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粉愁香绕砌多，大风一起奈卿何。”
虞美人绽放在画框圈出的方寸间，刮刀划破亚麻油画布，割断中心花蕊与花瓣的联系，油漆桶被碰翻，颜料倾洒而出，在地上聚起一摊岱赭色和朱湛色混合的红色水洼。
“它们不应该存在！”这是每一次母亲毁掉我的画时都会说的话，仿佛只有这样才算为我的艺术创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只是她从不考虑她的女儿到底需不需要画蛇添足的一刀。
我想我应该不需要，不过我一直想不明白，母亲和我的“应该”究竟都是什么。
它不应该存在，那什么应该存在呢？
母亲没有直接告诉我答案，只是怒不可遏地把我送上了岛。
岛是岛群中最边缘的一座，名叫胡桃邦，偏远而隐秘，甚至在卫星地图上都没有它的踪迹，或许是被人抹去了吧，或许它也不应该存在。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胡桃邦并不荒芜，不夸张地说可以算得上富足。
我乘船来时，途经其他小岛，大部分岛上都是树木成林，郁郁葱葱，为地球30%的陆地增添了些许色彩。而胡桃邦从海面上望去，只有几棵点缀的绿树，星星点点的绿叶像是留住了小岛最后的体面。岛上一眼望去都是浅云白色的平房，偶有几座“高大建筑”，也只是两三层的白色小洋楼。岛中央矗立着最高的建筑——一座白塔，不是灯塔，它的顶端没有灯光设备，而且也不在岛边。我想那应该是岛上的地标建筑，大概还存在其他重要意义。
虽然小岛几乎被白色占据，但并不难看，甚至还显示出了一种缥缈的美，似乎是火山运动使海底的珊瑚露出海面，让它近距离窥探日光。
距离我走进沉睡的“珊瑚”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每日我都可以看见送我来的船，它带着新人和远方的消息来，但从未带离任何一个人。
它在为小岛注入新生命，希望那是新生命。
胡桃邦上的生活枯燥且乏味，岛民们听从岛主的指挥，学习、生活和审判，做着一样的事情，循环往复。
家人从小就认为我“与众不同”，对我寄予厚望，但当发现我走上了与他们规划的截然相反的道路时，我上岛了。
我确实喜欢不走寻常路，不然也不会到胡桃邦里“主动”寻找改变。就像现在，老师在讲台上赏析《玫瑰花》，而我在笔记上用线条勾勒草稿，试图复活枯萎的虞美人。
身边有人投来一束审视的目光，糟糕，被发现了，我转头看向邻座的女同桌。许诺是最近上岛的建筑设计师，被老师安排到我身边。
忘记说了，我们岛民都是搞艺术的，是一群天真而浪漫的灵魂。
胡桃邦里每天都有人被审判成异类，因为他们的作品是从未出现过的种类，我担忧自己被劃入错误的范围，于是我藏起“与众不同”，东躲西藏的次数多了，我感觉我马上要放弃画笔了。
审判是被发现后的流程，而现在我只在乎是否被许诺判定为“不正常”。
“画得很好看，我不会告诉别人。”
许诺的轻语似是远山飘来的云雾，缭绕在耳边，却能洗涤内心的杂音。这是第一次有人认可我的作品，即使它还只是线稿。
我感谢许诺对我的包庇，而她仿佛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于是我们成为朋友。
正午的钟声响起，太阳移动到头顶正上方，审判的白塔里又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落下。我上岛的第三个月，被审判的人越来越多，母亲没有再来信，而我的青梅竹马李羲和却给我写了一首诗，叫《飞鸟》，他说：“洛望舒，你应该成为天上的月亮，快飞起来吧。”
我抱着羽翼蜷缩在正常的躯壳里，展开双臂那天也许就是我被审判的日子，我不敢飞，像母亲说的，不应该。
许诺给我看了她最棒的作品，一艘不应该存在的彩色的轮船模型，她说终有一天她会驾驶这艘游轮，载着所有“与众不同”的人离开。
许诺眼里的光璀璨夺目，让人不自觉为她祈愿。
我对她说出一直以来的疑问，“那些‘不同’应该存在吗？到底什么是‘应该’？”
“哪有那么多应不应该。”
我没想过，许诺平和的回答直接否定了我的问题，我坚持向她提问。
“那我呢？”我应该存在吗，我的“存在”正确吗？
“别轻易否定自己的可能性，存在即合理，要允许不同存在。”
许诺像是住在了我心里，她了解我未说出口的问题，她也给了我答案。
第四个月，我和许诺趁黑夜点燃了白塔，火光冲天，烈焰烧红了“珊瑚”，我们乘着彩色的船离开，胡桃邦沉入海底，变成珊瑚的养料，它活过来了。
后来，我再没见过许诺，为了纪念她，我画了一幅画，我想那是我人生里完成得最出色的作品。
我把它命名为《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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