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定金

　　文人书札谈稿费

　　在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的时候，编辑出版了一套四册的《岁月书香》，畅谈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第一册有一篇北大教授陈平原的文章《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

　　当年中华书局的老板是舒新城，文人学者寄给中华书局的信，大都是谈论稿件的，或自己推荐自己的著作，或他人推荐朋友的著作。陈平原文中说，三十年代王力先生两次去信卖稿，都被批“不收”，可见选题实在太不如人意，难怪被拒绝；不能因王力后来出名便指责书局当初之不收稿。有些书稿的确很有价值，书局显然是考虑销售不理想而拒绝。

　　川籍作家李劼人曾先后给书局老板去了十四封信，推荐自己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谈小说之好，谈规模，谈进度，谈什么时候可以杀青。希望老板能预支稿费，以便养家糊口，以便完成大著。对此，书局老板是认真对待的。

　　陈平原在文中感慨道：除了报人陶菊隐只求说“二十余年粗制滥造之作品”“即订成册”，不想取得任何报酬外，绝大多数作者卖稿是为了“救穷”。“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已经够可怜的了，更何况书稿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理解现代文人这种生存状态，你就能明白书局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巨大作用。不要说像对待刘大杰那样，允其“按月预支稿费百元，以维持生活”，以便摆脱俗务，集中精力完成《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即便像对待李劼人那样，及时支付稿费，使“写作小说极感兴趣”的作家不必为生计而转行教书，也是功德无量。书局支持与诱导对现代文学、学术发展的深刻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发明显。

　　一个典型的版税合同

　　著名学者陈明远，长期研究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且有多部专著出版发行，我所购藏的就有四种。在《文化人与钱》中，有一篇题为《一个典型的版税合同》。

　　合同之前，是陈先生关于当时稿费和版税情况的介绍。本世纪初，我国稿酬制度已经形成并且跟国际接轨。稿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稿费，又称为“润笔之资、润笔费”；（二）版税，又称为“提成费”、“版费”；（三）买断版权，又称为“作价购稿”。

　　我国版税的具体规定，开始于一九○一年三月“东西益智译书局”在上海市《同文沪报》上刊登廣告，提出“译出之书……当酌送润笔之资或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这“售价二成”意思就是“版税20%”；而更早一些，上海《申报》馆在一八七八年三月刊登“搜书启事”，提出“以书申酬”和“出价购稿”，也就是买断版权的办法。

　　一九二八年十月，鲁迅介绍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20%，本月二十五日柔石致兄长信中说：“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鲁迅）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元之数目。……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的一百元的书，分给你二十元。如福之书，实价共二元，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同福每年可得八百元。”

　　鲁迅的出版合同通常约定抽版税20%。

　　以下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抽取著作物版税合同条件》，凡十二条，在此省略不记。

　　五十年代的税费

　　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出版社一般按苏联的稿费标准致酬。因为那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学苏联。据说，那时的稿费标准是相当高的。一个作家出版一部三、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其稿费能在北京买一小四合院。

　　陈四益说稿费

　　陈四益，四川成都人，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后转向当报刊编辑，以杂文名世。在其近著《衙门这碗饭》杂文集中，有一篇《稿费》。

　　六十年代初吧，当年最高工资是毛泽东，据说是五百元，等而下之，分作二十多级，大学毕业到机关，是二十级（言二十品文官），第一年在上海拿四十八元，北京少两元，是四十六元，因为有地区差价。第二年转正，上海六十元，北京五十八元。大学教授也同样分级，一级教授是五百元。

　　不同的是，教授、作家可以著书立说。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千字文，约有十五元稿费。名家不在此例。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徐震，当过校共青团委书记，新闻系、中文系总支书记，常以丁艾、公今度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杂文。因陈与他有亦师亦友的情份，故在一文发表后便戏言“一个礼拜小菜钿（沪语，即买菜所需的钱）有了。”一个青年助教如果一个月能写两三篇“豆腐干”，就相当于工资翻倍。如果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简直可谓骤富。

　　李洁非也谈稿费

　　李洁非，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已出版专著多种，如《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等。其新著《文学史微观察》内中分成收入、宗派、口号、会议、斗争、批示等六个部分。在收入内的09中，具体谈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稿费问题。

　　当年，《林海雪源》、《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热销小说，收入可至累万，而国家领导人月工资亦不过四五百元，工人一般仅三四十元。因此，在五六十年代，有成就的作家确可说已跻身最高收入人群。但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收入，作家虽纳于怀中，却始终没有底气，内心纠结，七上八下。

　　刘绍棠以《青枝绿叶》一部长篇小说撞入中国文坛，且以少年身份，有“神童”之誉。他作为急速升起的文坛红星，数年间以稿费、版税致富而购置房产，据说他本人也公然提出“为三万元稿费而奋斗”。一九五六年春，刘用稿费在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三合院，包括住房五间、厨厕和配房四间，还有十余棵老果树，也不过花了二千元。而他一部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夏天》，就收入了稿费八千元。

　　一九五七年反右，他被打成右派，对于他的批判，着重渲染了稿费问题。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对稿费的抨击被强烈提诸报端。当时工人喊口号“我们要红旗，不要钞票”，作家张志民遂加变化，移植为“要红旗不要稿费”，称“对于纯洁我们的创作队伍，对于创作人员的思想建设，都有极大好处，没有半点坏处“。冯德英宣布，把小说《苦茶花》及改编电影所得八千元稿费“全部捐献给山东胶东地区，支援家乡的生产跃进”，说“他所以能写出一部小说，首先归功于党和家乡人民的英勇斗争”。候外庐等则认为“高稿费报酬的制度的不合理，在今天伟大的时代，已经成为束缚人们共产主义风格的东西了”，“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

　　张天翼、周立波、艾芜登报倡议“减低稿费报酬”，称稿费可使作家“迷失了方向”，同时，他们正确和客观地指出当下文学体制稿费确实可以说是“多余”的。他们联名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建议减低稿费报酬》的文章。文章说：

　　我们估计一下，目前实行减低稿费，对于作家生活影响不大。中国作家协会两千会员里面，大多数是业余作家，他们一向靠工资生活，稿费多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至于专业作家，实在是数目很少。而且专业作家中，有好多人在各省、市，都担任一部分职务，在必要时也可以拿部分工资，生活也不会成问题。总之，担心生活困难与作家叫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稿费减半。据说减半之后，作家所得稿费还是比较高的。

　　邓云乡之稿费沧桑

　　邓云乡，民俗掌故著名作家，他的著作之多，恐怕应以“著作等身”来形容。在他的著作中，有两篇是谈稿费的：一篇是《著书难为稻梁谋》，一篇是《稿费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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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二三十年代，卖文钱来付酒家，爬格子的年轻人，花两三元稿费，便可以约二三知己，到大马路新雅、大三元等店潇洒走一回，吃个酒足饭饱，还可以剩余黄包车钱。现在法定稿酬，高标准千字三十元，如何够半个月的伙食费？何况书稿还难得千字三十元。去年我和中华书局签订《文化古城旧事》合同，也还是书局朋友照顾，每千字二十五元，如与八十年代初物质指数统差上涨十倍计算，则只不过二元五角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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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中期，写稿写书的收入很可以。当时除工薪而外，其他想再赚点钱，补贴生活，只有写点东西。换点稿费是合法的，不过也要秘密一些，免得同事知道产生嫉妒。

　　邓云乡爬格子，为两家报纸写杂文和时事旧诗，杂文每一两篇换个笔名，每篇千字左右，二十元。时事旧诗十元一首，两首一发，就是二十元。每月发稿五六次，便百余元，手头有钱，他便到淮海路复兴饭店吃法式公司菜、奶油鸡茸浓汤、荷兰牛肉配上豆泥，面包黄牛咖啡，只一元一客，千字杂文，可吃二十客公司大菜。他说，同朋友下小馆，吃便饭，真是小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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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文人重操旧业。但当时稿费标准低，根本不能与五六十年代相比，还交所得税。七九、八○年之间，邓云乡为一家新闻社写专栏外稿，每篇九百字，月供稿二十篇，开始每篇六元，不久每篇八元，十分固定。一九八二年他出版《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是以每千字十元计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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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报刊社拖欠作者稿费的事时有发生。邓云乡说，多家拖欠他的稿费，有时竟达两三个月，甚至更长。他寄稿不做记录，时间长了，便忘记稿费寄来与否？有好几年没有为中新社供稿了。有一次，他寄了两篇去，稿费久久不寄来，自己以为稿子是不是寄掉了，他给当时的责编冯大彪写信时偶然问起，对方回信说，稿子早发了，说稿费过些日子寄去。这一“过些日子”，就是近三个月他才收到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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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云乡是出过十几本书的大作家，在说起稿费的时候，他总觉得有沧桑之感。

　　虽然他有这种感觉，但有时也感到欣慰。他说，值得欣慰的是，除《水流云在杂稿》虽有合同，尚未领到仍在拖欠着的稿费外，其他由最早的《鲁迅与北京风土》直到最近的《清代八股文》都已寄来稿费。前者一九八二年，千字十元；后者最近，一九九四年十月，千字以二十元计算。三中全会后，国家关于稿费的定额，最早规定千字最高二十元，后因通货膨胀，一律提高百分之五十，一般学术著作，最高千字三十元。

　　当时，王蒙先生在报上发表文章说：米价已涨六倍，稿费如按米价涨，则三十元应为一百八十元，即去掉整数，只算零头，也该给八十元。他在说这话时，米价尚未过一元（斤），之后米价节节上涨，半年的时间就涨了一倍。看来，稿费是难能与米价成倍增长的。

　　“文革”时期稿费废除

　　十年动乱中，我国的稿费制度被废除。因为出书、写文章，都是“革命需要”，以“革命”的名义，稿费被废。

　　其实，在“文革”的前五年，报纸大多数停止发行，期刊基本上停刊，出版社也基本上不出书，只是到“文革”的后五年，报刊以及出版才得以陆续出版发行。文人也才为报为刊为出版社供稿，稿子发表后是没有稿费的。大概是报刊编辑也是文人之故，才有稿子发表了给作者寄送纪念品之举吧。

　　其纪念品，或是稿笺，或是日记本，或是钢笔，或是《毛选》，或是《毛语录》，或是毛像章，或是“毛主席去安源”石膏像，或是《马恩列斯语录》，或是《鲁迅语录》，等等等等。

　　稿费的恢复

　　稿费得以恢复的时间，是一九七七年，实行的是低稿酬。一九八○年八月号的《诗刊》。发表我的《彝族情歌》（二首），收到稿费十六元，两首诗四十来行，诗以二十行一千字计，共二千字，即一千字八元。一九八二年四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爱情诗选》，选了我的这两首诗，也是寄的十六元稿费。由此可见，当时的稿费标准，大概就是每千字八元左右。

　　一九八四年九月，文化部出版局颁布“关于试行《书籍稿酬规定》的报告”。“规定”的著作稿费标准为每千字六——二十元，一般著作每千字六——十五元。甚至可以更高，这要看出版者的经济实力如何而定。当年，巴金的巨著《随想录》，是按每千字二十元计发的，是最高标准。

　　撰稿人任则瑜说，他与友人合作，穷尽两年时间，写成一部书稿，二十余万字，每人只得八千元，每千字仅八元。须知，这是在稿费标准二十——三十元一千字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伤心，是愤然，其味自知。”

　　几乎是与此同时，刘晓庆一部自传的书，不过数万字，却得稿费一百余万元。一九八三年，在深圳举行的首家文稿竞拍会上，广东作家郭小东的《流放者归来》和北京作家霍达的《秦皇父子》，参加竞拍，分别获得九十万元的稿费。记得，这一事件在当时文坛引起极大轰动。

　　这已不算什么，几年后稿费或者版税大增，当然这是对名家，或者是畅销书而言。一部书稿就一百万，甚至几百万的版税，已不在少数。谓予不信，那么我们就来读一读这些也许并不枯燥的数据吧。韩寒、安妮宝贝、王蒙、易中天、于丹等人的作品相继以百万元稿费签约，有些甚至书稿尚未付梓，出版商就预支稿费。王蒙的《王蒙自传》，预付二百万元；于丹的《〈庄子〉心得》，版税三百万元；王立群的《王立群谈〈史记〉》，版税一百万元；韩寒的《光荣日》，版税二百八十万元；凌志军的《联想风云》，预付版税一百万元；安妮宝贝的《莲花》，版税二百万元；王朔的《我的千岁寒》，版税三百六十五万元；易中天的《品三国》（上下册），總共版税五百万元。以上所记，当是特例。

　　关于稿酬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作者，名洪丕谟。上海著名书画家和著作家，著述颇富，多年以前已离开人世，这封信刊于一九九四年的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版的“书的通信”栏目中，现照录如次——

　　岑兄，您好！

　　上信已收，因去河南转了一圈，迟复为歉；刚要复信，昨天又收一信，非常高兴。

　　兄拟编“随想丛书”系列，邀弟编写《禅诗随想录》，设想极佳，只是由于出版发行没保证，书稿写成后如果出现一连串问题，又是作者倒霉。记得当年米每斤0.17元左右一斤，书稿是20——30元1000字；现在米价上扬到1.00元左右一斤，依然是每千字20——30元这个价钿，似乎也说不过去。若以米价书价上扬至今已达六倍计，那么稿费看来应在每千字180元左右，方才合理。然而眼下还不可能，取零头以每千字80元计，方才差强人意。出版社有苦衷，作者劳而无功，何尝不是苦衷？又近来手头正好有书在写，而兄又要在7月底交稿，理当加急，而加急是要付加急费的。因为上了年纪，又有单位任务，加夜班也伤身体。过去文人羞于言利，终于富不起来，未悉兄社能为舞文弄墨者稍稍肥点起来，灵活一点否？况且亏待作者，无异于扼杀出版社自己；优待作者，也就是优待出版社自己。你我相熟，无话不谈，心如此想，笔如此行，兄其知我谅我乎？专此奉复，敬颂

　　编安！

　　洪丕谟1994年5月4日

　　谢其章谈稿费

　　谢其章，北京人，当代著名藏书家和书话著作家。已有二十部著作问世，且文笔很好。在他的《蠹鱼集》中，有两篇谈稿费的文章：即《稿费，痛并快乐着》和《酸甜苦辣说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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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稿费，痛并快乐着》中说：“稿费，稿费，一言难尽。”“稿费，稿费，叫人欢喜叫人忧。”

　　谢其章坦言，他认识几位每年业余挣稿费几万十几万元的作者，凡是能迎合市场，迁就大众口味的都“快乐着”，反之则“痛着”。

　　稿费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急就章”式的报刊文，一种是出书。有的作者专写“内心独白”、“纪实人物”、“娱乐时尚”、“花鸟鱼虫”，稿费就高。如有位作者写一篇“催人泪下”的“纪实”文字，就得稿费15000元；而另一位作者写一本书，印4000册，定价15元，只得稿费3682.50元（税后）。

　　谢其章说，自己写了几年，只有一个要求，不管（稿费）多少，你发我一篇，就给我一篇的钱，十元不嫌少，500元不嫌多，少给少高兴多给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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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其章的《酸甜苦辣说稿费》一文，是由张洁的一篇文章引发的，他为张不平，进而现身说法。作家张洁有一篇《不再清高》的文章，刊发在《光明日报》上，大发稿费之愤话，作家如此大胆地发泄，编者如此大胆地编发，令谢其章顿生敬意。

　　他说，都说文人虚伪，文人还真是虚伪，明明写稿撰文是为了稿费，但被人家欺瞒少算甚或干脆赖账不付却忍气吞声，生怕与人争议稿费有损面子，误了自己的名声。难怪张洁一怒之下不再清高反遭到了同是卖文为生的同行侧目。

　　于是，谢其章以自己关于稿费酸甜苦辣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先表扬好的，后批评差的。

　　南方有一家画报向谢其章约稿。他便写了一篇三千字的稿，配了十几幅照片，寄去也就不存念想了。那编辑还问他对稿费有什么要求，他想别来这好听的了。结果，一个月后竟收到三千四百元的汇款单，昏暗的路灯下他还以为多看了一个零。文章竟达到“一字一元”，这是他收到的最大数额的单篇稿酬。

　　北京某报连用了谢其章数篇稿，他还与编辑见过面吃过饭来过寒舍。无赖编辑“杀熟”，半年后仍不见稿费影子，他不顾面子地直接打电话催，对方左推右推，惹恼了他，竟说一个礼拜不見稿费，就直接找你领导，四天之后稿费寄来了，他说友谊也断了。也是北京某报，用了谢其章的稿，半年不付稿费，打电话去问，编辑说“我代你领出来了，正要给你送去呢。”上海某晚报，几年前用了谢其章一小稿，不过几十元的稿费，他三番五次催问，被置之不理，谢大怒，并扬言要亲赴上海问罪，据说还真管用，很快就寄来了四十元钱，寄款人栏，用的是私人名义，这就奇了怪了。

　　舒芜谈稿费与署名

　　辽宁教育出版社版《书趣文丛》第二辑，有舒芜《串味读书》一种，其中有一篇《稿费与署名》。

　　舒芜，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和作家。他在《稿费与署名》中说，蒋梦麟的回忆录《新潮》（台北市传记文字出版社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出版）里面，说鲁迅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教育部常常欠薪，要捞些稿费，来补贴零用。他难道不知道《新青年》是不付稿酬的么？他还说什么鲁迅一不高兴，便跑到弟弟周作人家里发脾气，可见他的家庭生活是如此这般。他居然把鲁迅亲自购置修缮作为三兄弟共同的家，说成周作人的家而鲁迅无份。

　　他还说，我们的稿费和版税制度沿革史，也确实应该着手研究了。推而广之，从古代文人到现代作家，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他们发表作品如何取得经济资助，或者自己要支付什么经济支出，作者署名习惯的沿革、别号、笔名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凡此种种，都是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舒芜《稿费与署名》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

　　香港的稿费

　　刘绍铭，1934年生人，广东惠阳人，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他退休前是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中文系主任。勤于著述，有《一炉烟火》、《烟雨平生》、《曹禺论》多部著作在大陆和海外出版发行。在他的《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随笔集中，有一篇《润笔沧桑》，涉及到了香港的稿费。

　　在这篇文章中，刘绍铭说“爬格子的，大概没有画家那样的身份；不过倒没有人抱怨自己所得是‘过当的”。这从何说起呢？是因为古人有“仆画以自娱，向未定润，而朋侪辗转相索，惠润致物，往往过当，却受皆愧，兹特自定润”的说法而来。

　　接下来，刘绍铭谈到了香港的稿费。

　　香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报纸副刊的稿费，除了特约稿，一般作者千字拿到十元，已是相当体面的了。五十年代十元港币值多少钱？最可能的参照是购买力。那时候，报纸是一毛钱一份，大排档的鱼蛋粉三毛钱一碗，你有千字十元“身份”的话，写一千字稿，可吃三十多碗鱼蛋粉。

　　孙犁谈稿费

　　在我的印象中，孙犁在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中，是最淡泊名利的一位，但这不等于他不谈稿费。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的《孙犁散文》三卷的下卷里，就有一篇《谈稿费》。

　　在《谈稿费》的开篇，孙犁说，卖文为生，古已有之。有一出上戏词中唱道：“王先生在大街，把文章来卖；我见他文章好，请进府来。”至于请进府去做什么，不得而知，应该是好事吧。

　　想写点稿子，换点稿费，帮助生活，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我在北平流浪的时候，就有这个打算。弄了一年半载，要说完全失败，也不是事实，只得到大公报三块钱的稿费，开明书店两块钱的书券（只能用来买它出版的书，也好，我买了一本《子夜》）。这是孙犁关于稿费的亲身经历之一。

　　孙犁说，抗日战争时期，没有稿费一说。大家过那么苦的生活，谁还想到稿费？一九四八年平分土地之时，周而复同志托周扬带给我一笔稿费，是在香港出版题为《荷花淀》的一本小说集的稿费。

　　各种工作，对国家社会的各种贡献，都应得到合理的报酬，文学事业也不例外，但也不能太突出。另外，得到稿费，是写作有了真正成绩，达到了发表水平的结果，并不是从事文学工作的前提。笔者认为，孙犁先生的这一看法，是合情合理，客观而实在。

　　唐刚用稿费设诗歌奖

　　读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第一期《华语诗刊》，读到一条新闻《和诗有关的民间“真力量”——重庆诗人唐刚将用自己四十年稿费设立诗歌奖，希望“诗人们安静公平写诗”》。读过之后，令人振奋。

　　唐刚，重庆市万县人，是一个写了四十年诗的诗歌爱好者，他决定将自己四十年的诗歌稿费一分不留地拿出来，设置“唐刚诗歌奖”，用以奖励优秀诗人。

　　唐刚挖过煤炭，做过税务人，业余好诗歌写作。他的第一首诗，发表于《万县日报》，获得稿费八角钱，后来陆续发表的诗歌稿费从八分钱到一角五分不等，的确很少，但那时他的工资收入只有三十元。现在六十四岁的唐刚，出版过《秋天的背影》等十三部诗集，个人辞条入录《中国诗人大辞典》，发表过诗歌一千八百余首，每一首诗发表的稿费，他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记载。

　　截止二○一五年底，唐刚已经存有稿费16.5万元，他准备攒到二十万元就设立诗歌奖。唐刚诗歌奖评选章程已出炉。“唐刚诗歌奖”将用每年基金存款所得利息，每两年奖励一次在新诗创作中取得重大成绩的本土和外地优秀诗人出版的诗集，诗集必须是最近两年内出版的新书，之前出版的不得参评；每届共奖励诗人三人，本土诗人一人，重庆市内及其他省、市诗人二人；每届每人奖金暂定五千元，同时颁发荣誉证书。首届唐刚诗歌奖将在二○一八年前后颁发，如果稿费不足二十万元，唐刚则用退休养老金补足。

　　韩寒曾开天价稿酬

　　据《新京报》报道：二○○九年五月一日，韩寒在博客上为新创杂志征稿，并给出稿费标准：

　　普通稿件，1000字/1000元；封面文章1000字/2000元。韩寒说这是“国内行业标准的20到40倍，也是国内最顶尖杂志给特约顶尖作家的稿费的2——4倍。”

　　韩寒认为，其实国内办杂志亏钱是少数，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自己衣食无忧，可以少赚一些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最小说》的主编郭敬明见到韩寒“天价稿酬”后说，稿酬有高有低很正常，每千字一两千元也不是特别高，我之前给别人写东西还有过每字20元的。高稿酬不会对我产生压力，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定位和读者。一般情况下，我们给的稿酬是每千字90——300元，根据作者人气、稿件质量等给出具体的数目。我们那么长时间都是这个标准。

　　郭小川的稿费

　　郭小川，河北省（原热河省）丰宁县凤山镇人。当代著名诗人，亦系“三八”式老革命。他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出版了《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雪与山谷》、《鹏程万里》、《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多部诗集。

　　独立诗人、文史随笔作家朵渔，于二○一四年九月出版了一部文史随笔集《说多了就是传奇》，其中有一篇《郭小川的稿费》。

　　根据朵文的记载。一九五三年，郭小川工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任宣传处副处长之职，业余从事詩歌创作，但还未写出多少像样的诗，却被人指责为“不务正业”、“骄傲自负”，日子似乎不好过。心想到作协搞创作，又担心被那些大作家们看不起。

　　最后，郭小川还是调到了中国作协。朵渔写道：作为一个时代性的诗人，郭小川的大部分代表作正是他在作协这几年间写出来的，比如长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抒情短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等。在郭小川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日写数百行的记录；有一个阶段，他还在每月日记的首页记录下自己所写的字数、行数，与当月所收到的稿费。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日记“一年小结”中写道：“这一年写了近六千行的诗，但尚有二千五百行未发表和改出——就是《一个和八个》和《昆仑山》。此外，还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这是丰收的一年。”

　　于是，朵渔先生为郭小川算了这笔稿费账：

　　按当时的稿费标准和城市居民普遍的收入水平，一九五七年底确是郭小川“丰收的一年”。按他一年发表三千行诗计算，每10行15——20元，他的收入应在四千——六千元之间；还有几万字的文章，收入也应该上千元。再加上他行政级别不低的工资收入，郭小川当时应该属于中高收入者。

　　毛泽东的稿费

　　多年以前，我从旧书店淘到一册红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该书由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著，是历史的见证，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遗物事典》第五百三十二页，影印了一张一九六○年度的“毛主席稿费清单”，共列五项：“一九五九年底结存二十四万八千六百八十九元三角；一九六○年共收入稿费二十三万七千四百零四元九角三分；一九六○年共收入利息一万四千九百八十六元三角四分；一九六○年共付出款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三元零四角一分；一九六○年底结存款四十八万七千零九十元一角三分。”

　　这就是说，一九六○年前后毛泽东每年稿费收入是二十几万。《遗物事典》第五百一十一页说，毛泽东稿费存款，“在50年代即达100万元，当生活费不足时，便从稿费中列支，毛泽东每年用于自家生活的不到一万元。未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动用稿费。”《遗物事典》第五百三十三页说，晚年江青伸手向毛泽东要钱，毛泽东便从稿费中“批给她三万元”。

　　《毛泽东遗物事典》第五百三十二页又说，毛泽东的稿费：“一般用来给毛泽东买书，晚年印大字本书，派人下去搞调查研究，退赔身边工作人员下去时多吃多占、招待客人等。除此之外，还用它为贺子珍买药。”

　　学者王彬彬，还以《毛泽东遗物事典》为据，写了一篇《五十年代：毛主席赚了百万稿费》的文章，见诸报端，并收入他的文集《为批评正名》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