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生病了。
起初只是一些不大不小的症状，诸如常见的头疼，又说喉咙总是有点儿肿痛，没胃口。家里人想着也许是上火，便去看了医生开了些降火的药，谁知十天半月的总不见效，眼见着人日渐消瘦了，才急忙约了大医院的医生做检查。
妈妈在这时候显示出了她性格中懦弱的一面，她抓住我的手，连连地说：“快查一查，查一查，你外公这可能是什么病。”
持续咳嗽;吞咽时疼痛;吞咽食物困难;颈侧或耳后痛;呼吸困难。
浏览器跳出了几个大字：疑似为急性扁桃体炎、咽炎，有咽喉癌的可能，建议及时就诊确定病因。
癌。
母亲看了也不言语，只是点开一个个浏览器窗口去查——她没有接受过更多的教育，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一向是生疏得很，忽然，母亲转过头，手机屏幕上的蓝光幽幽地照着她的面庞，显得憔悴了许多。她惶惶地问我：“你外公不会有事吧？”
“不会的。”我说，“你别老是看浏览器上面的东西了，那些都是夸张来吓人的，妈，别怕，外公不会有事的，我们看看医生，开些药就好了。”
其实我们都清楚，外公已经八十多岁了，这个年纪……我不愿再想了，但是我知道这时候母亲只能依赖我了，我又能说什么呢，我能打破她心中仅有的一丝希望吗？更何况，这何尝不是我所希望的呢？
到了医院，做了半天的检查后便回家了。医生说了，结果要第二天才能出来。
到了家，没有人先开口，最后还是外公先说了话：“还能有什么事，等明天再去拿个药就行了，都各回各家吧——妮子，你留下来陪我说说话。”
我点头说好，于是满屋子的人去了大半，只剩下了我和我的母亲。
“妮子，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不错？那就好，外公这辈子也没什么别的念想，最想看的，还是你考个好大学。”外公说着，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的外公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老头子浑身没有多少肉，干瘦得像一只老了的公羊。那在麦田里晒得干黑的脸，将皱纹牢牢地刻在了上面。
外公还留着一簇特别精神的花白胡子，短短的，衬得那一对深陷的眼睛特别明亮。早年间外公家里还很富裕，只是后来家中落败了，也许在年轻时他接受了些教育——因为外公说话总是令人很信服，不紧不慢的，却能让人听进去。
在所有的长辈里，我最喜欢外公。不仅仅是因为外公总是懂得很多，我说的他都能明白，更是因为从外公身上，我得到了真正的尊重。
“外公就想看着你上大学，只是怕外公撑不到那个时候了。”外公看着我，花白的头发还是梳得那么整齐，只是眼睛微微黯淡了，好像要流出泪来。
我转过头，没有答话。
因为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第二天，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异常。家里的气氛欢快了很多。
“看，我就说没事吧。真是……妈你就知道瞎操心。”母親对着外婆絮絮叨叨，舅舅们也很高兴，只是虚惊一场，便都安心地回去了。
于是外公便吃起了医生开的药，奇怪的是十天半个月的总不见好，直到后来外公都吃不下饭了，又去了一家更大的医院检查。这下尘埃落定，是咽喉癌。
大舅蹲在医院外面的门口抽着烟，叹了口气，和小舅说着什么，我听不清，只依稀听到他们在说“医生说这个病早期不好查……晚期，治疗比较痛苦……”
外公住院了。
治疗前期他的精神还好，虽然有些嗜睡，但能和来探望的亲戚朋友们交流;到了中后期，病情来势汹汹，吃了就吐，连口水都喝不得。舅舅们商量着做个支架手术，虽然贵，但是多少能舒服一点儿。然而这时外公却不肯了，说什么做手术遭罪，亲戚们都好言相劝，这才让他松了口。
“做了这个手术就能吃得下东西了吗？”外公问，他已经好几天吃不下东西了，人也肉眼可见地消瘦起来，我比画着，外公的大腿甚至还不如我的手腕粗了。我望着外公，他的脸上带着我很少见到的如孩童般胆怯的神情。我哄着外公说：“做了手术就好了。”
生命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爱又是什么？
爱总是伴随着对死亡的恐惧。
我爱着外公，母亲也爱着外公。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彼此相爱，所以要在这世间彼此陪伴而不肯死去，然而爱终究不能挽留生。外公活得太累了，青年的他要下地养活一大家子人，中年了还要操心小辈们的家庭，老了有空闲有钱了，又舍不得花半分去满足口腹之欲——直到生病了，他才哀戚地说，不想再打点滴了，想吃点儿好吃的。医生却严厉地加以禁止，我们只好对天发誓，向外公保证，做完手术就可以想吃啥吃啥，他这才勉强答应。
外公出院了。
手术很成功，但这时候治疗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意义，医生只是嘱咐要尽量满足病人的需求，高兴就好，痛了就吃止痛药，“最后的日子了，要让他尽量过得舒服点儿……”
就像不知何人说过的，爱时常伴随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有时也是一种退路。不能用爱挽留生，但可以平和地死于爱。
于是外公便这么回了家。舅舅带着他去了广州，去了香港，去了深圳，到处去逛，吃各地的美食，还拍了不少照片，照片里的外公带着病态，但是显得很高兴，很有精神。后来外公的身体支撑不住旅行了，于是便回了家，慢慢地过着日子。
某一天清晨，外公如往常一样坐在他的椅子上，静悄悄地，去世了。
缱绻般的，他呼出一口气，逃离了世间一切的悲苦与疼痛，安详地陷入泡沫般绵密温和的死亡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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