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少年菊花刀》，皆为我二十余年前的旧作，集内小说均以北方城市松城为背景，详尽地描摹和记录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代北方少年的心灵成长过程。小说集出版了，但还留下了许多的碎片，如贝，亦如星，弃之实感可惜。蝇蝇不舍，苟苟难安，今日捡拾，以作补遗。
炮弹坑
那天的雪是说下就下的，小东来找我的时候，头上和肩上都落满了雪花。在松城，下雪的天，永远是暖的，让人忍不住四处奔走；这种奔走于大人不易，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想放飞自己的体能，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马上就要放假了，学校下午没课，老师留的作业是让我们去粮店，看苞米面和“富强粉”的价格是多少，再计算出它们之间的差价，然后自己设题、列式，把结果抄在算术本上。这个作业简单而有趣，我们几乎在放学的路上就把它完成了。小东说：“我妈说，快过年了，让我给我姨送布票，我弟我妹他们还没有新衣服，你陪我去呗。”
我说：“行。”
小东说：“吃完饭，我去找你，你在家里等着我。”
我说：“行。”
就在这会儿，大雪突至，我回到屋里的时候，纷纷扬扬的雪花已经在窗玻璃前跳舞了。一个美妙的冬天的午后骤然降临，凄艳又迷离。那些残破的路灯，包括所有的行道树，都尽量压低自己，躲避雪花的聚集，楼房翘起并不宽大的房檐，极力地控制着发自内心的有点空洞的叹息。
小东敲门，震落了我的视线，我急忙穿上衣服，快步迎了出去。
小东的姨家在南关，那里是松城最大的棚户区，房屋普遍低于地面，似乎被一种不可预测的暗力，猛的给挤压到马路和河堤中间一般。大通河已经结冰，但是夏天的时候，它发过一场洪水，洪水过后，棚户区的地面变得更加潮湿和泥泞，家家户户门口都堆着垃圾，一股温热的臭气弥漫在每一条巷子中间。我们是穿过“老虎公园”走到这里的。我们之所以选择步行，是因为坐公共汽车太麻烦，要倒一次车才能绕到这里；还有一点，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不坐公共汽车，一个单程小东就可以省下六分钱，一个来回就是一毛二分，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一笔足以让我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巨款。再说了，如果选择坐车，小东是无力支付我的车费的。
不知为什么，雪带给我们一种莫名的兴奋。
离开家门，我们走自由路，很快抵达“老虎公园”，带花窗的红砖墙阻挡不了我们，我们脱下手套，三扒两爬的就飞落到园里。乌鸦在叫，声音不大，涩涩的，有点发抖。众所周知，“老虎公园”之于松城是多么重要的地标，它曾是亚洲最大的植物园。据说日伪时期就饲养了十几只东北虎，“老虎公园”也因此而得名。后来，“老虎公园”毁于战火，园内的绝大部分动物不知去向，包括东北虎，等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敢于在其中乱窜的时候，狮虎山空空如也。由于年代久远，荒废的“老虎公园”内只有一条笔直的沙石路，其他的道路均被荒草覆盖，沙石路直通南北，余下的一切不辨往昔。在这个园子里，有上百个炮弹坑，直径近两米，深一米左右。用小东的话讲，“老虎公园”的地貌和月球差不多，我知道，他所说的地貌仅指炮弹坑，月球的表面是没有任何植被的。
雪很大，但没有风。
我们穿过榆树林，跨过水坝，再穿过红皮云杉林，马上就寻到了道路的痕迹。这一切对于我们过于熟悉，几乎是了然在胸。踏上沙石路，我们的行程就已经完成四分之一了。由于走得急，我们的头顶已经微微见汗，小东脱下帽子，把耳遮翻到帽子顶系好，他拍了拍肩头的雪，抬头看了一眼被雪花弥漫的不甚清楚的天。
红皮云杉林处于老虎公园的正门，几十米高的树冠，把那两根残破的门柱显得颓败而渺小。
小东向沙石路的远处一指，说：“这两边的树是典型的混生林。你看，那几棵是白桦，那是紫椴，那是水曲柳，那是黄花落叶松，那边那十几棵是色木。”
他的手指转动太快，我根本无法分辨。
小东说：“走，过了老熊坑就是沙枣林了。”
我也把帽遮翻上去，甩开两条手臂，大步跟在小东身后。
现在想来，小东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对什么事物都有自己的见解；他如果想知道或了解某一样东西，只要一两天的工夫，便能如数家珍，分析得头头是道。
他应该是个孩子王。
但是，那几年，除了我，他不交任何朋友。
松城的冬天是灰色的，就算在“老虎公园”这样的曾经的植物园里，想见到其他的颜色也是非常之难，若不是有杉树松树的点缀，那么，灰色真的就变成了统一冬天的上帝。
插图：王译霆
我问小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炮弹坑？”
小东说：“我问过好几个老人，他们有的说是日本人投降前炸的，也有的说是国民党炸的。”想了想，又说，“当然，也有的说，是我们解放军攻城时炸的，总之，和打仗有关。”
“我们自己炸自己？”
“你傻呀？解放松城，我们炸的是国民党。”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一只狐狸从路面跑过。
它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狐狸是火红色的，耳朵尖儿、尾巴尖儿都已经变黑。这是一只老狐狸，它就像老虎公园的王。狐狸我们常见，所以见怪不怪，只是这一团火过于耀眼，它一下子燃烧了我们心中的所有热情。
“追不追？”小东问。
我犹豫了一下。
小东说：“追！”说完，不等我回话，便沿着狐狸留下的脚印奔跑起来。
那团火太美。
我也奔跑了，身体跳跃着，学着狐狸的样子。
突然，那团火熄灭了，熄灭得如此绝望。
是绝望，对狐狸来说，是绝望中的绝望。
我和小东都明白，狐狸见我们追来，慌不择路，它落进了“天然陷阱”，把自己困在炮弹坑里了。狐狸落入炮弹坑，四个爪子不能落地，没有了着力点，它已经寸步难行。
我和小东赶到炮弹坑边，眼见着狐狸的脊背在扭动，它的脑袋努力上扬，似乎在寻找一根可以救命的绳子——它只要咬住绳头，就能借力而起，一跃而出，摆脱困境。
它知道我们来了，猛地停止哀嚎。它知道命运没有递给它一个绳头，而是把绳子完成了一个活结的绳套。
那个年代，一张毫发无损的狐狸皮是可以满足一个贫困家庭的发财梦的。
我和小东都很兴奋。
我们甚至想放弃去南关送布票的任务。
但是，当我们看见狐狸眼角流下的一滴泪水后，我们的心一下子被雪给融化了，那是少年才有的干净无比的心，稍遇温情——哪怕只是一念，所有附着了灰尘的绝望便都在透明的微笑中坍塌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跳下炮弹坑，握住狐狸毛绒绒的大尾巴，用力往上推，只一下，狐狸的前爪就搭上了坑沿儿，再一下，它跳起来的身影像一道红色的拱门。
我和小东索性仰面躺在炮弹坑里，任纷扬的雪花把我们掩埋，可是，晶莹的雪花像得了神的指令一般，只要一触及我们的身体，就都悄然隐身了。雪花白得发蓝，每一片六角都不一样，它们互相撞击着，同时也小心地闪避着，但只要遗落在地上，便齿轮一般地咬合在一起，就算是风能把它们卷起，可再次落地后，这样的咬合变得更加紧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说：“走吧，不然天黑赶不回来了。”
小东点点头，说：“走。”
我们爬出炮弹坑，下意识地放目四野，我们希望可以再一次看到那团火焰，可是没有火焰，就连可以点燃火焰的爪印都让这无穷无尽的大雪给抹去了。
“那是什么？”
我的眼睛虽然有点近视，但也能辨清在二三十米外的另一个炮弹坑里，有一片绿色在不停地抖动。
小东没有回答我的话，他以最快的速度向那个炮弹坑接近。我紧跟上去。这绿色不是松树的绿色，也不是杉树的绿色，它比夏日的草深，却比秋天的叶浅。
在天与地与万物上下一白的世界里，这片绿色堪称神奇。
我和小东同时抵达了这个炮弹坑。
我们驻足的一瞬间，恍然知晓，这片绿色属于一件当时非常流行的军大衣。军大衣怎么会在炮弹坑里？我们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军大衣一直在动，像一张落在雪地上，正准备再次起飞的魔毯。
炮弹坑里是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说白了，我们从远处看见的这片绿色是由两件军大衣组合而成的，虽然都是仿制的——这从扣子上很容易分辨出来，但是，在雪野里是一样刺眼。一件军大衣铺在下面，它托住了一个女人；另一件盖在上面，它裹住了一个男人，这奇怪的一男一女犹如困兽互相绞杀一般，喊叫着，扭动着，把炮弹坑里的雪蹬踏得四下飞溅。
他们太忘我了，竟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
突然，小东死死抓住我的手，声嘶力竭地高喊一声：“跑——”
我承认，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一男一女在干什么，我是被小东的这一声喊惊吓到了，我狂奔，眼睛不明就里地汹涌出阻挡不了的泪水。
我们在大雪中拼命地跑，不辨方向，完全忘我。我不知道小东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至今也从未旧事重提，彼此交流，但是，我那天的身体是轻盈而透明的，我不是在奔跑，而是在飘，一会儿落地，一会儿又被自身所带的风撩起，无数个抛物线，无数个椭圆的连接，有时又变成了三角和平行四边形，我是一条虚线，所有的跨度都是一个个小数点连接而成的。我看不见小东，但可以感知他的存在，他忽而在我身前，忽而在我身后，忽而左，忽而右，有一次，他还被我压在身下，可转瞬间，他又积蓄了全部的力量，一冲便腾上高空。
大地越来越白，沙石路完全消失。
小东所提及的那些树——红皮云杉、紫椴、水曲柳、色木、白桦、黄花落叶松……还有我认识的槭、榆、柳、楸……等等，都变得那么矮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自身在膨胀，以最低微、原始而又渺小的方式，在雪的浪尖上舞蹈，无声而又震耳欲聋。
我们是什么时候从“老虎公园”的东北角翻墙而出？又是什么时候从吉顺桥进入了棚户区？我无从得知，除了红、绿、白三种颜色交替着搅动大脑，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是空白。
“哥，哥。”
“哥，你怎么了？”
“妈，妈，我哥来了，还有他同学。”
直到小东姨家的几个孩子不停的呼喊传来，我才从梦中惊醒，醒来的瞬间，棚户区特有的酸腐味儿便棒喝一般将我猛然拉回现实。想来小东也是如此，他呆立在他姨家门口，对弟弟妹妹的呼喊和摇晃，以及撒娇般的推搡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们通体都被汗湿透。
小东他姨从屋里抢出来，第一句话就是：“是你妈让你来送布票的吧？”
小东抬起脸，睁大眼睛，轻轻点点头。
“快进屋吧。”他姨说，“我给你们包酸菜团子吃，多加‘油滋啦’。”
小东没有挪动地方，他把布票交给他姨，拉着我默默地往回走了。我们的身后是他那些表弟表妹的又一轮呼叫，还有他姨一连串儿的听不出内容的叮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身上的热气一旦消失，比寒冷还要寒冷的那种冰凉的感觉，让我们从此不再麻木。
小东说：“我要画画！”
“当画家？”我问，多少有一点吃惊。
“对！画家！”
这句话堪比誓言，小东虽然是典型的红绿色盲，但他的未来有了方向，色盲这个事实被以后的青葱岁月一笔一笔地抹掉了。换言之，色盲本身成就了小东，他对颜色的运用“放浪不羁”，那些在调色板上难以调和的色彩，让画布上的红比真正的红更红、绿比真正的绿更绿、白比真正白更白！
……
那天，我们是坐公交车回去的，到家的时候天色已晚，我们手中的“巨款”消失了，心照不宣的糖果和苹果干当然成为泡影。但，我一点儿也没觉得遗憾，内心反而非常感动和充实。进家门的时候，我无意地回头观望，大雪未停，世界更加洁白。
手术刀
柳霞是一个男孩儿，却取了一个女孩的名字。他转来我们班的时候应该已经十五岁，身高面白，沉默少语，留着和我们一群少年不一样的长发，齐耳剪成一个半圆儿。据说他的父亲“逃港“，他是被作为“问题少年”从广州转来松城的，所以，自打他一出现，我们，至少我觉得他有一点神秘莫测。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还在松城情报所工作，他是一份内部情报的编辑，主要是收集编写一些国外农业科技方面的资料，至于都发送到什么部门，我就不得而知了。松城情报所的办公楼和家属楼是连着的，一楼有一个小侧门可以让上下班的职工省略许多步伐。每天早晨上学和每天下午放学，我们也会使用这条通道，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足以为之骄傲的“特权”。这个“特权”的拥有者除了我，还有家属楼里的另外十几个孩子，但是，在这十几个孩子里，把“特权”吹得天花乱坠的，是我的同班同学祝牧。他有一个漂亮的姐姐叫祝婷。
是祝牧先和柳霞勾搭到一起，用祝牧后来的话说，柳霞对解剖学很有研究，他有一个漂亮的金属盒子，里面装的都是手术刀。那些手术刀我见过一回——我说的是整整一盒子的，一般的时候，我见的比较多的是柳霞随手拿的那一把，不锈钢的刀把随时可以装上、卸下，沉甸甸的，很有手感。又据祝牧讲，柳霞的母亲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她用自己卓越的技术把自己给杀死了。祝牧好像生下来就很懂那方面的事情，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柳霞他妈很漂亮，我见过照片，比我妈漂亮，比你妈也漂亮；跟他妈相比，刘姨啥也不是。”解释一下，刘姨也是情报所的职工，是某一个科室的科员，因为引诱一个十九岁的男孩被定为流氓罪，险些没蹲监狱。虽然三十几岁了，但毕竟是女性，所以，有些方面的事情说不太清，公安也好，情报所也好，都有些束手无策，最后罚她每天清扫楼道、厕所和大院，所谓在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她的故事另纸再叙。接着重复祝牧的话，他妈他们医院的院长是个大麻子，总干他妈，不让干就派人整治她，最后他妈受不了了，就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手术了她的院长，然后把自己也手术了。我的生理知识开蒙晚，并不知道“干”是什么意思，总之不是什么好听的话，所以只好不懂装懂地沉默。
柳霞他爸“逃港”在那个时候算个事件，他妈受此牵连在所难免。
柳霞他妈死了，柳霞变成了一个“孤儿”，他的小姨在松城工作，赶赴广州奔丧，把他妈的后事给办了，然后，千方百计地把柳霞带到了松城。所谓“千方百计”，是柳霞死活不愿意离开广州，他曾用逃家的方式躲避他小姨，害得他小姨三更半夜在广州街头奔走呼号，险些落入不轨之徒的圈套。其实柳霞的小姨并不知道，早在那个大麻子院长开始折磨柳霞他妈不久，柳霞就已经开始折磨大麻子院长的女儿了，他经常把那个女孩逼到公园的某一个角落，然后用自己并不十分成熟但已经足够坚挺的下体顶住她，隔着裙子或者裤子，就那么顶着不动，时间长达一两个小时之久，他和女孩儿都不停地喘着粗气，口水不自觉地外涌，往往很快就弄湿对方的衣襟。柳霞不说话，他从不和女孩做任何语言的交流，他只是晃着手术刀，有时会一刀斩首一只老鼠，有时割下一条蛇的蛇头，令他奇怪的是，那女孩只是有点紧张，对于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害怕，事情发展到后来，这个女孩常常主动等候在他经常劫持她的路口，一副心安理得的模样。
后来，大麻子死了，柳霞的妈妈也死了。女孩知道柳霞要跟他小姨北上，遂在柳霞最后一次折磨她时，劈手夺下柳霞手中的刀，在自己的腕子上猛地划了一下。这件事让柳霞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恐惧，这也是他决定随小姨离开广州的唯一原因。
祝牧对他没见识过不了解的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他长大之后能够成为某报的首席记者，大概就有赖于他有如此的特性和专长。他主动靠近柳霞，请他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吸烟，并带他去他姐姐学校旁边的国营食堂吃锅包肉，吃惯了南方甜腻点心的柳霞，对这种酸不拉叽的北方名菜爱不释口，以至一口难忘，二口倾心，最后竟给祝牧的姐姐祝婷起了一个外号，叫锅包肉。而祝婷对这个外号也不反感，每当柳霞叫她的时候，她都会开心地露出八颗牙齿。
是初二开学前的暑假，有一天，祝牧突然十分兴奋地找到我，让我跟着他一起去他家，我并不知道他兴奋的理由，但去他家玩是常事，所以，他来敲门，我并未感到意外，就穿着背心和裤衩跟着他下楼了。我家在四楼，他家在三楼，中间只隔了一层楼板，有时我家弄什么东西动静大了，他就用拖布杆用力地敲打天棚。我去他家，一进门就大吃一惊，我看见了柳霞，一身大夫的打扮——雪白的帽子，雪白的大褂，还戴了口罩和胶皮手套。屋子里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柳霞向我招手，我迷迷糊糊地走到他身旁，这时我才发现，祝牧家的桌子上放着一块长长的木板，木板上铺的塑料布，一只硕大的老鼠被四根钉子钉在木板上，身躯急剧地扭动，嘴角抽搐，眼睛里充满着惊惧和痛苦。见我要后退，柳霞笑了，说：“没事，它不会痛苦下去的。”接下来，他打开一个椭圆形的铝制小盒，从里边取出了注射器和一管药。很快，他把这管药推进了老鼠的身体里，不一会儿的工夫，老鼠就睡着了，软塌塌的一动不动。他说：“这是麻药，可以让它失去痛苦，当然是暂时的。”停顿一下，又说，“也许是永远的。”再后来，我就看到了那盒手术刀，只见柳霞熟练地安好刀片，然后，在老鼠的肚皮上轻轻地一划，顿时，老鼠的五脏六腑都暴露在我眼前，一股湿热的臭气扑鼻而来，我几乎当场就呕吐出来。
我强装镇定，快速离开那里，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踏进过祝牧家，直到我结婚并搬离那里。
我所亲历的柳霞的事只此一件，余下的都是我道听途说的，我之所以记录它们是因为在我的认知里，它们合乎情理，至于事情的真实与否，我没做过细致的调查，所以无法给出精准的判定。
柳霞和祝牧共同策划了一场离家出走，他们偷了家里的钱，并携带了药品和刀具，一路向南，几乎到达了郴州。离家出走之前，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不但老师和同学毫无察觉，就连祝牧的父母和他姐姐，包括柳霞的小姨一家，均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初中二年级开学前的那个暑假，他们一直在南湖和净月潭结伴横渡，他们的游泳技术在那一个夏天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他们不知从哪里搞到了脚蹼和换气管，这些用具经过训练和切磋，被他们使用得十分娴熟。后来，他们就突然失踪了。头一天，家里都没在意，第二天，两个家庭一派惊恐，素不相识的他们在学校教导处相遇，几番分析和对照，断定他们应该在一起，而且一定是出事了。报警、搜寻、打捞、走访，直到七天之后，祝牧在路上因为水土不服而患了严重的湿疹，这才给情报所打电话，向他父亲说出了实情。原来柳霞想带着他一同回广州，然后偷渡去香港，如果能找到柳霞的父亲，他们就设法在那里读书；如果找不到他，就在那里找活干，挣钱打江山。祝牧被他的父亲接回来了，但柳霞却就此失踪，以祝牧的说法，柳霞给他留了一点钱，只身一人继续南行了。
少年柳霞像一片树叶，在我们的眼前摇了几摇、晃了几晃，随风飘走了，落脚何方，无人知晓。他的小姨父几下广州寻他不到，随着岁月的增长，小姨父的心和腿也变得越来越慵懒了。
许多年过去，一次同学聚会之后，多年不见的祝牧一定要拉着我再找个烧烤店喝几杯，此时他在松城已是公众人物，名望极高，在酒桌上，他不去和我讲他的近况和他那宏大的历程，而是一个劲儿地和我骂柳霞。他说：“你知道吗？我他妈就像个傻子一样，当年那个二货拉着我走，说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你明白的，我从南方被我爸带回来，整个人都颓掉了，见谁都躲，自卑感差一点就毁了我。有一天晚上，我偷听到的另一件更悲催的事把我推到了绝望的边缘。我要去南湖自杀，跳了几次也死不了。他妈的柳霞把我训练得水性太好了，我两脚绑石头沉到湖底都死不了。”我充满好奇地望着他，期待下文。他说：“最后一次跳水，天已经大黑，我认为这回自己死定了，可是，我在南湖水底突然看到湖面一派灯火辉煌，灿烂得像银河的一条带子从这里穿行而过，我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都是十几米长的大鱼，它们撞击着我的身体，三下五下就把我推出水面，推到岸边。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我死不了，我发狠要好好念书，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因为我知道我姐完了。”话说到这里，我已经有七八分明晓，柳霞和祝婷之间发生了点儿事，而柳霞的执意南下，和这件事情紧密相关。
果不其然。
柳霞和祝婷很快发生了关系，祝婷很顺利地怀了孕，他们的事一发不可收拾，面对身体发生的变化，作为少女的祝婷当然是无计可施。柳霞走了，带着他那些有些奇怪的器具，祝婷的爸爸妈妈自吞苦果，在柳霞小姨的帮助下——她也是一个外科大夫，在一家郊区医院为祝婷做了人流手术。
又多年过去，有好事者又组织了一次同学会，这次涉及的同学多，不少三十几年未见面的同学和老师都来了。不知为什么祝牧没有来。酒过三巡，大家互相打听对方的近况，追寻这些年的轨迹，当然也有人问及一些没有到场的同学，比如，柳霞。一个在公安口工作的同学高高地举起了手，向大家报告了一个新闻——实际上是旧闻，但我们是头一次听到，所以依然可以算作新闻。当然，这个新闻是关于柳霞的。公安同学说，当柳霞还是四十几岁年龄的时候就被全国通缉了，通缉的缘由是强奸、杀人、解尸、抛尸，手段极其残忍，影响十分恶劣。柳霞被抓时，表情平静，面对审问，供认不讳。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强奸，可是，据受害者的女儿称，柳霞杀害她母亲的时候，她就在家里做作业，其间，柳霞从她母亲的卧室进出多次，均面带微笑，毫无异样。那女儿说，柳霞和她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她母亲还和她说过，考虑适当的时候嫁给柳霞。
那次同学聚餐，我提前离场了，我以为我会联系祝牧，实际上并没有。我一个人坐在情报所老家属楼宿舍的楼下，一瓶接一瓶地喝酒，直到喝吐了为止。那一夜，我没有回家，我在路边坐了一宿，睡没睡觉，做没做梦，均无记忆。第二天酒醒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把同学录全删了，我不想再踏进那片已经泛黄的时光里。
永远也不想。
贞操谣
有时，阳光虽然懒散，但光斑交映，也是最刺人眼啊。又一次走过仁里路和长庆街交叉口的时候，我的心突然空茫。原来，这里是日本人留下的空地，以现代城市的规划论，应是预留的停车场，但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建筑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在这上边浇筑了一排又一排深灰色的“火柴盒”。松城就是这样，有许多故事怪诞而离奇，在今天这个“快手”“抖音”流行的时代，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讲述所谓的“松城往事”，但是，对于真正有经历的人来说，他们的那些描述都是浮于水面的凌乱的冰块，没有一个人会把松城一个年代的心理真正揣度清楚。
让我来怎样描摹许明心呢？
一个小学时代便干净无比的小姑娘？一个上了初中突然沉默寡言的少女？总之，在经历了那一场“猥亵事件”之后，她半生的命运便已成为定局。
所谓“猥亵事件”很简单。
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她丢失了一样自己以为非常珍贵的东西，而这所谓的“珍贵东西”，是被他的同学做了手脚的，他——此处省略名字——偷了这物件，然后引逗着她到他家来取，她来了，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她解开衣服，近距离地观察一下她的身体。现在想来，这是孩子的游戏，亦是那个年代被锁闭的无数个好奇之一，他们做了，各安所得，一分两散，本应该清风浮泛，一瞬而逝。
自由路西南角的杏花开了。在那个年代那个季节，杏花白中放粉，苦中带香，一下子便把所有的少年都迷醉了。谁又能彻底厘清这些陈年旧迹呢？如果它真的可以泛黄碎裂，那么，一个人的几个人的甚或一代人的命运，就都可以按照应有的轨迹正常轮转了。
但是！
那个猥亵她的男孩把这件事散入到空气里了，所以，一夜之间，许明心成了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的街头爆炸性新闻的主角。
也就在这个夏天，许明心发育了，她的胸前鼓起了两个硬硬的小包，她不敢向母亲阐述自己的变化，也不能和其他同学交流，最初的那些夜晚来临，她只能用恐惧的哭泣代替应有的睡眠。
升入初中的第三天，她“来事儿”了，鲜红的血液自下体流出，那种自然的温润感，让她忘记了一个女孩应有的本能的害羞。
她不害羞吗？
她当然害羞。
也许是有了抗拒恐惧的经验？她像一个熟谙此道的成熟女人一样，把整开的卫生纸折叠成厚厚的长方形，死死地遮护住自己的生命之门。五天之后，一切成为过往，少女许明心心安若素地完成了一段自己生命的旅程。
她偶尔还会想起那个猥亵过他的男孩，只是，每次想起，身心都会掠过一股寒凉。
这股寒凉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
少女许明心初一下学期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个新班主任，清瘦，高挑，整洁的蓝棉上衣，配了一条红红的绒线围脖。他梳分头，额头宽广，眼眸中永远有明亮的光。这是一个师大即将毕业的实习生，让他代班主任，是因为学校早知道他是数学天才，一个能把数学说得像诗歌一样美的老师，哪个学生不喜欢？又有那个学生会不热爱学习呢？
于是，他第一堂课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貌似与数学无关。
他说日本有一个作家叫川端康成，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叫《阿信地藏菩萨》。
传说，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叫阿信的二十四岁的寡妇，她为了不让村里的少年去花花世界领略风景，于是献身，让所有的成年未婚男子享受自己的身体。
权且不说这个传说的真假。
小说中是一个男人去了一个有栗子树的地方，这栗树的对面是一个妓馆，他遇到了一个美貌的女孩，因而打破了对妓女的常规概念。但是……唉！生活中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但是呢？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那个男人用猎枪轰下了许多栗子，妓馆的女人们纷纷抢拾着果实，而那个略显病态的美貌女孩却透明一般地浅笑了，那浅笑让人生出无法言说的酸楚。
老师问：“这是数学吗？”
没有人回答。
老师说：“是数学，就像爱情也是数学一样。你们必须知道，数学存在于任何空间和时间里。”
不要说许明心的班里，就是她所在的这所学校，学校所在的这座城市，史无前例地难以查找到有哪一位老师的数学课是这样开篇！
但是，包括许明心在内的所有学生一下子就听懂了。
老师的这番话，或者说这个故事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初一下学期的期中考试，许明心他们班的数学成绩全校第一，而且，也刷新了一项校记录——全班四十九个学生没有一个人是不及格的。
许多老师私下里纷纷质疑新老师的教学方法，教导主任也颇有些头疼。可是，高考已经恢复了，校长们更看重分数和名誉，他们对新老师采取了外紧内松的态度，表面上提醒，实际上已经开始运作——如何才能让新老师留下来为本校的数学教学开辟一片新天地。
许明心清楚记得，新老师讲《阿信地藏菩萨》的时候，还轻松地背诵了一段：“参观瀑布的归途，他叫住了一辆公共马车，一登上车，他愣住了。车上坐着一个格外标致的姑娘。”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什么，接着又诵道，“这姑娘一定是打三岁起就收到这花街巷的……”他又停住，然后又说，“熏陶，圆乎乎的全身充满了活力，连脚掌也不长厚皮，扁平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晶莹的黑眼珠，显示出一种不知疲倦的新鲜的魅力。她肌肤润泽，只看她的脸色仿佛就能知道她脚的颜色，不由得使人产生一种欲以赤脚踩踏的兴趣来。”背诵到这里，他完全停下来，神往一般地把目光投向了窗外的远方。
新老师说：“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石，学好数学，你们的作文也会好起来。”
果然，因为有了这位新班主任，他们班的作文也普遍提高起来。
多年之后，许明心终于找到了《阿信地藏菩萨》这篇文章，她才知道，当时新老师所停顿的两处是省略了文字的。第一处——省略了一句话“越看这姑娘就越想女人了”；第二处——省略了“情欲的”三个字。
她的心一暖，下体被灼伤一般，眼睛酸得不行。
她记得很清楚——关于新老师的每一件事，她都记得很清楚。
不可否认，许明心对新老师是有好感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只要一看到他，或者一想到他，她的反应就是“心一暖，下体被灼伤一般，眼睛酸得不行”。可是，伴随这样一种奇异感觉而来的，永远是“猥亵事件”中那个男孩模糊不清的面孔，而这张面孔一旦出现，奇异的感觉消失，通体骤然变得深秋的河水一样寒凉。
日渐一日，这种生理反应巩固了心理反应的暗示；天长日久，这种心理反应成了生理反应的坚不可摧的基石。她可以勉强地合上它们，但是，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巨大的反弹，无一次不把许明心带入深不可测的罪恶的深渊。
水葫芦花拥挤了大通河的河道。
没有人知道，那青绿的植物就是爱情诗篇里的青荇。
许明心经常闭上眼睛，努力从痛苦难耐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她能感知绣着紫色牵牛花的包袱的沉重，却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安稳地平放下来。
她有过一次和新老师独处的机会。
那是初三上学期的一天，一场阵雨袭来，不知是怎样的巧合，她和新老师在仁礼路与长庆街交汇处的一个屋檐下相遇了。显然，他们都是来避雨的。她和新老师都没有带伞。她看见，新老师笑了，随后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想擦拭淋在头上和肩上的雨水；手是举起来了，可突然犹疑在半空，想一想，还是把手绢先递给了她。
那是一方大蓝格的宽大手绢，因为刚刚洗过，所以可以闻到香皂的淡淡的馨香；她抬起手，也是犹疑在半空，最后羞涩地咬了一下嘴唇，把手绢接到了自己的手里。
可是，她并未去擦拭雨水，而是死命般的把一方帕子搅在两只纤细的手里。
乌云遮蔽了天空。
雷声过后，闪电随之而来。
新老师说：“闪电，闪电，这也是数学啊。”
已经初三的许明心完全可以领会，闪电里边当然有数学。她的心里仿佛出现了一个公式，这公式给予了她从未感受到的慈悲的幸福。
新老师问她：“你知道电母吗？”
许明心摇摇头。
新老师指了指天空。
许明心摇摇头。
新老师说：“书上说，电母是掌管天庭闪电的女神，俗称闪电娘娘、金光圣母。都说她是雷公的妻子，穿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裤子，两只手都可以反光。”
许明心说：“这是迷信啊。”
新老师笑着说：“你一定没有读过《封神演义》，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读过了，很有意思。我爸爸当过兵，他有好多古代小说。《封神演义》里说，东海金鳌岛十天君之一的金光电母，由于受到闻太师的邀请，与另外九位天君摆了一个十绝阵，她的金光阵以闪电为主要武器，杀伤力很强。”
“电母长得好看吗？”许明心问。
新老师说：“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她和丈夫雷公一样，长相丑陋，头发又短又乱，褐红色，脚上只有三个脚趾头。也有的说她长得很美，整洁娴雅，端庄慈祥，只是发威的时候目光犀利，双手执镜，以闪电射下界，专门惩戒那些不孝之人。”
“谢谢！”许明心突然说。
“什么呀？”新老师惊诧。
“数学。”
“雷声和闪电被人捕捉到，其实是有时差的。所以，如果真有雷公电母，他们也应该是懂运算的。”
“谢谢。”许明心又说。
“什么呀？”
一个闪电劈来，天地骤然大明，许明心粲然一笑，一头扎进大雨里。她要求自己保持一个少女应有的端庄奔跑，哪怕像鹅卵石一样粗笨饱满，又哪怕像紫椴树的新枝一样幼稚无华，只要奔跑下去就好了，永远也不回头。哪怕像一个不孝的孩子，任电母劈死也好，自己的脚印连成一串，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小小的不惹人眼目的朴素的送殡的队伍。
就这样，许明心初中毕业了。
就这样，许明心上了高中。
就这样，许明心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女孩，但面对所有的追求者，她都保持着一种近乎冷酷的决绝的态度。
她固执地认为，少女时期的那道闪电早已劈开了她的身体，她已经不是处女了，她不想把这个自我猥亵的秘密分享给任何一个男人。
“新老师”这个称谓温润而平和，终于可以让许明心保持难得的安稳。她不知道新老师姓什么，叫什么，她能清晰地复印他棱角分明的面孔，就像她透过手绢宽大的方格，修葺仁礼路和长庆街那个老旧的房檐一样，就算什么都不存在了，闪电依然照耀灵魂。
“你还能告诉我什么？”
“闪电照耀灵魂。”
是的，无论一个人如何苍白，闪电，照耀灵魂。
冰轮斩
刚刚恢复高考，松城情报所家属楼就考出了两个大学生，一个是健哥，一个是平哥，他们一个考取了师大数学系，一个考取了农大的植保系，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大院里的明星，照耀着他们身后的学弟学妹们奋勇向前，争相挤上独木桥，想一路平衡下去，在彼岸找到一个良好的终端。在这些后学者当中，就有安鸿雁，一个考了一年未考上，正在积极复读的十九岁少年。十九岁，叫少年还合不合适呢？倘若叫青年又显得稚嫩一点，所以还是叫少年为好——就叫少年吧，反正也不差一年，再过一年，他二十岁了，再叫少年，他自己也会不好意思。安鸿雁的父亲是情报所的日语翻译，中日恢复邦交之后，他出访过一次日本，这段经历让他自豪了半辈子，如果不是安鸿雁后来出了丑闻，我想他的自豪会保持得更为长久。老安去日本，带回一台彩色电视，尺寸虽然不大，却一下子招惹得所有邻居羡慕。每到傍晚，吃过晚饭，大家纷纷拿着小板凳坐在他家门口，等着老安的三声咳嗽，然后，大家一哄声地为电视开演而山呼海啸。安鸿雁不在其列。为了避免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儿子受到电视的干扰，老安和单位申请，在情报所的顶楼为安鸿雁借了一间十平米的小房间，让他在那里复习功课，没黑没白地一张又一张地攻克“数理化”的大卷子。
安鸿雁是一个羞涩的十分内向的男孩，他经常独来独往，和任何的同龄人都不联系，包括他的哥哥和弟弟，在家里，他就像一颗沉默的螺丝钉，一旦钉在一个地方，你不用锤子钳子之类的工具去起，他就可以扎在原地一动不动。为了他的性格，他的母亲没少犯愁，但他父亲老安却不以为然，他常说贵人语迟，这样的人将来能干大事。比如说，不看电视这件事，一般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很难克制自己探究新事物的欲望。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整个松城也不会有一百台彩色电视机，以我们这个所谓的“高知区”而论，不管是松城农业局、松城林业局，还是松城师范大学，几十栋家属楼数下来，也只有情报所安家有一台从日本带回来的彩色电视机，每当我们坐在走廊里享受着屏幕巨浪的冲击时，不知哪个大人提议把家属院的大门上锁关闭，这样一来，别的家属院的孩子只能在大铁门外竖着耳朵听声，而我们则脸上膨胀着无限的喜悦，小腹一阵阵发麻，双腿夹紧，却谁也不肯起身跑回家去撒尿。安鸿雁仿佛并不知道家里有电视，他一心在顶楼读书做题，除此之外，其他事情一律与他无关。
刘淑香身材匀称，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三十几岁，喜欢穿白底碎花褂子，脑后仅梳一条辫子——那条辫子不长，辫梢儿过肩，所以她走路快的时候辫子会跳，因此，她的背也会格外的圆润而紧凑。她是松城情报所档案室的档案员，平时也帮办公室干一些收发的工作。她爱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女人，加之她长得漂亮，恐怕情报所里所有的男人在心里都会喜欢她。我妈就问过我爸喜欢刘淑香吧？我爸虽然嘴上强硬，佯装生气似的对我妈挥拳头，可实际上，他脸上不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奸笑，早已完完全全坦白了他心底的秘密。
刘淑香没有分到房子的时候，和丈夫、孩子就住在安鸿雁后来借住的小屋里，人们都说，这间小屋就是刘淑香和安鸿雁情欲交错的樊笼，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入住，然后自觉不自觉地让彼此的气味散发、绞索、融合，最后不可避免地积成事实，扩散、弥漫、贴附，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让情报所的职工和家属在“高知区”无法抬头。“无法抬头”是事后口传故事的人的总结，无据可考，可有一个事实是能够向每一个小孩子求证的，那就是，在他们可知的父母的性事里，以前的父亲是压抑而庄重的，可自从这件丑闻发生后，所有的父亲都会在自己兴奋的顶点出声地形容和辱骂刘淑香，刘淑香成了他们口头上的泄欲工具，更让他们白天坚守的道德观在夜晚集体裸奔一次。
现在，我们可以讲讲刘淑香和安鸿雁的小屋了。
还有小屋旁边那个大大的屋顶平台。
实际上，这间小屋分楼上楼下两层，打开这间小屋的大门，正对着的就是通往小屋二楼的楼梯，楼梯下边堆放杂物，楼上才是卧室和可供学习的地方。楼梯是铁质的，涂了天蓝色的油漆，楼梯下边的杂物什么都有，后来被刘淑香收拾干净，放到屋顶平台上去了，并在堆杂物的地方搭了一个小床——放直身子，正好可以睡下一个人。楼上的房间也开了一道门，小屋的两道门均可上锁。卧室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单人床，除此之外，还可以放下一个小小的书箱。面对平台的一侧有一扇对开的小窗，站在那里，平台上的一切尽收眼底，平台以外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正因为一览无余，安鸿雁眼睛酸乏时，就眺望松城涌动不绝的层层绿色，天空中的白云和飞鸟，也往往成为他追视的目标。除此之外，他还能看到平台上的花，以及经常来平台浇花的女人。浇花的女人就是刘淑香，而那些一盆一盆摆列有序的花，都是刘淑香养的，她是一个爱美的女人，所以懂得如何用美来养活自己。这个平台上有花，有一把老藤椅，还有两根用八号线拉长的晾衣绳；当刘淑香还是这个十平方的小屋的主人的时候，她就把这个宽大的楼顶平台当成自己家的一部分，她在这里养花，洗衣服，晾衣服，傍晚的时候抱着孩子坐在藤椅上看车流、看人流——这时她是散开辫子的，风吹散了她的头发，很黑，如果头发遮了脸，挡住了视线，她就用手轻轻地撩开，并发出咯咯咯咯的笑声。
这已经成了她的生活习惯。
就算后来搬离了楼顶小屋，她也依然保留着这样的习惯。她有一把平台铁门的钥匙，无论是她来平台浇花、晾衣、收衣，或者小憇，她就用钥匙打开那扇门，自然地出入，如同出入自己家的院子。情报所所有的人都知道刘淑香拥有一把平台的钥匙，但大家都不以为意，认准那是她该有的生活，别人根本无权打扰。
凭借上述这些基础材料，我以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做如下推断——我当小说写（编辑正在催稿），看官只当故事听，如果听着好，就在心里给我鼓鼓掌，喝个彩儿，去我的公众号里打个赏；如果觉得不好，即可马上离席，各自忙营生去。
少年安鸿雁学习累了的时候，就摘下眼镜，走到窗边去做保健操，某一天下午，他突然看见刘姨抱着一个大大的洗衣盆登上了平台，她放下木盆，抬起手臂，擦了擦汗，然后用一块干净的抹布擦拭八号线上的灰尘，她脚步轻盈，其状如飞，手臂抬得过高，以致腰间的皮肤都露了出来；她面对窗口时，双乳下部的轮廓依稀可见，颤颤如羊脂，正好照亮布衫反映出的阴影。少年安鸿雁笑了，心里竟然不产生一丝的杂念。以前大人们总说刘姨长得漂亮，他是从来不去正视的，这一次在如此轻松的状态下，看到了天然去雕饰的她，他除了有一丝说不清的感动，其余的，只在脑海里存了一句李白的诗，出自《清平调》，是“云想衣裳花想容”。他又去做题了，困意全无，双晴湿润，思路异常清晰。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所有的困惑都解除了，什么公式、定律、定理，就跟天空中的白云和飞鸟一样，只要他抬起头，就可以一目了然，真是想云云动，想鸟鸟啼。当我们还无限沉迷于电视所带来的喜悦里时，少年安鸿雁的境界已经有了质的飞升；我们还在做蝼蚁撼树的梦，他已经像一头成年的雄象在自己的平原上健步行走了。
他问自己：刘姨这么好看，她丈夫为什么总打她呢？
事情败露于八月一个有月光的夜晚。
一般的时候都是这样——老安陪大家看电视的时候，总是要弄一碟花生米，二两老白干，很夸张地放在一张木板凳上，他极慢地享受着生活带给他的满足和这种满足添加给他的快乐，时不时地用中文加日语的方式向众人讲解电视中的某些细节。这一天，他换了伙食，花生米变成了酱牛肉，酒很快喝完了，酱牛肉却一口没动，他趁大家没注意，悄悄地包了酱牛肉，独自一人从一楼小侧门进入办公楼，一路折转，进入了儿子复习的小屋。他没有找到儿子，就下意识地走到窗口，向外张望，这一望，他完全惊呆了，他看见了美丽的女人刘淑香伏在一张藤椅上，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嘴里发出快乐的呻吟声。这一幕进入眼帘太突然、太快，快到他来不及反应。在他的意识里根本就排除了他的儿子，他只惊艳于刘淑香发自本体的自由自在的释放，月光照在她的脊背上，屁股上，大腿上，脚趾上，照得每一处都不无光芒，刘淑香是一条在夜空里飞翔的鱼，她的胴体本身就是一颗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灿烂的星。瞬间，这颗星爆炸了，爆炸之前，整个身体猛地凝聚在一起，又一下向四处弹射出去，她的脸上飞扬着透明的微笑，滴滴汗水都是星星骤燃后凝炼出的钻石。
“啊——”老安几乎要哭出声来。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少年安鸿雁那张不知在什么时候变得无比刚毅的脸，包括他如电的眸子，还有比钢丝还要坚硬的胡茬儿。
“啊——啊——啊——”老安刚刚发出的“啊”里充满了感叹，可这声感叹刹那转换为巨大的委屈和无边的愤怒，他冲出小屋，奔向楼顶平台，用尽全身的力气，声嘶力竭地叫道：“刘淑香，你这个荡妇！”那台日本电视机的屏幕被他的喊声震裂了，人群沉默片刻，便集体意识清醒，奔踏着冲入小侧门，冲上楼顶，把赤身裸体的刘淑香和安鸿雁撞入眼帘。少年安鸿雁出奇的平静，他拉着刘淑香穿过人群让出的缝隙，回到他们的小屋里。不久，他送刘淑香出来，他们穿戴整齐，像平日一样互相道别，从容地回到各自的生活里。
实际上，他们谁都无法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了。
刘淑香变成了一个勾引青少年下水的教唆犯，变成了一个流氓，虽然最后没有进监狱，却离开了档案室，成了情报所下属服务公司的一名清扫工。而安鸿雁也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很快离开家，独自去建筑工地当了一名临时工。他挖过地沟，筛过沙子，洗过河卵石；干过架子工、钢筋工、混凝土工，他像一尊活动的雕像，在他应有的轨迹上运行或伫立，人们无法见证他的思想，更无法预见他的未来。
刘淑香的丈夫疯了一般冲上屋顶平台，扯断了八号线，砸碎了藤椅，把所有的花盆都掷到了楼下，虽然他不停地高声怒骂，但还是砸伤了一个失聪的偶尔路过的老太太。他和刘淑香离婚了。为了惩罚刘淑香，他把两个孩子送去南边一个远房亲戚家寄养，他独占着他们新分的房子，而净身出户的刘淑香又回到了情报所楼顶那间十米的小屋里。
夜风吹来，窗帘会响，如果有月光，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刘淑香和安鸿雁——的欢乐在大平台上徜徉。
纸风车
阳光打在边墙上，把窗格反映的影子弄得很有明暗感，仔细看，又有虚实，加上晾衣架上的花被子，远近也出来了。论某一个细节，所谓的家，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谁也无法定论。
就像那年秋天一直没有下雨，我常常望着窗子上倒挂的纸风车发呆。
没有风，风车一直静止着。
这之前，我母亲一直怀疑我父亲有外遇，所以，她会经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大院的18号门前，像一只苍蝇一样趴在门缝上往里窥望。
她一直幻想着如何才能把一对奸夫淫妇捉奸在床。
18号门里曾经住过一个叫陈阿姨的人，她来自南方，她是爸爸的同事，年轻，漂亮，沉默寡言，一直单身。如是，她变成了大院里所有女人怀疑的对象，她们用污言秽语镣铐自己的丈夫蠢蠢欲动的内心。
陈阿姨患了绝症，由于没有亲人陪护，单位只能安排那些女同志在医院里轮流照顾她。
男同事有时也会被安排替班，而我母亲之所以怀疑我父亲，就是因为我父亲比别的男同志多轮班了一次。
那年秋天，陈阿姨终于死了，大院一下子变得安静许多。
18号门空下来，单位的职工谁也不愿意去那间房子里住。
我母亲大发雷霆并摔碎了我家祖传的蓝花瓷瓶是寒露那天的黄昏。我父亲刚一进门，就捕捉到了这一声迸溅蓝光的声响。他的心一定颤抖得厉害，我发现他跪在地上捡拾那些碎片时，脸颊上暗映了点点泪光。他的手指也被锐利的瓷片划破了，殷红的血染了一地。
按我母亲的思维，她是亲眼所见，我父亲和陈阿姨两个人手拉手走出了18号门，然后拐入雀鸟巷，在茫茫的人流中逃避开她的视线。
我父亲沉默不语。
这一次，他们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虽然从始至终我父亲一言不发。
陈阿姨已经死了，我母亲还把她拉出来糟蹋她，我也感到无言以对，气愤异常。
我父亲的沉默是有道理的，我母亲的一派胡言，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攻自破的诽谤。
事情没有就此完结。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母亲总会突然声称，她又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许多次。
我父亲没有办法，找来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做证，他天天都坐在办公室里看资料，他没有时间上街，并且是和陈阿姨手拉手地上街。
这种辩解又有什么用呢？
我母亲惨淡一笑，说：“这样一点小小的计谋，也能用来骗我吗？”
我母亲凌空破宇的叫喊声时常在屋子里缭绕，我的耳洞也因此长满了青草，杂乱而无章。我叠了那架纸风车，不是出于别的目的，它挂在窗框上十分苍白，但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地释解我内心深处的疼痛和忧伤。
家里这种荒凉的氛围，对我的少年生活不能说没有影响。那年秋天，我一望见纸风车，心里就充满了排斥不尽的哀痛，胸腔压抑，大脑一片空白。
我父亲和我商量，说：“把它摘下来吧。”
我说：“不。”
风车就那么一直挂着，挂了整整一个秋天。
后来，就发生了第二件事情。
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穿过榛树林，然后，沿着林间小道跨向林外的方石小街。这段路我闭上眼睛都可以不出半点差错地把它走完。秋天了，榛树的叶子一片片发红，远远望去比糖枫还要美丽灿烂。
那天，吃完午饭，我像往常一样背起书包返校，由于时间尚早，我在榛树林里坐了很久，明媚的秋光照在我的身上，我盯盯地看着一只白色的蝴蝶在蹒跚地飞翔。我再次站起身时，发现那本蓝皮字典忘在了家中——中午放学时，老师一再强调，下午的课程字典必不可少。于是，我飞快地向家的方向跑去，脚下带起了一路的土黄的灰尘。
我至今也忘不了，我用了足足五分钟的时间才敲开了家里的门。
我母亲衣衫不整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搞不清她在屋里干了些什么。我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像个木瓜。
我母亲问我：“怎么回来了？”
我说：“拿字典。”停顿一下，又强调，“老师让的。”
好像老师对我母亲有很大的威慑力。
我进屋，径直走向我的小抽屉，用尽全身力气似的把它拉开。我一眼就发现了那个陌生男人，他坐在我的小床上神色安详。我什么也没说，拿了字典走出去，目不斜视地走出楼道，走出棕色的院门。一出院门，我就抑制不住地放声大哭，以最快的速度重返红色的榛树林。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课，我坐在一棵老榛树下等待天黑。
我设法躲避那个男人的形象再次出现，我拼命地摇晃脑袋，想把这件事忘掉，但它生了根一样，牢牢地扎进我的心里不肯溜走。我叉开双腿，使劲地抠土，一眨眼的工夫，便抠出了一个深深的土坑。那个男人微笑着靠近我，并伸出手抚摸我的肩膀。他的骨关节在伸缩间咔咔作响，我惊慌地不无仇恨地闪避，同时发疯一般地喊叫着我父亲的名字。
“潘向东——”
“潘向东——”
天黑了，我在土坑里过夜，我不止一次听到我母亲带着哭音儿的呼喊。那一夜，我没有回家，我父亲和我母亲也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我从梦中惊醒，他们两个人遮挡了旭日的冷光，疲惫不堪地蹲在我的头顶。
这无论如何是个秘密，我根本无法承受它的重压。
我在我母亲的周围苦苦追踪了十几天，但一无所获。
还是说说那架风车吧。
自从那个陌生男人像藤条一样攀缘在我的身上以后，风车就坏了，不管秋风如何泛起，它兀自不动，不再自由而潇洒地飞转，当然也不会再绽放出哑哑的歌声。
我很难受，总是莫名其妙地钻进十户公用的厕所里呕吐。
我察觉到邻居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我们家，那些目光如影随形地伏满我家的墙壁。我害怕听见鞋子所发出的声音，它们带给我种种奇怪而不安的联想。
我赤着双脚在松城这座北方城市里寻找。
我连连失望。
那个男人和陈阿姨一样，在我的生活里都只出现过一次，留给我的印象却无比深刻。陈阿姨是转换病房的时候，死在我父亲背上的，这件事众所周知，当然，我站在雀鸟巷的街口，看见她和我父亲站在一起仰望蓝天听鸽哨，应另当别论。我偷偷地看着陈阿姨，那么年轻，那么白皙，那么美丽，我怀疑她的死只是一个假象，说不定哪一天她又会住到18号门里，不然的话，我母亲为什么总去那里窥视呢？
那个男人我的确再没见过，他是不是永远地死了，我无从得知。
我忍受不了这种折磨，终于在又一个黄昏把我父亲拉出了家门。
我和我父亲并排走在小街上，我们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上牙和下牙控制不住地哒哒撞击。
我父亲问我：“你害怕了吗？”
我点点头。
我父亲说：“那就等你不害怕的时候再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我不能从他的目光中获得任何的鼓励。
我找到一截残破的篱笆，看准四下无人，便掏出小鸡鸡，撒了长长的一泼尿。尿液呈金黄色，汩汩地流淌，很快就浸漫过我的鞋跟儿。
我父亲默无声息地伫立在夕阳下，夹烟的手平举在半空。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他无比高大，于是也陡然生出信心。我一口气讲述了那天发生的事情，完了之后如释重负地发出一声叹息。我轻松地仰望着天空，把那些斑斓的色彩全部吸收到我无边的欢愉里。
我不否认，那个黄昏，我希望家里发生一场以我父亲为胜利者的大战，它应该天翻地覆，电闪雷鸣。
我父亲听完我的讲述，移动了一下脚步。他又点燃一支烟，然后蹲下身子，充满慈爱地注视我的眼睛。
他说：“空气中虚幻的影子，留给人的却是无限的真实。模范公民的雕像被玷污了，但离去的人依然保持着固有的安详。如果认识到自己的罪过，那就开始惩罚自己，用你尚有善念的水，让那些痕迹更加清晰。”
我至今也不明白他的这番话意义何在！
家里很平静，并没有像我所想象的那样。
那天晚上，我看着我父亲从始至终都感到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像寒露那天一样，把另一只蓝花瓷瓶打得粉碎——那是我母亲的嫁妆，和我家祖传的那只一模一样。
我父亲说：“该完结了。”
我母亲说：“哪有个完呢。”
我发誓，我最后一次听我母亲说话，就是这句“哪有个完呢”，度过那个平静的夜晚之后，我母亲突然得了哑病，她失声了，跑了许多家医院也无法治愈。日后我们家发生的又一系列事情足以证明，我母亲失声的后半生比起她声嘶力竭的前半生，无疑变得温柔善良静谧可爱。
纸风车在一个无星无月的夜晚不翼而飞。就在风车丢失的当天，我第一次遗精了。那片榛树林依然存在，只是一靠近那里，我就会鬼使神差地向后转身，心里充满了不可遏制的奔跑的欲望。
多年之后，我恋爱了。
桥上的白衣少女，手里举着纸风车唱道：“奔跑吧，加油啊。”
于是，桥下的少年就开始奔跑，他要加油去见另一个白衣女孩。那个女孩对他说：“为什么你一说爱，我的嘴里就充满了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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