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傍晚，他会出现在散布于村庄外围山岭中的各个养鸡场门口。从三轮车上拿出一件帆布披风，斜挂在腰部或者垫在肩上，打开三轮车后斗，一件件往下搬运鸡饲料。近些年来，南太行乡村很多人干起了养鸡的副业，借以解决有吃的没花的之生活现状，特别是过去一些经常出去打工的人家，养鸡虽然脏和累一些，但相比在外面受人吆喝、白眼和歧视，养鸡守家在地，啥事儿也不耽误，还能挣钱，当然体面和自由许多。有需就有供，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瞅准机会，朱贵民率先买了一台带驾驶室的三轮车，做起了贩运鸡饲料的生意。
朱贵民长我三岁，和我是小学同学。那时候，他个子最高，也瘦，脖子长，两道眉毛呈倒三角形，眼睛也三角。尽管他爹是我们几十个学生共同的老师，但朱贵民学习成绩非但没有遗传他爹的基因，也没有发扬他爹的刻苦精神，每次考试，都用两三只超级大的“鸭蛋”回报他常年在讲台上吃粉笔末的教师老爹。到小学五年级，朱贵民和他爹的冲突公开化，且愈演愈烈。在一个秋风横扫全世界的下午，父子俩的冲突可以和前些年美国在中东打的那些仗相提并论，最终朱贵民的坚决反抗，使得他老爹希望儿子读书成才的梦想，在那一刻彻底破灭。当时，他老爹吹胡子瞪眼，几次愤怒至极，拿起黑板擦就要甩在朱贵民脸上，朱贵民不躲不闪，昂首挺胸，俨然一副英雄就义的大义凛然与悲壮肃穆。我们这些同学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吓傻了，一个个瞪着眼睛，按住眼球，呆愣愣地看着朱贵民父子两个人的战争活泼泼地上演。
最终，朱贵民哼了一声，看也不看老爹一眼，转身走到座位跟前，猿臂一探，猴腰一弓，提起杌子，背起书包，大踏步走出教室，还带着一团黄尘。自此与课本、学校完全决裂。几年后，我也高考失败，再次归属到了朱贵民的行列，即乡村待业或者干脆就是无业青年的庞大行列。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因为读了中学之后，我想我最差也会读个师范学校之类的，绝对不会再和朱贵民这样的自绝读书之路的人扎堆儿厮混，沦为广大北方乡村无业青年如草芥般的一员。可人想不如天算，我白花了爹娘六年血汗钱，虽然肚子里装了一点墨水，但从本质上，与早就把自己的人生归位于新一代农民的朱贵民没有半毫米的区别。
插图：李雨薇
沮丧是有的，因为从小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身处20世纪末中国北方乡村的大多数青年来说，尽管理想和做梦几无差别，但关于个人的狂妄设想必不可少。就个人的未来，我无法和父母沟通，因为他们只知道我落榜了，这一辈子当中，就断绝了学而优则仕的“封神”之路。必定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今天去田里锄草，明天到山上打柴，然后再靠借贷盖新房子，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闺女结婚。如此周转往复，虽然换了一个名字和一个时代，但走的还是父母走过的那条逼仄的乡村之路。
苦闷使我和朱贵民不仅时常能够重叙同学情谊，还很快成了好朋友。此时，朱贵民承包了村里的磨坊，磨米磨面磨豆子，乃至猪饲料，虽说收入不多，但也算是兜里有了零花钱的人。我为了躲避父母的唠叨和叹息，每晚都去找朱贵民。那时候，朱贵民一个人住在一所老房子里，有一张大炕，两个人每晚躺在上面，开始胡诌八扯地谈梦想，最后却扯到了村里的男女情事上。朱贵民毕竟大我三岁，对男女之事十分精通，有几次还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邻居，一对结婚五年多的夫妻在夏天夜里做爱的声响和言语。乡村的性基本上是公开的，或者说具有原始的、天然的敞开性。而且，性和性趣闻不仅是男女之间热衷之事和生理本能，还是他们调剂生活，暂时忘却生活苦难的最强效的精神药剂。
十八岁那年冬天，为了挣点过年的钱，母亲让我跟着父亲，去五十公里外的白塔镇帮人装铁粉。我瘦胳膊瘦腿，本是农民的命，却长着一副书生的身子，没干几天就卷铺盖跑了回来。刚一进村子，就听说，朱贵民闹了一场大事。那时候，我已经认定朱贵民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了，出于义气，一听他有事，就急忙打问。人说：家里给朱贵民找了一个闺女做媳妇，对方也同意。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太行乡村年轻人结婚早已经是普遍风气，一般男孩子如果读书不行，十六七岁时，家里就开始为他们张罗媳妇。当然，门当户对是首选，有公职的人家若是儿子待娶，必定有诸多适龄闺女的父母上门请婚或者托人撮合。朱贵民除了读书不多之外，家境在当时方圆十里的村子里还是属于中上等的。爹是教师，母亲虽然是农民，但她的两个哥哥一个是本乡的乡长，一个是本县供销公司的采购主任。正因为这样，朱贵民的老爹是全乡第一个由民办转为公办的教师。一个月一千多块钱，虽然说起来不多，可在当时的南太行乡村，一个月坐地收入一千多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女方家境相比朱贵民基本相当，爹是养路工人，娘是纯粹农民。而且，那闺女也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他俩订立婚约，村人反映基本一致：门当户对，都差不多。女方唯一劣势是没有当官和在外做公事的人做靠山。按照南太行乡村风俗，双方都没意见后，先举行一个订婚仪式，俗称“递手巾”。即选定一个晚上，由媒人带着男方和其父母亲，事先买一对大红枕巾，包上一千或者几千块钱，到女方家去。如果女方接了枕巾，就等于应承了这门亲事。双方也可以就此向外宣告，自己的儿女有了人家。其他有意的人，就不要再来多嘴多舌了。
这只是一个开始，随后双方会通过媒人，就彩礼钱进行一番磋商。这是南太行乡村又一个风俗，即男方迎娶别人家的女儿，必须给付一定的彩礼。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致是一万五到两万之间。名义上是尽孝道，实际上有防止闺女这盆水泼出去后，杳无音讯或者干脆不孝顺的意思在内。养儿防老，养女也防老。这是尚处在农耕时代的北方乡村一以贯之的传统。但男方也深知即使娶了人家闺女，也要尽孝道的道理，就在彩礼钱上能少点尽量少点，女方父母或是贪财，或是碍于面子，要得当然不能比同等人家的闺女少。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起初，女方家觉得朱贵民家境好，应当多要点，一开口就是两万两千块。这个价码，在当时的南太行乡村力拔头筹。朱贵民家当然不干，私下说，闺女又不是很俊，还没文化，就爹一个当工人，这个价开得不着调。
两家因此一来二去，磋商很久，还是毫无结果。朱贵民爹娘也生气，朱贵民闷头不说话，少顷，晃动他那根细高挑的身子，一溜烟翻过一道山岭，气势汹汹地杀到了未婚妻家。大脚片子甩进门槛，正在烧火做饭的未来丈母娘还没明白咋回事，朱贵民就挑着三角眉大声吼道：穷疯了恁都？缺钱缺死气了恁都？其中的“死气”一词，为南太行专用，意思是吝啬和极度匮乏。
未来丈母娘没想到未来女婿这么厉害，又口出不逊，当场叫了一声哎呀俺滴个娘啊就一屁股坐倒在黄泥地上，然后放声号啕，声振屋瓦。正在对面山坡上打柴的未来岳父和未来大舅子听到哭声，停下手中斧头，竖起耳朵倾听，确认哭声是从自己家发出的，父子俩几乎异口同声地嗷了一声，受惊的兔子一样蹿下山坡，奔到家里。大舅子当过兵，身材不高，但很健壮，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迅速弄清情况，大吼一声，扑过去就踹了朱贵民一脚。这还不算，动作之中还怒骂朱贵民说，恁娘的朱贵民你敢到俺家欺负人，找死！随即，第二脚跟上，再上拳头。朱贵民似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蒙了，挨了两脚，才觉得应当反抗。可不凑巧的是，正当他吼叫一声，准备对未来大舅子以牙还牙的时候，未来岳父不偏不倚地挡在了中间。
当天夜里，一场大雪覆盖了南太行乡村，世界一片茫然。还没等到日出雪化，我就穿上了肥大的军装，马上就要走州过县，去向远方了。出发当天，诸多的乡亲来送我，唯独不见朱贵民。我觉得这小子真是不够意思。在我心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好，应当是实打实的，而不是逢场作戏。车子开动了，我又扫了几眼，依旧没有发现瘦长的朱贵民。转头瞬间，心里一股悲伤犹如惊涛骇浪，席卷了我对同学、朋友的固有认知。我似乎明白，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自己首先要做好被伤害甚至被出卖的准备。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谁对谁都没有好到底的义务，同性之间甚至异性之间，根本不存在沧海桑田的纯真与永恒情谊。
去家三千里，一切都在时间中自我转换。两年后，我回家，却听说朱贵民已经成家了，老婆还是原先的那个闺女。至于他们如何消弭误解和仇恨的，没人对我详细讲解，我也没有打问朱贵民。再一次回家，朱贵民有了一个女儿。有一次在路上遇到，朱贵民晃着一颗越发尖细的脑袋，三角眉摆得比课桌还正，和我打了一个招呼之后，一秒也没停，就相向而过。我叹息一声，低着脑袋，回想起当年与朱贵民的友谊，忽然觉得一阵苍凉。不知不觉，走到他们家门口，忽然看到他妹妹和他娘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我礼节性地叫了他娘一声婶子，正要抬脚前行，去往大姨家，却听朱贵民的妹妹嗷了一声，狼一样冲过门前的小土路，到大马路上，拦住我就骂。
那是我在乡村受到的唯一一次正面的、莫名其妙的侮辱。朱贵民的妹妹和我同龄，但比我低一年级。上学也和朱贵民一样，每次都用“鸭蛋”回报父母。小学五年级没到，也背起书包回家了。村人都叹息说，爹是老师，却教不好自家孩子。这也算是奇怪之事。长大成人后，朱贵民爹娘见邻村一个小伙子很会做生意，算账一口清，为人处世也备受村人赞誉，两口子一商量，就托了一个熟人，撮合了自己女儿的婚姻。
不料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几年后，那小伙子做生意赔了钱，欠了银行十几万块钱。人都说，这一辈子都难还清。两口子不愿把女儿往火坑里推，起初当作不在意，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又过了一年多时间，找了一个借口，退掉了这门亲事。那小伙子气不过，有意报复。凑巧的是，那小伙子和我也是同学，我回家之后，去他那里喝过一回酒。那小伙子说一定要好好报复朱家，我说，这个事情最好的方式是顺其自然，都是乡里乡亲的，合则好，不合也符合常理，以后还在一个地方生活，没必要。
却没想到，话传到朱贵民他娘和妹妹耳朵中，却变成了我怂恿那小伙子报复她们。要说朱贵民的娘，年轻时候也算是村里一等一的美人，脸上身上哪儿都好，唯一不足的是，鼻梁四周有一些黄褐斑，而且很明显。他妹妹也遗传了母亲，长得像姐妹，黄褐斑分布也非常均匀。那天，她们娘儿俩把我拦住，用我们南太行乡村最刻薄、最原始、最恶毒的话骂我不是好东西。我辩解，她们却不给我机会。我怒喝说：你们以后会知道的，到底我是为你们说了好话，还是添了油加了醋！人亏心，天不亏人！说完就走了。不过几天，另一个在场的人给他们说了真话，证实我当时就是劝诫那小伙子不要报复他们的。
我在等她们道歉。但几天过去了，那娘儿俩一句话都没有。我娘说，她们这是看不起咱，骂就骂了，作践就作践了，知道咱家没本事，奈何不了他们。我沉默，知道娘说的是事实，也由此知道了朱贵民为什么对我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事过之后，我也第一次洞晓了乡村的人情人心，即：强势者永远向更强势者低头，富有者必定帮助利益共同者。弱者不仅是他们天生的出气筒甚至侮辱对象，也是他们用来显示自己富贵、能力和地位的垫脚石与杂草败叶。
因为家境差，我的婚姻大事也成了父母的心头大患。我自己也到了十九岁，眼看着周边的同学同乡都锣鼓花轿地成就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自己虽然在外面，但仍旧是一个只拿几十块钱津贴的战士。那时候，当兵不像考上了大学，出来就有工作，最不济的也能做一个乡村教师。而当兵不行的话，退伍之后还得回来种地。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也使得自己有一个情感的和婚姻的归属，我也曾梦想过成为朱家的女婿，朱贵民就是我的亲大舅哥。有一次，我还给母亲说了这件心事。母亲说，不可能的，人家的家境过得是啥光景？咱家啥年景？提都不要提，提了的话，闲给自己脸上抹黑呢！
要不是这件心事，朱贵民妹妹和他娘在大马路上冤枉我，我一定会反击，虽说男人打女人不算英雄好汉，但至少会在言语上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我还想，尽管朱贵民的妹妹和那个小伙子处了好几年，可能还发生了肉体关系，但对于我这样家境的人，对方即使不是处女，只要愿意下嫁，就算烧了高香，祖坟上冒青烟了。我还暗暗地盘算，倘若我和朱贵民的妹妹能成的话，等我退伍回来，凭朱贵民亲舅舅做乡长的能力，在乡政府谋个差事那肯定板上钉钉……到那时候，我们家也就摆脱了贫苦人阶层，转而鸡犬升天，人神同眷了。
这是我的心里话，当然不能告诉朱贵民。等我再次探家回来不久，我听说，朱贵民长期和老婆分居，一个在磨坊里住，一个在家里住，两个人两锅饭，他们唯一的女儿先是跟着女方，后来又跟着父亲生活。与此同时，朱贵民和他当乡长的亲舅舅的亲小舅子的二女儿好上了，也就是说，亲戚又连上了亲戚，而且，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一岁。这在我们南太行乡村，算是百年不见的一件稀罕事。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麻将也翻山越岭，在偏远的南太行乡村风行起来。除了五十岁以上的，村人基本上都会打，不论男女，也无论季节，白天黄昏东一桌西一桌，一个个打得稀里哗啦，声震山河。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外出务工的男女会日久生情，单身在家久了的汉子娘儿们会暗渡陈仓。没想到，打麻将赌博也能碰撞出猛烈的爱情火花。
熟知此事的村人说，朱贵民和张芝芝的事儿不是一天半天的了，胎都打了几次。我大为吃惊。而让我更为吃惊的是，假若朱贵民和小他二十一岁的张芝芝结了婚，别看他大我三岁，还得叫我哥，因为，我亲弟弟娶的是张芝芝的大姐张花花为妻，即我的弟媳妇。这样一来，关系就全部乱了。
朱贵民妹妹的事情也令人不解，和那个小伙子解除婚约之后，朱贵民妹妹去了乡卫生院上班，当然，去之前，到市里的卫生学校进行过半年的培训。乡村生态就是，一人得势之后，势必要将家人拉拢进去。一个人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和权力之后，不为家里办事，不拉拢几个自家后辈进入公门，会被乡人耻笑为无能。
这一点虽不符合时代要求，但很能体现南太行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的传统。这种家族式的连带与提携，作为中国社会长期的文化景观，其历史之长远，可谓洋洋大观，声势浩大。
一个乡野女子进入事业单位，本该是荣耀，可在众人艳羡之时，朱贵民的妹妹则出了一场大事。某个清晨，有人看到乡政府附近村里一个男子从她宿舍的窗户中翻了出来。一时间，艳事飞扬，迅速传到了全乡一万六千多“肉体终端”，成为了当年最为刺激、香艳的南太行十大新闻之一。
我摇摇头，为自己当年那种想法感到羞耻，也觉得，现在的乡村，不仅在外形上高度模仿城市，人心和行为也进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既欲望蓬勃，不再遮掩；又慌乱无措，甚至简陋和拙劣。
朱贵民果断再娶，对象就是张芝芝。不久，又生了两个女儿。这期间，我也在外省娶妻生子，几乎每年，我都要回家一次，小住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和我弟弟的关系，朱贵民和张芝芝经常来我们家。有一年，我父亲和弟弟想要修建鸡场，用来帮助弟弟摆脱收入太低的生活状况。我在西北，未能帮上忙，只是给了一些钱。春节回家，母亲和弟弟有些感动地说，这一次修建鸡场，朱贵民又是用自己的车给拉砖、沙子，建房子，一连干了半个月，一分钱都没有要！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我几次请他喝酒。也交代弟弟说，朱贵民算是咱这里的一个能人，和村干部、乡政府、林业局、派出所的人都熟悉，说话办事能力确实很强。现在，你们成了亲戚，我又长期不在家，遇到棘手的事，可以找他商议和帮忙。
弟弟是那种脑袋简单、做事鲁莽的人。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事情，一旦说出来、做出来之后，就不会再有什么改变。比如，一斤鸡蛋售价四块钱，这个价格虽然会波动，但半年内都会是这个价。再比如，一个人对他说，送一趟货物到乌鲁木齐可以挣到一万块钱的毛利润，他就觉得一万块钱绝对没问题。我之所以这样交代弟弟，并且多次在喝酒时候对朱贵民百般恭维，意思是平时让他多帮着我弟弟。
朱贵民确实言语伶俐，善于分析和揣摩人心，把乡间的各类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往往占了便宜别人还念他好。这样的人，是乡村土壤中的奇葩，是深厚的乡村人情生态、固有的权力结构、血缘家族传统混合催发的产物。或许，这样的人一旦离开乡村，就会马上坠入万丈云雾之中。
弟弟养鸡，所用的鸡饲料朱贵民承包了，鸡蛋的运销也是他。弟弟有时候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就欠着，过一段时间再给。朱贵民也不说啥。一来二去，母亲和弟媳妇之间却总是因为钱物事闹别扭，相互指责。母亲说，春天时鸡蛋价格稍高，拉到市里是四块五每斤，可朱贵民还是按四块钱和弟弟结算。母亲虽然不识得几个字，可是心细、勤快，蓦然从其他养鸡户那里无意中得知这一消息，就给弟弟和弟媳妇反馈，并建议他们要和朱贵民在钱物上搞清楚，吃亏吃在明处没人说你傻，吃在暗处，得便宜的不仅高兴，还会背后笑你笨得连猪都不如。
我觉得母亲说得有道理，因为，这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尊严。弟媳妇性格粗疏，又极好面子，不许婆婆对她进行任何训教，就顶撞。有一次，朱贵民说可以用玉米来抵欠他的鸡饲料钱。可到了年底两家对账时，朱贵民却闭口不提那5000斤玉米的去向，弟弟也稀里糊涂。母亲问起，弟弟说，抵账了，算进去了。母亲说，根本没算进去。弟弟犟，母亲也着急。弟弟一生气，把母亲甩在了鸡房的粪道里。母亲当然生气、沮丧，一个人哭了好几天。我电话回去，觉得母亲说话口气不对，哄着问出实情，当场怒不可遏，打电话把弟弟骂了一顿。我厉声对弟弟说，不管父母做得对不对，都是为你好，你不该做那样的忤逆之事。
大致是经营问题，弟弟和弟媳妇操持的鸡场根本赚不到钱，算是白辛苦。弟弟又重操旧业，即开大卡车往返于陕西神木、山西左权、和顺、大同、阳泉与河北邢台、沙河、邯郸、永年、武安等地方，拉运煤炭换取差价。一台新的卡车要五十万，弟弟没那个实力，我也没有，弟弟就给别人开车。有一年，他给邢台的一个车主干了两个多月，车主耍赖，不给他工资。他性急，就动手，他还没提起棍子，对方抄起一根铁板就拍了过来。若不是他躲了，不重伤，也得休养几个月。报案后，派出所没有当场给予解决，只是要求弟弟不要出门，必须在家听候传唤。弟弟无奈，找到朱贵民，朱贵民说，这个好办，俺认识派出所的。旋即催促着让弟弟准备几十斤的核桃、板栗等山货，和他一起，去了派出所。管事的说，这样吧，你交两千块钱保证金，就可以再上车干活儿了，只要保证随叫随到就行。
开发票没有？我问弟弟。
弟弟说：贵民说，咱这不兴开发票那个麻烦事儿……
你个傻蛋！我怒极大吼。
缺乏基本的公民意识，对职能部门人员无条件甚至不辨黑白地服从，这不仅是弟弟一人的习惯意识，也是南太行乡村诸多人去公门办事的普遍模式。我对弟弟说：既然是交付了保证金，派出所就应当开具发票，没有发票就是行贿或索贿。弟弟一再辩解说：这是朱贵民让我这么做的。我又说：既然他们受理了这件事，就应当帮你把工钱要回来。弟弟则又说：人家只管让我现在可以自由干活儿。
这件事让我头疼，甚至悲哀。我从侧面了解到，朱贵民和一个民警早年交熟，两人的儿子还结拜为干亲。他之所以催促弟弟交付保证金，是想用弟弟的钱给亲戚好处，借此牢固关系。
我再一次感到，朱贵民确实是一个有头脑的农民，以他人之财务为自己开路和谐关系，也是一个极好的生存策略。不久，我又听说，朱贵民不仅在鸡饲料和鸡蛋代为贩运上耍花招，也在核算时候蒙骗弟弟。有几次拉鸡蛋时，少算一两斤不是什么问题，朱贵民却十斤二十斤的故意遗漏。如果仅仅作为乡亲，这些也可以理解，但朱贵民和我弟弟是“挑担”，我弟媳妇和他媳妇是亲姊妹。这就令人心理上接受不了。我也觉得朱贵民对弟弟的做法不仅过头，还过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人性的主要原则，建立自我满足的基础上的人生，才能关怀他人。这是卢梭的话。对于朱贵民对我弟弟一家的做法，因为涉及到我的亲人，愤怒和不满都是正常的。而在其他人看来，朱贵民就是一个能人，这也可以说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理论在民间的生动实践，也是南太行人群历来“钱不管多少，装到自己腰包才算”之财富观的体现。当然，也只能怪弟弟一家粗心大意，好听点说，是用人不当，不好听的话说，是自己缺心眼。
因为这件事，我也疏远了朱贵民。后来回家，基本上不再与朱贵民联系，在路上遇到也只是打个招呼，完全不像是曾经在一个教室一张土炕上睡过的同乡伙伴，而是与自己无关甚至从来就不相识的“他者”或“熟悉的陌生人”。随后，朱贵民在诸多问题上开始和弟弟过不去，但不是当面，而是运用自己和村干部乡政府熟悉的“关系”，先是在弟弟与他人的林坡纠纷上偏向另一方，再暗中将一块涉及弟弟家利益的田地，偷偷蛊惑和利用他人砌挖为他自己的房基地。
在乡间，血缘家族之间的联结是抵抗个人和家庭灾难、苦难的最有效保障。朱贵民既然和我弟弟为“挑担”，其媳妇又是我弟媳妇的亲妹妹，一些事情本来不应当发生。更荒谬的是，这些事情根本没有牵扯到朱贵民的利益。
朱贵民和我弟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乃至他所作所为，是南太行乡间人际关系的一个典型性的微缩景观。按照传统的宗法观念，血缘家族内应当杜绝或者禁止这样的坑骗和使坏行为的，这也是体现家族自尊与内部团结的最有效的“尺度”和标准。朱贵民其人乃至更多的朱贵民，我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实质性错误，在坚如冰雪的生存面前，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以攀附与随大流的方式去获得自己的地位、利益、面子、尊严等等，都是人性的要求。乡村的土壤更适合朱贵民这样的人生存。在芸芸草民之间，朱贵民是深谙丛林法则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他的心理、道德、个人素质标尺乃至信仰，一方面深受乡村传统影响，另一方面又积极而自在地进入到了这个貌似庄严的唯物质时代。
因为市场原因，先前茂密的养鸡场逐渐减少，闲置于村外的各个沟坡之上。尚还有一些人家，转型做放养鸡养殖，但放养鸡也是要饲料的，朱贵民仍旧以贩运鸡饲料和鸡蛋为业。有几次看到他，在薄暮或者晨曦之中，在纷纭的鸡叫和鸡粪之间，一袋袋地搬运鸡饲料，或者蹲在地上查验鸡蛋的完好率。我想到，朱贵民也近五十岁了，三角眉和三角眼依旧，脸膛黑红，头发也有些白了，腰身看起来粗壮了许多，但也不可避免地有点弯曲。我笑笑，给他打了个招呼，转头，忽然想：朱贵民也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一个人养活一家五口人，也确实够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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