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何时,歌声中的“麻花辫”妩媚地统一了中国人对大辫子的描述。窃以为,这是语言流变中的进步,既浓缩了青春美感,还有几分生命清香。在儿子婚礼上,听到两个客人合伙批评我的感叹,“从此甩掉了青春最后一截尾巴。”还用我本是他们心中“梳着麻花辫的老师”来给我打气。噗哧笑后,我竟欣然接受了这个不乏恭维的暗喻。
自此,我以“公岁”计量,和“豆腐哥”“发嗦妹”,做了比跨界师生要多不少情谊的友人。
那些年,至少三四次吧,我和晚报主编赵振江在豪华酒店共用自助餐。他的盘里,多是“自配”豆腐米饭。真是北方版的“豆腐哥”!忍不住问起,才知道,童年时候,他曾跟父母跑 “边外”,米饭和豆腐,过年才捞得着吃。这让我找到他朴素、守成、敦厚的源头。也挺服他,如此出身,能读美学研究生;如此身份,还保留着自然天性,属于不装不演的实在人。
至于“发嗦妹”,自是囊括了电台音乐频道总监姚建阁的性情和形象,她有副水灵嗓子,说话、歌唱,肆意流淌哆来咪发嗦拉西。她曾作为几届服装节带队老师和分场排练者,牵着晒成“煤渣”女儿的小手协助工作。虽是导演团队的末梢神经,可拼命三娘做派,在那种钱少,人多,组织复杂的工作气氛里,价值超群。她欢喜我喻她为 “发嗦妹”。
我们几乎从不温习诨号。“麻花辫老师”是小姚喊出来的,振江也只是立马附和了而已。我更是把“豆腐哥”“发嗦妹”放在心里,不触景生情到不了嘴边。可有了某些认知共同点,三个人之间仿佛添了点小秘密。
2020年,新冠作妖,天不假时,好多人的生命亮起红灯。一次在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看演出,间歇时听振江说,他脑袋里长了东西,反正也治不好,就不手术了。不觉心里一阵惊悚:我曾先后送走过两位罹患脑胶质瘤的朋友,知道现代医学对那种癌奈何不得,便招呼大家合影。振江脸上毫无病相,大伙也乐呵呵。许是受照片误导,在为驰援武汉做音乐MV时(办了一张优秀晚报的“豆腐哥”,此时已做了主管电视节目的传媒集团副总编),我还在深更半夜同他聊工作,虽然多是他打来电话,过问我发动的公益视频制作,有哪些单位哪些人参与,让我替他致意,并对播出、发表等环节,做了周到安排。最后,还不忘问候我先生的病况。握着手机,我忽地久久静默,他可是站在死神门口的重患病人啊!听我不作声,振江用打趣收尾:“麻花辫老师,晚安!”
哦,思维清晰,兴致不错。
他哪里这样直接称呼过我呢!
莫非是……不敢深想。
只希望“麻花辫”象征,在这一刻,赐福彼此。
转过年,小姚治愈十多年的鼻咽癌复发。对她的挂牵,一度压倒我对振江的惦念。4月22日,在她家楼下,我一边等李叔祺、暴洪奎两位慈善总会副会长,一边回放她鲜活的样子:
她穿着宽衣大袍,在科尔沁草原奈曼旗山下恣肆汪洋地跳“飞翔”舞;
她像妈妈哈唬孩子,将水果、饮料硬塞到主持人手中;
她在开往扶贫助困的大巴车上,站在售票员的位置,持续几个小时举办大篷车独唱音乐会,并穿插一个人的脱口秀,让一车慈善志愿者的欢声笑语飞扬几十公里;
她跑到我先生病房,搁下替我讨来的一笔不小稿费,对着刚离开ICU病房的徐老师做夸张的得意表情……
一直以来,大家都心生幻想,觉得乐观向上是可以战胜病魔的。而且“发嗦妹”本就是一员杀癌大将,嘴上那道寸长疤痕,足以为证。
自从听蕾蕾说,妈妈脸部的大坑已经长不好了,我便把替她女儿主婚,当成“麻花辫”福音,希望冲喜。
进到小姚家,她伸出手与我黏在一起。见我摩挲她的手背,便嘶哑着嗓子,努力制造轻松:“就是一层皮哈,不过比光头好看一点……”
过一会儿,又抬手扑撸我的头发,不无羡慕地说:“您啊,还是俺们的——”
好怕她脱口说出“麻花辫”。
让年长女人,用自身健康映衬不该老的病体,可谓残酷。但说什么,能安慰爱美、爱闹、争强好胜的小姚呢?我只能用手传递体温,与她紧紧相握。一起来看望的人,进门前就不无慨叹地聊过,给偏僻乡村送钢琴的慈善活动,随着小姚倒下,已然断音。而那个把“高雅艺术送到乡村教室”的大篷车时代,是我们这座城市多么美丽的慈善绽放!谁能取代她那种独具魅力的“嘚瑟”,赢得那么多慈善志愿者的支持;谁能连续10年带队给几十个地区几百间乡村教室送去钢琴,给贫困地区的小学老师举办音乐大师课?作为连续三届慈善总会的常务理事、文化总监,我深知,电台音乐频道姚建阁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离开小姚家,我突然觉得腿脚打滑,就像头发被薅走一大把,心里满是失落和悲伤。
三个月后,我约了另外几位朋友去看望振江。这些人完全不在一起共过事,是对一个病人的共同不舍,让大家亲昵地提前互报家门。
大智慧的赵振江拒绝做放化疗,没遭小姚那种痛不欲生的罪,他竟站在门廊迎接客人,体态依然平稳,用词也似乎恰当。听他妻舅说,知道杨老师要来,振江嘱咐一家人查了百度您的词条。呜呼,“豆腐哥”发动群众做功课,是怕自己出错,还是要给“麻花辫老师”隆重的礼遇?真的聊开了,他还是忽而认得杨老师是谁,忽而把我称为京剧院的杨院长。最后,我们笑吟吟地同他分手。不待电梯门合拢,我已泪溢眼眶。
那种又被薅走一大簇头发的疼,让我终于放下幻想。不得不承认,两位用“麻花辫”形象鼓舞我的人,他们的生命,已经在分分钟与我抽离。
后来的日子,靠微信,我们顽强地保持联系。
小姚会发来带了好看的大口罩的照片,说她在“去往医院的路上”,也会用赞扬的文字继续给忙碌的我打气。
振江则保持一贯的沉稳,或告诉我,他在听《大连之恋》,“又一次聆听你的杰作”;或一遍遍用一支《你鼓舞了我》的英语歌,向我传递他对生命的眷恋……
不久,微信成了幕布,慢慢地,哑默悄声地,关上曾经的万千缤纷,一派鲜活。
12月25日那天,我给“发嗦妹”发了一张圣诞老人送礼物的图片,几小时后,蕾蕾回复:阿姨,妈妈走了。
又过了17天,振江也走了。
我把儿子叫进书房,对他念叨,其实,论年龄、性别、性情、原生家庭,乃至职业岗位、活动空间,我们之间差距不小。但我感谢他们。你知道,无数人与你擦肩,有哪些人,能在你想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成为你的同路人;有哪些人,可以不存戒备地与你漫聊沧桑世事?有哪些人,贴在你身旁,让你忘记年岁,可以独而不孤、傲而不娇地任着秉性去发声?
我没告诉他,这两个人走了,带去妈妈“梳着麻花辫”的那部分生命,妈妈心里,老了一大截。
当我一个人,留在书房,听保留下的小姚唱的《九儿》那支歌,流泪已成释放。我知道,每一个人的失去,都是我的缺少。但不编麻花辫了,未必就不可以用另外的发型去继续生活。
最终,到天堂相会,我还要去找“豆腐哥”“发嗦妹”。
我们都太喜欢做自己能做的、该做的事,太需要有心气相谐的同路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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