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贵
夜深，电话铃急骤响起，我猛地抓起听筒。电话是从北京大学打来的，我的同学陈学飞语调低缓沉重地告诉我，刘忠贵去世了！你说什么？一个正值壮年的“车轴汉子”就这么走了！我呆坐在写字台前，这一夜，我久久未能入睡。老贵，刘忠贵，笔名刘水长，1946年生，籍贯佳木斯，入学前在市广播电台当记者，和我同是东北亚大森林人，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记得在中文系迎新生联欢会上，他即席朗诵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喝一碗完达山的清泉水》，至今尚有许多同学铭记。在学校的四年学习生活中，不论同学还是老师，就连工宣队的老师傅，对这个热情憨厚的大胡茬子同学，都亲昵地称之老贵，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多年之后亦然。
毕业之前，中文系分为几个小分队，由教师带领赴各地实习，惟有老贵和我单分在一起，留在北京，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学习编剧。我俩分别跟随知名编剧创作剧本，老贵捷足先登，将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时为编导室的负责人田方、于蓝大为赞赏，动议将“这两个大学生留在北影工作”。我和老贵商议，“触电”太难，还是打回东北老家去。
老贵毕业后分配到北方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翌年，组织拍摄电影《反击》，北大欲将我俩召去创作本子。老贵尚未成家，只身一人，奉命赴京，导致厄运降临，停职反省达一年之久。我因妻子生小孩，未能成行，方幸免于难。创作长篇小说《桐柏英雄》的作家前涉，看中了老贵，几经努力，将其调到工程兵文工团创作组，大家无不羡慕老贵因祸得福。老贵自嘲道，胡子拉茬当上兵了！
在工程兵文工团，老贵同创作《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人叶文福分在一起，任专职创作员。不久，叶文福被隔离审查，初来乍到的老贵被指定参加专案组。老贵对我说，咱们和叶文福都是写诗的，同类岂能相残，得暗中保护他一下。果然，老贵身体力行，做了许多转化工作，得到诗人们的由衷称赞。诗人韩作荣不止一次对我说，刘忠贵这个人不错！
1987年，老贵脱下军装转业到北京市司法局，从事法制文学创作，生活相对比较稳定。这期间，我俩共同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两岸情魂》，他还与人合作创作了话剧《滚滚的黄河》，电影文学剧本《十万火急》，他创作的《中国律师史话》被司法部评为1996年金剑工程图书类一等奖。他把精力主要投放在为电视台撰写法制专题片及专题文艺晚会解说词上，多达四十余部（集）。我曾经约他将《两岸情魂》改成电视剧，中央电视台对这样的题材很有兴趣，他来信说，写回归主题的本子写得很苦，一次次推倒重来，只怪命苦，又说实在力不从心，有好几桩事压在身上，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终于明白，柏木桶靠不过破罐子，老贵是活活累死的！
在众多同学之中，我和老贵的交往当是最多的一个。他刚调到北京，我陪妻子去京看病，他得知后，几次到住地看望，在前门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刚刚时兴的肯德基，开了洋荤，花去他一个月的工资。老贵结婚时，家里那套新家具是我在小兴安岭定做好发运到北京的，他的夫人半信半疑问老贵，真是你的同学给的吗？怎么好几年见不到其人？直到我这个老同学出现在他家时才信焉。
第一次在老贵家吃的那顿饭令我心酸。那日，夫人领着孩子回娘家了，老贵下厨。弄了半天不见上菜，我到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厨房一看，老贵正在切白菜，打算拌个家乡的炒肉拉皮，但见他切得挺费劲儿，我接过来切，发现刀刃是豁牙的，锯齿一般，一刀下去白菜竟切不断。日子怎么过到这步田地？老贵无可奈何道，对付着闹吧！说这句话时，他那厚厚的嘴唇透出几丝不易觉察的苦涩。可以预见，两人的离异是意料之中的。让我感慨的是，分手之日，老贵请前妻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
我曾想，幼年丧母，中年离异，既不会做饭又不会照料自己的老贵，将如何在不到12平方米的“贫民窟”领着儿子生活。
令人欣慰的是，老贵终于分得两室一厨的新房。实行房改，这套房子要交两万元钱，他拿不出这笔钱，只好东挪西借。过了两年多，老贵在电话里掩饰不住喜悦之情，告诉我买房的欠款已经还清了，下一步家里打算安装一部电话，再打电话就不用上邻居家了。我无言以对，两眼发热。时至今日，进城的打工仔、打工妹安台电话易如反掌，而曾创作电影《间隙和奸细》的这位剧作家，竟安不起一部普通电话，时为1998年。
得知老贵家里有了电话，是当年的5月。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不谈家事只谈文学，这是惯例，唠了十来分钟。他说，有房子了又有电话了，想提前退下来，在家里写点东西。然而，房子、电话何用之有？有谁料到，在这套房子里，在这部电话旁，他猝然逝去三四日无人知晓。“写点东西”，这是一个热爱生活之人的一生追求，也是一位并不幸福之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翻阅老贵寄给我的剧作，沉思良久。这位剧作家的许多剧本皆是大团圆的结局，而他自己的人生舞台，两次婚变，一生坎坷，最终落下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剧帷幕。
孔乙己
孔乙己，是我上高中时的同桌孔同学的绰号。孔同学在我们班当语文课代表，一本《新华字典》整天介不离手，常常弄一些生僻字考问老师和同学，比如尥蹶子的尥怎么写，用手捋草叶发出声音的象声字怎么读？他嗜书如命，借书从来不主动归还，催要急了，就不紧不慢地来一句“读书哉，慢慢读也”！都是同学，拿他亦无可奈何。有一次，在学校图书馆看书，他非常喜欢一本书的插页，偷偷撕下来，正欲装进书包，被图书管理员抓了现行。那会儿正学《孔乙己》这篇课文，于是乎，孔乙己这顶帽子顺理成章戴在了他的头上，同学们不再叫他的名字，直呼孔乙己，他也乐得答应，满不在乎。高中毕业后，我和孔乙己与大学失之交臂，一起进了小兴安岭一个外国援建的工厂技工学校。时值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我们这帮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个个不甘落后，立即行动起来，先行一步地抢着拖楼道、扫厕所、擦玻璃，缓行一步的，就到房前屋后捡拉圾，抢不上槽的，只好到厂区里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去学雷锋了。
形势所迫，孔乙己想要见诸行动却苦于没辙，动了一番脑筋，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一个人来到建筑工地，将散落在工地的牛皮纸水泥包装袋捡回宿舍，用湿抹布擦干净水泥灰，一张张抚平，然后用剪刀剪成书本大小的方块纸，再用铁丝串起来，一串串分挂到男女厕所，作为入厕手纸。他十分得意，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兴奋了好几天。
孰料，车间召开学雷锋总结表彰大会，主任表扬了许多同志，尤其表扬了雷厉风行、落实毛主席指示不过夜的同志。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这位领导又说：“大家对孔同志反映不太好，用牛皮纸做手纸，用意何在？居心不良嘛！”在场的人都笑了，只有一个人面无表情，呆坐在那里，这人就是孔乙己。
“四清”运动开始了，全厂上下广泛开展“评功摆好”活动。所谓评功摆好，就是以车间为单位，大伙围坐在一起，挖掘每个人身上的优点，溢美之词用到极致。“人造模”怕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当为一个与丈夫长期两地分居、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女士评功摆好时，大评大摆她每天带饭如何精细、如何注重衣着、如何讲究卫生。轮到孔乙己发言了，他说：“大家说得不错，不过，她最突出的是计划生育搞得好。”我忙捅了一下孔乙己，示意他打住，人家丈夫不在家搞什么计划生育。此公却继续说：“这一条可不容易做到呀！”我生怕人家“炸庙”，为不识时务的孔乙己捏了一把汗，不料会场秩序井然，大家纷纷齐声附和，我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过后孔乙己说：“我就是要说给这个不知‘差耻’二字的人听。”他故意将“羞”说成“差”。
历史风波中，因为“站错了队”，屡遭批斗，孔乙己变成一个沉默寡言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奔腾不息，孔乙己被发落到呼伦贝尔盟插队落户。临出发那天，我匆忙赶去送行，在一片锣鼓声中，领导将两朵大红花分别戴在孔乙己夫妇的胸前。孔乙己一句话也不说，一手攥住我的手，一手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给我留作纪念。我塞给他五块钱，让他给孩子在路上买点吃的。孔乙己扶着妻子，抱着患小儿麻痹症的女儿吃力地爬上敞篷大汽车。汽车开走了，老同学一家人渐行渐远，我站在那儿心情沉重迈不动脚步。翻开手中的笔记本，上面写着一句篡改鲁迅的话：地上本来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没有路了。这还了得！如果上纲上线，吃不了得兜着走。我赶忙从本上扯下来撕得稀碎，扬了一地，泪水止不住从眼眶里滚落下来。从此，我常常在梦中寻觅远在天边的好兄弟。
今年农历正月，我去兴城旅游，竟奇迹般地遇见了30年音信皆无的孔乙己。那天，我从火车站坐公共汽车到温泉下车，天下雨了，急忙跑进一家食杂店躲避。透过玻璃窗，望见对面一家饭馆——孔家清真馆，牌匾上的字体有几分熟稔，不禁怦然心动。一打听，真的不敢相信，饭馆老板果然是我的同学孔乙己。
我急不可耐地直奔饭馆，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孔乙己撞个满怀。他头也不抬，连声说“对不起”。我叫了一声孔兄，他怔怔地看着我，像当年分别时那样，仍一句话也没说，双手使劲地攥住了我，久久不放。
我俩相对而坐，举杯畅饮，孔乙己依然寡言少语，对过去的日子说得简而又简。他看似平静，平静的下面是怎样一种奔涌的波涛？
孔乙己历尽多年的磨难，20世纪80年代末，落实政策，他从内蒙古回到老家兴城，被安排到一家疗养院工作。院里盖了几栋家属楼，分房的时候，都嫌吵闹，谁也不要靠近马路、顶天立地（最上层和一层）的楼层。孔乙己说：“我女儿有残疾，那就要个一楼吧。”便回内蒙古去搬家了。疗养院派了一辆大汽车，拉来了全部家当：妻子和女儿，锅碗瓢盆、一张铺床的羊毛毡子和半车干牛粪。用孔乙己的话说，穷得叮当响，一贫如洗呀！
开发建设兴城——第二个北戴河，这里成了通往海滨的黄金地段，临街的人家在楼前接了门市房，开商店，开饭馆，左邻右舍都张罗起来了，惟有孔家按兵不动，因为实在没钱。眼看左右一面一个山墙立起来了，孔乙己不得不东挪西借凑点钱，加个屋盖，前面开门，开了一个小吃铺。一家人经营靠诚信，服务靠真诚，小吃铺日见红火，远近闻名，旅游旺季招来许多回头客。几年后，小吃铺变成孔家清真馆。孔乙己还告诉我，念书的时候，你们就把我当个文化人，我给孩子办了个作文班，了却我一直想当老师的心愿。这不，正要去上课呢！我向外边看了一眼，一辆蓝色夏利轿车候在门口。我问：“你自己开呀？”他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望着两鬓斑白的孔乙己，我不无戏谑地说：“回到老家了，回字有四种写法，你尽情地去教吧！”一阵开怀大笑。伴着朗朗笑声，可以隐约听到不远处隆隆滚动的春雷。
大季班长
大季，我在县城一中上高中时的班长。其前任是：打小报告假积极，脑袋顶块西瓜皮，西瓜皮两瓣儿了，干一学期掉蛋儿了。教语文课的班主任杨老师，召开紧急会议，大季受命于危难之时，当了班头，我则当上语文课代表。用现在任命干部的话说，我俩同一天下的令，可谓缘分不浅！大季，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儿，四方大脸，双眼清澈明亮，颇像电影明星。他干起活儿来一个顶俩，下乡支农，人拉马车运粪肥，总是他驾辕，铲地、除草总是他打头，学校盖校舍，从十里之外的砖厂往回倒砖，我背七八块，累得两腿突突直打晃儿，中途歇了好几回，可大季一背十五六块，健步如飞，常常赶上来，从我的背后悄悄拿走两块砖，摞在自己的肩头上。只有16岁的我，心里充满感激之情。高中毕业了，同学们虽然各奔西东，但却像一条条小船，漂泊了几十年，大多没有驶出呼兰河的疆界，相互间还有些联系，惟有杨老师和大季音信皆无。大家常常忆念起他俩，哪怕如一首陕北民歌唱的那样“拉不上话话儿招一招手”也行。听同学们说，杨老师很早就调回老家去了，大季去辽南当兵，一直当到上校团长，转业后在一座城市的开发区当银行行长，任一把手。有的同学亦想去看看，串联了几回，皆因门槛太高而望而却步。
忽有一天，大季的同桌老齐打来电话，说他去大季家了，在那儿过的春节，一日三餐有鱼虾，待得都不想回来了。这个齐同学，在校念书时偏科，酷爱文学，中外名著无所不读，只是不修边幅，要不是戴副高度近视眼镜，活脱脱一个济公形象。上数理化课，他从来不听，在课桌下面看小说，考试必抄，抄得性起，索性将大季的考卷拿过来，旁若无人一样。为此，大季不知担了多少风险。多少年后，齐同学还炫耀道，我考试打小抄老有历史了！我没有料到，这样一位散仙，在多年不见、现已是处级官员的家里一住半个多月，两口子桌上桌下伺候着，不是谁家都能做到的。更让我没有料到的是，齐同学动情地讲述了大季和班主任杨老师的一段师生情谊。
原来，我上大学那年，杨老师便从县城一中调回辽南老家，在一所重点中学任教，正巧和大季同居一座城市。杨老师退休后在家安度晚年，不想人有旦夕祸福，老伴病故，杨老师孑身一人生活。儿子杨学文，偏爱习武，从小打拳舞剑，崇尚少林。邻居张氏兄弟，一个名叫张虎，一个名叫张豹，学文几次和父亲说，与虎豹为邻对咱杨家不利。父亲说：“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无妨！”学文不听，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炮，还买了一支双筒猎枪，以震慑虎豹。那年，他和几个朋友进山打猎，打伤一只东北虎，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罚款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杨炮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跑了之，到南方经商去了，再没有回来。杨老师独居几年后，搬进老年公寓。这些年来，大季成了杨老师的儿子，逢年过节接回家里，隔三岔五去公寓送些生活日用品，每次去必拎上两大桶杨老师最爱喝的大高粱酒。去年夏天，杨老师想念县城一中，要回来看看。大季买好卧铺票，专程陪同北上。那天晚上，同学们宴请杨老师，我从外地特意挂个电话，不能赶回去看望恩师深表歉意，遥祝老人家健康快乐，杨老师那个高兴呀，电话迟迟不肯挂断。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我们班同学为杨老师送行的最后晚餐。杨老师的后事，自然都是由大季料理的，银行许多职工，目睹了他们尊敬的行长，怎样将一位无依无靠的老师当作父亲，为其养老送终……
故事寻常，而我却泪流满面，是感动，是愧疚？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少年时代在一个班委会共事的大季班长，从我背后悄悄拿下两块红砖，放在自己满负重荷的肩头上……
常江同学
常江，名字起得挺有意思，简明又大气，很容易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条最长的河流。在高三这一届同学中，他官当得最大，比县长还高半格，在省城一个主干县厅局任职。每次同学们见面，称其官衔他总不乐意，直呼其名，大家又觉得有失尊重，还是老班长见多识广，在常江未参加的一次聚会上提议，叫他常同学，大家都说好。就是在这个聚会上，老班长向在座的同学讲述了一个他与常同学交往的真实故事。常同学家境贫寒，幼年丧母，老姐姐将其拉扯大。梦中，常常回到养育他的松嫩大平原，记忆中的美食，仍是苞米碴子粥、盐水煮黄豆，那颗心依然家常。毕业多年，同居一个城市的哪个同学生病住院，哪个同学家的老人过生日，他都到场。
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个配有专车的副厅级干部，竟然没有用过一次公车，近几年自行车很少骑了，除了上下班坐车通勤之外，或安步当车或打出租车。有人说他整景，有人说他不合时宜。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同事几近愤慨地说：“一个堂堂的厅级干部，怎么能装成一个老贫农！”
常同学点头称是，一笑了之，依然故我。
其时，大部分同学在母校所在地的县城工作。那年，老班长的孩子师专中文系毕业，在家待业，急得心焦火燎，便到省里去找常同学。常同学把他请到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宽慰道：“现在用人都是聘任制，省城比县城就业门路宽一些，可以帮你打听打听。”老班长身居小城，消息闭塞，又不大相信报刊上的招聘广告之类，常同学答应得这般爽快，心里很觉踏实。起身告辞，将一个装有3000元现金的信封，放在常同学家的写字台上，诚恳地说：“这点钱请人吃吃饭，不能让你劳神又搭钱！”常同学略犹豫了一下，啥话也没说，把钱放进抽屉里。没过多久，省人才市场打来电话，让老班长的孩子到一家杂志社应聘，面试后双方皆满意，签了录用合同。孩子上班了，老班长对常同学甚是感激。
是年，同学们回母校聚会，省城距这个县百余里，坐小汽车一个半小时便到，而常同学是坐火车赶来的。只见他一身半旧休闲装，脚穿一双轻便布底鞋，倒是肩上的阿迪达斯牌背包挺时髦。常同学到得比较早，在餐桌的下首位置坐下等候大家。人到齐后，推他坐上首，他死活不肯。开餐后，大家相互敬酒，都知道常同学喝酒过敏，无人攀比。酒过三巡，常同学站起身来敬酒，他将两瓶盖儿啤酒倒入一个玻璃杯中，举杯道：“这权当两瓶酒吧！一瓶敬老师，一瓶敬同学，今天能喝这么多酒，对自己也产生敬意，干杯！”说罢一饮而尽。幽默风趣的祝酒辞，引发一阵开怀大笑，把聚会推向高潮。再看常同学，从脸到脖子全是红点点，似起荨麻疹一般。见此状，大家无不唏嘘。在师生的心目中，常同学为官谨慎，不事张扬，克己复礼，一向有谦恭之美德，皆叹服。
散席回到家里，老班长接个电话，有人捎来东西，让现在去取。赶至单位，值班的同志对他说，这个包是县政府办公室派人送来的，让转交给你。接过来一看，是常同学参加聚会时背的那个新包，心中好生纳闷，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开背包，里面厚厚一摞小学生作业本，还有一个精美的文具盒，里面装满碳素笔、圆珠笔。显然，背包里的这些学生用品，都是送给孩子们用的。再往里一掏，他的心咯噔一下，装有3000元钱的那个信封，居然连封口都没拆，原封不动退了回来。顿时，什么都明白了。此刻，老班长垂着手，低着头，两眼呆滞，手里握着装钱的信封，像俄罗斯油画《米佳的2分》中的那个主人公，手里握着一张不及格的考卷。他想马上给常同学打个电话，又觉不妥，说什么呢？以后再面谢，又怎么谢呢？这件事就这么放下了，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
半年之后，老班长鼓起勇气给常同学挂了电话，想把这事说一说，总得有个回话吧！电话接通，对方告知，常副厅长已经荣升，去一个大城市担任市委书记。他放下电话，拿起这个看似寻常又不寻常的背包，喃喃自语：“好人哪！”心中默默祝福远在天边却似近在眼前的常江同学。
马棒
初中毕业40年之际，我回学校所在地的这个县城参加同学聚会。按电话通知要求，上午11点钟到这个县最有名的汇宾楼会齐。我因汽车半路抛锚，晚了一个小时，最后一个赶到。一进酒楼餐厅，意想不到的是，当年百十人的同届同学竟来了20多人，除了这些年之中见过的几个同学之外，全是陌生的面孔、陌生的名字，乍见之下形同路人，我有几分尴尬。这时，我们班的老班长指着一个胡子拉碴、五短身材的同学说：“还记得许家骥吧？许大马棒。”“正是在下！”在场的人一阵会心大笑。忘记谁也忘记不了此公，我赶忙走过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秉性难移，他的话一出口，还是当年念书时那副德性，活生生的“这一个”。
许大马棒，是许家骥同学的外号。“大跃进”年代下乡支农秋收，我俩住在生产队长家里。第一天派活儿，生产队长按照老师提供的学生名单，一一分派。当念到许家骥的名字时，把“骥”字分成两个字看了，念成“许家马粪”，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队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许家马粪”刚一传开，有谁叫他此名，他就骂谁王八蛋。同学们见他性格豪爽，言语粗野，形似土匪，又送给他一个略雅一点的绰号——许大马棒，简称“马棒”。或许土匪司令比“许家马粪”的名字要好听得多，他竟欣然接受下来。秋收结束返校，社员们到村头送行，队长拍着许家骥的肩膀，依依不舍地说：“马棒同学干庄稼活是把好手，回去给你爹妈问声好！”马棒同学点头称是。从此，许家骥或“许家马粪”的名字消失，“马棒”取而代之。
在校读书时，马棒是班主任老师最不喜欢的学生。班主任姓董，教数学课，有一次课堂提问，连叫几遍马棒的学号，无人应答。董老师走过去一看，马棒正聚精会神地捧读一部长篇小说，封面用数学课本遮住。老师大怒，勒令其站到讲台前，示众一堂课。“六一”儿童节那天，董老师讲课之前感慨了一番，讲中国的儿童如何幸福，幼儿园的孩子如何活泼可爱，个个鹤发童颜。马棒坐在下面嘿嘿直笑，当着众同学的面纠正道：“老师，你说的童颜很对，但不是鹤发。”
这下可惹下大祸。董老师利用每周一次班会之机，组织班级“骨干”力量，公开点名批斗马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罪名是“拉帮结伙，搞小集团活动”。
我十分清楚，马棒敢于仗义执言，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人缘不错。那时班级搞民主鉴定，班里那几个“骨干”见我年纪小刚从外校转来，想耍一耍威风，居然给我评了两分，不少同学敢怒不敢言。马棒同学拍案而起，斥责了这种恶劣行径，在同学们的支持下，虽然给我改为四分，却得罪了董老师的这些心腹。马棒的家住在东门里，每天上学放学有三四个同路的同学，他们年龄相仿，志趣相同，常在一起谈谈文学，聚在一块抠那些难解的数学题，时而每人腰里别一把球拍子，在一个地方聚齐，去外校打乒乓球。这就是董老师眼里的“小圈子”。
批斗会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在教室里，将书桌围成一圈，威逼同学们轮流发言。大家低着头，谁也不说话，一个姿势呆坐在那里，可能有点坐累了，有人稍微活动一下身子，被董老师看在眼里，就指令他发言。那几个“骨干”声嘶力竭，逼迫马棒同学从实招来，低头认罪。有的人，尽管还没步入社会，却从折磨别人之中得到一种快乐和享受。无奈之下，马棒同学说了一句“好汉做事好汉担，与别人无关”，以此定罪，受到记过处分。我当时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每到开班会，都吓得魂飞天外、胆颤心惊。几十年来，每当我看到聚众斗殴或听到呼号喊叫之声，浑身就不寒而栗，怕是那时坐下的病根。
后来得知，马棒同学初中毕业后参军去了，在部队干得相当出色。转业到地方后，被分配到县人民银行当信贷股长，前些年提前退休。在位期间，他为政清廉，身体力行，为贫困山区办了不少实事。
出乎意料，宴会即将开始的时候，酒店经理扶着一位老人缓缓进来。我仔细一看，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我们的班主任董老师吗？大家纷纷起立。待董老师落座，同学们走马灯似的前来敬酒。酒过三巡，董老师吃力地站了起来，环视一下在座的同学，动情地说：“我今天特别高兴。张罗这次聚会的许家骥同学三番五次邀请我来，又让经理派车去接我，很受感动。回想我给你们当班主任那个年代，对同学太刻薄了，对在座的也多有伤害……”说到这里，这位老人的声音有点颤抖。马棒同学走了过来，拦住了他的话头，举起酒杯道：“老师，今天是师生团聚，不提过去，为您和您的家人幸福安康，干杯！”
我突然发现，在我所有的初中同窗之中，有一个人一直令我敬佩，这个人就是许家骥——马棒同学。
潘先生
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竟被世界一家大公司聘为总工程师，干了10年，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回到黑龙江，为黑土地经济建设添砖加瓦，甘守清贫。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公司老板以丰厚的条件，请他重返公司，他却断然谢绝。这就是我中学时代的潘同学。在校时他学习刻苦钻研，文质彬彬，像个老学究，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之潘先生，褒贬参半。我和潘同学上中学时在一个班，家住东西院，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回家。我俩皆幼年丧父，家里没有劳动力，常在一起砍柴挑担，扒炕抹墙，遛土豆拾麦穗，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我们稚嫩的肩上。潘同学上学没有书包，用一块旧蓝包袱皮代替书包艰难地读完中学。
彼时，尽管家境贫寒，然而，痛且快乐着，憧憬未来，觉得天上有一轮微笑的太阳。
潘同学的数理化成绩极好，每次和几个拔尖的同学在一起抠难题，没有结果决不罢手。有一次，解一道方程式，把老师都难住了。放学后我陪潘同学在教室里解题，直到星光满天，有了答案才夹起书包回家。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因为饿得两眼冒金星浑身直出虚汗。
那是一个每月口粮只够吃20天的“瓜菜代”年月。他执意把我拉到他家，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都没吃饭，一盆苞米碴子粥端上桌，被我俩饿虎下山般吃个精光。饭后，潘同学搬出洋铁匠寄存的一套工具，剪一块废铁皮，饶有兴致地敲打起来。在乒乒乓乓声中，他附在我耳边告诉我，立志当一个工程师。
高中毕业后，潘同学被分配到县粮食系统工作。在担任米厂厂长期间，他对离退休职工、孤寡老人格外关心，对确有困难的无不尽力解决。他想方设法为职工建房。当时，由于分配不公，县城里一些单位抢房成风，为了检验分房是否公正，他将自己分得的两间平房向全厂职工公示，没有一个职工有意见，一年之后方搬进去住。此间，他在厂里不断进行技术改造、技术革新，颇有成果，令省内外同行刮目相看。正当他要大展鸿图之时，“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的发明创造梦，他被下放到离县城20多公里的粮库当化验员。他当时要求，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人挑水。谁人问你死与活！无奈，他背着行李卷，拎着半袋子苞米面干粮和咸菜疙瘩，徒步去粮库报到上班。
调回县里，在粮食烘干车间跟班化验的日子里，他下夜班回家的路上，要横穿铁道线，并路过一大片空旷的菜地，没有一点光亮，心里有几分发憷。不经意间，他发现一条狗跟在后面，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喂他吃的，它看也不看，摇摇尾巴，顺原路跑了回去。从那天开始，这条狗在菜地旁的土路上准时等候他，陪伴他走过黑洞洞的漫漫长路。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他对似通人性的那条大狗心存感激。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也没有放松对粮油加工机械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粮食加工技术拔尖的人才。
年逾天命，潘同学退居二线，省里多家粮油加工单位请他讲学。一家世界著名的公司聘其为总工。他干起工作来一丝不苟，得到外方专家的赞许，尊称其为老师。潘同学在全国粮食加工学术报告中，多次大声疾呼，希望看到国内粮食加工和粮食机械制造业走向世界，成为强者。
潘同学从北京回到哈尔滨，请我在大丰收饭店吃家乡饭。多年未见，他依然如故，尽管岁月的霜雪飘落两鬓，双目仍然透出那种刚毅和自信。
相对而坐，没有客套，不烟不酒，惟嗜茶耳。我们以茶代酒，对酒当歌，轻轻哼唱起《北大荒人的歌》：第一眼望见了你/爱的热流就涌进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
他用餐巾纸擦拭眼中的泪水，喃喃自语：“在北京见到家乡的大米，心就飞回黑土地。”这大概就是故乡情结！说起往事，潘同学的每一寸记忆，渐渐组合成一个完整生动的新记忆，他动情地说：“如果没有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苦难，也许不会有今天。”这是一位年逾花甲的机械总工，对成功之路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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