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芬

　　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习俗，过大年，人人都要换上新衣裳。去年春节之前，我的大女儿问我：“老妈，过春节，你想要啥样的新衣服啊？”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一件唐装！”没过几天，她果然给我买回一件唐装，锦缎面料，枣红色底儿，红白相间的碎花儿，挺括的立领，红色的中国结纽襻，很美观，很雅致，我非常喜欢。

　　二女儿下班回来看见，她很好奇，伸手拎起来左看右看，仔细端量，竟然感慨地说：“老妈，姐姐给你买的这件棉袄罩儿，很好看的啊！”“棉袄罩儿”四个字，令我心头一暖，一下子勾起40多年前的回忆。

　　孩子们小的时候，一进入腊月，就期盼着过大年穿新衣裳。其实孩子们热切期盼的新衣裳，无非就是套在棉袄外面的罩衣，样式简单，连袖对襟，立领，单薄的便装，当时人们普遍把它叫“棉袄罩儿”。那时候，棉袄罩儿盛行一时，几乎人人都有一件。

　　40多年以前，没有羊毛衫、夹克衫、羽绒服之类颇为讲究的成装。单薄的棉袄罩儿,虽然不能遮风防寒，但它却成了那个年代服装的主流。无论大人小孩，一到冬天，棉袄外面都套上一件棉袄罩儿。如今，服装设计师们已将这种简单朴素的便衣升华，改造装饰，面料为绸缎，细腻华丽，做工精致，尽显雍容华贵，处处洋溢着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这就是唐装。可“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棉袄罩儿不敢叫唐装。因为唐装意味着传统复旧，封资修的余音，谁都不敢显露出复古的观念。

　　每年一进腊月，我便去供销社买几块布料回来，起早贪黑地缝制，做成简单的棉袄罩儿，让孩子们脱下旧的，换上新的，套在棉袄外面遮丑。

　　记得1979年腊月，大年将近，经济紧张，一家人买布做棉袄罩儿的钱没有着落，我的心情十分纠结。当时我在庄河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我先生是高中教师，我们两个人每月工资加起来85.5元，我们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一家六口人。孩子渐渐长大，经济条件越来越紧张。来到年根儿底，格外捉襟见肘。那时候，一进了腊月，上级发来的各种票券铺天盖地，什么猪肉票、猪下水票、白条鸡票、鱼票、鸡蛋票、豆腐票，还有半斤砂糖、半斤糖块、一斤饼干、一斤花生、半斤瓜籽的票，等等。上级关心老百姓，一到过年，样样数数，面面俱到，人人平等，绝对公正。这些东西平日里，在供销社或百货公司买不到，即使买得到，也是议价。只有过大年才凭票平价供应，自己拿钱购买。当时虽然钱紧张，但是，一年只有这一次好机会，哪一样不买回来，都觉得对不起孩子们。咬紧牙关，一样也不能放弃。就像不花钱一样，我和我先生起早贪黑排队抢购。

　　疯抢年货，把买布做棉袄罩儿的钱花光了。我的两个儿子倒是没挑没捡，我们两个大人，把旧的脱下来，洗干净，熨烫板正就行。可是，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念初中，一个念小学六年级。女孩好美，讲究穿戴，好与同学攀比，绝对不肯将就。腊月里，两个丫头天天放学回来问我，啥时候买布做棉袄罩儿啊？人家同学的妈妈都给做好了。女儿催促，我心急如焚，可又一筹莫展。那时候，同事们多是低工资，多子女，家家户户都是“罗锅子上山——前（钱）紧”。所以，不可能张嘴跟人家借钱。

　　正在发愁，事情有了转机。旅大市(那时候还没改成大连市)农学会召开学术年会。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学术交流，全市农业科技工作者齐聚一堂，发表论文，研讨交流。我在那次学术会上发表一篇《生物防治病虫害》的学术论文，获得了一等奖。当时，被评为一等奖的论文有三篇，每个作者获20元奖金。拿到这20元奖金，我心情激动，欣喜若狂。我们这一代农业科技工作者，长期为农业生产搞科研，推广新技术，坚持在第一线，风里来雨里去，可从来不知道啥叫奖金。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来了，上级的关怀，如同阳光雨露滋润，温暖了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心田。

　　那次学术年会在位于天津街的大连饭店召开。大连饭店的后身就是妇女儿童商店。一散会，我拿着这20元钱，马上钻进妇女儿童商店。那里各种布料物美价廉，花样俱全，当时我买了12尺花布。花布是葱绿色底儿,带红粉相间的梅花，多少年过去了，这块布料的姿色还栩栩如生地留在脑海深处，仿佛过去的日子从不曾走远。当时，还买了8尺深蓝色斜纹布，心里乐开了花，赶紧乘长途汽车赶回家。已经是腊月二十五，抓紧给孩子量身裁剪，通宵达旦地缝制。

　　当时我家的先进设备，除了一台白山牌自行车，再就是一台缝纫机。为了自己作衣服，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大连纫缝机厂出品的前进牌缝纫机。白天上班工作，夜里缝纫机不停地转，孩子们乐得不睡觉，围着缝纫机，眼睛盯着看，渴望新衣服早一点儿出炉，巴不得立马穿在身上。

　　所买8尺斜纹布，给我先生做了一件棉袄罩儿。我先生是职业高中的美术教师，为人师表，讲究穿戴。我先生人长得帅，同事们常把他与电影明星相比较，一米八的大高个儿，身材好，说他像达式常；五官英俊，两腮有嘎达肉，又说他像李玉和。我给他做了对襟立领的棉袄罩儿，前怀钉一排黑色横直的纽襻，新衣上身，气宇轩昂，朝气蓬勃。学校的女老师见了，都夸奖他爱人手巧。

　　我自己的棉袄罩儿有现成的，去年过大年自己做的，墨绿色底儿，带枣红色碎花儿，钉着红色中国结的纽襻，过完大年脱了下来，洗一水，再没舍得穿，压在了箱子底。找出来熨板正，新的一样。

　　将我先生换下来的旧衣裳洗干净，里朝外，旧的翻新，给大儿子改做了棉袄罩儿。当时大儿子读高中，迎接高考，一心扑在学习上，完全无视穿戴。小儿子刚上小学二年级，姐姐穿旧的花衣服，买一袋黑色染料染一下，套在棉袄外面，像新的一样。男孩子好糊弄，不挑不捡，只要有好吃的，就喜笑颜开，心满意足。那12尺花布，给两个矫情挑剔的女儿做了棉袄罩儿。

　　

　　插图：齐鑫

　　棉袄罩儿的裁剪和缝制都还算简单，连体衣袖，不用上肩。关键是开领，上领，订纽襻，费工费事。开领必须适中，不然穿上不可身儿。领口如果开的往后，前襟就会翘起来；如果开的朝前，后襟会撅起来。棉袄罩儿是立领，需要硬一点直立起来才好看。我的两个女儿脖子修长，身材挺拔。我在里面垫一层厚点的布，做成挺立的高领，穿上身显得亭亭玉立，格外精神。

　　棉袄罩儿最为讲究，最精湛的是纽襻。纽襻是画龙点睛之作，可制作纽襻很费功夫。我事前把布料剪成斜纹的布条，然后，一针一针地缝，缝成柳条藤蔓一样，均匀的细长条，再将细条打成蒜头疙瘩和套扣。每件衣服需要钉五六付纽襻。我从小跟母亲学会了打蒜头疙瘩、盘纽襻。我母亲心灵手巧，能盘出好多种花样的纽襻，小盘肠、蝴蝶结、云子卷、梅花瓣、喇叭花等等。现在该给女儿盘啥样纽襻？我在犹豫。我先生正给朋友画家具玻璃，上面的喇叭花、蝴蝶栩栩如生。我立马来了灵感，为大女儿盘了蝴蝶结的，为小女儿盘了喇叭花的，纽襻是大红色的，订在葱绿色的衣服上面格外显眼。

　　那些天，单位还没放假，白天上班工作，夜晚带灯赶制，通宵达旦。困得眼睛睁不开，直打瞌睡。好几次针尖把手指扎破。但是，过大年的新衣服，是神圣不可耽搁，无论如何也必须在除夕夜之前赶出来。

　　女孩们身上的棉袄罩儿，代表着妈妈的脸面。我女儿同学刘燕的妈妈是医生，人家心灵手巧，绣花编织，技艺高超。人家两个女孩子的棉袄罩儿从来不买花布，纯色天蓝或者葱绿色的布料，手工绣花。前襟、后背、领口、袖口，绣出各色图案的花朵。钉上金鱼和蜻蜓的纽襻，简直无与伦比。杨鑫的妈妈，做活心急手快，粗针大线，缺乏耐心细致。她给女儿做的棉袄罩儿，不钉纽襻，只钉上一排按扣，前怀一马平川。她女儿嫌不好看，生气哭闹耍脾气。我大女儿来求我，让我给杨鑫的棉袄罩钉上纽襻。其实，盘制纽襻，打蒜疙瘩，再钉上去，很费功夫的，但我还是答应下来。忙乎大半夜，总算完成了。

　　大年三十之前，我终于把一家人过大年的新衣服棉袄罩儿，赶做妥当，这才轻松下来。当我把成衣交给孩子们，溢于言表的兴奋激动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大女儿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地照，美滋滋地笑个不停。然后脱下来，脸贴上去，久久闻它的味道；二女儿把棉袄罩儿抱在怀里，一遍又一遍抚摸它，然后叠得板板正正，放在枕边，晚上睡觉搂进被窝里。只有小儿子满不在乎，爸爸给他的一块大白兔奶糖握在手里，时而张开手心，用舌头舔一舔，舍不得含进嘴里，害怕它化了。看着孩子们的举动，作为母亲的心，五味杂陈。孩子们月月盼，天天盼，一年到头的煎熬和等待，盼来了大年春节。一件单薄的棉袄罩儿，一个小小的糖块，竟然让他们兴奋不已，无限满足，无限珍惜。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酸楚愧疚，暗自悲哀。可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却又无可奈何。

　　现如今，孩子们都已年过半百，他们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哺育下，都已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当今物质极大丰富，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他们穿的再也不是一件棉袄罩儿，再也不用舌尖舔一块奶糖。时尚的新装数不胜数，穿不过来倒成了负担。吃的用的，欲取所需，坐在家里看手机网购，快递会把所需物质送上门来。当今的好时代，人人都尽享幸福生活。

　　贫寒出孝子，孩子们不忘母亲的寸草之心。大女儿参加工作，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一件棕色的做工极为考究的唐装；二女儿去日本留学，业余打工挣钱，为我买一件银灰色羊绒大衣；大儿子的蜂胶、奶粉、深海鱼油，小儿子的姜茶、西洋参、鱼油，源源不断地供应。赶上了好时代，为我带来晚年的快乐、幸福和健康。

　　上世纪70年代末的那个春节，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天气寒冷，大地白雪皑皑。大年初一大清早，两个女儿穿上崭新的棉袄罩儿，我为她们梳上两条小辫儿，扎上粉红的蝴蝶结。她们甩掉肥大陈旧的外套，只穿着棉袄罩儿，不畏寒冷，高高兴兴地跑出去，同学聚会，显摆一番。不多时，把一群女同学领来家，一群女孩子，全都穿上了簇新的、花样繁多的棉袄罩儿。女孩们互相攀比，互相欣赏，互相夸奖，一片嘻嘻哈哈的吵闹声，像春天的小燕子，嘻嘻哈哈的欢笑声，把初春节日吵得生机盎然，蓬蓬勃勃。

　　棉袄罩儿，过大年的新衣裳，如同春寒料峭中绽放的腊梅花，成为那个年代新春佳节一道亮丽光彩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