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谢 伦

一

我大姐的婆家在兴隆镇黄家寨，离我们村有30里地。我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和父亲怄气。说太远了，说大丫头脑筋呆，眼睛不好使，小时害过眼病，要来不得来，要去不得去的，够不到，不放心。我父亲却说好。我父亲说她将来的老婆子（婆婆）是她的姑妈哩——父亲的一个远房姐，亲上加亲的，还能亏待了她？我从没见这个姑妈到过我们家，姑父来过一次，也是前不久为了托人说这门亲才来的，跟媒人一起，拄着拐杖，穿黑色的长袍子，瞎一只眼，很怕人。话倒是说得好听，说他们那里有桃园、梅园，还有一个叫520的工厂，还有火车，火车成天昂昂地打村前的油菜地里跑过去跑过来。我就记住了火车。

　　大姐出嫁的那天母亲在柴房里哭死过去，我姨慌慌地掐她人中，掐得我姨自己也哭起来，弟弟妹妹也跟着哭起来。大姐就在一片哭声中被前来迎亲的人接走了。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通往兴隆镇黄家寨的沙石大道，我母亲醒过来追到村子后面，只见一条白茬小路空无一人地漫过高冈去，她喊了一声大丫头，就又哭过去了。

　　想不起那一天我父亲在哪里，还有我大哥、二哥，他们都在做什么呢？多年后我想努力地回忆起，可记忆到那儿就像是断裂了，那一天，还有后来那么多的日子，都成了恍惚的时光碎片，如瓦砾，锋利、尖硬，扎在我的生活里，遍地疼痛。就常常在睡梦很深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人呼唤的声音，极微弱的，缥缈在遥远的地方。

　　记得接大姐回门（三天后回娘家）时，是凤姐姐和我大哥，我赖着也要去。母亲不让，大哥也不让。大哥很恼烦的样子说，你跟着干什么呢，绊脚啰嗦的。我眼泪就出来了。还是凤姐姐打圆场，说要去就去吧，三兄娃儿能走得动的。凤姐姐叫谢伦凤，是我堂姐，大伯的二丫头，按乡俗接回门是要娘家屋里去一个闺女才好，我母亲就叫凤姐姐去。

　　我说我要去看火车。大哥白我一眼，一脸不屑。

　　去黄家寨的路真难走，全是翻黄土冈，我没见过这么多的黄土冈，翻过了一条又有一条，少有村庄，虽然是春天了，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很荒凉。走到大半晌的时候，遇到一道像河一样又宽又深的大沟，不过沟里没水，我们下到沟底，就看到了两条锃亮的伸向远方的铁轨。大哥说，这就是火车路。因为大哥不乐意我跟来，一路上脸色难看，我就很小心，走路腿走疼了也不敢吱声儿，是怕他生气。但一听他说这两条铁轨就是火车路时，我着实吃惊不小，一时没管住嘴巴，失口道：“咦，原来火车是在大沟里跑的呀！”没想到还是惹得大哥生气，他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不懂胡说个啥，丢人现眼！”

　　看到了火车路，没见火车，我就站在铁路上磨叽着不想走。我瞪着一对大眼睛，把头偏过来偏过去地朝铁轨两边的尽头望，可尽头空空茫茫，啥也没有。这时凤姐姐和大哥已经上到对面沟坎上了。就听到喊：“三兄娃儿，三兄娃儿！”我以为是凤姐姐叫我，不是的，是我大姐。我大姐说她一早就在火车路边等我们了，等很久了，我猜你们就该到了。她从坡沿儿上走下来，牵住我的手。我问她火车呢？咋没见火车？大姐说，这会儿没火车了，已经过了，回家吃晌午饭吧，以后会有你看的。

　　黄家寨是个大村庄，但我大姐家却是单门独户地住在村子外面，三间旧茅屋带个小偏厦，歪斜在一面土坡上，四面不靠，显得孤零零的，极矮，进门时得弯腰低下头。凤姐姐皱着眉在屋里转了一圈就出来站到场子里了，她说她在屋里憋闷得慌，透不过气；她说，把大姐嫁到这样一个鬼都不下仔儿的人家，我小爹（我父亲）他也狠得下心！

　　我姐夫慌忙搬出椅子让凤姐姐坐，凤姐姐不理他。

二

母亲生病很突然。我记得刚刚过完春节，母亲去锄春麦地，就晕倒在麦地里了。卫生所医生说是心脏病，做活累的。母亲却说不是。母亲说，做活哪能累得成病？是操大丫头的心操的。那一年我读小学二年级。开学了，我没去。没谁说不让我上学，我父亲没说，母亲也没说。母亲说，这兄弟几个，就小三儿和我亲近。还真是这样儿。我一听到母亲难受的呻吟声，就挪不动脚了。有几回我已背着书包走出院子门了，还是退回来。我想我要是走了，母亲躺在床上连个叫嘴的人也没有，连口水都喝不上。那时候大哥好像已经参军走了吧，二哥读初中，也不怎么上课，但成天个儿跟着老师们不是学工学农，就是上街开批判会、游行，不落屋；父亲起早摸黑儿下地做活，弟弟妹妹还太小指不上，就剩下我了。母亲问我，咋不上学去？我说不上了。母亲也没再坚持，只是叹一声气，说，要是大丫头不嫁那么远就好了。

　　大姐怀云举时我成了母亲的通信员。一天早上，母亲叫我到夏店子喊我二姨家的四老表，是要他和我一起到大姐那儿给还没出生的小外甥送尿布。母亲说，你大姐快生了。就把我们兄弟几个穿的烂得不能再穿的旧衣服，都用剪子剪开，裁成了一块块破布片儿，要我下河里用棒槌捶洗干净，晾干，再烧开水烫一遍，再晾干，就成尿布了。包了一大包。

　　我说我记得路，我一人去就行。

　　

　　插图：齐 鑫

　　母亲不干，说那么远，荒冈野洼的，怕碰上毛狗（野兽），还是喊个伴儿她心里要踏实些。四老表比我大两岁，长得壮壮实实，但个子反而比我矮，上学跟我读一个年级。开始他有点不愿意。后来我突然说，还能看到跑火车。他一高兴，就跟我去了。

　　我不知道那会儿我是怎么想起火车的。其实，这些日子我只顾照顾母亲，火车，这个被我想象过无数次的无比威武的大家伙，我已经忘记很久了。路上四老表问了许多关于火车的问题，比如说，它长的是什么样子，有嘴巴耳朵吗？是不是真像传说的龙一样长，风一样快，是不是真跟蜈蚣似的有数不清的脚？我一样也答不出来。但我不想掉面子，不想跟他说我上回只看到了铁轨，而没看到火车。就说，走快点，马上看到了你不就晓得了嘛！

　　其实我是铁了心的，这回，哪怕等再晚，就是等到天黑了，也一定要看上。

　　快到我上次翻过的那个“大沟”时，远远的，我指给四老表看，说那沟底下就是铁轨。这时已经到正午了，太阳顶着脑门儿晒。我肚子饿了，四老表的肚子也饿了，饿得腿脚发软，但都没说出来，还坚持走。是不是决心下大了，反而得来容易？甚至没让我们好好地等一下，准备一下，火车就冲过来了。先是听见它震耳欲聋的昂叫声，轰隆声，接着就看到了从那个“大沟”里冒出的滚滚白烟。可这时候我们离“大沟”还有好几百米的距离，而“大沟”又太深了，只看见白烟冒出。不见火车，我俩就拼命地朝沟沿儿上跑，我们分明已经感受到了车轮滚动时给脚下的路带来了震颤，但结果还是晚了一步，只看了个火车尾巴。我恨自己背了包袱，没跑快。四老表倒是显得特别激动，站那里望着早已没了踪影的火车，大发感慨：“哎呀呀，不得了，光个尾巴就那么长啊！”

三

父亲早晨起来去灶屋煮稀饭，然后喂猪，扫院子。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给母亲熬草药，把草药和水装进药罐里，用手指比一下（水要漫出草药二指高），泡一会儿，就抱来剥过皮麻的白麻杆，开始熬。中午热一次，晚上热一次，倒掉。倒药渣儿有讲究，要在天色黑定之后倒在村前的十字路口，倒时不能让人看见。说不清为什么。母亲的病终于有好转，天气好的时候，能起床坐屋檐下晒晒太阳了。姐夫来家报喜，说老娘您得了外孙子呀！母亲喜极而泣。没想到我这个通信员更难当了。

　　母亲淌着泪说，不晓得大丫头这会儿是咋儿在过，她老婆子睁眼瞎（患严重白内障），我又病在床上，合该她命苦，坐月子也没人帮。姐夫赶忙宽慰母亲，说不咋的，有我哩。

　　但姐夫走后，第二天母亲还是叫我去了黄家寨，一是带半斤红糖（家里只有半斤了），捉只老母鸡补大姐身体；二是让我代她看看大姐到底好不好。我回来就说好。母亲问哪儿好？吃得下饭吗？娃儿呢？是胖还是瘦？我低头不语。我心想，这些姐夫来报喜的时候不都告诉你了吗，怎么还要问？母亲就生气，骂我：“指不上的东西！”

　　大姐在生病，脸白得像张纸，连和我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小外甥饿得哇哇叫，姐夫使土方子给大姐发奶，可是越急奶越不下来。但这些我都不能说，姐夫、大姐都不让我说。

　　我猜母亲一定是看出了名堂才生气骂我，因为她从来没有这样骂过我，这是第一次。辛辛苦苦跑路还挨骂，我心里委屈，就耍横顶撞母亲：“有本事你自己跑去黄家寨看。”

　　我自然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一个还不懂岁月风尘和人生多艰的孩子，一下子把母亲气得说不出话，她虚弱地坐在病床上，抬手指了指我，脸色发白，浑身打颤。

　　这可把我吓坏了，却不知该如何做才好，急得直喊妈、妈、妈……扯着母亲的衣袖哭起来。

四

黄家寨的春天多雾，却也不特别浓。没风的时候，这些雾就像是生了根，一缕一缕从地里长起来，二尺来高，缭缭绕绕。地里是麦子，是油菜。麦子也才长到二尺高，油菜要高些，有半人高。油菜花都开了。清晨起来开开门，扑面而来的全是花香。

　　姐夫说，屋子孤零有孤零的好处，周围都是庄稼地，清静。不像他们（寨子里的人）住在大村里，那么多人都挤在一坨坨儿，臭烘烘的，还三天两头不是你的鼻子就是我的眼睛。来黄家寨时候多了，住时间长了，经常听到村人骂仗，对姐夫的话逐渐认同。

　　我以往来黄家寨最多住一天，自打有了云举，母亲就交代我要帮大姐做点事，别急着回。一住三五天是经常的。但我在大姐家除了照看一下云举，却也没有多少事要做。反而每每担心母亲，抽空跑回家看，母亲还好好的。母亲说，只要你大姐那儿好，我就好。

　　大姐的屋子东边有20多棵梅子树，都在结指头蛋大的青梅了。这就是几年前我姑父（大姐的公公）到我家提亲时所说的梅园吧！但他所说的桃园我没见到过；520工厂在村北半里地，我时常背着云举到厂里面去看外国人，外国人大鼻子凹眼的看多了也没啥意思了，就去村南头。村南头有明清时期残留下来的黄家寨的古寨墙，墙外一片金色的油菜田，稍远是铁轨。只是寨墙已经没有了墙的轮廓了，落一截一截长长的土堆，土堆下摆放着几排蜂箱。在天气又好，又没有火车过的时候，天地安静，坐那里看蜜蜂们嗡嗡融进阳光，恍惚身在别处。我那时尚在少年，并不知这就是寂寞、孤独，或者伤感所至，总感到心里很空，总想哭。

　　云举极听话，不吵不闹，我若想自己出去逛一下，不想抱他的时候，就把他放在门前的场子里，对他说，别动啊。他就不动。我走的时候他坐在那里，我回来他还是坐在那里。印象中那时的云举只有一岁多点吧？往往大姐在做活的间隙回家发现我不在，便大声喊：“三兄娃儿，三兄娃儿！”而我一定是坐在寨墙头、或别的什么地方发呆。

　　那段时间，我最盼望的就是我二姨家的四老表来。我母亲也怪，我要是来黄家寨一晃就回去，她就说我怕给大姐做事，偷懒；若要是住的日子稍长，她又操心大姐这里会不会有别的啥事儿，就会派四老表来察看。好在四老表说他喜欢到黄家寨来，不用上学，还能看火车。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和四老表都对火车表现出了特别的迷恋。已经看过无数回了，还是迷恋。不管是拉人的还是拉货的。我们远远地坐在沟坎上，数火车的节数。拉货的火车总要长些，最长一回我们数到过78节；而拉人的就少多了，一般就12节、13节。我们喜欢火车开过来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威猛无比的力量，喜欢它咆哮时掀起的无形的冲击浪，喜欢它刺耳的歇斯底里的尖叫和迅疾的飞驰速度。火车一过，我俩立刻就跳到铁路上去，跟着火车跑一阵，直到火车跑远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才停下来，喘粗气，望着两条溜光锃亮的铁轨，空寂地伸向远方。火车要开往哪里去啊？有时四老表会很无助地问我。其实，他更像是自己问自己。我说，哪儿远它就开往哪儿吧？哪儿远有多远呢？我们无从知道。但朦朦胧胧的，那时候，它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我们心中的永远的疑问。跑累了，我和四老表就坐在铁轨上歇一会儿。偶尔还碰到一个穿工作服的铁路工，背一个帆布挎包，拿一个铁锤子，在铁轨的这边敲敲，那边敲敲。其实我们经常碰到的是另一个人，是个中年男人，穿一身破旧的黄衣裳，黑色脸，头发乱蓬蓬的。他缺了一条腿，拄着双拐，一动不动地站在铁路边上的一个三岔路口处。我们发现他每回都是站在那一个地方，一动不动，眼光迷离。有一次，我和四老表沿着铁路走，捡到几大坨煤块（后来知道那是焦炭）；又一次捡到了20多个大苹果。苹果多得抱也抱不下，不晓得如何才好。四老表就脱了裤子当布袋，只穿个裤衩走回来。我姐夫说，你俩的胆子可真大。你们晓得那个缺腿的人是谁吗？我问是谁？姐夫说，是白湾儿那边的一个飞车贼，专门扒火车偷东西的。

　　这东西是他偷的吗？四老表担忧地问。

　　姐夫说，不是他偷的，可也算是他的。他的腿那年被火车轧了，不能再飞车了。但他们有一伙子人。公安局天天逮，逮了好几个坐监去了，还没逮完。这苹果，还有上回你们捡拾回来的焦炭，都是他们夜里扒车时落下的。

　　原来我只在说书匠那里听说过飞车贼，感到他们都是武功非凡的人，很神奇，佩服得五体投地；可真的碰上了，又叶公好龙地害怕起来，吓得好几天没敢再到铁路上去。

五

大姐常常在夜里哭泣，声音很小很小，早晨起来好好的，像啥事都没发生过。大姐和姐夫吵架不让我看到。听说有几次吵得厉害，还动了手脚。大姐眼神不好，有回我见她左边脸肿得青一块紫一块，问她，她说是夜里起来上茅厕摔的。我也没怀疑。是住在同村的姐夫的妹妹李光珍知道了来找姐夫，说哥，你不能对嫂子那样！姐夫黑着脸，一声不吭。

　　当春天的脚步一天一天走向纵深的时候，油菜花开始凋谢，田垄上一同开始调谢的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我不知名的小花朵，它们都成了火车奔驰途中的匆匆过客。火车在夜间的吼叫声特别瘆人，巨大的铁轮撞击钢轨的声音比白天要响过几倍。我开始睡不好。

　　我床铺铺在堂间里，屋子进深浅，我头对门，脚就抵着了砌在北墙的鸡舍了。老鼠一点不怕人，半夜跳上我床头，打我被子上沓沓沓跑到床尾，再钻进鸡舍里。老鼠不敢吃鸡，但鸡们以为是黄鼠狼，惊慌得咯咯一阵乱叫。我用被子把头捂起来。

　　第二天大姐给云举喂奶时，我对大姐说，我想回家去。

　　她抬脸看看我，又看看怀里的云举，半天不说话。我发现大姐眼里有泪光。

　　我的心就软了，就说，我不回了，也行。可大姐又说，还是回去好，眼不见心不烦。只是这两天天还有点冷，再等等，等天气暖和了你把云举带到他姥姥身边去。

　　可没过多久，就听说那个缺腿的飞车贼被火车轧死了。是后半晌，村里那么多的人涌过去看热闹，把铁路都阻断。大姐嘱咐我，三兄娃儿带着云举，可不敢去。我就没去。据回来的人讲，那个飞车贼是自杀。的确是自杀，还是在那个三岔路口，有人亲眼看见火车开过来了，他扔掉双拐，一只腿弹跳起，像只大鸟一样飞进火车的轮子里。等火车停下来，他的头在铁路的那一边，身子在铁路的这一边。也有人说他并不是有意去自杀，他成天站在那里，是在等一个叫江红梅的姑娘。说那是个有一对长辫子的漂亮姑娘，他的相好，几年前被一辆到北京的火车卷了衣裳，碾死了。从此他成天就站在那里，眼都不眨一下地朝铁路上看，这不，眼睛看花了，把火车看成是江红梅姑娘了，便不顾一切地扑过去。

　　这真是一个让人忧伤的噩梦。一连多少天，黄家寨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我心里越发不安定。那颗乱蓬蓬的头，那双迷离的眼神，那只被风甩动的空裤腿，总是闪现在我眼前。姐夫喜欢上了喝酒，没醉的时候谁也不在他眼里，醉后见着谁都笑。有一天又喝得摇摇晃晃回来，大姐去灶房舀一碗酸白菜水给他醒酒。他却歪坐在堂间的椅子上，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看着我笑，突然就冒了一句：“火车路的三岔口，就是一个死人的地儿！”

　　说得我身上的汗毛直竖，头皮发麻。

　　那天大姐屋里屋外忙，姐夫坐那儿自言自语，直到我上床睡觉了也没停下。

六

等我带着云举回到吴店，已是初夏了，云举的到来，给母亲带来安慰。我重新上学去。这一年是1970年。如果我没记错，1968年、1969年、1970年，这三年应该是我去黄家寨最勤、也是滞留时间最长的三年。后来大姐生云五时，母亲就没再叫我去黄家寨了；再后来大姐又有了云川、老四儿、小五、小红，我去黄家寨越来越少，以至于终于止步。认真回忆一下，我对黄家寨最早、最多的记忆，也就是我的大姐。

　　还记得云举才来吴店的头两年，大姐每次回老家来看父母和云举，走时都是我送她。我每次送她都要送到一里外的板头井；而每次她上到板头井的井坡上，总还要回头呼唤我：“三兄娃儿、三兄娃儿，还要来黄家寨呀，还要去看火车！”我觉得我已经不小了，她还当我小，还当我是那么迷恋火车的小时候。记得有一次大姐站在板头井的井坡上大声地呼喊我，后面的话没喊出口，就弯下腰哭泣。大姐口里的“三兄娃儿”，已不止是指我这个小弟弟，而是她这些年孤独远离的整个家。那种无奈的心底苍凉，也是我多年后才渐渐明白的。

　　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我父亲去世，母亲去世，二哥去世，后来大姐也去世了。大姐的孩子一个个长大，但都成家立业在别处，黄家寨的日子，他们是回不去了。

　　何止是他们。2007年冬，我出差从武汉回襄阳，走316国道，经过兴隆镇时，心头忽然一酸，已经是黄昏了，我让司机把车子往岔道上拐一拐，拐过520工厂，到黄家寨村外停下，我一人摸进去。我轻手轻脚，左顾右盼，就像个不小心掉了东西又回来寻找的人。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一阵仔细寻觅之后，才发现我要找的东西早没有了，找不见了。村庄已不是原来的村庄了，原来的村庄是一个规整的长方形，很紧凑，现在是东一户西一户的散乱；道路也改变了；最让我怀念的是爬上去过多次的黄家寨的古寨墙，不知何时也被夷为平地，上面建了好几幢二层的小楼房；我大姐的那座老屋自然是没有了，好不易找到原来的房基处，那里现在是摇曳着一片枯草的黄土坡……我曾经来过这里，在这里生活过，而生活过的一切，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里从来就是一片黄土坡。

　　“三兄娃儿，还要来黄家寨呀，还要去看火车！”

　　记忆里那天晚上风很大，黄家寨冬日的老北风，夹杂着大姐带哭腔的呼唤，吹进我的耳朵，我的骨头。但我看不到那列火车了，我站在村前的铁路上，铁路依旧，那列载着我大姐的黄家寨，也载着我昔日在黄家寨那段生活的火车，开走了。

　　最后来说说我喜爱的一位诗人吧，他叫邰筐，可我们并不相识。有一个时期，我特别迷恋他的文字，充满困惑、孤独、挣扎，就像是一把把粗糙的刀子，扎进时间深处。他写过一首《猜火车》的诗，我一直记得。我是在网上读到这首诗的，竟以为是专门为我写的，只不过读过几年之后，又一个几年之后，就当它真是我写给我自己的了——

　　一列火车开走了

　　它从未知之地来

　　开到乌有之乡去

　　车次不明，速度不定

　　恍如一条

　　细长的影子

　　从我身体的针孔中穿过。可是

　　我的身体是时光里那一座荒凉的小站

　　我骨骼的道轨

　　我身体的枕木，至今

　　依然还承载着

　　曾经的每一次颤栗、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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