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宋 扬

　　乡村振兴为中国农村带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同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时代乡村叙事资源，给乡土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新的时代机遇、文学机遇酝酿着新时代乡村叙事的无限可能。曲子清发表于《海燕》2022年第二期的短篇小说《机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表现出回应中国乡村振兴现实的高度自觉以及实践讲话精神的巨大热情，为我们呈现了无限可能中的若干。

一、现实的可能：以现实主义创作回应时代重大话题

《机遇》是一部根植于乡村振兴宏大时代背景的现实主义作品。曲子清近年来深入乡村振兴建设一线，进行了大量采访和调查，创作了记录乡村振兴洪流的非虚构作品《湿地繁花》。这种准备使她能够紧紧抓住时代主题，切近时代脉搏，感受时代心跳，利用直接、新鲜的素材，把握乡村振兴火热的现实。茅盾说过：“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曲子清坚持“身入”“心入”“情入”乡村，从庞杂的现象中抽象出对乡村振兴伟大现实的概括与分析，再赋予形象化的艺术创作，这使得《机遇》既保持了先进的思想性，也充满了丰盈的文学性。

　　《机遇》历时性地联动了乡村的今昔变化，共时性地辐射了乡村振兴建设的战略布局。从逼仄混乱的人居环境到渔雁古风民宿和莲花湖度假村，坎村的乡村巨变以乡村生态振兴——“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为点，带动乡村组织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产业振兴的面，各条线索扭结为对新时代典型人物严一穷的塑造。

　　严一穷是乡村振兴热潮中基层党员干部的典型形象。镇政府作为与人民群众广泛接触的基层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心骨”。为党尽职、为民造福是基层干部的责任担当。严一穷主理的渔雁古风民宿项目体现了在乡村振兴布局下基层干部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实践：“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乡村振兴需要对人民有深厚情感的干部，严一穷在蔡部长与郝二顺两端之间的取舍，是他对人民交上的一份答卷。在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的大局面前，严一穷体现了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春耕开闸放水是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是农村各种力量、各家各户最为关注和敏感的一个生产事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在水源最末端的坎村，更是春耕放水的重中之重。给莲花湖度假村这样的利益体放水，还是给坎村的农田放水，这是乡村两种现实力量的博弈。党的干部在这种博弈中的态度和倾向会直接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正是感同身受着春耕放水对农民的重要性，曲子清将其设计为小说的情节高潮，严一穷也就处于这个矛盾冲突的焦点，在郝二顺、吴老歪和保安争执不下的关键时刻，严一穷毫不犹豫地扑到保安身上，挡住拍下来的铁锹，用自己受伤阻止了更大范围流血冲突的发生。基层干部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在文学中闪过高光一刻。

　　现实主义从来不回避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曲子清敢于碰触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积习和阻力，塑造了陶小涛这样一个不作为的干部形象。他是“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反面典型，与严一穷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在解决矛盾、克服阻力时冲锋在前的干部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小说以陶小涛职务原地不动结尾，戛然而止处却大写着党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小说留白处恰恰是文学接受的意义生成地带，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获得了文学形象的直观表达。

二、文学史的可能：以新时代经验激活乡土文学经典

对重大政治主题的回应和对讲话精神的实践，反映了作家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是作家在新时代“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表现，但是这种努力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完成“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曲子清将党的先进领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感恩，基层干部对乡村和人民的深情等新时代命题溶解于乡村基层政治生态、乡村生产生活的日常等新时代乡土经验中，并以此激活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经典，使新时代乡村叙事在文学史层面获得可能。

　　《机遇》以组织对严一穷、陶小涛进行选拔开篇。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对这一组织事件并不局限于公务员的体制内书写，不困囿于镇政府大楼的空间，而是牵引出上一代严大炮与陶大涛的恩怨纠葛，从而将故事书写到乡村的大地上。小说创造性地将公务员题材与乡土叙事中常用的家族史写法交织，并以古渔雁文化提供当下政治经济的地域历史文化背景，在小开口之内营造悠长的进深与宽阔的开间。

　　严大炮的发迹史是一部改革开放农民进城的创业史。“他认为自己要动，可往哪儿动，还拿不准，他知道自己不会像同伴一样土里捞金，他的金在远方。远方是哪儿，严大炮不知道，他见过最远的远方是锦城。要到达锦城必须穿过冗长的后街。于是，严大炮趟着泥泞的路去了后街。”上世纪80年代人对远方的概念和今天的远方显然不一样远，这个远方不仅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农村与城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心理上的远方远超城乡之间真实的距离。小说在这里写出了中国农民沉重的历史重负，写出了城乡之间精神天平的严重失衡。坎村原本是锦城的母体，然而在近代以来漫长的城镇化过程中渐渐退变为面貌不清的所在。花团锦簇的锦城——逼仄混乱无序的后街这组心理镜像是对现实城乡差异的抽象，这样一组简单却鲜明的对照，阐明了农民进城的强大心理依据。严大炮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把握“机遇”的第一代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创业的农民。他的创业史在目标、方法、空间各方面都与梁三老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创业的目标中包含着明确的身份意识，严一穷从民向官、从农村向城市身份的转变是严大炮创业之初目标的终极所在。只有理解了农民这种深层心理结构，才能够体味严大炮对严一穷镇长落空的怒火中混合的复杂情绪与缘由，父子之间的这种认知冲突才有厚度，而不仅仅是利己——利他的简单对峙。城乡之间曾经的巨大反差为严大炮的强烈反应与处理态度提供了演变的逻辑。在他看来，严一穷提干的伦理意义甚至超过组织意义，令他发火的原因是：“你说你随谁，这么好的机遇都没把握住。那陶大涛都让我PK掉了，你却输给他的儿子。”两个干部在职务上的升迁暗含了家族史的纠结，不仅具有小说结构上的意义，也丰富了城乡历史关系、乡村振兴的意义等现实主义内涵。

　　中国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一直潜流着对《创业史》进行回应的传统。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初夏》敏锐把握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变，并思考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前途和命运。小说不仅在主题上继承《创业史》式的宏大追问与思考，在结构上也采用了父子两代思想与命运选择的矛盾冲突，与其说这是作家的刻意为之，不如说父子两条道路的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作家的创作无意识。《机遇》中严家父子两代人，两种创业史，被浓缩在一部短篇小说中，线索清晰、布局自然。父子两人的创业轨迹都依循其对时代机遇的敏感。严大炮以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政治嗅觉敏锐发现了城镇化的趋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下，成功从一个农民转型为企业家。严一穷以自己基层政府的工作经验，保持了一个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成功带领坎村转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带领农民一起谱写新时代的乡村创业史。

　　值得一提的是，《机遇》将《初夏》中父子的冲突向下一个代际继续推进。严大炮和冯马驹差不多是一代人，两人尽管在动机、格局、境界上有不小差异，却在办企业、搞副业上有着相似的选择和轨迹。严一穷不仅是《机遇》中的“子一代”，也是中国新时代农村叙事中“子一代”的最近更新。他身上凝结了更多的新时代精神。严一穷上演的是乡村振兴的创业史，他的创业不是个人主义式的，而是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他人谋幸福，振兴农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恢宏的创业史。

三、文化的可能：以文化根脉建立乡村文化自信

严家父子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创业道路，但他们对“机遇”——渔雁文化哺育的“渔汛”的敏感与顺应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闻风而动是严大炮与生俱来的本能，他是古渔雁的后裔，捕捉渔汛是长在骨子里的传承。”改革开放激活古渔雁文化，使古老文化在市场经济萌动之时获得新的阐释与运用。这是文化恒久的生机与活力。“渔汛”也因此成为一种混合了政治、经济等多重意涵的意象，在时代的发展中，被转化为代名词——机遇，成为严大炮视为家族秘史而遵循的一种信条。

　　父子两人的创业都与古渔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严大炮凭借“渔汛”的启示作为第一代进城创业的农民，在创业成功后依然执着于回到农村寻根。“根这个东西没谁见过，可存在人的心里，就像类人猿进化成人，早已没有尾巴了，但在严大炮心里却一直都有。”严大炮的根是中国农村世世代代农民的梦想——衣锦还乡、盖房置地。而严一穷的根是广大农民、所有乡亲的——打造渔雁古风民宿、给各村农田基本建设开闸放水。严大炮努力进入繁花似锦的城市，脱离逼仄混乱的农村，严一穷努力将农村建设成城市，同时留住精神的根。乡村振兴的主旨就是缩小城乡的差距，调动农村文化心理、精神意义的优势，留住城市人无所依托的乡愁，从而实现从进城到返乡的社会转型。小说因关注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安置和乡村文化自信问题而显示出作者的思想能力和现实主义深度。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和体制的改革，也是新时代农村道德与文化重建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讲话赋予传统乡村伦理、地域文化以新时代内涵，对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予以激活与创新。严一穷的形象兼具党员干部、家族传人、渔雁文化后裔等多种面向。既是政治中的人，也是伦理中的人，文化中的人，因而获得文化寻根的可能与合理性。严一穷的担当作为，既闪耀着党性的光芒，也渗透着渔雁文化涵养的美德。他与陶小涛对“机遇”的理解与顺应存在着巨大差异。陶小涛是一个精于世故、明哲保身的基层干部，他将个人升迁看得重于群众利益，缺少担当，甚至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而刻意不作为，这样的干部既与党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相悖，也终于失去了捕捉“渔汛”的渔雁文明本能。“渔汛”与其说是古老的渔雁文化为后代提供的一种机窍，不如说是以勤劳、务实为精髓的文化包含的一种恒久启示。

　　曲子清和她笔下的严一穷一样，敏锐感应和捕捉着新时代的“机遇”。她的《机遇》为我们展示了新时代乡村叙事的几种可能，尽管这种探索尚不成熟，却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和新鲜的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关注现实，讴歌时代，一定会在如火如荼地推进着乡村振兴建设的土地上为我们精耕细作出更多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