志”等载道散体古文应当和八股文一样废除，因为其所载之道是章太炎入骨揭露的“竭思于祝号者此谓诬”的受了儒家“祖宗教”的毒的假孝心、假厚道。钱玄同这里所提及的“祖宗教”，已触及到儒家传统思想的政教化问题。

　　在儒家思想政教化上，理学难辞其咎，比如朱熹就因之被新文学运动提将出来，而朱熹的被提出又和新文学运动评《三国演义》有关。《三国演义》作为后起的文学著作，其“帝蜀寇魏”主旨，新文学运动认为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有关于此，钱玄同和胡适的信函来往有讨论。钱玄同将朱熹“帝蜀寇魏”为南宋的正统寻找历史依据评价为“尚算别有苦心”，而胡适则秉持道德价值尺度，以为尽管曹操在德操和才能上均高于刘备诸葛亮的情况下，仍为国人所“痛骂”的大错误之所造成，正在于国人“中了朱熹一流人的毒”。钱玄同还进而深入到社会心理层次来揭示《三国演义》的“帝蜀寇魏”价值观，其所谓的社会接受心理中的“忠孝节义”“正统”“闰统”等，正是理学思想政教化的内容。

　　在挞伐儒家思想政教化上，新文学运动还捎带了道教，认为儒教违反了民主自由的精神，道教则是不科学而迷信的荒诞，两者在愚弄麻木人民、控制人的精神上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钱玄同所谓“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属于孔教；“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等属于道教，但是“是道土的道，不是老庄的道”。钱玄同将历史上孔丘其人和学术史上的孔子，区别开于明清孔教教主的孔圣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钱玄同的意思是说在政教化的儒家思想那里，孔圣人是“功名利禄”的代表，关羽是“忠孝节义”的化身，其所毒害的不仅仅是普通大众的“愚夫愚妇”，也已及于知识阶层的“文人学士”。因而，钱玄同才不无坚决地对其给予“扫荡无疑”的判决。

　　钱玄同大胆宣布：“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我们认为，钱玄同对理学政教层的革命性反对主张虽然难免历史虚无主义之嫌疑，但也是除旧布新过程中矫枉过正的必然。

　　（三）周作人建立“人”的文学的新“道”理论

　　钱玄同从“文以载道”入手，批判了旧文学中的儒教内容，但是新文学要载何“道”，却是由周作人提出的。周作人提出建立“人”的文学，他同样从否定旧文学中儒教道教内容入手曰：“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地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

　　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的内容是以“人的道德为本”。在男女关系上，他提倡男女平等，表述为“男女两本位的平等”，这对立于传统礼教的男尊女卑。男女平等表现在夫妻关系的建立上应是“恋爱的结婚”，这排斥于传统礼教的指令婚姻。周作人把“殉情”和“殉节”（守节）分开：“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选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德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他批评“殉节”（守节）是几千年养成的“畸形的贞顺之德”，并进而形象地将之譬喻为“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罗卜形状的人”，批判了人们对此不但不感到“恐怖嫌恶悲哀愤怒”，而且还“将他提倡，拿他赏赞”的愚昧与麻木。由上可见，周作人就文学所承载的儒教道教的反人道性，批判政教化了的理学（儒家思想），主张建立的以“人”的文学为内容的新文学，是基于人的天性自然的人道主义的文学。他平和地宣称，“人”的文学的使命是“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周作人冷静而深刻地认识到，要建立“人”的文学，对儒教和道教的革命比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更具根本意义。有关于此，他的《思想革命》一文有全面论述：“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和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尽管旧文学中古文和儒教道教几乎融为一体，但是废除古文使用白话文，并不代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儒道合成思想也随古文而去：“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痛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周作人认为，旧的儒道合成思想借新的白话文之身还魂，同样是有害的，甚至比存在于古文中贻害更大：“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周作人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我们认为，作文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的革命性反对理学政教层，建立“人的文学”的理论是敏锐而深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为新文学运动成果丰硕的新小说、新散文、新诗歌、新剧本等作品对于儒道二教的腐朽落后内容的揭露和批判所证明，代表者有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上的成就，等等。

　　结语

　　综上所述，秉持因革之辨的思维，新文学运动对理学的价值取向，并非一般所认为仅是主张革除的“革”的一维，而是还存在着内在传承的“因”的一维。因与革的二维之中，“因”的是理学的白话文体层面，“革”的是理学的政教化层面。其实，就理学的分层来说，除了白话文体层面和政教层，更本质的则在于其学理层。由于这一层次对理学来说具有更深层次的本质意义，故而新文学运动对其的取向，就没有对白话文体层和政教化层，或因或革来得直白，而是要做分辨才能说得清楚。

　　新文学运动对理学学理层，采取的是先做辨别然后因革的方法。如蔡元培辨理学曰：“朱熹释格物为即物穷理……似稍近于现代科学之归纳法，然以不从实验上着手，所以也不能产生科学。”说朱熹的格物思想有“现代科学之归纳法”的合理因素，但不足在于不是从“实验上着手”故而“不能产生科学”。在对理学的社会伦常的因革取向上，蔡元培和辨析朱熹“格物”说一样，采取了先做辨别的方法，这体现在他的答《答林琴南》函中。林琴南（林纾）前书指责蔡元培支持新文学运动，罪状集中在“覆孔、孟，铲伦常”上。“覆孔、孟，铲伦常”即完全颠覆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家传统思想，今天看来，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态度，是错误的。蔡元培对林琴南“覆孔、孟，铲伦常”指责不认领，并进行了答论。限于篇幅，对蔡元培的答论，不再详述。

　　注释：

　　①②③④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36页，第42页，第42页，第42页，第39页，第41页，第41页，第42页，第42页，第42页，第43页，第35页。

　　⑤陈独秀：《答胡适之》，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56页。

　　⑥⑦⑧⑨⑩黎靖德编、王星贤校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99页，第3299页，第3319页，第3324页，第3324页，第3323页，第3324页，第3327页，第3319页，第3324页，第3399页，第3298页，第3329页。

　　胡适：《逼上梁山》，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20页，第20页，第25页，第25页。

　　胡适：《国语与国语文法》，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229页，第229页。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58—59页，第57页，第57页。

　　胡适：《导言》，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15—16页，。

　　曾毅：《与陈独秀》，载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3—4页。

　　胡适：《寄陈独秀》，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54页。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57页，第59页。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294页。

　　汪懋祖：《读新青年》，载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27页。

　　张受朋：《文学改良与孔教》，载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72页。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81页。

　　蔡元培：《总序》，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6—7页，第6—7页，第6—7页，第7页。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44页，第45页，第45页。

　　钱玄同：《新文学与今韵问题》，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74页。

　　钱玄同：《寄胡适之》，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80页，第80页，第80页，第80页。

　　胡适：《答钱玄同》，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84页。

　　钱玄同：《答胡适之》，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88页。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141页，第141页，第141页。

　　周作人：《人的文学》，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196页，第197页，第197页，第197页，第198页，第198页，第198页，第198页，第198页，第198页。

　　周作人：《思想革命》，载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200页，第200页，第201页，第201页，。

　　鲁迅：《导言》，载鲁迅编《小说二集》，转引自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5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为2012年度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朱熹‘诗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实习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