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

　　“很多年以前，南方人到咱们这里，采走了‘万年声’。”所谓的“万年声”，即就是沟谷之内的“回声”。这个说法是爷爷告诉我的。他和村里的老人们一致认为，人在沟壑中大声呼喊，或者石头滚下、天空炸雷等等时刻，沟壑内之所以有回声，是自然中神秘的“万年声”存在的原因。那时候的我，对此也信以为真。爷爷嘴里所谓的“南方人”，通常被他们称作“南蛮子”，但是一个褒义词，意思是聪明、有本领，而不是如今字面上的具有地域性歧视的蔑视性称谓。当年，如此的说法还有很多，如村子内外某些庙宇的来历，爷爷会告诉我，那地方是龙脉所在，皇帝专门派人来勘察以后，用建庙的方法，把龙脉镇住，防止再有像皇帝那样的人降生。

　　如此带有神秘色彩的话语，流播于乡野民间，充斥在大地众生口舌，千百年来，成为了民间的一种带有臆想性质的自娱自乐与口口相传的文化传统。当时我年纪小，对于诸如此类的说法，听得一脸茫然，脑子里尽是不可思议的神奇与懵懂。读书后，方才知道这些都是民间的一种传说，很多东西与科学规律相悖。多年之后，我也是一个知天命的人了，每次回到家乡，走遍了亲戚朋友，便喜欢一个人再到村子后面的深沟里去走走看看。

　　这条山沟，虽不太深，但也曲折蜿蜒，两山耸峙，南山谓之阴坡，北山为阳。村人习惯性称之为“后里沟”，这其实是一个很随便的称谓，意思是很深的一条山沟。山沟中间是一条堆满石头的河沟，无数的红褐色石头被年复一年的暴雨洪水冲刷得棱角全无，圆滚滚地堆在山沟中间，不下雨的时候，河水变小，石头悉数裸露出来，人在河边行走，进山放牧牛羊、打柴或者收板栗、庄稼和柿子等等，慢慢形成了一条小道。

　　2020年初秋，我再次回到故乡，即河北沙河市西部山区，这里与武安市、邢台县以及山西左权、和顺两县一衣带水，同气连枝。当年，我将之命名为“南太行”，也算一个文学地理，涵盖了太行山在山西东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区域。之所以这样命名，我内心的想法是，一个人的写作必定是有根的，而所谓人的根，则是与其出生成长之地有着密切而又深刻关系的。在文学这条路上，真正的天才极其少，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练习，而且永远都在练习当中。因此，有一个文学地理作为依托，于写作者而言，是一个自我意义上的建立，也是有效的催发与蔓延。

　　当年我放牧牛羊，一次次在沟谷和山坡上犹如岩石一般移动，头顶蓝天，脚踩浮云的旧时影像再次浮现。几乎每一条山岭沟壑，我都爬过，每一块石头，我都路过甚至倦怠地依靠过。那些年，因为村人多，出外的极少，每年秋冬之际，打柴的人割光了满山坡的黄荆，整个山坡就像被推子推光了的头颅，一片荒凉与鄙薄。可到春天，黄荆再度满山生长，整个后里沟，就又是草木葳蕤，众鸟鸣叫的绿色之地。自然的生生不息体现的是天道的轮回与生命的坚韧。可现在，整个后里沟却是荒草埋旧径，草木遮众生，俨然一个荒芜所在了。飞鸟依旧脆鸣，虫蚁各自纷纭，据说消失多年的野猪和狼也都返回了，其中一些，公然侵入村庄肆意毁坏。这令人欣慰。以前守着村子的人，凡是能够出去挣钱的，都出去了，能够搬到城里的，也都走了，剩下的，都是六十岁以上，以及实在没有进城能力和身体或智力存在障碍的人了。

　　现在的人们，自觉自愿地舍弃了生养自己的地方，去过所谓的好的生活。而自然和大地的本能，又趁机将先前被人砍伐和破坏掉的“本相”迅速恢复了起来。走在其中，草木牵绊身体，比成年人还高的荒草呈现出一种繁茂的荒凉，山坡上不断有石鸡的咯咯叫声传来，还有它们突然振翅低飞，翅膀扇动的零散声响。如此情景当中，我竟然有一种落寞感。差不多三十年前，这山里到处都是人，打柴的，放牛羊的，挖药材、捉蝎子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大喊一声，就会有人回应。而现在，锦绣之地，却只有正在枯黄的植物，亘古无垠的晴天蓝空，流云如绸；山坡上的隐蔽的狐狸、野兔和黄鼠狼等等。

　　忽然听到一阵沙沙声，这种声音我极其熟悉，是有人在用?头刨地。我一阵欣喜，快步走过一片高密的草地，眼前忽然开阔起来，只见一座池塘横在河沟中间，两边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石墙，还都是崭新的，整整齐齐，跟建房子一样。南边山坡上，有一条小路，铺着石阶，一层层弯曲，蜿蜒直上高坡。再看，还有一面较为宽敞的坝子，连通了两道大山根部，还搭建了两顶茅草屋。正惊奇，突然看到一个人，抡着?头，正在刨山坡。我大声咳嗽了几声，那人停下，回身看我。哦，原来是堂哥杨志。他呵呵笑，我也是。笑过之后，我叫了他一声哥，又打趣说，你这是在修风景点啊！杨志呵呵笑说，可不，没事了，咱也弄个旅游区玩玩儿。

　　杨志虽然和我辈分相同，可与我父亲算是同一代人。村里把荒坡分到个人之后，为多打些粮食，杨志就整天在后山抛坡种庄稼。每到秋天，为防止野猪糟蹋他的血汗粮食，便和老婆住在这里，以鞭炮哄赶那些青面獠牙的山中猛兽。数年之间，先前岩石嶙峋且深嵌的这一带，便被他整理成了世外桃源的模样。

　　杨志喜欢说笑话，说故事。我问他在这后里沟有没有遇到啥稀奇古怪的事儿。他笑了笑说，哪能没有呢？随后，他给我讲了一个。某日正午，他们在这里做饭，刚把铁锅架在火上，又添了水，柴火熊熊，不一会儿，铁锅吱吱作响，水也冒起了白气。其妻正在切菜擀面条。忽然一阵响动，他的铁锅居然倒扣过来，浇灭了柴火。以此判断，绝对不是铁锅没放好翻掉的原因。他惊异，他想可能刚才没放好，遂继续加水，再点火。谁知，又到水就要开了的时候，铁锅又无故倒扣，水尽火灭。

　　我问：“你不害怕吗？”杨志说：“有啥怕的，见的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我又向他妻子求证，她妻子笑着说：“你哥这个人，啥时候说过假话！”

　　这类的事情，我以为在乡间完全消弭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环境跟随时代的进步大幅度改变，甚至进入到了另一个时空。类杨志这般仍固守乡土和传统生活习惯的人，在我们南太行乡村，已经屈指可数。农耕文明及其方式正在慢慢消失。杨志的“故事”，让我想起少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那些日子，我没想到，那些已经断根了的民间传说和趣事，特别是带有深厚传统烙印的思维习惯和认知衍生的各种古灵精怪，竟然在杨志这里复活。这使我蓦然想到，文学创作的原点，一定是纯粹属于个人和个体性别的独特的经受与感知，进而运用他们自己的识见和判断，提炼为一种可供参考、想象、理解、萃取的公共经验。

　　地方不在于大小，只在于人群的独特性、丰富性、复杂性。事实上，大地的每一处，只要有人，就是一个绝好的文学场域。这些年来，我的散文和小说书写，除了从军的巴丹吉林沙漠及河西走廊和成都之外，用力和书写最多的还是南太行乡域。它很小，也很偏僻，其中的人们，思维和思想，乃至整个文化传统，仍然是守旧的，和南方一带的开放与灵活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其中还残存着愚昧、封建，也有暴力和狭隘，偏见与愚妄。

　　我的部分小说和散文呈现和挖掘的，正是南太行奇崛山地中的世道人心与幽邃人性，也相信，他们不是个例，而是人类的一部分，或者说整个人类。或许它们显得有些陈旧，距离时代的核心和现场有些遥远，但不可否认，无论是怎样的一个乡域，怎么样的一群人，他们都是人，都应当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而文学的本质，似乎并不必要去迎合主流和主题，给予这世上每一个人以文学的、道义上的、思想上的、生存生活上的和精神灵魂上的尊重，我觉得是作家诗人应当自觉做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