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小 鱼

　　我妈总说我父亲笨，我却很怕他。他的手仿佛一直高举在我的头顶——随时要落下来。

　　他的右手特别，从我学会端详开始，就发现那只手的中指，指甲是一块停止了生长更新的硬疙瘩，像燃到尽头的蜡油子重新凝固在那里。我学妈妈的话说：“我认识他时就那样。”据说父亲只和我妈坦白过一次，是他刚上班时干活不利索被砸的。后来随着主人烟龄的增长，那个老蜡块越发暗黄，了无生机。

　　父亲走时，我慢慢擦拭他的右手，凝视这块被妈妈和我们当笑话讲了几十年的指甲，终于彻底绝望了——我曾不止一次觉得它可以恢复生长，血脉流通，变回原貌，就不再是父亲笨的证据了。

　　认识我父亲的人，即使没有看见过那个证据的，也说他笨。只是我小时候不相信。

　　父亲既是农民，也是工人。他是只会种玉米的农民，玉米长得也不是很好。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每年收玉米的人要来村里了，睡前都会听到妈和父亲说我家的玉米只能卖到“三等米”。三等米也来之不易，父亲给玉米除草施肥时不大会躲避玉米叶子，胳膊和肩头总是被划出一条条伤痕。虽然浅浅的，不会出血，但汗水一浸，就丝丝地疼和痒。那时父亲年轻，为了解除这种煎熬，就接一盆井水兜头浇下去。最让我感到甜美的记忆是他会在给玉米秧子除草的间隙，把地垄头的黑天天秧整棵拔下来，扔给躲在阴凉里不肯出去拔草的两个女儿。也许是在那时，父亲内心有了带孩子们离开农村的想法。他舍不得让孩子受种地的苦。

　　退了地，卖了房，进了城。一家四口只靠父亲的低工资生活，只会务农的妈妈试着做些零活，常因不熟练受委屈。生活的困顿使父亲开始变得愤懑和焦躁，开始一喝酒就醉倒。

　　这样的父亲却始终没有扔下他的一手好字。写过入党申请书，没有被厂领导批准；写过特困申请，也没有被批准过。我记得家里有过一次大场面，父亲和妈妈都很紧张地盯着来察看实情的厂领导的脸，希望他们都能看出我们家的困窘来，只有几岁的我实在恨自己没有什么状态可以表现出来帮助父母，就安静得像个不会说话的人。然而结果是特困名单里没有我家。父亲喝多了怒喊厂领导的名字：“他妈的×××，我家孩子连黑白电视都看不着，你给看彩电的评特困！”那次妈也怒了：“谁让你显摆自己会写几个破字，老给领导提生产改进意见！你懂个屁，把人都得罪了！”“那他还来我家看啥！”“那不和让你提意见一回事儿，都是走形式，就你个傻子当真！”父亲掀了桌子，抬腿就走，据说骑着车子从农村又跑回城里的厂子，连夜去砸领导家的门了，手都砸肿了，领导也没给开。直到下岗那天，他那双不会写表扬信的手，都一直干的是厂里最粗重的活儿。

　　我小时候不相信父亲的手笨，因为他会给我和姐姐包书皮。每到新学期发新书，我都知道这一天父亲不会发脾气，吃过晚饭不会出门到别处喝酒。他一准儿会喊姐姐和我把新书拿出来，另一边他郑重其事地把早已准备好的牛皮纸拿出来，剪刀端端正正摆在牛皮纸边上。开始规划纸怎么剪裁才能不浪费。那时牛皮纸精贵，也的确很牛皮，村里比我们有钱的人家还只是用旧报纸呢。父亲是早早就各处要下光滑的牛皮纸放在炕席下压着……包的时候，既不浪费又不紧张，折得平整，剪得整齐，包好之后，那书平添了几分庄严。我和姐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似乎被包书的父亲和包好的新书在一起的画面震慑住了似的，再看着父亲端端正正地在书皮中间的位置，横着写上科目，竖着写上孩子的名字，姐姐读她的书和名字“数学，王—晓—莉！”，我跟着读“语文，王—晓—菊！”……“都装起来吧！”父亲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

　　有时父亲也会拿着书检查我的识字，方法简单而可怕。印象最深的就是“拍”和“打”，这两个字，念错了“拍”就“拍”，念错了“打”就“打”，父亲的大手高举在我的头顶随时都会落下来——本来是会的，越吓越紧张，越紧张越分辨不清“拍”和“打”，于是就在挨打中，牢牢记住不想被人拍打，就好好认字念书。

　　后来我也有点怀疑父亲的手笨，是因为他下岗以后，我家变得更困难了。那时很多下岗职工蹬人力三轮车养家糊口，妈妈问他能不能行。这时我听见了父亲的回答，正是这句真切的回答，令我知道父亲的确是手笨，他说：“不行，我不会拐弯。”

　　我为什么立刻就相信父亲的判断呢？

　　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父亲骑自行车出门时刚好看见我在街口闲玩，就让我坐在二八架子前面的横梁上。拐弯的时候，我们父女俩狠狠地摔在路上，父亲怪我没有坐好——天知道，我知道，素来怕惹父母生气的我从坐上车子就几乎一动没动过。好在我妈看我摔得可怜，说了句公道话：“不怨你，你爹不会带人。”但毕竟也驶出了一段路程啊！就只是——不会拐弯。

　　后来父亲托伯父帮他找了个看大门的活儿。干了没多久，似乎因为不会说话被撵了回来。我唯一记得的画面就是父亲第一次穿上保安服的时候，用手一直拽衣襟，怕穿得不平整给东家丢人，而且脸上特别自信，保安吗，咱有劲儿的人，还怕保不了安！不想这差事还得会说话，倔了半辈子的父亲，嘴也笨。

　　

　　没办法了，两个孩子还都在念书，父亲最后去工地当了力工。因为手笨伺候不了瓦匠，连和他熟识的瓦匠都不肯用他打下手。父亲就沦为最底层的力工了。

　　平地推砖还可以，如果要用独轮车上铁板搭成的临时的坡儿就费劲，因为那个掌握平衡的巧劲儿，他不会使。在工友的嘲笑和起哄声里，勉强推了一把，到了那颤巍巍的铁踏板上时，顾得了脚下迈步，就顾不了手把平衡——身子一栽楞，连人带车都倒下去，砖散了一地。最糟心的一次是八个人抬一块很大的玻璃，放下时，其他七人都完好，只有父亲的手被划破，好长的一道口子，流了很多血，歇了半天假，不算工伤，工头说是因为父亲笨，后果自负。没撵他回家已经算给留了脸面。父亲这回没发脾气，他心里庆幸自己虽然划破了手，但保住了玻璃，因为其他人都说这块大玻璃要是打了，就得父亲一个人赔。

　　我的父亲是直到干不动了才离开工地的。

　　生活的艰辛和粗人对自己的蛮不在乎，导致癌细胞早早就潜入了他的身体。知道自己病重的时候，还觉得一盆凉水就能把自己浇好。无论如何，我都忘不了他看着自己的手已无法输液时的眼神。

　　那手伤痕累累，老茧斑驳，带着纸卷烟熏成暗色的笨的标志。那手带着他对世俗的倔强与妥协，对文化与公平的渴求，一次次举起廉价的勾兑酒将自己灌醉。

　　父亲在世虽然卑微，但为了姐和我能进城里念书，用尽了笨拙的气力。

　　因为惧怕和感恩，父亲的手仿佛一直高举在我的头顶——我真的很害怕父亲收回他的手，收回他的责罚与庇护。笨父亲的孩子，虽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有文化，有出息，但是在一个学校的一个班级，王晓莉教数学，王晓菊教语文。当地人说姐俩教得都挺好的。有一天，我问姐：“你觉得爹到底笨不笨？”姐说：“爹心不笨，手笨。”

　　对，笨拙的只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