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柱

　　手机响起来的时候，睡意正浓。等我揉眼睁眼适应半天，看清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张里。一接通电话，我就破口大骂：“张里，神经病啊你？”电话里张里一个劲地道歉：“柱哥，实在对不起，我实在是睡不着，你过来一趟吧。”

　　我和张里从一个村里出来，在这个弹丸大的小县城鬼混，已经三年了。我给一个供水点打工，负责几个小区的纯净水供应，天天扛着桶装水上楼上楼，然后是下楼下楼，再上楼再下楼。上午，从翡翠山居117号楼下来，因为只顾着回头看一个女人的背影，一脚踩空，自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手中的水桶应声而出，摔了一道裂缝，回到供水点，被扣罚二十元桶费。晚上，泡了一碗方便面，喝了半斤白酒，正昏睡着，给张里这货叫醒了。

　　张里脑子活泛，去年买了一辆二手昌河小货车，往人烟稀少的深山里跑，专收旧家具。有时候，他也能走个狗屎运，收到一件两件值钱的旧东西，赚个千儿八百。此时，面前的张里双手卡着腰，两眼通红，瞪着面前一对方木凳发呆。

　　“怎么了？瞎钱了？”我问他。每次他看走了眼，花了冤枉钱，都是跺脚大喊瞎钱了瞎钱了。

　　“没有，这对方木凳，是香椿木的，我只花了三十元，怎么着也能卖个千儿八百的。”我一听张里这话，更来气了，这不有病吗？大半夜的，把我折腾来，是故意给我显摆？

　　“这对方木凳至少也得有五十年了，但是，你看，严丝合缝，没有一点儿损伤，四只脚一点儿也不松动。”张里不再两手卡腰。他环抱着胳膊，一只手捏着下巴，像是自己和自己说话，又像是说给我听。

　　“这两只凳子，看着做工很简单，实际上相当讲究。”的确是，表面有点儿掉漆，有点儿发黑，倒显得其他部位的红漆那么鲜艳。凳子略显笨拙，却瓷实，大方，四平八稳，是很适宜乡下农家使用的家具。

　　“而且，是用香椿木做的，从古至今，用香椿木做凳子的很少。香椿木太硬，做家具太费时，工费要超过木头钱好几倍。”张里干了这一段时间，懂得了不少。

　　我点上一支烟，慢条斯理地吐烟圈，等张里自己说。

　　张里把目光挪到我手中，抢过烟去，抽了几口，又给我塞回来。

　　“我这次去的村子叫柴甘村。那个村子离这里八十公里，离他们的镇子三十多公里，十几户人家，却见不到几个人，只有几位老人，和咱们村差不多。”张里从床头摸出一盒烟，点上一支，咳嗽了一声。

　　“我准备走的时候，胡同里拐出一位老头儿，瘦弱，牙齒几乎掉没了，有近七十岁的样子。他一手提着一只方木凳问我要不要。我正因为没见到东西沮丧呢，看到那对方木凳，我眼前一亮，虽不是老货，却是旧货，花很少钱就能到手，转手就赚千儿八百。

　　“这时，我听到了隔墙传来的哭声，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其间，还夹杂着骂声，听不清她哭骂什么。那哭声很愤怒，像是失去了至爱亲人一样。我对他说只能卖二十块钱，老人犹豫了半晌，提起凳子往回走。我赶忙拉住他的手说，要给他加十元钱。果然，他放下凳子，接过三十元钱走了。我没再停留，往墙上贴了一张收旧家具的广告，就开车回来了。

　　“但是，我心里一直不安，就是因为那没有见面的女人的哭声，我觉得与这两个凳子有关。”张里的眉头拧着疙瘩。

　　第二天中午，张里约我在他租住屋隔壁的“乡下菜”喝辣酒，我知道他还没放下那件事，就一个劲地吃喝，不说话。

　　这时，有人给张里打电话。不长时间，一个年轻人站在我们桌子前。他和张里握了握手，说：“卖给你凳子的老人是我叔。我婶子让我找到你，让我求你把凳子还给她。”

　　年轻人说着，从钱夹里拿出三百元，说：“来回油钱我也给你出了。我婶子一辈子不容易，这凳子是她出嫁时的嫁妆。娘家那边没人了，这对凳子是她唯一的念想了。”

　　我和张里都愣住了。张里先反应过来，把钱推回去。小伙子一下子攥住了张里的手腕，有点儿急了：“这位大哥，你还有啥要求，我全答应，但凳子我一定带走。”

　　张里看了看我说：“钱不要了，凳子你带走。”小伙子再三推让，张里一直不松口，坚决不收小伙子的钱。

　　张里自己和自己说：“幸亏在村里墙上留了电话。”

　　“钱瞎了。”我端着酒杯碰了碰他的杯子。

　　“这次不是瞎了。”他很快碰了一下我的杯子，一口喝下去。

　　隔一天，还是半夜，又响起张里兴奋的声音：“柱哥，我又去了一趟柴甘村，我见到凳子的主人了，是一位很慈祥的老太太，我给她买了蛋糕，还有衣服。过几天，我还会去。”

　　这家伙！

　　选自《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