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

　　几年前，在一次规模很小的文学聚会上，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葛文芬老师。诗人李皓向我介绍她时，说葛老师2003年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在她八十二岁高龄的2015年，出版了五十万字的叙写乡情、亲情和爱情的长篇小说《公孙苑》。听后我很惊异，今年已经八十七岁的老人，何以对文学如此痴迷？若干年前，她曾经是大连理工大学应用菌研究开发中心的高级农艺师，在业内具有极强的执行力和影响力，深受同行们的尊敬和爱戴。因此，我非常想知道，她缘何在退休后，七十岁开始从事文学的“园艺”？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写作状态？我想，这其中一定具有太丰富的传奇性色彩。面对这位慈祥的老人，我不由得心生敬畏，也充满好奇，所以，也就特别想读到她的文字。

　　很快，我读到了那部五十多万字的乡愁小说《公孙苑》。这部长篇小说选择了一个较为宏大的叙事视角，在风云变化的大历史背景下，叙述了一个家族的变迁、兴衰、荣辱，其中演绎着爱情、亲情和友情，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以及生动感人的故事，更像是一部生命的交响曲。后来，我又读到了另一部九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云山不在高》。同样让我吃惊的是，如此大体量的文本，叙事者竟然一丝不苟，娓娓道来，从容不迫，其间清晰的历史观和审美形态，令我震撼。叙事的诉求、叙事的终极目的、精神主旨，都十分明确。她就是要写出大时代的历史变迁中，个人的命运沉浮，生命个体在纷杂的人为和自然中的一闪即逝。这两部长篇小说，在处理题材方面，表现出一种深情追忆中的深厚、沉郁的情怀，充满历史意识和地域色彩。在这里，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文学老人，似乎已不必再用我们以往苛刻的叙事学标准，来考量她的小说结构，测量小说技术层面的相关问题，包括文体、故事、人物和故事之间的平衡度。葛老师的叙事形态，显示出“倔强”而执着的生活的“原生态”意味。那些没有太多整饬的情节和细部，尽管还缺少应有的叙事张力，因此而压缩了阅读的想象性空间，但是，故事本身和人物所特有的“异质性”，依然让我十分着迷。具有强烈自传性情感叙事，一个家族的生死歌哭，其间的惆怅、温暖，人物的聚散离合，浓厚的乡土乡情，形成大东北别样的俗世风景，也见证了巨流河半个世纪历史的流淌和变动不羁。特别是《公孙苑》，既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家族故事，也是个人心灵史记忆，它构成了一个“公孙苑”式的隐喻和象征，它也延展开人性、命运、家族和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深层隐秘。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真正地体味到了如苏童所说的：“每个人能够拥有的世界，小到一个屋檐，大到一个村庄，可它们都在演绎着世界的风景。”可以想见，葛文芬老人就是在以其个人的情怀，重述了这样一个充满审美智性的感觉世界，让我们感受到情感叙述的洪流中，那些潜隐在历史深处的人与事。

　　1934年，葛老师出生于辽宁省康平县最北部的位于辽河干流西侧的葛家炉屯。辽河在此由北向南，是辽宁境内最大的河流，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汉代时称大辽河，五代以后称辽河，清代称为巨流河。而且，这条古老的河流，也堪称辽宁百姓的“母亲河”。由于内战，加之家境的变迁，葛文芬老师在童年失去了最佳的读书时机，后历经周折，1953年才越级考入康平县初级中学。1956年毕业后，考取熊岳农业专科学校，学习农学。那些年，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泯灭她少年的梦想。辽阔浩瀚的东北草原，多姿多彩的棉花田里，少年葛文芬就已经构筑起两道梦想的彩虹，即做一位农学家和作家的人生理想。正是这样的梦想，使她在后来的生活、工作道路上，无时无刻不让她寻求读书、学习和写作的契机。

　　葛老师的生活经历和学习道路，让我想到了同是生长在“巨流河”畔铁岭的另一位文化老人，她就是台湾著名的学者、作家，生于1924年、年长葛文芬十岁的齐邦媛老人。大约七八年前，我曾读过齐邦媛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巨流河》，还曾撰写过一篇关于这部作品的文章《时间之上：“非虚构”的历史与人生》。在这篇文章里，我也思考、猜想过一位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为何在如此高龄，如此深情地写下这三十万字的回忆文字。这同样是一部单纯的个人生活史、家族史、家国史，这部书，对于像齐邦媛这样一位老人，在埋藏着二十世纪风风雨雨的悲伤、喜悦中，她的记忆，以及对历史和自身的回望，体现出一种怎样的文化姿态和生命体悟？她笔下的历史、时代、个人之间，蕴藉着怎样的纠结、起伏关系？

　　在这两位老人之间，我似乎立即感受到她们的相近和相异。她们都是从大东北的巨流河畔走出来，离开家乡，或者远离故土，她们都有着在大学里执教或研究的经历，她们虽然是同代人，但是，她们有着迥异的人生选择。这些，并不妨碍她们各自的写作。那么，七八十岁之后，在她们的晚年，她们各自呈现给我们的到底是集体记忆，还是个人经验的内省？她们的叙述，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八十岁，这绝对是一个说真话的年龄。我坚信，她们数十万言的文字，一定是“费思量，自难忘”的。那么，她们的叙事动力何在呢？这也是我们发掘她们这种“回忆性文本”的精神力量的途径。或许，只有阅尽俗世沧桑之后，才能坦然从容面对人生。

　　说到底，葛文芬的文学创作是一门悉心临摹生活的艺术，她的创作大多是源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她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入手，用白描去定格生命细部的动人瞬间。即使是像《公孙苑》这样的长篇小说，更多的是从个体记忆的视角对家族荣辱与变迁的记录。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创作流于琐屑，缺少宏大的视域。但是，葛文芬这样缘于个体生活的体验式创作，恰恰是我们当下文学场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从自身体验出发，嵌入普通人的生存空间，关注对他们日常生活发生影响的“活的文化”，从而刻画出日常生活的生动细节，因为真实，所以动人。

　　这里发表的《棉袄罩儿》是一篇充满温馨感的散文。以过年穿新衣的民俗作为切入点，回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普通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围绕为两个女儿赶制棉袄罩一事，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了展示。以她的个体记忆复苏一个时代的情境。《滑菇也叫滑子蘑》同样也是从日常生活入手，先写在市场上看到“一小塑料袋金黄灿烂的滑菇”，感觉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于是，兴冲冲买回家做了一锅味道鲜美的汤。接着对滑菇做了科普式的介绍。正当我们惊诧于葛文芬对滑菇“老朋友”般的熟悉时，她笔锋一转，写到她长期以来对滑菇艰辛培育的过程，将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重获新生，对科研工作的投入与热爱，呈现在饱含情感的文字中。在文本的最后写道：“改革开放40年，滑菇人工栽培40年。滑菇之于我个人，一个菌类栽培的科研工作者，幸福甜蜜总是孕育在艰辛苦痛之中。每当我望着一桶桶金黄灿烂珍珠一般的滑菇，装进集装箱运往码头，我就像送爱女出嫁，依依不舍，泪水中满含着欢喜和欣慰。”我想，所有这些充满温度的文字，都是对人生与时代的反思和回顾。在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对宏大的文化记忆和沉重的集体记忆俯拾即是，却较少关注对个体经验和记忆的梳理，而恰恰是这种个体记忆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补充和完善集体记忆，因为集体记忆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群体内部之间的差异。只有将散若晨星的个体记忆汇聚在一起，才能共同构建起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从这个角度看，葛文芬的文学创作便有了特殊的意义。毕竟，记忆包含着向前和向后两个维度，不仅重构着过去，也链接着当下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