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长江到了池州，被巨大的沙洲隔开，分成两股，一股是夹江，另一股是正江。沙洲就是凤凰洲，属枞阳，也不知道它这个名字是缘于什么来历。沙洲常年被树木掩映，绿油油的，即使秋冬季也是如此。所以，怎么看沙洲都像一只伏在水面上的只鸟。江水过了凤凰洲，又合在一处，汇合之地就是江口。江的那边是枞阳，从池州去枞阳，因有凤凰洲的阻隔，就需要绕道至江口搭乘轮渡过江。

　　我第一次去江口，是很多年以前，那时我才二十几岁，要去巢湖办事。我坐在客车上，等待着轮渡过来。听说百年前的江口是个蛮荒之地，长满芦苇的沼泽。但此时，我眼前的江口早已经是一个略具雏形的小镇了——起码它有了一条泥泞的街道，这都要归功于这个轮渡码头。客车在渡口停下来，等待渡江。时值秋天，江面开阔，天空很高远，空气清新，码头上安安静静的没有市声。唯有刚刚走过的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路，让我不甚愉快。本来我可以不从这里走的，但我从来没有到过江口，我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是为了满足我对陌生之地的好奇。在那个年纪，我对陌生之地的向往，非常强烈。但在现在的我看来，当时的那种向往是幼稚的，因为世上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两样。

　　可是这一次我失算了。前面传来消息，说是轮渡出了点问题，可能要等上三个多小时，才能回归正常。司机摇上车窗说，你们要是等得着急，就去附近大堤上逛逛，看看风景，只是不要走远，轮渡一修好，我就按喇叭叫你们。那时的交通极不方便，有什么意外也无法改变行程。旅客们骂骂咧咧，但也只得如此。我缓步在江堤上走着，一个人不知不觉地走到二里开外。

　　一个腰身快弯成九十度的人，从堤下枯黄的藤蔓中钻了出来，吓得我一跳。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他的上半身几乎和地面平行，行走的姿势像一只驼鸟。他的出现让我猝不及防，我定了定神，才看清他是一个瘦弱的、残疾的男人，手里还捧着一个大南瓜。显然，他是冲着我来的。

　　你看看这个南瓜！他的眼光有点热切，脸上洋溢着讨好的笑容。他手捧的确实是个上好南瓜，硕大，正正圆圆的，虽然看起来外皮粗糙，但我知道南瓜越是外表粗糙，剖开来，它的肉就越鲜艳好看且厚而好吃。我接过他递过来的瓜，翻来覆去地打量着。这显然出于他的意料，他没想到竟有一个陌生人对他的瓜这样关注。他有点不自在地搓着手，像一个初出茅庐的画匠，第一次向人展示自己的作品一样的忐忑不安。他对我说，是吧，这真的是个好南瓜，我种了这么多年的瓜，也没有种过这么好的瓜。他不断地向我夸耀他的南瓜，兴奋得像个孩子。我愣住了，一个和我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如此热情、不厌其烦地介绍别人不感兴趣而仅仅他自己引以为豪的南瓜？

　　我问他，你莫不是想把这南瓜卖给我？他笑了起来，笑得很灿烂。他抱紧那个南瓜说，不卖，这个南瓜我不卖。在这个时候，我才猛然想起他可能精神有点不正常。我把瓜还给他，顺便说了一句，不卖是对的，这是个好瓜。他听了，似乎受宠若惊，也许在他卑微的生活中，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人肯定过他，称赞过他，和他有相同的意见。而这一次，我带有赞美的结论足以让他愿意邀请所有他认识的人，都来看一眼他收获的完美的南瓜。

　　这个男人满足地抱着他的瓜走了，他驼鸟一样的身躯，慢慢地钻进了秋天的那一片枯黄之中。刚刚我还不知如何是好，现在我站在江堤之上，心中却有了一丝沉重。江水在奔流，滔滔不绝。枯水期的岸边，那些顽强的树，终于挣脱了水的羁系，裸露出了它们被冲刷出来的伤痕累累的根。广播里的歌声响起了，是香港一个电视剧中的主题歌：“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在当时，这是我觉得最时尚、最流行的音乐，我们每一个同事都会哼唱。它有着那么一股说不出的激情，又有些悲凉、无奈的成分在其中。在歌声中，我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路，还是无法排解心中隐隐约约的钝痛。我再回头去看那个驼背的男人，他已经在他的南瓜地里消失了。上天把身体的丑陋和精神的残缺一古脑给了这个人，不可否认，他应该是人世间最不幸的人之一。但是，他和世间所有的人一样，也有他的追求和成就，即使这种追求和成就，是很低微的，低微到甚至是一个有品相的南瓜。

　　有个乡亲荷锄走过来，对我说，驼子又在给你看他的瓜了吧？只要有人从这里过，他都要给人家看他种的瓜。他脑子不好，什么事也不会做，只会种瓜。他夏天种西瓜，秋天收南瓜。不知为什么，他种的瓜又大又甜。我随口说，想必是江口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有江水滋养的缘故吧？那个乡亲笑了，那倒不是，有的人种瓜就是不行，一样的土地，种出来的要比驼子种的瓜小很多很多，话说回来，这驼子种瓜可是一心一意的，他不仅是种瓜，还爱瓜。换作旁人，他能做得到吗？

　　因为和这个种瓜男人的偶遇，让我记住了江口秋天的景致。落叶一片片地在脚下飘散，芦苇倒伏，许多不知名的野草已开始枯黄。但是这些卑微的落叶、芦苇、野草还是不甘于自己的命运，在风的吹拂中，在贫穷中表达着它们存在的欲望。

　　后来的一个秋天，诗社的方老师邀请我们去她老家品农家菜，吃农家饭，顺带看看江口的景色。方老师的老家就在江口镇上，从贵铜公路下来，拐进一条小路，走过一个田畈就到了她家——确切的说，是到了她父亲家。方老师是个诗人，是个文文静静的诗人，轻声细语，温婉内敛。我不喜欢那些善于抒情的人，有时候，往往正是他们夸张的抒情破坏了聚会的氛围。在我的想像中，安静、优雅的方老师，应该出生于那种不愁生计的家庭，从小就过着优裕的生活，然而，我到了江口之后，这个想像才归于现实。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方老师的父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我们喊他方叔。方叔一个人住在一幢三层的楼房里，这样的楼房在江口是普通的，几乎家家都是。楼房的后面，是一平房，黑洞洞的，堆放着杂物，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方家居住的老宅。从平房到楼房，只隔有一米多远，抬脚跨两步，就可以从平房进入楼房。我忽然想，这两步，是不是从贫穷到小康的一步呢？因为正是它，表达出了方家和江口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女诗人们在厨房里烧菜，我们则是在屋前屋后乱转。这是一个土岗，许多房子就建在岗上。前面可以看到贵铜公路，后面可以望见长江。邻居家门前的晒场上，有一个水泥封起的土堆，我猜测它可能是一座坟茔，因为在土岗的下面还可看到类似的土堆，有的墓碑还在。这似乎是这个土岗遗留下的某个标记，但它总是被人忽略，并不引起人的注意。

　　方老师的姐姐在市立医院工作，方家的两个儿子都在省外，大儿子是南京大学的博导，小儿子在北京一家研究所工作。家中有一张全家福，镶在像框里。老人拿来给我们看，他说，这就是我一家人，一看到这张全家福中的儿女，就像看到了许多只鸟。真的，我把他们当成飞出去的鸟。方叔建议我们去二楼和三楼看看，那里，每一间房都打扫得很干净，每一间房中的被褥都堆放在床上，用白布盖着，防止积聚灰尘。年年如此，临到过年时，这些飞出去的鸟，全都要飞回来，飞回属于他们的房间里。

　　吃饭的时候，方老师和我们谈起了她的家族史。那是民国二十四年，方老师的祖父从江北枞阳渡江逃荒，来到江口，因为没有土地，只好栖身在这一片乱葬岗上。祖父向沼泽要田地，种粮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十多年过去了，方老师的祖父给他的五个儿子每人划了一块地，在岗上筑起了五间瓦房。方叔是方家的老三，成年后娶了媳妇，老三媳妇是村里公认的最美、最聪明的女人，不仅如此，她还是江口村的妇联主任和妇女队长。遇到难解的问题，比方说邻里的矛盾，只要她一出面，三言两语，人们莫不信服，再大的事情都会顺利地化解。结婚不久，他们的大女儿来到人世，紧接着又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方老师是其中最小的那个。

　　又过了好多年，方老师的大姐要出嫁了。那时候，方老师还很小，她在贴着大红喜字的箩筐中间欢快地奔跑，因为箩筐里有许多鸡蛋，涂在蛋壳上面的小粉红散发着星星点点的喜悦。方老师跑着跑着，突然看见姐姐在哭、母亲也在哭。在这很热闹的时候，她弄不明白姐姐和妈妈为什么抱在一起哭。她认为姐姐出嫁是令人高兴的事，大人们为何要为高兴的事伤心。幼小的方老师当时就在想，在喜庆的日子哭哭啼啼的，不是个好兆头。果然，三年后，大姐得了忧郁症，在一个夜间走失了。方老师的妈妈，这个历经磨练的妇女队长也挺不住了，她带着一家人漫山遍野地呼号，在电杆上、车站的墙壁上贴着小广告，几乎访遍了附近所有的村庄。方老师流着泪说，这么多年了，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大姐。方老师望了一眼门外，对我们说，你看见天上的白云了吗？那些日子，我母亲一直望着天上的白云，她常常自言自语，说天上的云往哪里飘，我就往哪个方向找，往东飘，我就去东边，往西飘，我就去西边。白云指引着我，它会带我找到我的女儿的。可是天上的白云并没有方向，它们在天上跑得疲倦了，就会慢慢地散去。白云没有了方向，母亲找大姐也没有方向，母亲找得疲倦了，就回家躺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母亲走后，方叔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方老师说，父亲为母亲治病，欠下了许多债务，一家人走进了无助和迷茫之中。父亲每天早上出去做工，星夜才回家。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他还是给孩子读书，而且一个也没有拉下。苦难是一只发烫的熨斗，它会把心底里因伤痛而留下的皱褶，渐渐地熨平。一直到大哥考取了博士，二哥出国留学后，这个家才在悲伤中重归平静。我无法想像一个精瘦的男人，怎样在那种艰苦的年代，养活了四个孩子，给他们上学、读书，并且每个孩子都修成了正果。我看了一眼方叔，他似乎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只是静静地听，偶尔喝一口酒，不发一言。

　　后来，我的单位也搬到了江口。接踵而来的还有许多工厂、学校、房地产开发商。不管是荒芜的，还是肥沃的土地，都被城镇化的建设渐渐地淹没了。紧跟着房地产开发商而来的还有世代居住在乡村的农民，他们看到房价像青葱一样上涨，最初在城里的买房者资产都已经大幅升值，于是纷纷进城买房。可是他们迟了一步，房价已经涨到了阶段性高点。相比主城区而言，江口新区的房价还在低位。绿地控股进驻江口后，宣布要再造一座新城。新开的楼盘前摩肩接踵，首开的楼盘瞬间售馨。

　　老徐是我们单位聘请的保安，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早些时候，他带来了六个村里的亲戚，组成了一个公司，承包了附近五个单位的保安工作，这样，他自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公司的头头，可以不上班了。空闲下来的老徐常去绿地控股的工地上走走，走着走着，就动了买房的心思。售楼大厅里，沙盘展现出了令人激动的前景，老徐在激动中参观了样板房，又在样板房中徘徊了一个上午，流连忘返。回来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说我怎么这么笨，迟疑不决的，不敢下手，你看才三个月，绿地城的房价都涨了三千五了！

　　我说，你要是买，还来得及。你看这势头，可能还要涨。因为地产商要把房子卖出去，只有涨价这一条路，不然，房价一跌，谁还来买他的楼？老徐一听，觉得大有道理，竖起拇指夸我说，读书人就是见识高，我下决心了，买它一套，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这次老徐是下了狠心，四处筹钱。我也不知道我的建议对不对，心中有些不安，老徐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倘若建议错了，房价下跌，岂不害了老徐？我找到了他，对他说我的建议只供参考，还是你自己拿主意。老徐哈哈大笑，很豪爽地拉着我的手说，就是房价跌了也没有什么，我是买来住的，不是买来炒的。想不到保安老徐说出这样话，不仅有点哲理，还有点洒脱。我休了一天假，自告奋勇地陪老徐去售楼部看房。售楼部的大门前铺着红地毯，拴着许多五光十色的气球，气球下面挂着“美好人生，从此开始”之类的广告语，只是那些红地毯上有许多污泥、散落着瓜果皮、塑料袋和撕碎的纸屑，有的气球已经碎裂了，显得很邋遢，杂乱无章。看房的人们夹杂着各种乡音，他们来自附近的乡镇，我在想，这些进城的农民，离开了他们的土地，将怎样在这个城市中生存？

　　老徐不以为然。他说蛇有蛇路，鳖有鳖道，到哪里都饿不死人，说实话，我喜欢城市生活，比黑灯瞎火的农村要有趣多了。他相中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新房，客厅朝南，采光好，而且在一楼，有个矮冬青树围起的小小院落。老徐说，有个院子好，可以种菜。我说，城里是不许种菜的。老徐白了我一眼，我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菜，谁敢管？售楼处的小李凑过来说，大叔好眼光，这样的房子只剩一套了。小李是江口本地人，开发商征了他家的地，就安排他来公司工作，除了保底工资外，卖一套房还有额外的提成。小李说，这套房一百平方米出头一点，每平方米三千五百元，要三十六万多。现在公司做活动，看在大叔你在江口上班，实心实意买房的份上，我去找领导给你个整数，三十五万，不过要全数付清，才能交房。

　　迟疑了一会儿，老徐对小李说，说实话，我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得缓个把月。小李说那行，我给你把这套房号在这里，期限是一个月。一个月后，如果有人来买，我就不管了。老徐很快找他公司的几个哥们，借了五万，还不够，又打电话给在江苏打工的儿子，儿子的钱是定期的，要一个半月后才能取到。一个半月后老徐终于把购房款凑齐，来到售楼部。小李说，实在不好意思，前天公司开了会，房子涨价了，现在每平方米要三千七百元，就算给你优惠，也要三十八万。老徐一听傻眼了，他说不带这样玩的，我是预订的。小李笑笑，预订是要定金的，你没付定金，就不能算预订。我从中协调说，不就三万嘛，不能因小失大，你现在交个定金定下来，再去找钱，看这势头，房价还要涨。

　　我借给老徐两万，他又从亲戚那里借来了七千元。第二天，我看见老徐精神非常亢奋，他对我说，我凑齐了，又凑了三万元。我看见他似乎有点疲惫，问他在哪里找到钱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去血站卖血了，卖的不多，四千元，晚上做点好吃的，就能补回来。我也为他高兴，虽然凑钱的过程很艰苦，到底圆了他买房的梦了。老徐说，明天你陪我去售楼部，我是个粗人，法律知识欠缺，你得给我把把关。可是到了第二天，我等了两个小时，也没有见到老徐的影子。我打电话给他，电话那头，老徐戚戚地说，房子买不成了，他的老伴中风了，正在医院抢救哩。

　　从此老徐再也没有和我提起过买房的事了。

　　这个秋天，我又一次来到了轮渡码头，呆看着江上帆船点点，瞭望着对岸晴川历历。这时候，轮渡拉响了汽笛，像是倾吐心底的惆怅。一只白鸟，从容而优雅地从堤岸上飞走了，消失在江面上，这让我感到自己的平庸是这样的无可比拟。但我知道，长江东去，正是这些平庸和卑微的浪花，才形成了滚滚而下江流，它们一直向前，永不停息。