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玲

　　

　　作为正式走出国门就任驻外大使的第一人，作为传统士大夫中改革求变的思想家和先驱者，郭嵩焘思想的深远与敏锐令人惊叹。其最可宝贵的品格在于，作为一个清醒地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现实国情的思想者，他在思考中国何去何从时，是一个真正的先知先觉者和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一

　　在郭嵩焘生活的时代，绝大多数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芸芸众生，都看不起西方，认为洋人乃蛮夷之人，但也知道清廷无力与西方角逐，乃至战败后的畏惧与仇视。当然，从一开始，郭嵩焘也只是一位传统的读书人，饱读圣贤之书，但他同时是一个勇于且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人，他爱学习爱发问爱思考，乃至成为晚清最杰出最有眼光的政治人物，将同时代的人远远地抛在身后。

　　郭嵩焘，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生于湖南湘阴县，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因其书斋名“养知书屋”，人又称其为“养知先生”。他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岳麓书院就读时，就与曾国藩、刘蓉换帖订交。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才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同科进士有李鸿章、沈葆桢、冯桂芬等。而此时，清朝的内部危机，已迫在眉睫。

　　话说曾国藩终于决定出山，于咸丰三年（1853年）年初往长沙练兵，建立湘军。至是年年底曾国藩以办理捐输、经营水师相招时，郭嵩焘乃前往衡州，帮助他建立水师营制，编练水师。曾国藩的军队是自创的军队，朝廷只给政策，不给经济上的投入，朝廷财政也未必有能力来维持。就在湘军出战湖北、江西后，已用去粮款100余万两。适逢战败，士气低迷，军需更加紧迫。有人向曾国藩建议，除在江西设卡抽税外，还可奏请经营浙盐，郭嵩焘受命前往富庶的浙江，张罗此事。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月二十日，郭嵩焘从南昌出发，由内陆小河道前往杭州。长路漫漫，天气严寒，直至第二年正月十二方才到达杭州。

　　过常山以后的江浙，市面上都用洋钱，称为“花边”。这使敏锐的郭嵩焘感受到一种陌生的支配性力量的存在，有点不寒而栗，也有点愤怒。此行为筹款而来，但款却如此不易筹得，任是多方谋划与奔走，依然四处落空，郭嵩焘甚是无奈心酸。有人向他建议，何不打打上海厘金的主意？于是，郭嵩焘写信给曾国藩和浙江巡抚，希望他们会同向朝廷上折，奏明办理此事，并决定赴上海探探形势。

　　不想这次上海之行，使得郭嵩焘有机会接触到洋人及洋务，竟因此大大开拓了他的视野。上海是《南京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之一，以前寂寂无闻，仅为一个建制历史并不悠久的县城，而到郭嵩焘光临时，其繁盛的程度，已让他感叹“殆罕伦比”。他曾在十多年前的战争中见识过洋人船炮的厉害，在此则见识了船炮之外更加让他耸动的“文明”，并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他所看到的“洋泾浜”。“洋泾浜”原是上海县城北的一条小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为英国人的居住地，即后来的租界。尽管才十多年，洋人已经在此圈地立足，安营扎寨，黄埔江上则停泊着许多外国庞大光亮的“货船、兵船”。令郭嵩焘深有感触的是那些洋房、洋楼、洋设施：“极明爽，四面皆离立，环以窗棂，玻璃嵌之，高或三层，皆楼居。而下设议事厅，或曲折作三四间、五六间，置诸玩器，精耀夺目。”洋人的活动场所更是穷奢极靡，无不精致整洁，他登门拜访过的法国领事公馆，厅堂陈设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

　　二月初九，春寒料峭，郭嵩焘由人陪同参观了英国的火轮船。他们从船旁的悬梯上船，先看了船头，又看船后舱的机器，看得特别细心。之后，又看舱房，看大餐厅。主人特意在餐厅设了宴席，置酒款待，郭嵩焘第一次喝到洋人的葡萄酒，还有牛油做的蛋糕。当走出舱房，猎猎寒风汹涌而来，郭嵩焘不仅没有丝毫见识洋人器物的喜悦，却恍若掉入了冰窖，道不尽其间的万般滋味。

　　郭嵩焘离开上海之时，还特地不顾“索价极昂”，替曾国藩买了一个寒暑表和一只望远镜。然后他经由苏州，再返回杭州，继续协调筹款。直到五月初一，他才回到南昌，向曾国藩复命。只有故乡故土才能抚慰他酸涩的内心，他紧赶急赶于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二十三日半夜，在大风大雨中“狼狈万状”地回到家中。

　　二

　　而郭嵩焘真正与洋人打交道，当在咸丰九年（1859年）。此时，清政府正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岌岌可危：在内，太平天国方兴未艾，战火几乎波及半个中国；在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美诸国依然不满足，力求再扩张其势力，加之互相觊觎攀比，更显得欲壑难填，得寸进尺。而清廷依然以“蛮夷”视之，对付一天，就是一天。咸丰六年（1856年），列强逼迫清廷修约，并要求进京换约。但清廷宁愿认可条约，也不愿洋人进京换约。地方与各部衙门，原本习惯于推诿，朝廷处理“夷务”的政策却一直不明朗，举棋不定，“剿”“抚”两难。乃至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英国人突击大沽，进入天津郊外，形势极其危急。

　　清廷慌乱中一面派僧格林沁视师通州，一面遣大学士桂良议和。至当年六月，被迫先后与俄、英、法签订《天津条约》，三国兵船始退。

　　郭嵩焘此时正参赞僧格林沁，正因为他对“夷情”“夷务”的持久关注和了解，又经历了上海“洋泾浜”的见识，已拥有一种相对独立的“夷务”观。“洋务一办便了，必与方战，终无了期”，这是郭嵩焘作为翰林时就已形成的观点。他意识到此番“夷人”东来，挟着某种不可阻挡的大势，不可简单处置，更不可能一举荡平，天下从此不得安宁。为此，郭嵩焘以为，唯有尽量了解洋人，了解他们的需要和目标，才可能对对方有所把握，然后以“理”与“诚”相折冲，求得安全。此种论调，在举目激昂的讨论中，显然极其异端和极其少数，容易被视为可耻的怯懦，甚至是投降主义。

　　可湖湘水土滋养出来的蛮性、认真和耿耿忠诚，似乎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使得他拥有某种官场上尤其罕见的孩子般的真诚、质朴和正直，说话很少拐弯，也不太喜欢察言观色，而是直奔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他要毫不避忌地建言了。在即将前往天津前，郭嵩焘草拟了奏折和附片，虽有好友陈孚恩力嘱他不要具折言事，依然于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二十四日上奏了。不仅如此，就在他参赞僧格林沁军务期间，总共上说帖十七次，一再强调：假如要攻击对方，必先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也不至于后悔。但是，这样的意见根本未能得到采纳。

　　其时，英法已就进京换约多次向清政府施压，清廷无奈，只得同意。按常理度之，既已同意，就按照顺序走流程即可。且换约本身，对清廷并没有其他伤害。且说咸丰九年（1859年）阳春三月，怡亲王载垣到双港视察，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作陪。当时，中外在上海的谈判已经结束，英法进京换约已经确定接受。但是这个位高权重的怡亲王居然向僧格林沁建议，如果夷人不守规矩的话，仍可以派军队攻打他们，到时候就说是乡勇干的，和朝廷无关。郭嵩焘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他明白无误地指出：战无了局。

　　他的意思其实非常明了：一旦轻启战端，则战事将不会有结束之时，必将把整个国家拖进亡国灭种的泥沼。而僧王以为，外夷与捻匪一样可以剿平，乃至于有轻视之意，说道：“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乃至英舰炮击时，便开炮还击，使得英舰四沉六伤，仅一舰逃出。登岸的英兵数百人，亦被他所率领的马队击杀，并活捉二人。一战而胜，清廷大事奖赏，赐僧格林沁御用珍服，郭嵩焘也得赏花翎。自此，僧格林沁不光长了信心，也长了脾气，他原本不把郭嵩焘的书生之见放在心上，此时郭氏“战无了局”的说法，更是难入其耳。结果却是“始料未及”，战并无把握，以屈和也不可得。日后，夷人确实以清廷不讲信义为由，拒绝再谈，而是长驱直入京师。而且，在战事中还俘获清廷一边议和一边密令剿灭他们的确切证据，让清廷无可抵赖。

　　但这些都与郭嵩焘无关了，他早在五月就回京，七八月间回到天津，不久就奉诏命离开天津，前往山东诸港口，查办厘税了。很快，就因僧格林沁弹劾，他被交部议处。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十七日，一气之下，郭嵩焘毅然具折请病假，要求回籍。至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他终于抵达家门。在家还没过几天安宁日子，八月初四这天他就得知天津塘沽失陷，僧格林沁大败于通州，咸丰帝逃往热河。一周后，僧格林沁又败于东直门外，京城失陷。大清帝国如此狼狈之至，郭嵩焘辗转反侧，痛悼不已！

　　三

　　被誉为晚清中兴名臣的曾左彭胡，不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彭玉麟、胡林翼，都堪称国之巨擘。但最终，郭嵩焘在当世所获得的认可，远远逊于曾左彭胡。虽然就才华与能力而言，郭嵩焘未必就比他们差。但之所以落得如此结果，很大程度上，在于郭嵩焘热衷于洋务，并为此执着地进言，身体力行地推动洋务。再者，郭嵩焘的性格也注定了他即便不涉足洋务，其成就也未必就能与曾左彭胡相提并论。他向来率真直性，不管不顾，这种性格在当时的官场，不但难以八面玲珑，更难以工于机谋，且易招致非难和敌对。

　　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事，仍处在胶着状态，曾国藩保奏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有任事之才，也有任事的野心与性格，任巡抚之前，已奉命组织淮军，试图有所作为。他在上海常与洋人周旋，需要懂得洋务的人。他要练兵购器打仗，需要善于筹饷的人。郭嵩焘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又与曾国藩及湘军有很深的关系，自然是李鸿章非常想用的人。且他与郭嵩焘是丁未会试同年，早就认识并且倾慕。

　　于是，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署任江苏巡抚之后第三天，便向朝廷奏请起用郭嵩焘。五月一日，诏任郭嵩焘为苏松粮道。七月间，当李鸿章再次请曾国藩兄弟促驾时，郭嵩焘才出发，先到安庆——曾国藩驻节的大营，李鸿章竟派西洋兵船前来安庆迎接。如此盛情，郭嵩焘想有所顾盼犹豫，也是盛情难却了。于是闰八月十二日，郭嵩焘抵达上海洋泾浜，离他第一次来这里已六年多了。此时的上海，华洋杂处，堪称繁盛，见闻之多和信息之快，远非内地可比，较之前更为先进。当时，李鸿章正借洋兵洋将与太平军作战，郭嵩焘得以陪伴检阅英兵操练，步武之整齐，设计之严密，严肃可观，使他印象更深，感触良多。

　　就在第二年年初，浙江巡抚左宗棠奏请郭嵩焘兼督松浙盐务，不到一个月，朝廷又任命他为“两淮盐运使”。由“苏松粮道”到“两淮盐运使”，算是升官，一时贺客纷集，郭嵩焘却因终日应酬，颇觉无味。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两月，于七月十二日便收到曾国藩转来的上谕：“郭嵩焘着以三品顶戴署理广东巡抚，并着迅速前赴置任，无庸来京请训。”随之，朝廷又连下谕旨，要郭嵩焘火速赴粤，既不必赴京请训，且令他径取海路赴任，不得延缓。

　　显然广东事大了。广东“吏治不修，武备不饬”，风俗“流极败坏，非一朝一夕之故”，他所面对的问题实在纷繁复杂。更令他头痛的是，广东素有富裕之名，从京师到地方都习惯向广东伸手，到任之后，便发现广东财政其实支绌得很，厘金也难抽，多年来已有算不过来的亏欠。郭嵩焘思虑再三，接任后，便淘汰各卡，归并一局管理，同时不得不以捐输（向有钱人摊派）应急。因捐输往往触及富商巨贾的利益，导致言官参奏，朝野议论。好在他得心应手的，还在洋务。广东是最早给清廷的长治久安带来“洋麻烦”的地方，“夷情”“夷务”复杂。郭嵩焘给自己立下的办事原则是，有约必遵，有令必行，对于洋人同样如此。到任不久，他就见到英国领事为英商被骗发来的照会，便严檄香山县限期查办，结果十余天事情便水落石出。随后，他多方协调，设法清还了由广东某绅士替广东衙署筹借美国旗昌洋行的几十万两捐输银。太平天国森王侯裕田逃入香港后，众人束手无措，他却引经据法让英国人将之交了出来。如此一路打拼，广东得以渐渐清明。

　　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允许潮州开埠。但开埠归开埠，条约归条约，潮州人拒不开放。咸丰十年（1860年），汕头的英国领事拟进潮州城会晤地方官，两次为当地绅士和民众所阻挡，根本进不了城。英国两任公使布鲁士、威妥玛曾先后向总理衙门抗议，朝廷也因此屡次下诏，命令广东总督、巡抚按约办理，但根本没有成效。英国领事为此恼羞成怒，向总理衙门要挟。清廷担心事态恶化，就在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十五日寄总督瑞麟一道密谕，说是李鸿章推荐，派潮州人丁日昌由沪来粤，协助处理潮州交涉事宜。但在此风口浪尖，瑞麟与丁日昌都不敢亲赴潮州。此事本来已经与卸任在即的郭嵩焘不相干，但他仍然挺身而出，传令集合潮州为首的有头有脸的士绅十余人前来省城，亲自加以晓谕。他先令手下印制通商条约，人手分发一份，与他们剖分情理，示以利害。随之，他反复强调，条约既然已经由皇上下旨允行，再违抗就是违背皇上的旨意，就会重蹈当年叶名琛的覆辙！洋人既然能够攻陷广州，难道还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潮州城？如此分解，果然奏效，潮州士绅唯唯而退，从此不再有异议。

　　可郭嵩焘没有像曾国藩那样，甚至也不像左宗棠那样，真正建立自己的干事团队和奥援，并以足够的耐心驾驭属于自己的团队和奥援。事实上，郭嵩焘为官，其洞察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远远大于他所具有的执行力。如此这般，他遇事掣肘，不时陷入焦头烂额之中，便在所难免。左宗棠为追剿太平军余部而节制广东等三省时，除了不时给他难堪的嘲讽和批评外，还几次上奏折参劾他，真令他意想不到，乃至义愤填膺。至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初四，郭嵩焘接待前来广东赴任的蒋益澧，于当日办理了公务交接，财务尤其一清二楚。

　　不承想郭嵩焘自此乡居生活竟然长达八年，他时而讲学，时而出游。而八年后，中国面临更加艰危的时局，内忧外患，一刻不宁，朝廷又想起了郭嵩焘。一纸诏令，他又来到了京师。

　　四

　　郭嵩焘在上海和广东为官时接触西学与西方人士，主张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还提倡循习西洋“政教”和扶植“商贾”。他被清廷视为“精透洋务”之人，同治十三年（1874）受召见后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

　　就在福建任上，郭焘嵩又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交涉，为“马嘉理案”画上了句号。这年英国人布朗、马嘉理经清廷批准率领一支探险队到云南探险，按国际惯例，他们理应受到云南官府的保护。可云南巡抚岑毓英表面热情接待，并派兵护送，暗地里却指使部将李珍国在途中设伏将马嘉理等人杀害，事后对外谎称他们是被当地野人杀害。英国公使威玛妥不肯善罢甘休，派人进行了一年的深入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并向清廷进行抗议、交涉。清廷北洋大臣李鸿章被迫与威玛妥签订了十六款《烟台条约》，答应借路让其从缅甸出入云南，从印度出入西藏，开放多处内地口岸，还有派一位一品或二品大员到英国陪礼道歉等。

　　但谁去英国陪罪？这是个苦差，又担着骂名，重臣们唯恐避之不及。于是，郭嵩焘又一次被召回京城，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但郭嵩焘将至花甲之年了，且长年牙痛、心悸，可能血压也高，经常头昏，难以作长达万里的海上之旅。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多次召见郭嵩焘，要求他无论如何为国分忧。士为知己者死，郭嵩焘最后答应了这桩苦差事，还慷慨地说道：“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

　　同治十四年（1875年）八月二十八日，清廷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同时还命其“署兵部侍郎，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行走”，参与外交事务。当时，封建士大夫们仍将“华夏而外皆夷狄”传统观念奉为信条，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认识水平，将出使看作有损清名的差使，更何况郭嵩焘出使是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

　　然而，正如郭嵩焘此前预计过的那样，当他将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后，坊间一片哗然。友人们多劝郭嵩焘谢辞使命，湖南籍在京官员更是群起反对，劝他赶紧辞职，不要辱了湘人的名声。其对他的人身攻击之猛烈，令人无法躲避，乃至后来官至两江总督的老友刘坤一，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郭嵩焘既出使英国，将“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更有甚者，名士王闿运曾写了一副对联嘲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乡试诸生也在玉泉山聚会，拆毁了他在老家修建的上林寺，并扬言要烧他家的宅第。而郭嵩焘不为所动，在受命之时神色凝重地说道：“数万里路程，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

　　就在出使之前，他向朝廷上书《条议海防事宜》，对总理衙门把“船坚炮利”当做富国强兵的要务进行了批驳，主张“循行西洋政教”，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看来，郭嵩焘已经成为了“洋务派”内部的超越者，主张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

　　正是郭嵩焘认定时局正艰，名誉固然重要，但实在不忍坐视。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填膺和空洞议论无补于艰危。如果能多一两个了解洋人情伪、谙习其利病的人，自然可以多一重应变之术。他决心做这样的明白人，到西方去学习他们的“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特别是探究“其所以通民俗而立国本者”。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由器而学而政教，他的认识自是比当时人要高一筹。

　　可此时，郭嵩焘外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胁迫，内遭封建士大夫的非难，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同治十五年（1876年）九月六日，慈禧太后亲自召见郭嵩焘，对他说：“此事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还安慰他，“你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话，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只得忍辱负重抱病出行，率首届驻英使团从上海乘船出发。

　　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十七日晚，上海秋意寒蝉，秋雨缠绵，一条小船将郭嵩焘一行十余人送到了停泊于虹口的一艘英国邮轮上。次日，邮轮缓缓驶向外海，大陆的轮廓越来越模糊，终于变成了海天一色处的一条微茫的天际线。郭嵩焘的家人呕吐不止，他本人虽多次乘坐海轮，也因风浪巨大，颠簸剧烈，不能安坐。但比起肉体的不适，面对举国若狂的讽刺挖苦，心灵的创伤更令这位老人难以承受。

　　这个一生以名节和操守自持的老人，拖着多病的躯体，踏上了他的西行之路，也踏上了他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中国首任驻外大使之路。还在船上，他给好友沈葆桢写信，不无沉痛地写道：“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

　　英国邮轮一路走走停停，五十天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大英帝国。但他的外交生涯却充满了曲折和悲剧色彩。按出国前总署及太后的要求，郭嵩焘在出使途中51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所见所闻的西方文明及自己的感想。之后，他把日记按要求寄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则以《使西纪程》的书名交同文馆刊行，分发各级官员。不料这本洋洋数十万字的书竟引起轩然大波，书中对西方文明的描述和肯定，遭到思想保守的士大夫们的抨击。李慈铭斥其为“不知是何肺腑”，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是上疏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给他扣上了“卖国”的大帽子。以至清廷虽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他只是奉旨编写出使日记，所记也是他对西方文明比较清醒准确的认识。他希望通过对西方世界的介绍，使那些清廷的顽固派能开阔眼界，对世界重新认识。不过那些顽固守旧之人哪里懂他的良苦用心，反而认为他是罪人而排挤他。

　　郭嵩焘抵英后觐见了英国女王，递交了国书，并在伦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揭开了中国外交史的新篇章。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又受命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郭嵩焘担任首任驻英法公使虽不过两年时间，但一直在认真考察和分析西方国情和现状。他曾参观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各类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实验室，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并建议中国向西方学习，开办学校，多派留学生。他还考察了英法的邮局、工厂、炮台和科技设施，认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在于“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

　　当然，最为可贵的还在他已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2000余年的国政，正好与此相反。他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由此他认为上要议会政治，下要地方自治。这是清末立宪派在20世纪之初的政治纲领，而他在30年前就有此初步认识。

　　就在他刚到英国不久，《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他感慨说：西洋人将国家分为文明的、半文明的、野蛮的，而中国被称为半文明的。但汉代以前，只有中国有教化，其余地方中国人都称之为“夷狄”。现在却翻了个，如按文明发展程度区分文野，轮到欧洲人视中国为“夷狄”了。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攻击郭嵩焘的人很多，说他中了“洋毒”，叫嚷“大清无此臣子”。为此，郭嵩焘在当时已难安其位，不断受到保守派的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郭嵩焘与刘锡鸿其实是老朋友，或者更准确地说，郭嵩焘对刘锡鸿还曾有过知遇之恩。可刘锡鸿经常向总理衙门打小报告，并罗织各种罪名诬告郭嵩焘。日记事件发生后，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立即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其实都十分荒谬可笑。其一说郭嵩焘在参观英国甲敦炮台时，披上了洋人提供的大衣。他认为这是有失体统，“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其二说郭嵩焘在伦敦宴会上，见到巴西国王，“擅自起立”。他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其三说郭嵩焘在英国白金汉宫听音乐会时取阅节目单。他认为这是“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这些本来是社交场合的正常礼节和行为，却被刘锡鸿大做文章，诬蔑为“崇洋媚外”，实在可鄙。

　　更有甚者，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后来，他又密劾郭嵩焘“十大罪状”，加以“藐视朝廷”“诋毁时政”“出语狂谬”“违悖程朱”“有失国体”“有私通洋人之嫌”等罪名。他甚至以英国国会蓝皮书中赞扬郭嵩焘的一段话，作为郭“私通洋人之实证”，欲将郭嵩焘“诬以逆谋”，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实上，刘锡鸿的衣食用品也喜用洋货，他对郭嵩焘的百般诬陷，只能说明此人品质卑劣，蓄意倾轧。

　　郭嵩焘在获悉刘锡鸿给自己列举的罪状后，气得目瞪口呆。而朝廷却严旨批评郭嵩焘和刘锡鸿，不问青红皂白地各打五十大板，对双方都加训斥，并将刘锡鸿调任驻德国公使。可想而知，郭嵩焘接到朝廷的诏令时，会是多么委屈和悲愤。他唯一可做的是，再次向总理衙门写信，他几乎直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绝不愿与刘锡鸿这种小人为伍，同为驻外使节，并坚决请辞。

　　尽管国内有李鸿章的力挺，建议总理衙门去刘保郭，但由于沈桂芬等人作梗，并未采纳李鸿章的建议。朝廷同意郭嵩焘辞职，同时也宣布免去刘锡鸿职务。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廷即命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接任郭嵩焘的驻英、法公使，由李凤苞接任刘锡鸿的驻德公使。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初五，郭嵩焘满怀愤懑，黯然离开伦敦，取道法国回国。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郭嵩焘和刘锡鸿都是爱国的，至少他们都以爱国忠君为行事准则。但两个爱国者却势同水火，仅仅源于二人之识见与思想的严重对立。一个主张开放，一个主张闭关；一个视洋人为人为师为友，一个骂洋人为夷为虏为寇；一个主张不仅引进西方器物与技术，更应引进西方政教和文明，一个则坚持认为“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冰炭不容。

　　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外交上也不无建树。他建议清政府纂写《通商则例》一书，以便“办理洋案有所依据”。为挫败英国以修约为名攫取更多权益的企图，他据理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力争，“直言抵之”。他试图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借英国的先进技术，将新疆作为求富的试点。他在外交事务上从没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给英国公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伦敦勒色尔妇女会的克里曾经这样评价：“中国钦差到此前后情形绝异，钦差未到之前，英国人民无不訾毁中国者。钦差到后，人人悦服！”可见，郭嵩焘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可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初五，郭嵩焘回到上海。其时，恭亲王和李鸿章试图让郭嵩焘在总署任职，继续办理洋务。但他已经被洋务伤透了心，力辞不就，从此致仕。也因此，出使之日，他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无奈之余，他乃称病乞休，归隐乡里。一个多月后，郭嵩焘抵达长沙，住在新落成的玉池别墅。其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连他用小火轮拖带木船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他“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他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不言而喻。

　　五

　　思想界的先驱，在其初始阶段总是处于少数地位，而他们的孤独感又总是相通的。郭嵩焘黯然归国后，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他，并期盼清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他。但直至终老，他再未得朝廷起用。回乡后，虽然不再担任官职，但作为在籍官员——乡绅，他仍关注洋务。出入公共场所，别人与他相约“不讲洋务”，可他依然故我，总想唤醒几个较为清醒的人。且晚年郭嵩焘依然豪气不减当年，执着地在思贤讲舍著书讲学，并创立船山祠。他并不是只讲传统的四书五经和船山学说，更着力讲述他的洋务观念，企图以另一种形式影响时代和后人。但依然不被周围的人理解，他仍“知其不可而为之”。

　　尽管常遭人误会和责难，但郭嵩焘始终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认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他晚年还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在“公论”大潮面前，他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他在临终前两年的《戏书小像》一诗中写道：“傲慢疏慵不失真，尽留老态待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位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即使不被当世的人所理解，但他相信后人总会发现他的价值。这就是郭嵩焘，一个有着超然自信的晚清士大夫，执着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坚定地宣扬他的洋务理念。

　　可当李鸿章这位洋务巨子，仅仅停留在引进西方技术和器物，企图以技术的革新来改变颓唐的国势时，郭嵩焘却建议从政治体制到文化教育的“全面西化”……

　　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他已65岁了，看着镜中容颜苍老，心绪甚为寂寥，乃挥笔写下：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此时距离他卸任大清国驻英、法公使已有四个年头了，他为此所受的种种委屈，如铅块一直压在他心上，常常令他喘不过气来。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十三日，这位孤独的先行者在长沙逝世，享年73岁。郭嵩焘死后，虽有李鸿章等请旨按惯例赐谥、国史馆立传，但意想不到的是，清廷竟然颁旨否定了：“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与朝廷的无知无情相反，当时王先谦为郭嵩焘撰写的墓志铭对其一生功绩作出了高度评价：“利在国家，岂图自私！皦而风节，百世之师。文章满家，鸾凤其仪。谤与身灭，积久弥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