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远 人

　　

　　在城市待久的人难免会有去乡村的想法。同样是人间烟火地，城市总给人快速之感和压抑之感。乡村就不同了，无数原生态事物在眼前出现，令人心头一亮。光明总让我时不时怀疑，我所在的地方究竟是城市还是乡村？深圳当然是城市，而且，它还是货真价实的一线城市。但深圳的光明区怎么也不给人城市之感，在这里，人时不时就走入山清水秀之地，四野平坦，树木成林，远山近水，令人怀疑自己身在远离都市的世外桃源。就行政区域来说，光明区按街道划分，街道又按社区划分。譬如白花社区，名字听起来就充满古朴的乡村风味。

　　从地理位置看，白花社区是光明的东大门。最初只听名字时，我以为是“百花”，后来才知我弄错了。“百花”与“白花”，一字之差，意境全然不同。我不禁猜测取这名字之人，一定对汉字的别致之美有某种天然的敏感力和甄别力。汉语的每个字有每个字的恰切使用场所，就像“百花”与“白花”，后者的指认功能不能不令我感到惊异。

　　

　　白花社区最初的名字叫“白花洞”。该名来由还有一段往事。清光绪年间，惠州惠东县白花镇有户周姓人家。家主名礼茂，因乐善好施，当地人尊称为“礼茂公”。礼茂公做生意农商并举，逐渐富庶一方。但镇子毕竟小，为给子孙后代开辟新路，礼茂公决定走出惠州，商议后和夫人带四个儿子离开故土，来到观澜地界。彼时的观澜地广人稀，礼茂公一家考察了许多未被开发的荒田野地。某日，礼茂公来到一高峰，只见眼前群山叠翠，丹凤唱鸣，山上古木参天，涧中活水长流，山谷白花遍野，仿佛形成一个个白色山洞。礼茂公想起家乡，便将其命名为白花洞。白花洞的村名因此得来，所以，白花洞不能顾名思义，它有遍野白花，并无自然山洞。

　　今天的白花社区已看不到三百多年前的遍野白花了，这里仍没有外地人想当然的高楼大厦。意外的是，这里却有另一种高楼。我第一次来白花社区时，在舒缓的斜坡路上行走，远远就看见两幢笔直的水泥楼进入视野。两幢楼委实令人吃惊，它们太像平时在战争影视中看见的碉堡了。在这里，它们不叫碉堡，而叫碉楼，又因为它们在白花，所以更直接的名字就叫白花碉楼。从外型来看，碉楼都一致呈四方立柱形，占地颇广。20多米的高度使它在周围附属建筑的衬托下，显得十分突出，也显得十分古旧。打听之下，竟也经历了100多年岁月，可以称得上风雨沧桑了。

　　这些碉楼外墙早看不出最初究竟是什么颜色，此时去看，黄色不像黄色，白色不像白色，灰色不像灰色。时间永远如此，它改变事物的本来颜色，就因为它将自己的本性镶嵌了进去。没有人能说出时间是什么颜色，所以，这些碉楼的外墙颜色实在没办法准确说出。有一点用不着细看也能发现，碉楼的每面墙壁都有不少黑色的线条和块面。当然不是修建时用黑色涂料抹上去，而是百年风雨在墙壁上侵蚀后形成。简而言之，这些黑色便是岁月涂抹的颜色。我有点好奇眼前的碉楼究竟有什么功能，询问当地人后才知道，白花社区目前尚存五座碉楼，其中开围（又称围肚）碉楼两座、马池田碉楼一座、围仔碉楼一座、黄屋排一座，五座碉楼都属个人所有。这几座碉楼依山环村而建，构成一个可相互照应的碉楼群。我眼前看见的碉楼有两座，便是围肚碉楼了。这些碉楼竟是私人所建，令人感到惊讶。百年前正是九州动荡的军阀混战时期。广州系孙中山国民政府所在地，和其他地方相比，稍显安定。只是乱世中的安定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些修建碉楼的人是因为什么呢？尽管广东开平建有全国闻名的碉楼，这里的碉楼和开平碉楼还是有所不同。我曾慕名前往开平，那里的碉楼是多层塔楼式建筑，格局磅礴，气势不凡。白花碉楼既有一种中西结合的感觉包含在内，又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况味蕴含其中。楼顶屋檐错落，起伏有致，最高处的窗口还分别有罗马式圆柱在左右凸起，和教堂有几分相似，下面则是完全的中式庭院，五层或六层不等。外墙笔直而下，看不出楼层，只从墙壁上一字排下的小小枪眼似的窗口能分辨出层次。这些似西似中的碉楼建筑恰恰可看出当时的社会风尚。

　　梁思成曾以客观的语气说道，“自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气沮丧，国人鄙视国粹，万事以洋式为尚，其影响遂立即反映于建筑”（《中国建筑史》）。用他的话对应这几座碉楼，贴切至极。时代的发展令抛弃过往成为必然。抛弃不等于抹除。那些遗存又恰恰让人看到曾经的种种面目。梁思成所言“立即”，我也立即从这些碉楼身上，看到远去的历史在回顾时的模样。从这里还能够感受的一点是，哪怕这块土地在当时未入任何重要人物的视线，时代的隐秘风尚还是劈波斩浪地过来。历史，从来就是席卷一切的。

　　清末民初的乱世，人的安全自是最无保障。询问下得知，安全也恰恰是这些碉楼修建的最初目的——防匪防盗。从中可见当时社会的混乱和人心的不安。将一切挡在外面，就可以在里面开始人所想要的生活了。生活在任何时代都一样，除了雄才大略和一些铤而走险之人，没有人不渴望生活在能把握的日子深处。这些碉楼建起，对住在里面的人来说，就能过上有把握的生活了，哪怕这种把握不乏自欺成分，毕竟有一个空间可以让自己感到安全。他们不需要叱咤风云，更不需要领导潮流，他们只是需要生活。这是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哲学立场。无论世情如何，总有人会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当然，建一个碉楼，也不是什么人想建就能建的。能建碉楼的人，大都是当地富裕之人。商人最怕乱世，说的是有一定财富的人比任何阶层的人都更希望安居乐业。今天谁也想象不出那个时代的每一个细节，但能够想象展开在碉楼里的生活，四面高高的围墙将乱世挡在外面，里面是与任何人无关的家庭日常。

　　上下打量好长一段时间后，我忽然觉得我真能编出一个发生在碉楼里的故事。时代的因素铺展在楼外，楼内则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爱恨情仇。艾米莉·勃朗特的不朽名著《呼啸山庄》不就将全部故事安置在两座山庄之中？这里有五座碉楼，足够空间来展开想象了。有当地人说这些碉楼在当时“是一种光宗耀祖的新式建筑”。我发现我很难这么看，没有哪个普通人胆敢在乱世炫富，这是一种极危险的举动。尽管这五座幸存的碉楼事实上来自当时的华侨和有产阶层，我还是觉得，他们修建碉楼，是一种时代的逼迫，他们需要无可厚非的生活保证。

　　在今天，碉楼里已经没人居住了。真正的人去楼空。它们沉默地矗立于此，只接受偶尔来访的游人。譬如我，去看过好几次碉楼了，每次都只有和我结伴去看的人，再无外人进来观看。和光明任何一个有历史的角落一样，这些碉楼至今默默无闻。这恰恰是历史原本该有的样子。深夜读史的人，容易体会自己是在和一个个沉默的幽灵对话。我抬头凝视这些碉楼，也像在凝视并未载入史册的一段历史。它真切地发生在这里，真切地留下它深浅难测的容颜。它们不是幽灵，却有幽灵般的性质，它们并不移动，却让我感到一种深邃无比的真实。在这些碉楼身上，覆盖着一个时代老去的皱纹。

在木墩旧村的一个下午

很温暖的阳光照着一幢不起眼的房屋。我在房屋前面打量。外墙上贴满细细密密的白色马赛克，间或有些绿块，门框上贴的是长条形的黄色瓷砖。一块如今极少能看见的门牌号贴在大门右边，上面写着“木墩旧村253号”的字样。门牌蓝底白字。记得我小时候，所有的房屋门前都有这外型一模一样的门牌号。这牌子让人心里踏实，它的明确性独一无二，不可更改，也不可替换。有了这块牌子，就有一个确切的地址。那时候，问某个人住在哪里，他一定会准确地说出他住房的门牌号。如今很少人知道自己住房的门牌号了，只知道自己住在哪条街上的哪个小区。不是说那个小区没有号码，而是现在不会有哪个小区会在大门外再贴上这么一个门牌了。曾几何时，这门牌全国统一，走到哪幢房屋前都能看见。那个明确的号码让人放心，在这里能准确收到写给自己的信件。如今网络时代使手写信飞快地走向消失，快递员最需要的已不是你住在哪个号码标明的地址，而是你的手机号码，以便和你在电话里确定详细的投递地址。

　　没想到木墩旧村还有早被时代淘汰的门牌号，更没想到的，它还是过去的样式。再看看周围，最显眼的是门前两棵大树，枝繁叶茂地挺拔，有点像房屋的守护神。黄色瓷砖的门框上有副对联。对联也不是寻常所见的写在纸上，而是直接用印刷体涂在上面。上联是“江夏祖宗千秋盛”，下联为“翠崖子孙万代兴”，门楣上的横批“百世其昌”四字是同样的印刷体涂抹。这副委实无丝毫文采可言的对联提供了很实在的内容。从这十四个字中，一段寻常人的历史已触手可及。用不着介绍，从对联中我能够体会，居住里面的一定是从江夏迁徙过来的居民，在这里拓业生根的是他们那个叫“翠崖”的祖先。木墩是黄姓人聚居地，翠崖先生自然便是姓黄了。

　　迎接我们一行的是住在这里的黄灿坤老先生。他年纪虽大，仍精神矍铄，步履有力。我仔细看他一眼，看不出有什么不同。黄氏家族在这里已经生根散叶，他们今天已是货真价实的深圳人了。深圳人会是怎样的生活？在一般人眼里，易将深圳与灯红酒绿联系在一起。想当然的往往是误解。我们推开深褐色的铁栏大门走进去，是一个水泥地面的开阔天井，迎面一堵白色墙壁，从中间的大门进去，便是黄氏祠堂，所以，在这里的门楣上，端端正正地写着“翠崖黄公祠”五个鎏金大字。这倒和我看过的其他祠堂不同，这里是唯一见到将祠堂名写在内间的。

　　祠堂门外蹲着好几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她们蹲在那里，忙着手上的活计。我走上去打量。在她们面前，铺开一米见方的低矮桌面，桌面是报纸，上面有几个长条形木块，木块上挖出两个圆圆的凹口。这是干什么的？我有点好奇。只见她们将身边掺有花生等食物的面食揉好，然后将面食放进木块的凹口，一个小小的木榔头便开始捶打凹口里的面食了。她们先用榔头将凹口边的面食捶进去，再将面食中心不断捶打。面食捶打得实了，再猛一榔头敲在木块边缘，那块面食便从凹口跳将出来。手一翻，面食掉出来，竟然是圆圆的面饼。因为凹口处有“荣华富贵福禄寿喜”等字的花纹图案，面食的一面也便出现字纹，极是好看。

　　我第一次看见面饼是如此做出的，大感惊奇，忍不住也蹲下来，从一个妇人手上接过木块和榔头，依法炮制。做面饼的过程看起来轻松，还是有不少技巧。首先是压面饼时不能随意，得仔细放进凹口，四处填实了，才可用榔头捶打。就像她们做的那样，必须先捶打凹口边缘的部分。边缘捶实了，再捶中心。这时候面饼全部陷在凹口，取出来的方式不能用手抠出。想抠也抠不出。只能用榔头狠敲一下木块，随着“嗒”的一声，面饼从凹口松脱跳出，然后放在旁边的一个簸箕里。这些饼叫做“沓米饼”，或干脆叫“沓饼”。我们进去时，那个簸箕已整整齐齐码放了不少沓饼，我也将敲出来的放在簸箕内。这种手艺活我还真是第一次做，新鲜感总令人充满兴趣。不知不觉，竟然也做出了十来个。再问后得知，沓饼不仅是黄氏族人绵延数十代的独特手艺，还是邻人间互相馈赠、表达祝福的新年礼品。漫长岁月下来，已成为这里极富民间特色的风俗。

　　那些沓饼并非从凹口敲出后摆进簸箕就算完成，还有最后一道工序。那也是我很感惊奇的工序，将那些只有掌心大的沓饼送进厨房，里面的灶台下已灶火熊熊，台上架起一口大锅，里面竟然不放油水。大锅烧红后，一块块沓饼放进去，只用火来烘烤。至于火候，就看师傅的经验了。做完这道工序，沓饼放一放，等它稍冷就可以吃了。咬第一口感觉有点硬，第二口便酥，立刻唇齿生香，果然不同凡响。

　　我很惊讶黄氏族人是因为什么保持他们的制作手艺。这的确是种手艺。平时无论我们吃什么，很少会去想它们是如何做出来的。在不少城市，一些小巷里都有做零食的场所，那些场所存在，是因为开店的人要赖此养家糊口。黄氏族人不是。他们不需要将这些沓饼拿出去售卖。他们做沓饼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让先人留下的手艺不至失传。中国历史太长太久，无数手艺出现了，又慢慢地消失了。最后成为出土物时，就进入博物馆的某个玻璃柜内，引起观者的惊叹。这些沓饼当然没资格进博物馆。作为一门手艺，又确能令人感到某种传承。我们真还不能小看任何一种传承，今天你习以为常的，说不定明天就变成需仰承鼻息的了。譬如一个简单的石头雕塑，今天的产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古代的产品，哪怕今天使用的工具和技术都要远远超过古代。比不上，就意味着其中有失去的部分。这些失去的就是在传承中消失的。消失的永远无法弥补。所以，这些黄氏族人始终保持先人传给他们的东西。我们在生活和成语中常常碰上“代代相传”一说，真的什么都在“代代相传”吗？不一定。如果真的一切都代代相传了，我们的文化会保存得更加丰富，更加令人不可思议，就因为我们的传承并非真的做到了代代相传，才有那么多手艺失传了，彻底消失了。所以，保存任何一门手艺都特别重要，哪怕是一个作坊里的东西。“翠崖黄公祠”当然不是作坊，这里还是保存了他们先人的东西，令人惊讶又不必惊讶的是，因为对先人的东西有了保存，他们今天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一种不经意的底蕴和一些在空气中弥散开来的意味。这些意味使黄氏族人的生活显得格外的源远流长，没中断是更重要的。所以，那些黄氏后人显得安稳和沉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浮躁进入生活。“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难道不正是内心沉静带来的人生？也唯有这样的人生才可以代代相承，让一种永不可改的东西支撑起属于人的本真与本色。

　　我应该料到，得知后仍感意外的是，居住这里的黄氏族人竟已是翠崖公的第二十五代子孙了。我看着坐在面前的黄老先生，他脸上总微微带笑，似乎对生活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我也觉得他们的生活真就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不温不火，简单随性。那个祠堂在里间，我走进去打量，里面没人，四壁没有任何悬挂，只有两张四四方方的古旧红桌摆在里面，左右各一张，每桌都被八张高椅背的旧木椅围住。桌椅上的红漆年深日久，早已剥落。正面墙上放着他们的先人牌位，牌位前香烟缭绕。和先人在一起生活是什么感受？我真的不知道，能肯定的是，他们每天面对时，内心一定充满平和与虔敬。有先人，就知道自己的来处，就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

　　再出去时，已有不少人围坐在黄老先生身边，听他讲述翠崖公迁此拓荒的故事。我在旁聆听。说真的，那些故事没多少惊心动魄之处。和光明大多数守着祠堂的家族一样，说的无非是那些先人们如何因避战乱来此。偶然的迁徙从此落地生根，再也没有离开。我在恍惚间想到的是，二十五代人，究竟得经过多长的岁月？七八百年总有的吧？一问之下，果然已近八百年历史，更没想到，这幢房子竟是翠崖公传下的祖业。它翻新多少次不说，我还是不敢想象它已历经八百年沧桑。翠崖公的后人始终不声不响，过着他们踏实平常的生活。我抬头时，一天的夕阳又要落下。生活的变化再多，夕阳永远不变。它几百年前是如此模样，今天也还是如此模样，无论多少年后也不会改变。世间是有永恒存在的。他们——也可以说我们——面对的世界，与先人面对的世界有那么多相同之处，又有什么值得去躁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