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时，我们循着几位湖南湘潭革命烈士的奋斗足迹，上太行山，去华莹山，走东江两岸，赴鄂中平原，奔雨花台，寻觅烈士的英魂。我们在烈士英勇奋斗并献身的土地上，采集了一束束山花，献给尊敬的革命先烈，以慰忠魂。
战地黄花分外香
“八一”前夕，我们来到太行山区，寻找一名八路军女战士战斗的足迹。她叫黄君珏，又名黄维佑，是我湖南湘潭的老乡。太行山西麓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西山脚下，曾是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在群山簇拥之间，一尊“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以挺拔长空之势，与周围的群山形成一道壮丽的风景。这尊由杨尚昆题词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新华日报华北分社（新华通讯社的前身）在抗战时牺牲的57名烈士的英名，黄君珏名列其中。
1942年5月，日军以3万余的兵力，对八路军总部麻田实施“铁壁合围”，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随总部机关活动、对外称八路军教导大队的新华日报华北分社的新闻战士们，也在敌人“铁壁合围”的包围圈内。黄君珏时任新华日报华北分社总会计师兼报社管委会秘书主任。面对敌人残酷的扫荡，报社分散成若干个小分队与敌人周旋。5月27日，黄君珏带着十多位战友辗转来到辽县与河北涉县交界的庄子岭。
6月2日清晨，黄君珏得到鬼子“地毯式”搜索逼近的情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黄君珏与战友们分散隐蔽在道帽峰上的几个天然山洞里。
道帽峰，奇峰突兀，十分险峻。远观，恰似道士戴的帽子，当地人都叫道帽峰。
黄君珏带着两名女战士同在一个山洞里，那山洞离崖顶最近。当时，有限的枪支弹药都装备在战斗部队，华北分社仅黄君珏等社领导才配发了手枪，且每支手枪都只有三颗子弹。黄君珏将大家分散隐蔽在多个山洞里，就是防止让敌人发现而被“一锅端”。她与两名战友藏到离崖顶最近的一个山洞，便是准备掩护其他的战友。
时过晌午，一百多日军将道帽峰围住，进行攀登搜索。折腾几小时后，时近黄昏，狡猾的敌人终于发现了黄君珏隐蔽的山洞。他们用绳子捆着燃烧的柴草从崖顶坠到黄君珏的山洞口焚烧。黄君珏嘱咐两名战友：不管什么情况都要在洞中待着，自己却冲出了山洞。她躲在一块巨石的后面向敌人瞄准射击，当她撂倒了两个敌人后，子弹也打光了，她也身中数弹，一身鲜血。借着火光，她烧掉随身携带的文件，砸烂了心爱的小手枪，待敌人逼近时，黄君珏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毅然纵身跳下悬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天，正是黄君珏30岁的生日。
敌人被黄君珏的壮举吓呆了。愚蠢的敌人朝着沟壑乱放了一阵枪，走了。被黄君珏掩护的战友们获救了。
在道帽峰下，我寻找到上道帽峰的路。沿着道帽峰的山间小道找到黄君珏隐蔽的山洞。但我分明看见黄君珏就屹立在道帽峰顶，白云萦绕在黄君珏的身旁，正在听她叙说着当年的经历。
那是1927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长沙明德中学就读的黄君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出生在湘潭县农村的小姑娘，家庭却是几代书香门第，父亲和两个舅舅都在国民政府做官。其时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湖南和全国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熏陶的黄君珏，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走进了革命队伍。
黄君珏入团仅一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长沙的许克祥也发动马日事变，向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1928年年底，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舅舅把黄君珏秘密接到上海，并安排就读于上海中学。
两个舅舅和父亲反复叮咛黄君珏好好读书，不要参与政治。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黄君珏心里虽不服，却没表现出抵触情绪。两年后的1930年年初，黄君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经济系，家里人还真以为她远离了政治、“一心只读圣贤书”了。殊不知，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培养下，刚满18岁的黄君珏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君珏利用复旦大学学生会委员的身份，三次组织复旦大学师生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她还带领同学去上海市政府请愿，迫使市政府释放因要求抗日而被捕的复旦学生。
1933年底，黄君珏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她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院的工作作掩护，参加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工作。她机智勇敢、稳重可靠，深得总部的器重。她经常以上南京的父亲、舅舅处探亲的名义，与打入南京内政部的同志联系、取情报。她还经常从任财政部机要秘书的父亲和在南京政府任要职的两个舅舅处搜集各种重要的军事情报，提供给远东情报局。
1935年5月，情报局两个工作人员被捕投敌，黄君珏第一时间赶去南京，通知已打入蒋介石行营的两名同志安全撤离。自己却被捕入狱。在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受审时，黄君珏又将另一位被捕战友的“罪行”全部包揽到自己身上，使其无罪释放，自己却因此而加重了“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营救下，黄君珏出狱了，她又回到了湘江岸边的长沙，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
1938年冬，党组织安排黄君珏和丈夫王默馨一道去太行山区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她担任《新华日报》华北分社总会计师，兼任报社管委会秘书主任。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黄君珏所在的《新华日报》华北分社非常艰苦。在她与报社战友的共同努力下，华北新华日报坚持正常出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报社除了坚持出版报纸外，还要经常背着机器与敌人打游击。为了当好报社的管家，黄君珏利用南京等地的社会关系，为报社筹措资金（银元）10000多元。
1942年3月2日，为了不影响工作，黄君珏含着热泪将刚生下三天的儿子委托给乡亲代养，自己则潜心扑在报社的工作中。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三个月后，英雄的母亲走完了她选择的最后路程。
为了纪念爱妻，黄君珏的丈夫王默馨给儿子取名黄继维，意在继承黄君珏（维佑）的遗志。
2015年8月24日，民政部将黄君珏列入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今年5月，以黄君珏事迹为原型创作的晋剧《战地黄花》，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提名。
我们在太行山庄子岭寻找黄君珏的足迹，我们在寻找用信仰和担当铸就的忠魂。
插图：齐 鑫
如今的庄子岭已成为红色山水旅游风景区，庄子岭深处的道帽峰，群山挺拔葱茏，高标准的公路四通八达，是山西和河北一道驰名的风景。再没有战火硝烟，再没有流血牺牲。一条金光大道——新的征程，在我的眼前由近至远延伸。
告别太行山，秋天离我们愈来愈近。用不了多久，艳丽的金菊又将开满太行山的千沟万壑。
我似乎看到了、闻到了“战地黄花分外香”的那种极致的美丽和馨香。
韶山热血染红岩
一部记录中共重庆地下党在解放前夕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红岩》，及以《红岩》改编的大型艺术作品《江姐》轰动全国，让一代又一代人受到了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熏陶。在这部史诗般的作品里，许多人物都有原型，许多故事都是真实的，是一部荡气回肠的革命纪实。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等都有原型，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华蓥山游击纵队政委李敬原的原型叫孙仁，化名王璞。他是湘潭韶山人，家住韶山乡韶润村铁皮冲，与毛泽东同志故居上屋场约千米距离。1917年3月11日，孙仁出生在湘乡县城前铺庙托里（今湘乡市龙洞镇）一个农民家庭。他在7个兄妹中排行第三。他后来写文章常用实三、实山、石磊等作笔名。他从小聪颖好学，五岁进族校读书，九岁考入离家20多里的涟滨小学。1927年马日事变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哥孙子刚被迫出走武汉，大嫂孙桂英因参加农民运动被捕入狱，地主豪绅逼他父亲退佃，全家被逼搬迁到湘潭县的韶山铁皮冲。从此，孙仁一边帮父亲耕种租佃的田地，一边自学。1933年，孙仁有幸参加湘潭县塾师训练班，学习结业后，16岁的他便回到韶山乡下教小学。第二年，在全省小学教师的鉴定会考中，孙仁凭着优异的成绩，受聘到韶山花园冲小学任校长。
毛泽东1925年亲手建立的韶山特别支部，在1927年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中，惨遭破坏。韶山特别支部的中共党员，有的被杀害，有的被迫去了外地，销声匿迹整整10年。1937年冬，全面抗战爆发，韶山的共产党员邹祖培受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之命，回韶山恢复中共特别支部，经已潜回韶山并与孙仁有着密切联系的共产党人毛远耀、胡觉民的介绍，孙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孙仁又接替邹祖培担任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书记。不久，成立中共韶山区委，孙仁又担任区委书记。1939年春，中共湘（潭）宁（乡）中心县委成立，孙仁担任中心县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他一直利用教书作掩护，积极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段时间，他勤奋地为党培训地下党员，还为《观察日报》等报刊写稿。他有一首《述志》的诗，恰是他坚定的革命意志的真实写照：
磨光宝剑莫踟蹰，
自有通身血似珠。
顺乎人间除黑暗，
翻身世道扫崎岖；
伤心不算英雄汉。
为己何为大丈夫？
冲冠一怒为天下，
纵马冲锋正此时。
1940年4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孙仁离开湖南，辗转去了四川。这时，他化名王璞，在西康地区进行了为时一年的社会调查，写出了极有分量的《关于西康地区社会情况的调查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钱瑛和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等同志的高度肯定。不久，他被组织安排到重庆市委工作。直至孙仁牺牲前，他均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
这段时期，重庆和四川上川东地区，是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为了对付敌人的盯梢和破坏，孙仁独创了一套地下工作的方法和原则，重庆市委和上川东地委实行划片领导，党的负责人与党员单线联系，党员转移工作和生活地区，不转移党的组织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只许上级联系下级，不许下级联系上级。有效地保存了大批革命力量，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特务破坏事件的发生，为迎接全国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孙仁在领导重庆工人斗争和上川东地区农民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把两者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统治的工人罢工、游行和农民抗粮、抗税、抗租的斗争。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胜利。
1948年4月，重庆市委秘密创办的《挺进报》被敌人破获，地下党大批干部因叛徒刘国定（即《红岩》中甫志高的原型）出卖而相继被捕，江竹筠、许云峰、成岗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上川东地委和华蓥山周围各县党组织受到严重威胁，孙仁马上在上川东各县布置应变，通知干部转移隐蔽。后来事态发展，转移隐蔽无法应对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抓捕，孙仁便立即召开上川东七、八工委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在敌人全面抓捕前，立即展开华蓥山周围九县的联合大起义。并决定将上川东各工委领导的武装组成“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又称华蓥山游击纵队，孙仁自兼政委。
在《挺进报》事件发生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孙仁连续组织了十余次起义和暴动，游击纵队队伍发展到数千人。
华蓥山游击纵队暴动的胜利，引起国民党统治区舆论的哗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说：“不要使那里（华蓥山）成了四川的盲肠。”并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请示。然后同绥署主任朱绍良、重庆市长杨森等策划调集几千正规部队对华蓥山进行“联合围剿”。
1948年9月7日，孙仁随主力三支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途中，不幸牺牲，一腔热血和31岁的年华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就在孙仁牺牲后的第二天，敌人找到他的尸体，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挂在后盘场口的杨树上示众。一个月后，孙仁的爱人左绍英拖着即将临产的身体又被敌人抓进了渣滓洞。在敌人的严刑酷拷中，左绍英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机密，却迎来了女儿的出生。难友们给她的女儿取名苏联小说中英雄的名字：卓娅。江姐称她“监狱之花”，得到了全监战友的一致赞同。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疯狂野蛮大屠杀的日子，左绍英和她的战友们没有逃脱敌人罪恶的子弹。才一周岁，才学会叫妈妈的小卓娅也没有逃脱敌人罪恶的子弹。
孙仁一家三口的鲜血洒在雾都的大地上，血染红岩。与江竹筠、许云峰等一大批爱国人士的鲜血凝结在一起，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拼搏、奋斗、奉献。
史诗般的《红岩》是因为浸染着千万先烈的鲜血而生机勃发，伟岸高大，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华民族永远前进的理由。
毛主席为他题墓碑
在湖南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与株洲天元区交界的高塘岭上，有一座坟茔，祁阳石的墓碑上镌刻着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词：“罗哲烈士之墓。”毛泽东同志特别珍视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但他一生为烈士碑、墓题词却只是鲜有的几次。他除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谢子长三次题写了碑文和墓碑之外，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及碑文。罗哲何许人也，毛泽东居然为他题写了墓碑。
罗哲，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马家河乡高塘村（今属株洲市天元区）。1919年，罗哲在长沙湖南高等工业学校读书时结识了毛泽东，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此，他在革命的道路上迅速成长，他参与编辑进步学生刊物《岳麓周刊》，与岳云、长郡、明德、周南等中学的进步学生，推动长沙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深得毛泽东的赞许和欣赏，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重点指导和培养。
1922年秋，罗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中俄大学，选修法政专业，他在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认真学习马列的经典著作，积极参加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25年，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爆发，年仅23岁的罗哲被选为学校的代表，率领青年学生向段祺瑞政府请愿。反动军警开枪镇压，罗哲为掩护同学，脚被军警击伤，流血不止。他的坚定斗志，让当时正在北京的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特别喜欢他这位湖南湘潭的小老乡。1926年春，罗哲在参加北京“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斗争中，腿部又被敌人打伤。伤愈后的1926年4月，罗哲离校投奔远在广州的同乡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广州开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罗哲在农讲所一边学习一边帮助毛泽东料理农讲所的日常工作。1926年夏天，毛泽东亲自介绍罗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毛泽东派罗哲回长沙开展农民运动，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的组织干事，并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到各县考察、指导农民运动。1927年春天，罗哲调去武汉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秘书，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为及时应对武汉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罗哲特意搬到毛泽东的寓所，以保护毛泽东的安全。这段时间里，罗哲经常请教毛泽东、彭湃，并与他们一起探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长沙的马日事变后，湖南的革命斗争陷入严峻的关头，毛泽东立即派罗哲回长沙联系党的工作，积极应变危难时刻的降临。
中共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湘领导秋收起义。罗哲夫妇于毛泽东之前回到长沙，租用长沙郊外民房沈家大屋作为党活动联络的地方。毛泽东来后，沈家大屋便成了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的驻地。罗哲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准备秋收起义，他经常化装成小贩，到各地了解情况，积极工作，为秋收起义等筹集资金和武器弹药，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去湘东前，罗哲妻子曹云芳已有身孕，为让曹云芳回家乡生子，特指派罗哲回湘潭家乡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伺机暴动，以配合秋收起义。罗哲回到湘潭，担任中共湘潭县委组织部长。他奔走在湘潭县的易俗河、朱亭、株洲等地，联络同志，恢复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建立支部30多个，发展党员400多名，筹集长短枪支150多条，并在株洲镇、中路铺、射埠等地举行了小规模暴动，有力地支援了秋收起义。
1928年7月2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罗哲夫妇在易俗河裕丰粮栈不幸被捕，解押长沙陆军监狱关押。敌人关押罗哲48天，几乎天天施以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未能从罗哲口里得到一点他们想要的东西，便对他下了毒手。1928年9月11日，罗哲被惨杀于长沙浏阳门外。临死前，他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我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你不要为我悲痛。”还说，“你活着出去，好好抚养两个孩子，也就后继有人了。”
罗哲牺牲后，经过组织的疏通和家里人的营救，他的妻子曹云芳被解救出来。
那时，毛泽东正在井冈山发展根据地，并不知道罗哲牺牲的消息。后来，毛泽东曾多次派人打听罗哲的消息，一直杳无音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罗哲，多次派人多方寻找，终于在贵州找到了罗哲的妻子曹云芳。
曹云芳得知毛主席一直在寻找他们，非常激动，马上给毛主席写信，介绍了自己的近况，并向毛主席报告了罗哲当年牺牲的经过。毛主席看到曹云芳的来信后，虽然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仍然黯然神伤，为罗哲的牺牲惋惜。
1956年8月11日，毛主席给曹云芳复信：“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1945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了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儿女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毛主席还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300元邮寄给曹云芳，嘱她为罗哲修墓。
1958年在毛主席的多次邀请下，曹云芳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并在毛主席的挽留下，住了一个多月。1961年，罗哲烈士墓建成，毛主席又亲笔题写“罗哲烈士之墓”。
如今，在罗哲烈士的家乡株洲马家河高塘村一片绿树葱茏的山坡上，罗哲烈士的坟墓就坐落在那里。它枕着湘江的波涌，听三湘大地的时代号角，嵌金的毛泽东苍劲有力的题词在朝霞里晚霞中绽放着夺目的光彩。
英雄花盛开的地方
早春二月，北国还浸染在冬天的寒意里，岭南已经春意盎然了，似火炬如鲜血的木棉花正在怒放。像碗口般硕大，热烈奔放，鲜艳夺目。岭南人都说木棉花就是英雄花。就在这英雄花盛开的地方，长眠着一位叫梁鸿钧的革命烈士。他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参加了建立根据地和反围剿的斗争；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从延安来到岭南，组织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他身经百战，一腔热血洒在岭南的土地上。
梁鸿钧1905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县射埠土桥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那年，遇上干旱，租种地主的土地几乎颗粒无收，一家人只得背井离乡，逃荒去了广西钦州。
为了生存，1921年，16岁的梁鸿钧被迫去广西地方军阀邓本殷部当兵。1925年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南征，打败了邓本殷，梁鸿钧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
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影响下，梁鸿钧从为谋生而当兵的生存本能中走了出来，把打倒军阀，为天下穷人谋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轰轰烈烈的北伐和东征中，他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在南昌起义和之后随朱德、陈毅南下广东途中及参加湘南暴动，梁鸿钧参加过大小战斗数十次，出生入死，不畏艰难，深得战友钦敬。
梁鸿钧从战士到班长到排长，后又升任副连长。1928年4月上井冈山后，他向党组织提出的入党申请得到了批准，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此后，梁鸿钧又担任连长、副营长、营长，长征前，已当上了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一个团的副政委了。井冈山斗争的革命熔炉，把梁鸿钧锻造成了优秀的革命战士。井冈山满山遍野的红杜鹃记录着梁鸿钧的成长。
长征路上，梁鸿钧和他的部队担负后卫任务，部队边打边走，阻击尾追的敌人，掩护兄弟部队，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
1937年8月，梁鸿钧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先后任学员队副队长、队长。抗大毕业后的1938年3月，梁鸿钧受命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副参谋长、参谋长。不久后又担任延安警备区参谋长，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下，梁鸿钧更加成熟，他成了人民军队优秀的指挥员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9月底，党中央指派梁鸿钧去广东领导武装斗争，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山丹丹的故乡。他知道：党把更艰巨更沉重的担子交给了自己，自己要全力以赴，用忠诚和奋斗，实践革命理想。
中共广东省委为了加强对抗日游击武装的领导，建立了东江军事委员会，梁鸿钧任军事委员会书记。梁鸿钧指挥部队在惠阳、东莞、宝安、海丰等县与日军、与国民党顽军进行了数十次殊死的战斗，有力地消灭和打击了敌人，开辟了大岭山、阳台山两个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编了抗日游击武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占领了香港。一批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处境非常危险，梁鸿钧率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战斗，成功地将何香凝、柳亚子、茅盾等数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安全护送到东江后方，并转移到国内外其他安全的地方。
1942年1月下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梁鸿钧担任总队长，统一领导华南抗日游击战争。他们分散在全省各地，进行着打日军、除汉奸、袭击敌人军事后勤设施和海上运输线的战斗，使日伪军、汉奸惶惶不可终日。
梁鸿钧领导的抗日游击总队声名大振，极大地鼓舞了华南广大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心，也成了日伪军的心腹大患。三股势力对抗日游击总队建立的根据地进行了残酷和疯狂的围剿。梁鸿钧带领他的战友们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血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梁鸿钧指挥游击总队深入敌后，发展新区，扩大我军，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这时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中共广东省工委和梁鸿钧的领导下，队伍发展到15000余人，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继八路军、新四军之后的第三支强大的抗日武装。
1944年8月，梁鸿钧受命去广东腹地粤中地区组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并任司令员。这是“解放军”的称谓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
粤中地区有十几个县市，600多万人口，地域和人口约占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这里丘陵起伏，山岭连绵，五条大山脉贯通全境，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战场。梁鸿钧将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中区纵队和粤中地区游击队合编，并公开发表了《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宣言》。这支队伍的成立，推动了南粤抗日斗争的发展。梁鸿钧指挥部队战胜了驻江门、新会的日伪军袭击，保护了星罗棋布的小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他还策反了顽军倒戈，壮大了抗日武装。
1945年2月，梁鸿钧率领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主力准备奔袭敌占的新兴县城，继而挺进恩平、阳江、阳春，开辟云雾山抗日根据地。2月22日，梁鸿钧与司令部机关到达新兴县蕉山村时，突遭顽军一五八师四七二团的远途奔袭。在指挥作战中，梁鸿钧头部、胸部、腹部先后中弹，壮烈牺牲。
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参加过井冈山斗争，走过漫漫长征路的梁鸿钧，身经数百战，历险无数，倒在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热血洒在岭南的英雄树下。梁鸿钧牺牲的时候，正是英雄花怒放的季节。如火似血的英雄花啊，是先烈的热血在燃烧。
如今，梁鸿钧留下足迹的岭南，到处都有革命烈士纪念馆，每个烈士纪念馆几乎都有烈士梁鸿钧革命生涯的介绍。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正在英雄花怒放的南国大地上茁壮成长。
革命家庭家国情
1956年，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了革命老人陶承的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发行600多万册。夏衍、张水华迅即将《我的一家》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在全国发行放映，创造了新中国空前的票房价值。《革命家庭》生活原型中的男一号主人公欧阳梅生、女一号主人公陶承分别由孙道临、于蓝扮演，夫妻俩和他们的几个儿女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事迹不胫而走，成为全国军民爱党爱国、建设新中国的精神标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天津评剧院又将陶承的《我的一家》改编成评剧《革命家庭》，产生空前的新时代影响。
欧阳梅生是湖南湘潭县锦石人，幼年父母双亡，是祖母将他一手拉扯大的，后随祖母迁居长沙。1911年，16岁的欧阳梅生与比他大两岁的长沙望城姑娘陶承结婚。1913年，欧阳梅生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与蔡和森、张昆弟同班。
在长沙一师毕业后，他曾先后在湘阴、湘西教书，1924年回到长沙教书，他目睹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投身于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1926年，大革命的风潮席卷全国，欧阳梅生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成了党的人。他与郭亮等共产党人筹建了湖南省总工会，他因工作积极认真，担任了省总工会的秘书长并兼工人纠察队政治教员。在繁忙的工作和斗争中，他迅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安排欧阳梅生秘密去了武汉，担任中共地下党汉阳县委书记。不久，陶承带着孩子们也来到了汉阳，担任照顾和掩护欧阳梅生的工作。那时，中共汉阳地下党组织是欧阳梅生亲自组织成立的。在白色恐怖中成立和组建中共地下县委，工作任务繁重而复杂，欧阳梅生的工作压力非常繁重，他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因积劳成疾，1928年2月12日，欧阳梅生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丈夫牺牲后，陶承强忍着失去爱人的痛苦，擦干眼泪，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带着几个儿女去了上海，她以住家妇女的身份，先后担任掩护上海工联、共青团中央秘书处和中央国际事务团的隐蔽战线的工作。
这时，陶承将刚满15岁的长子欧阳立安交给党组织，担任中共沪中区委的交通员。他机智勇敢，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30年，欧阳立安经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上海最年轻的中共党员。1931年1月17日，欧阳立安被敌人逮捕。敌人对他严刑审讯，他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1931年2月7日，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欧阳立安。与他同时遇害的还有鲁迅的学生柔石。
丈夫、长子都为革命英勇牺牲了，陶承并没有在亲人离去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她凭着机智勇敢和对党的忠诚不二，为保卫党组织机关的安全尽职尽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38年，陶承带着两个儿女辗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将他们托组织送去延安。她受组织安排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3年6月陶承从重庆去延安，得知小儿子欧阳稚鹤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消息，悲痛欲绝。
陶承又一次擦干了眼泪，继续为党工作。1948年陶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陶承先后任政务院、内务部、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机要秘书，她将她的一生、她的家庭都交给了党和人民、交给了革命事业，她和她的革命家庭用牺牲、用战斗的青春诠释了家国情怀。
一本革命回忆录，上了电影屏幕，搬上了大舞台，《革命家庭》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亿万观众。
雨花台前听歌声
南京的雨花石，久负盛名，而让人流连忘返的则是盛产雨花石的南京城南的雨花台。这里是古城一道最震撼人心的人文景观。在这道风景里，有一个庄严肃穆、大气恢弘的去处——雨花台烈士陵园。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来到这里。由九位烈士雕塑组成的烈士群雕广场前，一个红领巾方队在肃然集结，阳光中飘来稚嫩而清亮的歌声：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
在这座烈士陵园，有我一位湘潭老乡长眠在这里。他叫毛福轩，是毛泽东创建的中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韶山党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
他于1897年4月29日出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与毛泽东是韶山毛氏本家。毛福轩开始懂事的少年时期，便干起了砍柴、放牛等农活。14岁时，父亲双目失明，母亲体弱多病，全家人就靠毛福轩做长工、打短工、砍茅柴维持生计。
1922年秋天，经毛泽东介绍，毛福轩去长沙，在中共湘区委员会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一边当勤杂工一边学习。他在工作之余，刻苦学习，结识了何叔衡、夏明翰、李达等共产党人，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明白了革命道理，决心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1922年冬，毛福轩受毛泽东委派，到江西安源煤矿与毛泽民一起从事工人运动。他曾担任安源煤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员，他满腔热情投入工人运动的洪流，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底，毛福轩从安源回到韶山开展工作。1925年2月，毛泽东也从上海回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从此，毛福轩成了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的得力助手。他经常走村串户，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大家同土豪劣绅作斗争。在毛福轩艰苦细致的努力下，短短时间，一批苦大仇深的农民和贫苦知识分子走到了毛福轩的周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毛福轩利用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进行活动，他以农民夜校为阵地，启发教育农民。
1925年4月，韶山的农民夜校有了十多所，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中共韶山党支部成立了，毛福轩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后来人们称这个党支部为“特别支部”。
毛福轩还成立了公开性质的“雪耻会”，这个雪耻会公开了反帝爱国的根本宗旨，而直接指挥、领导雪耻会的是秘密的中共韶山党支部。
毛福轩还组织了秘密农会，开展了一系列反列强、反封建、反土豪劣绅的农民革命斗争，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土豪劣绅对农民斗争恨得咬牙切齿。他们请反动军阀赵恒惕捉拿毛泽东，赵恒惕密令湘潭县军警来韶山密捕毛泽东。8月28日，在毛福轩和韶山农民的掩护下，毛泽东安全离开了韶山，去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离开韶山后，斗争环境更加险恶了。毛福轩与韶山支部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组织、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展壮大秘密农会上。11月，接到毛泽东从广州的来信，毛福轩先后派出20多人前往广州农讲所、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叶挺独立团等处学习和工作。毛福轩根据毛泽东寄来的农民协会章程，对秘密农协进行了整顿。党的队伍这时也得到了壮大，1925年年底，党员已发展到110多人，成立了韶山党总支部，毛福轩任党总支书记。
1926年3月，毛福轩被中共湖南区委任命为特派员，负责湘潭、湘乡、宁乡三县边区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各级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毛泽东又回到了家乡，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湖南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毛福轩陪同毛泽东考察了湘潭、湘乡两县的农民运动。为毛泽东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了大量的积极工作。
1928年“四一二”，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毛泽东从武汉开完八七会议后回到长沙，改组了湖南省委。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沈家大屋主持改组后的新湖南省委会议，毛福轩作为新的省委成员参加了会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秋收起义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决定和意见。会后，他回到韶山，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极其艰苦的地下斗争。年底，毛福轩调往长沙，以开米粉店作掩护，建立省委秘密联络点。这时，革命进入最灰暗的低潮，湖南省委负责人被害甚多。1929年春，湖南省委代书记任卓宣被捕叛变，省委委员们四处逃生，组织瓦解了。毛福轩被迫去了上海。
从此，毛福轩开始了特殊身份的地下斗争。
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以毛福轩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特殊身份的警官》。1982年，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同名电影，打入敌人内部的主人公江万和就是毛福轩革命生活的再现。
毛福轩到上海不久，便找到了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出版发行工作的毛泽民，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经组织安排，化名毛恩灏，打入国民党江苏省金山县（今上海市金山区）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察。1930年秋，江苏省委把毛福轩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金山县委，并任命他负责县委的军事工作。毛福轩灵活机智，勇猛果断，在一次追捕土匪的战斗中立了功，得到了“上司”的信任，被提升为巡长。不久后，继而提升为国民党金山县机关联合办事处专员、金山县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
毛福轩利用工作和职务上的便利，为党搜集情报，救护革命同志，提供枪支弹药。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一次，中共金山县负责人丁某的行踪被敌人发现，国民党金山县公安局准备差人前往逮捕。毛福轩在来不及通知党组织的情况下，急中生智，主动要求承担这一“捕捉”任务。到了丁某住处，毛福轩故意大喝：“丁某在家吗？”丁某闻声出来探视，毛福轩又故意出恶语凶态训斥，让丁某立刻明白，警醒地说：“丁某在里面。”毛福轩带着三个巡警进屋内搜查，丁某乘机脱险了。
1933年年初，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淞江中心县委负责人叛变投敌，毛福轩的真实身份被敌人发觉。2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调统室派特务，会同上海警察局督察处在金山县诱捕了毛福轩。
在狱中，经历了“坐老虎凳”“踩杆子”“钉十字架”等种种酷刑，毛福轩拒不吐实，表现了共产党人忠于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在遗书中写道：“余为革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毫无顾虑。”敌人将一个侦探伪装成囚犯，混进毛福轩住的牢房，妄图从他口里套取党的机密，毛福轩窥破其阴谋。敌人还利用叛徒，胁诱毛福轩写“悔过书”，也被毛福轩严词斥退。
敌人对毛福轩无计可施，两个多月后的1933年5月18日凌晨，敌人把毛福轩绑赴南京雨花台东侧。毛福轩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36岁的生命与雨花台的青松翠柏融为一体，满腔热血与南京的雨花石凝结在一起，勃发出更加明媚灿烂的光彩。
几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得悉毛福轩为党捐躯的消息，很是惋惜。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在接见毛福轩爱人贺菊英时说：“毛福轩同志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
在雨花台烈士陵园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有1519名，毛福轩只是其中的一名。雨花台烈士陵园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烈士陵园，占地153.7公顷。传说南梁初年，高僧云光法师在此设坛说法，因内容十分精彩，感动了佛祖，顷刻间天上落花如雨，因此得名“雨花台”。毛福轩与众多长眠在此的革命先烈是一代又一代后来人赓续革命精神的旗帜。
站在雨花台前，我似乎听到先烈们慷慨就义时悲壮的歌声，似乎听到先烈们英勇赴死前豪迈的吼声。
离开雨花台有一段时日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前，少先队员那虽稚嫩但激越雄壮的歌声还在耳畔萦回：
……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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