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 瑾

　　

　　我曾在《谭诗录》中颇为意气地认为，“诗歌之伟大在于，她使内在个我的敞开成为可能”，又提出，“诗歌是一个人的事情。也就是说，诗歌此在个体本心，是个体之‘我’察觉世界的情感悸动和隐秘体验。”显然，在个人的理念中，诗歌绝不是技巧、技艺、技术的生成物，而是源自于自然，或者说忠实于诗人自在的内心。这意味着，“诗歌只存在于诗人本心之中而不在身体以外——这么看来，诗人自身便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秘密界域，而诗歌则是一种主体觉醒，人一旦借助诗歌觉醒，世界就在他的内生状态里了。”上述言语虽不免斩钉截铁，但也恰恰印证了济慈先知一般的观察：“如果诗歌的来临不像树叶从树上长出来那么自然，那么它最好就不要来临”，而按照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解释，诗歌应该像一棵木槿一样“松散”“自由”。这种借助诗歌对个体或自然的追寻并非现代诗人才怀有的利器或情缘，事实上，中国古代诗歌也把言意合一、道器合一视为主体探求、皈依的目标和个我的精神性构建过程，即诗人经由“虚静”“忘我”的创作或心理状态实现物我两忘、主客合一。

　　依据上述略显繁赘之语，我倾向于相信诗歌是一个人的且是终生的事业，亦即诗人并无专业和业余之分。海德格尔便强调说：“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于一首独一的诗来作诗。衡量其伟大的标准乃在于诗人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这种独一性，从而能够把他的诗意道说纯粹地保持在其中。”假如作“过度”一点的阐释，我会说唯有诗歌能证明诗人的“独一性”，或者说借助诗歌，诗人才有了建构主体个我的可能。由此一来，“大江东去浪淘尽”或“杨柳岸晓风残月”并非区分诗歌高下的标准，由于诗人惯于以自身定义存在，真正称得上好诗的是那些能彰现物我冥合的人格境界的作品。不得不说的一个事实是，个人阅读王跃强的作品在时间上并算不是很久远，但是，甫一接触，就体会到这位经常在纸媒或电子媒介上闪光的诗人通过独特的个人私语，致力于建立诗歌的“乌托邦主义”。而在我个人的视野中，乌托邦主义是诗人的原始责任，也是诗歌的完整景象。乌托邦主义首先是个人的，而非集体的，它期待的是人的身体和心灵亦即人格的完美以及人的最大快乐——试图建立一种美德，实现自救。

　　我的意思是说，王跃强的作品是走心的。通常而言，个人都是孤独的个性建设者，都把终点当作起点，“人”不再是拥有，而是存在。据此，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王跃强的诗歌首先来自于主体的不得不发，要知道诗人是无限强调主体性的，也就是无限推崇个体内在，这本是诗人最值得肯定之处，发现不了自己，如何超越个我？同时，诗歌本身又是一种“多层次言说”，毫无疑问，在同一个诗句中存在作者同时表达自己、他者乃至不同心域的复合过程，这就意味着，诗歌是凭借他者才实现存在的价值的。沙丁鱼的例子可作比拟，正是他者赋予了人的生和诗歌的生。王跃强的作品虽然是植根于内心的自我抵御时间风化的屏障，但他从来不拒绝他者亦即读者的进入，亦即他对普世苦难的挖掘、对世界万物的赞美能直抵阅读者的内心。由是，诗歌是王跃强沟通个我和他者的中介，诗人之乌托邦追求的不是启蒙主义意义上的完全个人，而是能为个我和他者提供归属的价值系统。勒韦尔迪便说：“诗歌不仅仅是才智的表演。诗人写诗不是为了消遣，也不是给某些读者解闷。诗人的心灵充满着忧虑，他挂虑着那些不顾一切阻碍，把他的心灵与外部的可感世界联系起来的依赖关系。”

　　基于伊夫·博纳富瓦的观点：“话语是一种交流行为，是一种多方位的求索，也是一种发展变化中的共识。”个人很少对具体诗人的具体文本进行阐释。在我看来，迷恋一首或一个诗人的少数诗歌会对诗人的“独一性”的把握造成关键缺失，因为按照谢默斯·希尼的定论：“评论变成了更零碎的东西，大体上，都是轻量级的。”当诗和诗人合成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的一个动态价值系统时，对个别诗歌的解读便是危险而孱弱的。但这次我必须放弃上述固见。因为诗歌被书写出来，不为别的，而是为了构建自我的主体性或存在性，此种构建显然是动态的、复杂的，这可以参照勒内·夏尔的解释：“在诗的内容中应当有同等数目的秘密隧道、手风琴孔眼和未来因素，阳光普照的港湾、诱人的蹊径和彼此呼应的生物。诗人是这许多构成秩序之物的统率。而这个秩序又是不安定的。”因此，不通过具体的作品很难进入诗人的独特的内心世界和他的艺术企图。

　　这里，无妨选取王跃强的《我原本就是一只乌鸦》来仔细阅读，这是一首流传较广的作品，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他的代表作。这首诗仅有十四行，全文照录如下：

　　遭尽咒骂，我原本就是一只乌鸦

　　至今，依然一身漆黑

　　仿佛“永不褪色的墨水瓶”

　　但我的心地雪白

　　眼睛明亮

　　我不希望凤凰到来

　　也不害怕锦簇的伤口上花香啼叫

　　我只坚守沉思和眺望

　　我很喜欢

　　自己的黑光芒。噢，多么地

　　像一砣不带阴影的铁

　　我包满火焰

　　站立在孑然一身的冷太阳下，难以

　　被寒风吹熄

　　通常会将这首诗歌解读为“关于痛苦和坚守的诗，带着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它引领读者如何看待世俗，如何坚守自心”。诗无达诂，对一首诗的训解过程是多角度掘进诗人的过程，任何一种读解都能自证成其合理性，但要知道，诗歌是内在个我的一种行动，但这种行动并非只发生在“我”的内部，而是有充裕的外部性的。亦即，诗歌包含了自我，也包含了他者，诗歌的生成是个我和他者在自我中的对语。如果按照我的观点，人之此在无非是本真的显示，而诗歌不过是最“元”始的一种，而这首《我原本就是一只乌鸦》毫无疑问是王跃强为个我“立法”的产物。在作品中，作者既不排斥黑，更不拒绝白，而是借助乌鸦这样一种世俗世界中并不吉祥和受欢迎的意象代表个我的存在。通常而言，人是生而孤独的，人只有“一个”，所谓“共同”不过是将人进行了化约，寻求理解或“另一个”永远是人的终极任务但却不可能完成，这就造成了“生”的困境：我是谁？我是否存在被认同的可能。显然，王跃强也渴望通过被认同来突破“生”的困境，他认定自己“原本就是一只乌鸦”，且以“依然一身漆黑”表达对个我形象的坚守，无疑是个我主体性或者说自我主权的一种宣示。我就是我，不惧“咒骂”，不期望成为“凤凰”，而是用“自己的黑光芒”证明雪白的带着火焰的内心。

　　我更愿意用“温和的叛逆”这样的词汇来笼统界定王跃强的作品基调。据说，王跃强除了大碗喝酒时，一向温文尔雅。这并不奇怪。酒和诗一直在文人身上相互表里，两者一阴一阳，将个我平衡地锁定在精神性肉体里。《我原本就是一只乌鸦》可以和启蒙时代郭沫若划时代巨作《天狗》对读。在民间，天狗也是一个并不吉祥的形象，但它吞日吞月的精神恰恰表明了个我是宇宙中的最大者，即“我”是“独一性”的存在，存在即“我”的一切。“我”只有坚持自己的“神性”，或者说坚持释放“我”的规定性，“我”才能不断建构自己。这样看来，对个我的构建永远是一个“乌托邦主义”式的任务，人人永远不能获得、完成自己，但一直在寻找、探索的路上，而诗人则是自我启蒙的先锋。于是，王跃强和大大小小的“飞奔”“燃烧”的郭沫若一样，实际上是试图在这个俗世中将自己建构起来，并不断维持个我的存在“感”。

　　“温和的叛逆”这样一种词汇表明，王跃强不拒绝先锋意识，但有意识地回避了先锋词汇。就个人而言，我虽不是诗歌或词语的原教旨主义者，但也坚守如下信条：诗人一定是语词的拥有者或原创者。毫无疑问，诗歌是一种言说，任何语词都可以进入诗歌，但是，必须指出，只有胎生的语词才会以潜意识的形式在诗歌里面裸露出来。也即是说，语词在先天上是排他的，和他人不该存在交叉——交叉、反复乃后天之习得。若交叉不可避免，诗人唯一要做的是，避免将那些自以为标志性的语词输入诗性。回到王跃强这里，不得不说，他的作品中“胎生的语词”极具标识意义。王跃强的所有诗篇都固守着“诗性”或“诗意”，亦即其遣词、造句、立意都讲究唯美的一面，即便本文选取的《我原本就是一只乌鸦》这样一首个我宣言性质的诗歌，都恪守“思无邪”的中道或诗教。显然，他没有忘记诗歌乃“心志”，“诗谓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中者，温和也，“中”不是人为的、制作的，而是诗歌之天赋之性，也就是说，诗歌本质上就是一种在人物之间包括个我之内进行勾兑调和以实现“中”境的精神“手段”。对“中”或者说诗歌精神的坚守，让王跃强的“叛逆”或彰显个我精神之作是温和的，而非金刚怒目式的。这样一来，他的作品就有了丰厚的内读性，即可以反复观摩、进入和品味。进一步的说明是，诗歌出于性情之真。不过，“真”非实质性的圆满状态，而是一种自我对接的和之道，古语有言：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诗歌之为诗歌，无非是按“神”即天理的意志，让一切情绪包含宇宙法则且中节罢了。

　　按照我的观察，王跃强有两个身份特征，一则按通行的说法，他是一个新“归来”诗人；二则他“受命”《中国诗人》社长，做起了诗歌的义务工。这两个特征都印证了王跃强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和另一位诗人施浩一样，“无论在场与否，诗歌都是无法剥离的命运，都是潜存在日常生活中用而不觉的‘道’。”罗伯特·潘·沃伦指出：“平时，我们称诗为‘上乘’‘下乘’之作，也说诗‘更为强有力’或‘稍逊力度’，这说法正确无疑。构成乐园中玫瑰的灵魂，被压抑在渐升的神赐的长堤与阶梯之中，但最终都被拯救出来，而且都获得了极乐；他们都‘纯’，因为他们都洗涤了致命的污垢。”毫无疑问，王跃强的诗和个我既得精神世界是“纯”的，其既向流俗或时间宣战，也时刻警惕自己的“沦落”，不断以诗歌这种手段涵养自己的存在。这里，可以印证一下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说辞：“这弥深的、以语言表达思考与感觉的需求，不是一种幻觉，而是我们所确知的人类都经验过的事实。它使我们仔细地聆听、爱和感受词语，它使我们搜寻它的声音，为了一种终极、完美和无可取代的心灵震荡，而这只能有赖于最敏锐的诗人来赋予它们。”

　　值得庆幸和欣慰的是，王跃强这个温和而敏锐的诗人正是通过诗歌将自己赋予给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