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病了。
父亲以各种忙为由，推脱不去医院做检查。三个月后，病情加重便只得去了医院检查。
医生说住院吧。
父亲说，家里有很多事脱不开身，能不能给我开点药回家吃去？
医生说，想活着，就得住院治疗。
父亲把目光转向我，我拿着医生开的单子去缴费。
父亲住院了，村里的齐瘸子父子一起来探望。他儿子手里拎着一些营养品。
齐瘸子坐在父亲身边，用袖子擦一把脸上的汗水，哥，你安心治病，跑腿儿的事有你侄儿。父亲住院半个月，齐瘸子隔三岔五地过来，他儿子每天下班都来医院帮着护理父亲。
齐瘸子在村里最穷，父亲做村支书这些年，他受益最多，就连他儿子考上大学，都是父亲帮筹的学费。如今他儿子已大学毕业，在县林业部门做技术员，后来我们村的果树栽培，新品种引进等，没少沾他的光，这是后话。
那天下午父亲刚灌完肠，准备第二天手术，胡玉芬提着大袋小袋的营养品，匆匆赶来，进了门就埋怨我，我哥病了咋不告诉我？又对父亲说，哥，咱上省城的大医院吧。同病室的人都以为她是父亲的亲妹子呢。
父亲手术那天，胡玉芬请了一天假，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守在手术室外面，当看到父亲的被医生割下来的大半个胃时，胡玉芬泣不成声，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滴滴答答地滚落下来。
当年公社给我们大队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大队党支部开会研究此事时，大家一致推荐我去，可是最后父亲拍板，让没爹没娘的胡玉芬去了。胡玉芬师范毕业后，在县一中教书，现在是县一中的校长。
母亲总说父亲这个官当得没有一点亲情味，私下里我们对父亲也有微词。我们姊妹六个，除了小妹自己考了出去，现在乡中学当教师以外，我们五个都是普通的农民。村小学经常招民办教师，也就是父亲一句话的事，可父亲这句话就是不肯为我们说。大妹十八岁那年有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公社的话务员调到县里去了，母亲让父亲找找公社领导给大妹求情，父亲说死都不去，直到另一个村的书记女儿走马上任，父亲都一直没去求这个情。
母亲气得一个月没跟父亲说话。
后来，大妹嫁得不如意。有一次父亲过生日，大妹喝醉了，借着醉意，把自己对父亲的埋怨都说了出来。
父亲听罢一声不吭，只闷头喝酒，直到把自己喝醉。
父亲住院后，村里每天都有人来医院看望父亲，就连坐着轮椅的张茂都来了。不会说话的张茂，久久地握着父亲的手，一个劲地摇头。
父亲说，你不用担心，我死了，我让我儿子管你。
张茂干巴巴的眼眶里就有了泪……
一九四八年的中秋时节，那时候仗打得挺凶，十七岁的父亲和十八岁的张茂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带到葫芦岛港。父亲说他肚子疼，经一个当兵的允许，父亲钻进旁边的一块高粱地里解手，一直蹲到那艘大轮船开走。而张茂在海上被解放军截了下来，他参加了最后的解放战争，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被一颗炸弹炸没了双腿和声音。父亲常说，比起张茂，自己有腿有声音的人生都是赚的，要是当年他不逃回来，也和张茂一样是国家的功臣了，说不定还为国捐躯了呢。
父亲出院那天，我们下了公交车，他打发走二弟和三妹，把我留了下来。
我和父亲坐在道旁的土楞子上，父亲看着南山的槐树林子，眉眼舒展开来。当初规划这片槐树林的时候，父亲刚过四十岁，土地承包制度刚开始试行，父亲每天扛着镐头上山刨坑定位，直到满山绿树成荫。此时槐树刚刚冒出紫红色的嫩芽，像一层缥缈的紫色的雾。
父亲说，这片林子明年满十五年了，明年秋天卖了，给村里修一条通往山外的大道，剩下的钱，把小学校修复一下 。
父亲把目光转向北山，北山整面坡是层层梯田，有油画一般的层次感，那是父亲带领村民们一镐一镐刨出来的，那时候村民还叫人民公社社员。父亲就是那时得的胃病，起五更爬半夜，饥一顿饱一顿的。
父亲说，北山是咱村子的最高点，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把我埋在北山顶上……我忙说，别瞎说，医生说手术做得非常成功。父亲笑着站起来说，回家吧。
村庄的新旧建筑就像一张对叠的纸，东边是整齐的新房，西边是参差不齐的旧房。按照父亲的富村计划，每年至少要有十户人家翻盖新房，盖新房的人家，在东边重起房基地。母亲曾问父亲我家啥时翻盖房子。父亲说，压轴的都是最好的。
父亲是第二年初夏去世的，癌细胞骨转移，时年五十七岁，时间是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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