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风凛凛的丹桂房村坐落在枫桥镇南边三华里的地方。路边有一座黑不溜秋的松林庵，就在镇与村之间的中间地带。我一直没有听到过钟声或木鱼的声音从庵堂里传出来，也没有见过庵堂里有尼姑出没，仿佛这只是一座空宅。后来松林庵改造成了茶叶加工厂，从此庵堂里装满了茶叶的清香。但我仍然觉得，松林庵三个字属于唐诗或者宋词，反正她毫不含糊地充满了江南的意象。当然丹桂房也足够江南，丹桂房的雨天来临时，人们穿起蓑衣，村外的溪水涨上来了，鸭子在岸边集结，桃花在岸边淋雨。天地苍茫，如果说这不是威风凛凛的江南，这又是什么呢？
丹桂房有三个自然村，离枫桥镇最近的是瓦窑头，中间是丹桂房，再往南就是邓村山下。这三个自然村几乎成为一条直线，组成了一座大村庄。这座村庄曾经被命名为永胜大队，有时候，也被叫做彩仙村或者彩仙大队。尽管名字那么缤纷，但是这个村庄里的人，差不多都只会自称是丹桂房人。比如我，比如建德，比如天平……比如，威风凛凛的村长校泰长佬。
假定我们能回到1655年的春天，你或许会在一条蜿蜒的泥路上，碰到一个叫陈丹葵的年轻人。年轻人撑着一把油纸伞，遮挡着那个年代的紫外线。年轻人是从枫桥镇上的陈家长道地过来的，他站在没有雾霾的一片空地上，懵然地张望着。此时陈丹葵最著名的叔辈——画家陈老莲已在绍兴病亡，清军挟带着刀光剑气风度翩翩地入境。这个平静的小镇四周，仿佛暗流涌动，这让陈丹葵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陈丹葵被邓村山下的益三太公聘为骆家私塾的教书先生。那天天气是多云到阴，陈丹葵站在骆益三家的院门口，先研究了一下房屋结构，然后中气十足地大叫一声，陈丹葵在此。
院门只开了一条缝，骆益三眯着眼睛看了陈丹葵很久。他突然笑了，说，陈丹葵你把你的简历给我。
陈丹葵就用胳膊夹住了那把心爱的油纸伞，口齿清晰地说，在下姓陈名衷丹，字丹葵。我来你家应聘当教书先生。请开院门。
1655年春天的院门吱呀一声就此打开。后面的故事十分俗套，那就是骆益三骆先生的女儿，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有文化的教书先生陈丹葵。陈丹葵在离骆益三家不远的地方开始定居，他根本没有去有关部门批地基，也没有申请土地证和房产证，就自作主张地搭起了三间草房。陈丹葵还学会了酿酒和种田，农闲时分他会继续教人识文断字。一不小心，陈丹葵生了六个儿子，六个儿子又生了十八个儿子，十八个儿子又生了三十五个儿子，陈丹葵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太公。这些英武过人的传奇，都白纸黑字地记载在家谱中。最后，私塾先生陈丹葵的子孙，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村里人理所当然全部姓陈，村庄顺理成章被叫成丹葵房。又因为丹桂与丹葵音调相近，村庄被人叫成丹桂房一直至今。
假定我们能回到1655年的春天，我将匍伏在地，在年轻的丹葵太公面前磕一个响头说，玄了不知道几代的玄玄孙海飞磕头。
假定要还原一下我家在民国年间的状态，那么是这个样子的：我的爷爷陈梅品，我的奶奶骆杏林，他们是普通得一塌糊涂的村民，但是却有着还算雅致的名字。我爷爷一共三兄弟，他是做小本生意的，经常贩点水果卖个玉米。有时候有赌客到我家聚赌，陈梅品先生就炒年糕给他们吃，烫酒给他们吃，泡茶给他们吃，还要免费讲笑话给他们听。然后，在赌客们赌到天亮见输赢的时候，可以从赢钱的客人那儿收取佣金。那时候我们家坐拥三间草房，坐北朝南，甚是气派。我爷爷一点也不稀罕地主陈阿大家的台门大瓦房，因为草房的冬暖夏凉，是有科学依据的。更为雅致的是我们家屋后，有一片涤荡着清风的竹园。竹的身材是很好的，修长，精神。现在好多美女，都喜欢减肥，梦想把自己减成的，其实就是我家后院竹竿的模样。
我奶奶骆杏林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过我，那时候村里有很大的樟树和乌桕，夜里猫头鹰的叫声此起彼伏，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篱笆，石井在汩汩冒着泉水，沟渠里水波潋艳，堤岸边桃李芬芳，月季闹猛地也来争奇斗艳，油菜也发疯似地开花，村里村外，树围着村，村包着树。关键是，蔬菜无公害，春风十里，绝对没有霾。
假定我能去一趟民国的年代，我想学一学裁缝或者弹花匠，或者当一回摇头晃脑的乡村诗人，不仅要吟白毛浮绿水，还要把能用红掌拨清波的鹅煮熟了下酒。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村夫生活。我可能还会和枫桥镇上当年名头响亮的著名诗人何植三成为朋友，我们是完全可以下象棋的，当然也是可以朗诵一下他的诗歌的。
假定我们能回到1977年9月1号，那我就是光荣的小学生。我背起舅舅用过的旧书包，阳光照耀着我的破衣裳，啷里格啷啷里格啷，我日理万机地读书忙。
丹桂房小学是由祠堂改建的，那儿是陈姓子孙们办红白事的地方。我幼年的记忆里，仍记得有几口棺材疲惫地靠着厢房的墙壁睡大觉。我对这种有着猩红漆色的木头箱子心生恐惧，总觉得那里面装着的是一个巨大的秘密。有时候我会好奇地想，棺材里会不会装着金币，或者装着大米，或者躺着一个昏迷的“林中睡美人”，甚至也有可能盘踞着一条身材修长的蛇。“当当”的钟声，响彻了校园，麻雀在瓦屋顶上跳跃，或者飞翔……我们在钟声中成了光荣的少先队员，红领巾在胸前飘荡。
插图：李雨薇
我记得那发出亮堂堂的声音的钟，是一截用尼龙绳子吊在屋檐下的钢轨代替的。钢轨的身上本来是跑火车的，现在成了一种信号工具。这是钢轨作为钢轨本身，静卧在枕木上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陈校长穿着中山装，沉着冷静地一次次地敲着钟。在批改作业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的祖宗，一个叫陈丹葵的同样是教书先生的年轻男人。
钢轨望着陈校长宽阔的背影，心里说，他娘的，一天到晚在我身上敲来敲去，算什么本事。
假定我们能回到1989年4月9号，我年轻得像一根灌满了水的甘蔗。我去当兵了，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我家的门框上面后来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参军光荣”四个字。那天清晨我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努力地想学习电影里解放军经过村庄时雄赳赳的模样，比如赵永生同志的模样。然后有一个叫小花的姑娘，深情地望着队伍，唱着妹妹找哥泪花流。但是我没能找到那种感觉，我走路晃荡得像个背着草药筐巡行在江南大地的游方郎中。
现在想来，春天我走出村庄的那条土埂，也就是当年丹葵太公走进村庄的那条土埂。这土埂其实是一条防护堤，发大水的时候，丹桂房的村民就在这儿敲锣救埂。我是一个十足的懒汉，我想，发大水“救埂”的时候，如果村长分给我一个工种，我愿意敲起响亮的铜锣。
1991年的冬天，我卸下了领章帽徽，穿着一身旧军装从南通一个叫环本的地方回到丹桂房。我一直想唱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但是词到了嘴边，却变成了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父亲坐在屋子里，守着一把古老的茶壶。他在火炉边烧茶喝，专注得像一尊雕塑。
其实我们都是回不去的。丹桂房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遥远了。从1992年春天开始我再次离开了村庄，从此变成了一枚客人。我在诸暨县城的一些工厂里辗转，当保安，当水道工，当仓库保管员，做企划，当文书……打工谋生，娶妻生女，后来又去杭州游荡，仿佛满怀理想。
现在的丹桂房，我的那些小伙伴们盖起新房的较多，道路也被水泥覆地，没有了我当初脑海里活着的青砖黑瓦，没有了院门，没有了菜园，没有了竹篱笆，没有了一个从竹园深处一闪而过的女子。我记得当年那座叫做松林庵的庵堂，先是改为茶厂，后来茶厂倒闭废弃后，植物就在庵堂里疯狂地生长。这成了我那些年里一个触目惊心的记忆，一种叫做“十蓬头”的野草，几乎可以长到你的胸口，它怎么可以长得那么嚣张？我不忍心打扰它们的宁静，更不愿剪除和焚烧它们。我扳着手指头一算，作为一种生命，它们和丹桂房有极大的缘份。如同我和村庄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更多时候，我觉得我像一棵移栽在城市的“十蓬头”。
我和丹桂房之间的距离，那么近，那么远。我多么像一片离开枝头的叶片，随风飘荡，没有方向。我遥远的丹桂房，对我而言她已经不只是一个地名，因为她被稀释，像一滴墨汁滴入水里的那种渐渐淡去，然后进入我的血管。我充满着丹桂房的血液就开始像一列红色的火车一样，在血管里发疯般地奔跑起来。
钢锯岭
我是突然爱上钢锯岭这个地名的。他十分的中国，有一种硬度。这让我想到了我初中毕业那会儿，跟着我玉树临风的表哥差点学会了木匠。我选择了一把趁手的钢锯，并且用它切开木头，木屑飞扬，木质的清香钻进你的鼻腔，然后你整个身体和血液、骨骼都充满了这样的气息。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少年往事。我同你讲，那应该是一个春天，衣衫单薄，那个时候我从没有想过钢锯会是一道岭的大名，也没想过在2016年的冬天，会和“冲蝇岛之战”在银幕上碰见。在我老家丹桂房附近的地域，有许多山岭，呈倾斜的姿势横陈在大地上。万家岭，横绷岭，黄大坂岭，新店湾岭，野麦岭，当然还有虎扑岭……虎扑岭是我虚拟的地名，我把这个地名不厌其烦地用在了我的小说和影视剧本中。我非常热爱老虎纵身一扑这个姿势，挟风带雨，气势如虹，这让我想到了对手的喉管被虎齿利爪割开时喷涌的略带腥味的热血。而它真实的名字，其实应该叫古博岭。这座岭就落在枫桥和绍兴之间，差不多成了两地之间的界碑。
在我的长篇小说《回家》里，虎扑岭首先有一场国军和日本人的大战。同钢锯岭一样，大雾弥漫了整个的山岭。当大雾散尽，枪声响起来了，如此明亮的声音穿透光线，子弹掀开对手的天灵盖，或者摧毁以及撕裂对手的肉身。那些血喷溅出来，同样的明亮，像一道红色的雾。
其实我是热爱钢锯岭的，一个曾经尸横遍野的地方。之后，野草会疯长，野风会掠过，野花会次第开放，野鸟会适时在枯木乱石，或者是一张死去的渔网上栖留。
所有的一切，都会安静得像死去一样美好。
我喜欢如此亲切的钢锯岭，让我想到我的家乡。我觉得这条钢锯岭就在丹桂房附近。坐在电影院里，我听到的是密集的枪声，逼真的场面向我扑来。我的老家就是越国古都诸暨，春秋年间勾践的复仇火焰熊熊燃烧，冷冰器时代的刀光在我们的视觉神经里还没有远去。从古代战争，到二战时期的钢枪钢炮，和现在的高科技战争，其本质一模一样，那就是杀戮。戴斯蒙德·道斯告别女友上了战场，他特别像一个普通的公民，履行义务穿上军装。就像我们的士兵，在1978年也走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零星视频，在网上能轻易找到。我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观看，是想看到战争最真实的场面。
影像上的残酷意味着真实，我宁愿认为，上战场就意味着有去无回。但和大多数人一样，从本质上我厌恶战争，因为那样我的亲人和同胞不能安居，我也将失去我心爱的书房，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怎能失去自己的祖国。但是一旦战争来临，我们必须大步迎上前去，因为退缩的结果将令你更加恐惧。战争如此，生活也是如此。
我真愿意是一粒笨拙的子弹，挟风带雨穿透敌人的胸膛。
10年前我用影碟机观看《勇敢的心》，那时候我在小城生活，悠闲得像一头山岭吃草的羊，当然也远比现在年轻，相对可以动不动就热血沸腾一下。那时候影片的导演及主演梅尔·吉布森比钢锯岭还要坚硬，在影片中他持刀杀人，比楚留香的快刀更锋利。也许，他本身就是一把刀子。多年以后，这把刀子用他所有的心力导演了《血战钢锯岭》，我有些喜欢电影前半程如此缓慢而从容的叙述。和小说一样，电影需要有根，有根才能有树，有一切的美好。我看到的是电影中和平地带的烟火生活，以及一场普通而及时的爱情。战场和医院，向来都是产生故事的地方，道斯和他青菜一样碧绿新鲜的女友在此相爱，像在屋檐下躲雨时，潮湿的气息里划亮的一根火柴，小而温暖，且令人心动。
1987年我在老家镇上的机械厂做临时工，出了一点小小的工伤事故。在枫桥镇人民医院，一位医生边谈笑风生，边不打麻药直接用刀子将我的大拇指甲和手指剥离。我大叫一声，全身衣衫几乎在他下刀的那一刻被汗水浸透。那是一个湿漉漉的夏天，我闻到了医院里面特有的气息。我在医院看到过临终，看到过死亡，也看到过我的父亲在山上摔断腿骨，直愣愣地躺在医院大厅冰凉的地面上呻吟。当然，我也看到过妻子躺在狭小的病床上，在我的陪护下等待一个生命的降临。医院突然变得柔软与明亮，我站在产房门口从医生手中接过孩子，孩子睁眼看了我一眼，随后又睡着了。这大概是在向我打招呼，或者告诉这个世界，我来了。这些医院的气味，经久不散，道斯和女友多萝西也是在这样的气味里相爱，并且，他要在多萝西的教导下，成为一名医疗兵。
我甚至特别愿意拥有汤姆·道斯这样一位父亲。这是一位暴力狂，在江南的村落，几乎都有这样的酗酒男人，用拳头对付自己的家人。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这位叫汤姆·道斯的男人站了出来。我想他是有担当的，他作为父亲站出来，通过战友的关系，替儿子争取了不需要拿武器上战场这一特殊的权利。这位曾经经历过“一战”的战士，我愿意和他相互敬礼。我们从来都不怕残酷，但我们害怕的是从此没有温暖。亲情也是如此。
父亲和女友，构成了戴斯蒙德·道斯最重要的亲人。道斯像一根乡村茅草，比方讲，有青涩的如同青椒一样的味道，有锯齿，有坚韧的信仰与意志。他差不多就是亲切的茅草。
1989年我在部队当兵，接触到的武器是54式手枪、56式冲锋枪、81式全自动步枪和微冲。我喜欢实弹射击这个训练项目，你想象一下，你趴在泥地上，扣动扳机，子弹冲出了枪膛，呈螺旋状向前快速奔跑，穿透风，穿过靶子，钻进胸环靶背后的土堆里。枪声是清脆、短促，略带钝音的，因为那是钢铁呈现力量时发出的声音。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蹿进耳膜，蛮不讲理地激活我的血液，我就觉得，力量太重要，力量几乎就是生命。
所有有力量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喜欢。所有有力量的人，都值得我们敬仰。道斯就是一个有力量的医疗兵，他简直就是钢锯岭上的“许三多”，用最笨拙的方式和坚定的信念救下了75个人，在他眼里战争是另一个样子。就像我们在集体喝酒的时候，道斯喜欢的不是酒，是收走他喜欢的瓶盖。
我真愿意写下一个与战争有关的小说和剧本。在我的梦中，有这样一位战将，他就站在打扫过的战场上，硝烟还没有散尽，许多士兵正在清理尸体、武器、战利品。这位战将长久地在风中站着，他的胸前挂着望远镜。他大概是在眺望着远去的战争，也有可能在眺望着他战后平凡的生活，或者，他就此站着死去，完成潦草、残酷，但却又豪情万丈的一生。远处传来隐隐的军号声……
我突然觉得，我完全可以把我的长篇小说《回家》，改编成这样一个可以叫做《血战四明山》的剧本。
走出电影院，冬天的夜晚正在缓慢而有序地进行。战争就在不远处向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张望，近在咫尺，虎视耽耽。我相信连蚂蚁都会打架，断足折腿，让身子分离，对于它们来说，食物是最巨大的财富，值得用生命去争抢。蚂蚁尚且如此，那么有人的地方，必定有战争与江湖。你同我一样的，都无法避开，所以你得迎上去。就像我们必须迎向残酷、温暖与百感交集的人生。
钢锯岭的野花，已经在那场道斯参加的冲绳岛之战以后，无数次地开放了。土地保持着她原有的本性，无论是战火还是野草，她都没有力量拒绝接收。就像我们无法拒绝来到世界，也无法拒绝回归尘土。
此刻，我在我的书房里快速写字，所有的战争场面，以及摇曳的树枝，光线，武器，步话器，担架，甚至凌乱的声音，焦灼与紧张的喊叫……都在我的脑海里愈加清晰。
我遥远的钢锯岭啊，我特别喜欢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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