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作为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在呼喊

在美国文学史上，以历史和现实为写作题材的诗人不计其数，以未来或者乌托邦为写作题材的诗人极少，而以历史、现实与未来为写作题材的诗人更是凤毛麟角，其中彪炳史书的大概只有以一部《草叶集》闻名的沃尔特·惠特曼。

　　《草叶集》经过三十余年的不断增删，内容结构持续扩展，以深邃和充满激情的笔触叙写了美国的历史、现实以及对未来的构想。更为重要的是，惠特曼以超前的全球化意识歌颂了世界各国与民族共享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及对生活与世界的基本态度，包括强调民族性、民主、个人尊严、个性、性别平等、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的平等、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平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爱国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信仰，以及崇尚真实、善良与自然，追求创新与探索，具有生态意识并憧憬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因此在许多国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惠特曼在深呼吸，作为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在呼喊，他从不伪装，而是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惠特曼作为一个半人半神存在于《草叶集》中，他已不是同时代人所认识的那个惠特曼，而是一位神圣的流浪者，这正是真正的惠特曼，曼哈顿的儿子，粗壮、肥壮，好逸乐，吃着，喝着。作为三位一体的惠特曼，他把第三个人引入他的诗中，这第三个人就是读者，他把读者当成了他诗中的英雄，他与各阶层各种人建立着亲密的感情，他相信人人平等，把强盗、染了性病的妓女、奴隶、劳工和商人都纳入诗中，当成了读者。

　　惠特曼说着他个人的事，但由于他想做每一个人，所以他说出了任何诗人都未说出的话，所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唯一”的诗人。我们从他的诗中强烈地感触到他的民主意识和同样强烈的个人意识，用他的诗说，“他就是她的地理、生态、江河与湖泊的化身”“国家的仲裁将不是她的总统而是她的诗人”。他是一个先知，向人们指出了现实和他们灵魂之间的道路。

　　在《给一个妓女》中他这样写道：

　　只有太阳把你排斥，我才排斥你，

　　只有流水拒绝为你闪光，树叶拒绝为你发出响声，

　　我的话才会拒绝为你闪光并发出响声。

　　我的女孩，我和你定一个约会，

　　你要做好相称的准备，以便和我见面；

　　我要求你要有耐心，维持最佳状态，直到我来。

　　读他的诗，你感到他对众生之间应有一种深信、一种默契、一种对彼此的博大关怀，为之感动是他那慷慨大度的心灵品性，即他所倡导的“亲和性”。我们读他的诗就是在接触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诗中不仅注入了他自己的坚毅和傲慢，也注入了他的肉体和形体，不加修饰，不计模式，不顾法规，只顾他自己的存在和经验。用他的话说，他是一个不讲礼貌不懂规矩的人，是一个从人民中出来的粗孩子，不是复制品，是在美国长大的，是一句土话。

　　惠特曼的诗集为何命名为《草叶集》？这首《草是什么》或许算是一种回答：

　　一个孩子说草是什么呢？他两手捧着一大把递给我；

　　我怎样回答这孩子呀？我知道得并不比他多。

　　我猜想它是性格的旗帜，由充满希望的绿色质料所织成。

　　我猜想它是上帝的手帕，

　　一件故意丢下的芳香的礼物和纪念品，

　　我们一看便注意到，并说这是谁的?

　　因为它的某个角上带有物主的姓名

　　我猜想或者草本身就是个孩子，是植物产下的婴儿。

　　我猜想或者它是一种统一的象形文字，

　　它意味着，在或宽或窄的地区同样繁殖，

　　在黑人或白人中间一样生长，

　　凯纳克人、塔克荷人、国会议员、柯甫人，

　　我给他们同样的东西。我对待他们完全一样。

　　如今我看来它好像是坟墓上没有修剪过的美丽的头发。

　　（李野光 译）

　　诗人对草的思考源于一个孩子的提问。通过诗人的迟疑回答，读者一方面可以看出诗人的奇思妙想，另一方面又觉得草似乎还包含着更多的意义，诗人尚未做出解释却有待于读者思考其意义。概括诗中的描述，不难看出，“草”至少象征了旺盛的生命力、天然而普遍的美以及平等民主等方面的精神。

诗人的立场

风信鸡

铁匠制成了它——

　　有冠，有尾。

　　它登上了尖顶，

　　世界是新的，

　　各种各样的风。

　　它反应敏捷，

　　趾高气扬

　　竖起羽毛

　　对着每一阵风啼鸣，

　　在风暴中

　　它长长地伸着脖子。

　　直到有一天它锈了，

　　锈住在一个方向——

　　方向偏北。

　　这是风来得最多的

　　方向。

　　（飞白 译）

　　挪威诗人奥拉夫·赫格的诗有很强的哲理意味，但他的写作立场不是道德家的立场，而是诗人的立场。他诗中的哲理并非简单的“教化”，而是专注于事物丰富的意味，并以具体准确而平和的方式把它揭示出来。在他的诗中，我们很难将事物复杂的意味简化成“非此即彼”的评判，它的意味是朝许多可能的方向洞开的。这种近似于与读者的交谈或对话的写作姿势，体现了诗人成熟的智慧和谦朴的情怀。

　　风信鸡是欧美国家公理教教堂塔尖上高擎的金属圣物与饰物。它高居空中，起风时就旋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由于风信鸡特殊的宗教含义，许多诗人和作家都以它来指代信仰和方向（风向）。比如，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其代表作《夫妇们》中就反复以风信鸡来隐喻传统宗教的衰落和人的异化。小说结尾时，一场大火焚毁了教堂，但风信鸡却幸存了下来。而没有教堂托举的风信鸡，犹如失去信仰基础的现代人，只剩下了欲望的争斗。德国著名作家、诗人格拉斯也在代表性诗作《风信鸡的长处》中，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伪善作风的反讽。

　　但赫格笔下的《风信鸡》与上面两位作家相比，其寓意要显得“暖味”一些，诗人似乎只是平静客观地描述了风信鸡由新变旧——由“趾高气扬竖起羽毛对着每一阵风啼鸣”到“锈住在一个方向”“风来得最多的方向”的过程。但如何理解这个“过程”所暗示出的意义呢？诗人将主动权留给了读者。一方面它可以视为对宗教衰落、信仰缺失的现代人生存状况的痛惜之情；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对那些全无主体的精神、只知随风而定向的盲从者的反讽，它（他）们的信仰不是坚定清醒的选择，而是蒙昧的信仰，是“锈住”的被动认同。

诗的奇迹

心不在焉的死者

昨天有一位美人抚摸了

　　我所躺卧的坟墓，

　　我在地层下不由得一动，

　　迷恋上那一对迷人的纤足。

　　甚至我永恒的安谧也不永恒！

　　你不会相信，可我站了起来，

　　姑娘不小心掉落了头巾

　　我弯下腰来递送给她，

　　完全忘掉我已死去很久。

　　（曾梦白 译）

　　查希特·塔兰哲，土耳其诗人。让爱与美战胜死亡是很多诗人的信仰，这首《心不在焉的死者》，在这里将其具体化了。

　　诗人如果只写了前半段，说明“永恒的安谧”也“不永恒”，已将主题点破；后半段告诉人们一个阴阳互换的奇迹，也是诗的奇迹。

一首诗写出了一个诗人的命运

俄罗斯诗人玛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的诗相当整齐，在我的文档里，收藏了她的上百首诗，最令我过目不忘的，是这首《约会》：

　　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

　　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

　　是的，我将被攫夺

　　在春天，而你赋予的希望也太高了。

　　我将带着这种苦痛行走，年复一年

　　穿过群山，或与之相等的广场、城镇，

　　（奥菲尼娅不曾畏缩于后悔！）我将行走

　　在灵魂的双手之上，无须战栗。

　　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

　　带着血，在每一河湾、每一灌木丛里；

　　甚至奥菲尼娅的脸仍在等待

　　在每一道溪流与伸向它的青草之间。

　　她吞咽着爱，充填她的嘴

　　以淤泥。一把金属之上的光的斧柄！

　　我赋予我的爱于你：它太高了。

　　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

　　（王家新 译）

　　此诗一开始就道出对命运的直觉，为一首诗定下基调。

　　因为不可能的爱，诗人在天空深处看到了自己的葬礼。“太高了”的爱，在要求一种相称的精神幻境。

　　一首诗写出了一个诗人的命运：活于大地而死于天空。

　　别的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寻常事能否写出诗来

割草机抛锚了，两次；跪下，我发现

　　一只刺猬挤进去把刀片塞住，

　　被杀死了。它在高高的草丛里。

　　我以前见过它，甚至还喂过它，一次。

　　现在我伤害了它小心翼翼的世界

　　无法弥补。埋葬也不是帮助：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了它还没有起。

　　死后的第一天，新的空白

　　总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小心注意

　　对方，我们应该仁慈

　　在我们仍有时间之时。

　　（桑克 译）

　　这是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割草机》。割草机割草时把一只刺猬绞死了，就这么一件寻常事，能写出一首诗来吗？常人不能，一般诗人或许也不能，但拉金写出来了，又写得这样好。诗分两层，先写事实，再发感想。事实先说刺猬被杀，再说自己以前还喂过它。写得颇细，似不经意，实际上是精心选择过的，用作抒发议论的基础。议论呢，先说第二天早上，刺猬再也不能像我一样起床了，是怀念；然后推想开去，“我们应该小心注意／对方”，更扩而言之，“我们应该仁慈／在我们仍有时间之时”。宽和地表露了仁慈之心，而且及于万物，否定了人类中心思想和漠视他人的自私，唤起普遍的共鸣。看来，诗人的第三只眼睛开掘在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对生活观察之细致与感受之敏锐，否则杀死一只刺猬便会无动于衷；另一端则是对于人类乃至万物的终极关怀，具有崇高博大的思想。时下的写诗者似乎有一种排斥思想的倾向。其实诗应当排斥的只是干巴巴的说教，而不是渗透到诗人骨髓里的能融于情、寓于象、表现于诗性语言的思想。拉金这首诗终究还是以思想取胜。试想，如果这首诗只剩下写事实的前四行，难道不感到某种不足吗？还有现在这样丰富而深刻吗？

由实及虚由表及里的诗的叙述

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苏联诗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红星报》记者，以后一直从事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

　　他有一首《旗》，是这样写的：

　　旗不能点燃香烟。

　　开玩笑也不能在旗的下面

　　和旗的旁边。

　　也不用去补——如果旗被子弹打穿。

　　打穿了的旗不会流出血来，

　　用不着为它裹上绷带！

　　旗要流血，

　　当它被抛弃在地。

　　而在抢救伤员时，

　　用它包裹

　　赤裸汗湿的身体，

　　旗不会

　　生气。

　　它不怕

　　自己身上留下血迹。

　　血——不是脏东西。

　　而被打死的人，

　　如果确实是英雄，——

　　可以用旗

　　暂时遮蔽。

　　永久地盖着

　　它却不允许。

　　因为活着的人

　　需要旗……

　　（许贤绪 译）

　　全诗纯用第三人称，以一种表面冷静而内心火热的笔调表达了对“旗”的崇仰和敬畏之情。这里的旗显然是军旗，是国旗，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具有极其神圣的意义。但作者避开通常的慷慨陈词的俗套，通篇采用一种很家常的老朋友、老战友之间聊天的方式，自然散漫，娓娓而谈。

　　旗不能点燃香烟，也不能在它附近开玩笑，作者叙述的角度愈小，语气愈随便，愈能折射出旗在他心目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在他的心目中，旗已不仅仅是一个物件，而是有生命的存在，它“不会生气”“不怕自己身上留下血迹”，与战士已完全融为一体，荣辱与共，生死同在。

　　诗的叙述由实及虚，由表及里，到“而被打死的人，如果确实是英雄，——／可以用旗／暂时遮蔽”。“旗”的本质意义逐渐凸现出来，它是荣誉的象征，是给为和平而战的英雄的最高奖赏，但“旗”的意义毕竟应该是向着生者而在，是为生者指引方向的。在末句，“旗”的本质得以定格，诗意得到升华。由于全诗的拉家常式的叙述笔调，为这种升华做了极充分的铺垫，所以水到渠成，毫无牵强或故意拔高之嫌。这不得不归功于作者独特而平实的叙述手法。

　　还有《等着我吧……》：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股脑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荐……

　　你可要等下去啊！千万

　　不要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就让那些不曾等待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明白——

　　只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苏杭 译）

　　这首诗技巧贫乏，语言单一，结构平凡，但其语感的准确和妥帖，节奏和情感的融会与和谐，对一首短诗来说已足可站住脚跟。至于诗人在把握爱的力量时是否合乎分寸，他所表达的感情是否过分强烈，倒是值得分析。先说爱是否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个命题在浪漫主义充斥的年代是多余的，那时候不管鼓励还是禁止提及爱情，但人们是普遍相信爱的力量，相信爱情有超常的本领，能够在关键时刻抗拒或改变既定命运的。而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当人们把爱情与其他美好事物的光环一起摘掉以后，爱已从空中降到地上，甚至已被人们不自觉地逐出精神领域。好像爱不再是生活的要素，不再是一个人生命中独有的宝藏和源泉，而仅仅是生理机能的自然欲求，可以随便划归到廉价的消费范畴。在现实的层面上是这样，在文学创作的天地里竟然也是如此。但是，只要不怕戴上保守的帽子，我们还得相信爱情，并且更加看重它的珍贵。

　　再说诗人有没有权力夸大爱情的作用。其实不只是爱情，这关系到对所有美好事物的处理问题。且从反面来说，夸大残暴、强权、邪恶、卑俗的作用是否可以？愚以为只要写作者不是出于助纣为虐的动机，有意地为其张目和造势，而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审美恐惧，避免麻木、顺从、软弱和纵容，那就非常需要和必要。同理不赘，爱的力量无论怎样夸大，其副作用都不会太大，只要不使人到了痴妄的地步就行。西蒙诺夫在诗中说，正是由于爱人的等待，才把“我”从炮火纷纷的绝境中拯救出来。用这样的方式礼赞爱情，或许一点都不过分。它不仅适用于战乱的年代及众多的特殊时期，在日益枯竭的日常秩序中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尽管爱有时候使人愚蠢，使人荒唐，有的爱还可能使人一生疼痛，但这并不能作为不去珍重和信任爱情的证据和理由。仅仅从关乎人性平衡的角度来说，也不可放弃对爱及其他美好事物的褒扬。因此，像西蒙诺夫《等着我吧……》这样的诗，恰恰值得我们以及下一代继续吟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